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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青团发展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团先于党而诞生”的观点,尽管随着党史、团史研究的深入,这个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初已经在事实上得到了纠正。1992年5月3日,中共中央致信共青团中央,热烈祝贺建团70周年;次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中国共青团建立70周年暨五四运动73周年纪念大会,江泽民、乔石、宋平等中央领导参加。但是“团先于党而诞生”的观点依然不时被人提起和重申,所以有必要说清这个观点的由来及其不确切性。
“团先于党而诞生”观点的由来
这个观点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建党纪念日后出现的。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不曾明确提出党的诞生纪念日的问题。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抗日战争研究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出席会议并作题为《论持久战》的讲演。他在讲演的开头部分说:“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中央领导人首次明确提出党的诞生纪念日问题。当时在延安曾经参加过一大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他们回忆中共一大是7月份召开的,但记不清楚确切日期,又加上缺乏档案材料,一时无法查证,所以就把7月1日确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他们这样确定党的诞生日,说明他们共同认为中共一大的召开是党诞生的标志。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日四周年纪念指示》,沿用了毛泽东的说法,说“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的把“七一”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进行纪念的第一个文件。由于这个文件的发布,党的诞生纪念日就被确定下来。此后,便以每年的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纪念日,并且以中共一大召开的1921年作为党成立的起始年份。
在中共中央明确党的诞生纪念日的时候,由于在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中已经没有了共青团组织,所以没有涉及团的诞生日问题。这是因为在1936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了《關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决定把青年团改造成为抗日青年群众组织,所以这时原来的共青团已经变成了青年救国会。但是,党领导下的青年运动一直持续发展,所以记述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历史的文章和资料始终在各个抗日根据地流传。这些文章和资料必然会涉及中国青年团组织发展的历史,并且都是从1920年8月中国青年团早期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立开始的,甚至许多文章和资料就直接明确说青年团是在1920年诞生的。这样一来,就似乎给人们留下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观念:团是1920年诞生的,而党是1921年诞生的。在当时那种面临艰巨复杂形势的战争条件下,人们不会去深究党的诞生的标志是第一次党代会,而团的诞生标志是早期组织成立日这个标志事物的差异,所以在不经意间就产生了“团先于党而诞生”的认识。
由于这样一个原因,也是在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中就出现了如下的表述:“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大革命以前及大革命初期,的确发生了很大作用,这是因为团比党成立为早,和当时党尚属薄弱的原故。”又过了将近8年,在1949年4月12日,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大作政治报告时,又沿用了这个说法,两次说到团先于党而诞生的话。他先说的是:“1920年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是先于中国共产党而诞生的,它对建党工作在某种意义是起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作用。”隔了几句话又说的是:“但由于青年团先于党产生的影响,以及在大革命末期,青年团在反对陈独秀机会主义斗争中产生出的对党不够尊重,形成了青年团的先锋主义的第二党倾向。”由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大后,要传达、学习和贯彻任弼时的这个政治报告的精神,所以使得“团先于党而诞生”的观点在许多老同志、老团干的心目中留有十分深刻的印象。
“团先于党而诞生”观点的依据颇为牵强
