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兴而行”的故事，许多人都知道。
　　 王徽之在山阴，冬夜见大雪，酌酒，看四处皎然，彷徨，咏左思《招隐诗》。他想起戴逵在剡，连夜坐小船去见，天亮到门前了，转身回家，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且说王徽之这么做，被《世说新语》列入“任诞”，意思是任性放纵。的确，他的心情不难理解，人做事，三分钟热度，也许天寒下雪，一路坐船赶去时已经不爽，到门前，耐心用完了。但大多数人，哪怕耐心用完了，总会寻思，来都来了，于是顺便见一见戴逵。
　　 王徽之就是不在意这“来都来了”。这一夜的沉没成本不要了，走。他是能割舍得下的人。
　　 普通人的心中，为什么会有诸多舍不下的东西呢？经济学家会念叨沉没成本，来都来了，已经为此付出了，总得有始有终吧。但许多人未必有这么理性的经济学头脑吧？1927年，布鲁玛·蔡格尼克指出，相对于已完成的工作，人比较容易在意未完成的、被打断的工作。这也就是所谓的蔡格尼克效应。
　　 所以电视连续剧要告诉你未完待续，评书的章回之间会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未尽未完之事，总能惹人情肠，这算是人的普遍心理。故此才显得王徽之真是舍得，真是狠得下心。
　　 威廉·福克纳和雷蒙德·钱德勒都表達过类似的意思：他们偶尔会先构思好一部小说的结尾，然后编织情节，看故事如何到达这个结尾。这样写起来很有动力。尼尔·盖曼说他写作的诀窍：“写，写完一个，持续写。”吉恩·沃尔夫更干脆：“开始写下一个！”
　　 别再思前想后，先开始了再说。除非你恰好是王徽之那样的性情，否则，“未完成”的心理会一直啮咬你，让你自己继续下去。
　　 先开始再说。
　　（摘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