通过上面的情况说明,“团先于党”的观点形成事出有因,并非没有依据。但是这个观点依然是不确切的,因为它的依据颇为牵强,没有准确地反映党和团组织创建的历史。如果全面考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团创立的历史过程不难发现,党和团的组织都经历了一个由早期组织到正式建立的过程。现有的历史资料反映,中国第一个青年团的早期组织是在1920年8月22日于上海建立的,这个组织是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委托本组织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出面发起组织的,目的是为了使青年团组织成为“中共的后备军,或可说是共产主义的预备学校”。俞秀松在1930年1月1日写的自传中说:“1920年春,我们曾想成立中国共产党,但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之间未达成一致意见。这第一次努力没有成功。过了一段时间,在第二次会议上,我们宣布我们党的存在(当然,我们党正式存在是在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事情)并选举陈独秀为临时书记。他被委派负责在四个大城市(上海除外)成立我们的组织。我作为上海的领导成员之一,实际上是一个人承担了上海的全部工作。根据党的委派,我组织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现称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人夜校和俱乐部。”这些资料充分说明是党的早期组织领导和组织建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因为这时“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上海党的早期组织成立后,陈独秀又函约一些地方的共产主义者建党建团,所以在1920年秋冬和1921年初,在北京、天津、武汉、长沙、广州等地也先后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而这些青年团的早期组织或者是由当地的中共早期组织领导和发起建立的,或者是由党的早期组织派人组织建立的,因此在个别地方确实出现了先有了团的早期组织,而没有建立党的早期组织现象,但是这也不能作为团先于党建立的依据。因为从总体上看,在全国的范围内是先有党后有团,个别地方先有团后建党是限于历史条件的特例,不能以偏概全。正因为有这样的原因,许多老一辈革命者是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入团,在中共一大召开后入党,这也是特殊历史条件造成的结果,也不能作为“团先于党而诞生”的依据。
在20世纪初的中国,党和团作为从民间产生的全国性的政治组织,不可能一蹴而就,说成立就能成立,总是要经过一个由早期组织到正式组织的发展过程。现在,关于党的这个发展过程已经得到社会公认,也就是党的一大召开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标志。但是团的这个发展过程,因为有“团先于党而诞生”的说法,就变得有些扑朔迷离。因为如果按照“团先于党而诞生”的观点,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组织的成立就表明中国青年团组织的正式成立,团就没有从早期组织到正式建立的发展过程。但是这样一来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为什么党正式成立是以中共一大召开为标志,而团却以早期组织成立为标志?从党和团建立的历史来看,党由早期组织到正式组织的转化是平稳顺利的,而团的这个发展过程则显得曲折和复杂。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中有如下明确记载:1920年8月以后各地建立的团的早期组织,“只不过是带有社会主义的倾向,并没有确定了哪一派社会主义。所以分子就很复杂: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也有,工团主义者也有,莫名其妙的也有。因为分子如此复杂,所以凡遇见一件事情或一个问题,各人所提出的解决方法或意见,就不能一致,常常彼此互相冲突。在这种状态下面,团体规律和团体训练,就不能实行。团体的精神,当然非常不振。到1921年5月,看看实在办不下去了,就只得宣告暂时解散!”同一文件后面又说:“可是团体虽已解散,而其中一部分有革命精神的分子,却总是试图恢复的。刚巧张椿年同志那时从俄国回来,受了国际少年共产党的命令,要在中国组织少年共产党。拿这事情与一部分老团员商议。商议的结果,大众都以为不如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恢复,内容加以整顿。于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就于1921年11月正式恢复。首先恢复的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各处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后恢复了。”对于青年团的这段历史,虽然部分当事人后来不同意“解散”的说法,使用了“无形停顿”这个词,但是团的早期组织曾经一度停止活动毕竟是不争的事实,另外1920年8月以后成立的团的早期组织和恢复后的团组织在思想信仰、组成人员乃至性质方面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也是不争的事实。同时,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在青年团早期组织的这个从“停顿”到恢复的过程中,1921年正式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和组织作用。1921年11月由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署名签发的《中共中央局通告》明白无误地写道:“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事情很显然,如果面对青年团的这段发展历史,还说青年团是先于党成立的,未免显得有些牵强和缺乏历史依据。
中国共产党缔造了中国青年团
一个全国性组织的建立需要有统一的章程和正式建立的中央领导机关,应该是惯例和常识。而在1921年11月以前,全国性组织正式建立必备的这两个基本条件青年团并不具备。
首先看章程。1920年8月以后建立的青年团早期组织都是各地各自制定章程,这一点很多历史资料都有记载,应该说是不争的事实。另外,1922年5月团一大通过的团章附则第三十四条明确提出:“本章程由本团第一次全国大会议决,自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日起发生效力;从前各处青年团的章程,一律取消。”这也是在团一大前全国没有统一的团的章程的有力旁证。
其次看中央领导机关。1920年8月成立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只是地方性组织,所以在刚建立时不可能设全国性的领导机关。由于这个原因,中共党史出版社在2006年7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作了如下的记载:“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在当地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北京、武汉、长沙、广州也先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先进青年中发展团员。同年11月成立了团的临时中央局,俞秀松为书记。”也就是说在上海团的早期组织成立将近三个月后,建立了全国团的临时领导机构。在这里且不分析临时机构与正式机构的差异,就是这个临时机构是否存在还需要商榷。因为按这个大事记的记载,俞秀松曾担任这个临时中央局的书记,但是俞秀松在1921年7月,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却根本没有提及这件事。他在报告中是这样说的:“本年4月初建立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遂将在上海发起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移交与它。这个委员会应当进行改组,以承担更加系统的工作。”从这些叙述可知,在上海建立临时中央机构的时间是1921年3月或4月,而不是1920年11月。俞秀松是这件事情的当事人,而且被说成是团临时中央局书记,如果在1920年11月真的建立了这个团临时中央局,他不会不在这个报告中提起,也不可能说在1921年3月(或4月初)才在上海建立了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因此,关于在1920年11月建立团临时中央局的记载存有疑问。更何况在1920年11月全国完成团早期组织建立的城市也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就设立团临时中央局的可能性本来就不大。
那么,再看1921年3月或4月初的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如果我们联系上文引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文件所说的在1921年5月,青年团就解散了,那么这个临时中央委员会的存在与否也就值得怀疑了。俞秀松是1921年3月29日离开上海赴北京,然后取道长春、哈尔滨后出境赴苏俄莫斯科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在当时那种通讯联系的条件下,他能了解的情况应该只能是1921年3月以前的事情,所以他的这个报告不可能谈到他离开上海后的情况,所以也就不能把他的这个报告作为在1921年3月以后是否建立了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依据。尽管如此,还是应该注意俞秀松在这个报告的最后说的一段话:“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不久,还不够集中。鉴于这种情况,团近期的任务是建立紧密团结的中央领导机构,以集中全团领导和监督团的活动,研究一些问题并向地方支部发出指示。”这说明就是俞秀松也认为经过全体团员选举产生的机构才是“紧密团结的中央领导机构”,只有这样的机构才能“集中全团领导和监督团的活动”,这也就是说俞秀松在当时也认为青年团的建立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
此外,还有人依据俞秀松的这个报告,认为在1921年1月中国青年团组织就建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个观点来源于下面一段话:“至于说到团的机构,那么上海青年团最初只有一个四人组成的主席团共同领导团的全部工作。今年1月,团员人数增加了,就建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八个处组成,即秘书处、教育处、组织处、调查处、编辑处、宣传处、联络处和图书处。每个团员都在一个处担任工作。其他地方也进行了这样的改组。”在这段话中,俞秀松虽然使用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个名词,但是只要经过认真分析真正读懂这段话,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俞秀松所说的在1921年1月建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只是上海团组织的领导机构,而并非全国团组织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否则就无法理解“每个团员都在一个处担任工作”和“其他地方也进行了这样的改组”这两句话。因为作为全国的中央领导机构不可能是每个团员都在一个处担任工作,除非在当时“每个团员”都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而“其他地方也进行了这样的改组”说明其他地方也建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那么这样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还能是全国团组织的领导机构吗?以上的引文是引自俄文本的翻译件,下面引用一个英文本的翻译件将有助于准确地理解这段话。根据英文本翻译的这段话是这样的:“至于青年团的组织,原先在上海青年团仅有一个常委会,由4人组成,他们主持青年团的整个工作。至今年1月,增加了常委,并成立了执行委员会。此委员会由下列部门组成:书记(秘书)、教育、组织、调研、编辑、宣传,并有一名联络员和一个图书处。青年团的每个会员必须在这些部门的一个部门工作。在其他地区也发生这样的改组。”两段译文比较一下,就可以说明认为这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只是上海团组织的领导机构并非是曲解和杜撰。另外,关于在1921年1月青年团没有建立全国领导机构一事,还有旁证。1921年3月16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给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信中写道:“我们于3月16日召集了一个特别会议,并决定派代表出席这个会议,但是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中国青年社会主义者的总会,所以我们的代表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这段话清楚地说明在1921年3月的时候,“中国还没有一个中国青年社会主义者的总会”。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知道在1921年4月以前,中国的青年团早期组织并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中央领导机构,而在4月初准备建立的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也必然会随着团的“解散”而消失。因此,应该说从1920年8月第一个青年团早期组织建立到1921年8月恢复青年团工作开始这段时间里,中国青年团早期组织始终没能建立起确有实效的中央领导机构。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青年团组织还不曾具备正式建立的基本条件。这种状况只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1921年11月以后,在党的领导和直接参与下,团制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在这个章程的附则中专门指出:“有五个地方团成立时,即召开全国大会,通过正式章程及组织中央机关。正式中央机关未组成时,以上海机关代理中央职权。”这个附则表明,直至《临时章程》制定前,青年团中央领导机构还没有建立,由于有了《临时章程》才使得全国的青年团组织有了全国性的临时领导机关,形成了一个整体。
在筹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期间,中共中央局给予了青年团极大的關怀,确定会议在广州召开后,中共中央局派出陈独秀、张国焘亲赴广州指导会议。据张国焘后来回忆,团一大召开时,“陈独秀先生经常参加这次青年团大会,一切规范也多出自他的手笔”。这些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从青年团早期组织的创建到青年团的正式成立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综上所述,从现在发现的各方面历史资料看,无论中国青年团早期组织的建立,还是标志中国青年团组织正式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之下进行的,都不存在“团先于党而诞生”的情况。而且,所有的历史事实都表明,是中国共产党缔造了中国青年团组织,中国共青团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没有党根本不可能有青年团,“团先于党而诞生”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尽管历史文件上有“团先于党而诞生”的观点,但是现在应该认识到这是由于判断事物的参照标准不一致造成的,是限于历史条件的误解,是不确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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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先于党而诞生”观点的由来
这个观点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建党纪念日后出现的。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不曾明确提出党的诞生纪念日的问题。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抗日战争研究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出席会议并作题为《论持久战》的讲演。他在讲演的开头部分说:“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这是中央领导人首次明确提出党的诞生纪念日问题。当时在延安曾经参加过一大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他们回忆中共一大是7月份召开的,但记不清楚确切日期,又加上缺乏档案材料,一时无法查证,所以就把7月1日确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他们这样确定党的诞生日,说明他们共同认为中共一大的召开是党诞生的标志。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日四周年纪念指示》,沿用了毛泽东的说法,说“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的把“七一”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进行纪念的第一个文件。由于这个文件的发布,党的诞生纪念日就被确定下来。此后,便以每年的7月1日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纪念日,并且以中共一大召开的1921年作为党成立的起始年份。
在中共中央明确党的诞生纪念日的时候,由于在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中已经没有了共青团组织,所以没有涉及团的诞生日问题。这是因为在1936年11月中共中央作出了《關于青年工作的决定》,决定把青年团改造成为抗日青年群众组织,所以这时原来的共青团已经变成了青年救国会。但是,党领导下的青年运动一直持续发展,所以记述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历史的文章和资料始终在各个抗日根据地流传。这些文章和资料必然会涉及中国青年团组织发展的历史,并且都是从1920年8月中国青年团早期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立开始的,甚至许多文章和资料就直接明确说青年团是在1920年诞生的。这样一来,就似乎给人们留下了一个约定俗成的观念:团是1920年诞生的,而党是1921年诞生的。在当时那种面临艰巨复杂形势的战争条件下,人们不会去深究党的诞生的标志是第一次党代会,而团的诞生标志是早期组织成立日这个标志事物的差异,所以在不经意间就产生了“团先于党而诞生”的认识。
由于这样一个原因,也是在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中就出现了如下的表述:“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大革命以前及大革命初期,的确发生了很大作用,这是因为团比党成立为早,和当时党尚属薄弱的原故。”又过了将近8年,在1949年4月12日,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大作政治报告时,又沿用了这个说法,两次说到团先于党而诞生的话。他先说的是:“1920年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是先于中国共产党而诞生的,它对建党工作在某种意义是起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作用。”隔了几句话又说的是:“但由于青年团先于党产生的影响,以及在大革命末期,青年团在反对陈独秀机会主义斗争中产生出的对党不够尊重,形成了青年团的先锋主义的第二党倾向。”由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大后,要传达、学习和贯彻任弼时的这个政治报告的精神,所以使得“团先于党而诞生”的观点在许多老同志、老团干的心目中留有十分深刻的印象。
“团先于党而诞生”观点的依据颇为牵强
通过上面的情况说明,“团先于党”的观点形成事出有因,并非没有依据。但是这个观点依然是不确切的,因为它的依据颇为牵强,没有准确地反映党和团组织创建的历史。如果全面考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团创立的历史过程不难发现,党和团的组织都经历了一个由早期组织到正式建立的过程。现有的历史资料反映,中国第一个青年团的早期组织是在1920年8月22日于上海建立的,这个组织是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委托本组织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出面发起组织的,目的是为了使青年团组织成为“中共的后备军,或可说是共产主义的预备学校”。俞秀松在1930年1月1日写的自传中说:“1920年春,我们曾想成立中国共产党,但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之间未达成一致意见。这第一次努力没有成功。过了一段时间,在第二次会议上,我们宣布我们党的存在(当然,我们党正式存在是在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事情)并选举陈独秀为临时书记。他被委派负责在四个大城市(上海除外)成立我们的组织。我作为上海的领导成员之一,实际上是一个人承担了上海的全部工作。根据党的委派,我组织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现称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人夜校和俱乐部。”这些资料充分说明是党的早期组织领导和组织建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因为这时“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上海党的早期组织成立后,陈独秀又函约一些地方的共产主义者建党建团,所以在1920年秋冬和1921年初,在北京、天津、武汉、长沙、广州等地也先后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而这些青年团的早期组织或者是由当地的中共早期组织领导和发起建立的,或者是由党的早期组织派人组织建立的,因此在个别地方确实出现了先有了团的早期组织,而没有建立党的早期组织现象,但是这也不能作为团先于党建立的依据。因为从总体上看,在全国的范围内是先有党后有团,个别地方先有团后建党是限于历史条件的特例,不能以偏概全。正因为有这样的原因,许多老一辈革命者是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入团,在中共一大召开后入党,这也是特殊历史条件造成的结果,也不能作为“团先于党而诞生”的依据。
在20世纪初的中国,党和团作为从民间产生的全国性的政治组织,不可能一蹴而就,说成立就能成立,总是要经过一个由早期组织到正式组织的发展过程。现在,关于党的这个发展过程已经得到社会公认,也就是党的一大召开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标志。但是团的这个发展过程,因为有“团先于党而诞生”的说法,就变得有些扑朔迷离。因为如果按照“团先于党而诞生”的观点,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组织的成立就表明中国青年团组织的正式成立,团就没有从早期组织到正式建立的发展过程。但是这样一来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为什么党正式成立是以中共一大召开为标志,而团却以早期组织成立为标志?从党和团建立的历史来看,党由早期组织到正式组织的转化是平稳顺利的,而团的这个发展过程则显得曲折和复杂。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中有如下明确记载:1920年8月以后各地建立的团的早期组织,“只不过是带有社会主义的倾向,并没有确定了哪一派社会主义。所以分子就很复杂:马克思主义者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也有,工团主义者也有,莫名其妙的也有。因为分子如此复杂,所以凡遇见一件事情或一个问题,各人所提出的解决方法或意见,就不能一致,常常彼此互相冲突。在这种状态下面,团体规律和团体训练,就不能实行。团体的精神,当然非常不振。到1921年5月,看看实在办不下去了,就只得宣告暂时解散!”同一文件后面又说:“可是团体虽已解散,而其中一部分有革命精神的分子,却总是试图恢复的。刚巧张椿年同志那时从俄国回来,受了国际少年共产党的命令,要在中国组织少年共产党。拿这事情与一部分老团员商议。商议的结果,大众都以为不如将社会主义青年团恢复,内容加以整顿。于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就于1921年11月正式恢复。首先恢复的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各处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后恢复了。”对于青年团的这段历史,虽然部分当事人后来不同意“解散”的说法,使用了“无形停顿”这个词,但是团的早期组织曾经一度停止活动毕竟是不争的事实,另外1920年8月以后成立的团的早期组织和恢复后的团组织在思想信仰、组成人员乃至性质方面存在根本性的差异也是不争的事实。同时,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在青年团早期组织的这个从“停顿”到恢复的过程中,1921年正式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和组织作用。1921年11月由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署名签发的《中共中央局通告》明白无误地写道:“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事情很显然,如果面对青年团的这段发展历史,还说青年团是先于党成立的,未免显得有些牵强和缺乏历史依据。
中国共产党缔造了中国青年团
一个全国性组织的建立需要有统一的章程和正式建立的中央领导机关,应该是惯例和常识。而在1921年11月以前,全国性组织正式建立必备的这两个基本条件青年团并不具备。
首先看章程。1920年8月以后建立的青年团早期组织都是各地各自制定章程,这一点很多历史资料都有记载,应该说是不争的事实。另外,1922年5月团一大通过的团章附则第三十四条明确提出:“本章程由本团第一次全国大会议决,自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日起发生效力;从前各处青年团的章程,一律取消。”这也是在团一大前全国没有统一的团的章程的有力旁证。
其次看中央领导机关。1920年8月成立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只是地方性组织,所以在刚建立时不可能设全国性的领导机关。由于这个原因,中共党史出版社在2006年7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作了如下的记载:“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在当地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北京、武汉、长沙、广州也先后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先进青年中发展团员。同年11月成立了团的临时中央局,俞秀松为书记。”也就是说在上海团的早期组织成立将近三个月后,建立了全国团的临时领导机构。在这里且不分析临时机构与正式机构的差异,就是这个临时机构是否存在还需要商榷。因为按这个大事记的记载,俞秀松曾担任这个临时中央局的书记,但是俞秀松在1921年7月,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却根本没有提及这件事。他在报告中是这样说的:“本年4月初建立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遂将在上海发起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移交与它。这个委员会应当进行改组,以承担更加系统的工作。”从这些叙述可知,在上海建立临时中央机构的时间是1921年3月或4月,而不是1920年11月。俞秀松是这件事情的当事人,而且被说成是团临时中央局书记,如果在1920年11月真的建立了这个团临时中央局,他不会不在这个报告中提起,也不可能说在1921年3月(或4月初)才在上海建立了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因此,关于在1920年11月建立团临时中央局的记载存有疑问。更何况在1920年11月全国完成团早期组织建立的城市也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就设立团临时中央局的可能性本来就不大。
那么,再看1921年3月或4月初的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如果我们联系上文引述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文件所说的在1921年5月,青年团就解散了,那么这个临时中央委员会的存在与否也就值得怀疑了。俞秀松是1921年3月29日离开上海赴北京,然后取道长春、哈尔滨后出境赴苏俄莫斯科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在当时那种通讯联系的条件下,他能了解的情况应该只能是1921年3月以前的事情,所以他的这个报告不可能谈到他离开上海后的情况,所以也就不能把他的这个报告作为在1921年3月以后是否建立了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依据。尽管如此,还是应该注意俞秀松在这个报告的最后说的一段话:“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不久,还不够集中。鉴于这种情况,团近期的任务是建立紧密团结的中央领导机构,以集中全团领导和监督团的活动,研究一些问题并向地方支部发出指示。”这说明就是俞秀松也认为经过全体团员选举产生的机构才是“紧密团结的中央领导机构”,只有这样的机构才能“集中全团领导和监督团的活动”,这也就是说俞秀松在当时也认为青年团的建立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
此外,还有人依据俞秀松的这个报告,认为在1921年1月中国青年团组织就建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个观点来源于下面一段话:“至于说到团的机构,那么上海青年团最初只有一个四人组成的主席团共同领导团的全部工作。今年1月,团员人数增加了,就建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八个处组成,即秘书处、教育处、组织处、调查处、编辑处、宣传处、联络处和图书处。每个团员都在一个处担任工作。其他地方也进行了这样的改组。”在这段话中,俞秀松虽然使用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这个名词,但是只要经过认真分析真正读懂这段话,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俞秀松所说的在1921年1月建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只是上海团组织的领导机构,而并非全国团组织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否则就无法理解“每个团员都在一个处担任工作”和“其他地方也进行了这样的改组”这两句话。因为作为全国的中央领导机构不可能是每个团员都在一个处担任工作,除非在当时“每个团员”都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而“其他地方也进行了这样的改组”说明其他地方也建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那么这样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还能是全国团组织的领导机构吗?以上的引文是引自俄文本的翻译件,下面引用一个英文本的翻译件将有助于准确地理解这段话。根据英文本翻译的这段话是这样的:“至于青年团的组织,原先在上海青年团仅有一个常委会,由4人组成,他们主持青年团的整个工作。至今年1月,增加了常委,并成立了执行委员会。此委员会由下列部门组成:书记(秘书)、教育、组织、调研、编辑、宣传,并有一名联络员和一个图书处。青年团的每个会员必须在这些部门的一个部门工作。在其他地区也发生这样的改组。”两段译文比较一下,就可以说明认为这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只是上海团组织的领导机构并非是曲解和杜撰。另外,关于在1921年1月青年团没有建立全国领导机构一事,还有旁证。1921年3月16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给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信中写道:“我们于3月16日召集了一个特别会议,并决定派代表出席这个会议,但是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中国青年社会主义者的总会,所以我们的代表只有发言权无表决权。”这段话清楚地说明在1921年3月的时候,“中国还没有一个中国青年社会主义者的总会”。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知道在1921年4月以前,中国的青年团早期组织并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中央领导机构,而在4月初准备建立的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也必然会随着团的“解散”而消失。因此,应该说从1920年8月第一个青年团早期组织建立到1921年8月恢复青年团工作开始这段时间里,中国青年团早期组织始终没能建立起确有实效的中央领导机构。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青年团组织还不曾具备正式建立的基本条件。这种状况只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1921年11月以后,在党的领导和直接参与下,团制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在这个章程的附则中专门指出:“有五个地方团成立时,即召开全国大会,通过正式章程及组织中央机关。正式中央机关未组成时,以上海机关代理中央职权。”这个附则表明,直至《临时章程》制定前,青年团中央领导机构还没有建立,由于有了《临时章程》才使得全国的青年团组织有了全国性的临时领导机关,形成了一个整体。
在筹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期间,中共中央局给予了青年团极大的關怀,确定会议在广州召开后,中共中央局派出陈独秀、张国焘亲赴广州指导会议。据张国焘后来回忆,团一大召开时,“陈独秀先生经常参加这次青年团大会,一切规范也多出自他的手笔”。这些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从青年团早期组织的创建到青年团的正式成立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综上所述,从现在发现的各方面历史资料看,无论中国青年团早期组织的建立,还是标志中国青年团组织正式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之下进行的,都不存在“团先于党而诞生”的情况。而且,所有的历史事实都表明,是中国共产党缔造了中国青年团组织,中国共青团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没有党根本不可能有青年团,“团先于党而诞生”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尽管历史文件上有“团先于党而诞生”的观点,但是现在应该认识到这是由于判断事物的参照标准不一致造成的,是限于历史条件的误解,是不确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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