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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周春富被押出来时，儿童团员刘永会拿着一根棍子混在人群中。周春富跪在地上，开始接受贫雇中农们的批斗，一个叫黄永祥的积极分子站在台上控诉他。
“黄永祥说，你个老东西，偷我们家葫芦！下面喊口号：周春富老白毛，摘人葫芦开水瓢……大家就开始打，每人一根棍子，不打不行。”刘永会当年正读小学三年级，他回忆说，乱棒之下，周春富并没有立即死亡，还曾回到民宅改造成的“监狱”里坐着喝凉水，“喝完水后就不行了，被扔到附近学校旁边的沟里。人还没断气，有两只狗就去撕咬他，身上都是血，活活咬死了。”
这是1948年1月的辽东省复县（现辽宁省瓦房店市），周春富只是2月初之前在土改运动中被打死的2850名地（主）富（农）之一，并无太特别之处。在瓦房店市和辽宁省档案馆内，甚至找不到他的名字。没有人会预见到，他身后将被冠以“周扒皮”的绰号，永远活在“万恶旧社会”的暗角，接受鞭尸。
这个变化发生在周春富被打死4年之后。在其家乡复县闫店乡和平村，一个叫高玉宝的文艺战士，结合席卷全国的“诉苦”运动主题，写了一本畅销一时的《高玉宝》，宣称周春富生前被唤作“周扒皮”，以阴险狡诈长于剥削著称，最经典表现是，半夜跑到鸡圈学鸡叫，然后以天亮为名让佣工早起干活。“半夜鸡叫”的典故，曾长期占据语文教科书，成为那个时代学生们脑海内永难消失的记忆。
“他省钱就奔着买地”
周春富被打死的那次批斗会召开时，孔显善到河边搂草去了。但在那之前，1947年秋天，他参与了另一次斗争周春富的大会。“有千八百人吧，在台上斗他，说他对伙计比较狠，打他和夏三老婆，拿鸡蛋粗的棒子照身上打，看着都吓人。”
不批斗的时候，周春富就被关在与孔显善家一院之隔的“监狱”里。那里原是民宅，后村民搬走，成为专门关押地主富农的场所。在孔显善的记忆里，里面长期被关押者在十人上下，包括一个叫刘振广的“狗腿子”，和另一对大概有近百亩土地的夫妇。因没有孩子，这对夫妇人均土地显得偏高，因此被划为地主。
在村民们的讲述中，周春富有时被称作地主，有时被称作富农。按照周春富曾外孙孟令骞的考证，周春富在土改之初被定为富农，但在第二次划分阶级成分时，被划为“双富农”（土地和小作坊均雇工），等同于地主。
周春富有8个孩子，五男三女，大约20口人生活在一起，有耕地一百多亩（一说二三百亩），仅是复县最大地主陈维礼的一个零头（陈拥有土地7200亩）。除了土地，他还有染坊、油坊和小卖店。“方圆20里，就这一家小卖店，他二儿子在外经商，很有能耐。在和平村算不上是最有钱的，但很不错。”今年88岁的闫振明说。闫振明家有五六口人，耕地50多亩，当时被划为中农。他曾在周春富家做过短工，按他的说法，周春富平日生活简朴，最看重土地，一有钱就买地，自己家住的房子很差，还不如闫振明家气派。
这个说法也得到其他村民的证实。“他的房子不好，现在的（周春富旧居）是翻新过的。他省钱就奔着买地，自己家开油坊，有豆油，但不舍得多用，过年节时油都放得少。”83岁的孔显德说。因是贫农出身，孔显德至今仍对土改时期斗地主的行为表示支持，“那时地主都狠，也有好的，但好的不多。”
“他们怎么个狠法？”记者问。
他只回答说，“不愿理我们。”具体到周春富，“他对儿子、媳妇比较苛刻，对伙计不苛刻。”他已过世的哥哥孔显臣，曾给周春富做过四年工，故对周的为人颇为了解。
“反攻倒算”
周春富在“满洲国”时期，完成自己的土地原始积累。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的好运不再延续。苏联在日本投降前对日宣战，并挺进了东北，扶植共产力量。
“苏联人最先进来。他们长着大鼻子，吃东西只要八分熟，吃完后把手往裤子上一抹。我在哈尔滨到大连的大道上看见过他们。”孔显德说，共产党随后进入了复县，开始批斗地主，把土地、房产和浮财进行分割。
时间进入1946年，复县和平村的太平山庙被扒掉了。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减租减息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复县闫店乡据此开展清算地主“恶霸”、减租减息分田地运动，将青苗分给贫苦百姓。据曾在周春富家打短工的中农闫振明回忆，周春富也在此时受到冲击，不仅被分了土地和财产，还受到批斗，“不仅他，有好几个人被打”。参与批斗的积极分子中，有黄永祥和郭士忠，他们是农会干部。黄永祥与周春富有私怨，“满洲国”时，黄永祥的兄弟开皮铺，在当时违法，曾被周春富举报。
“一开始批斗他时，在黄店屯北边的大树砬子，搭个台子。批斗他的人多，他不服行么？”闫振明与周春富家同在和平村黄店屯，相距五六百米。他称，后来等到国民党打进来，周春富开始向那些贫农索要财产，这被认为是“反攻倒算”。国民党控制复县闫店乡的时间并不长，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6月初。这期间，国民党曾组成东北行辕二处策反组（即掘头队、暗杀团），杀害农会积极分子和村干部。但据村民们讲，在和平村，并无?头队杀人行为。
“黄永祥和郭士忠被抓去好几回，周春富向国民党举报他俩，想把这两个人枪毙。本来就要枪毙了，但周春富的二儿子不让枪毙。等到共产党再次进村时，黄永祥专门去乡里告周春富，报复他。”
此后历次对周春富的批斗中，黄永祥都会在台上指控他偷过自家的葫芦。除此之外，还有一位妇女指控他偷自己头上戴的簪子。这是村民们现在能回忆起的关于周春富仅有的具体“罪恶”。他被关进了村里的“监狱”。
与“监狱”相隔一个院子，就是孔显善家。“打人时，我们能听见他叫。白天打，有时晚上也打，想收拾你不分时候。”生于1927年的孔显善说。
全县共处死XXX人
在周春富死后没几天，上面就禁止随便打杀了。周春富被打死的时间，据他曾外孙孟令骞考证大概为1947年12月底。
记者在当地采访时，村民普遍称周春富是在1948年春节前不久被打死。1948年春节为2月10日。而当地档案记载，复县大规模打杀地主富农是在1月5日该县召集区委联席会议之后，制止杀人是在2月初。照此推算，周春富忌日当在1948年1月底。
孟令骞曾采访过在瓦房店档案馆整理土改资料的文史学者刘宝贤，据刘宝贤讲，在1947年12月到1948年1月5日区召集联系会议以前，全县共处死有1900余人，这个数字在后来档案馆里的专题报告中以×××代替。
而记者查阅的相关档案内容与此有出入。据1948年2月的一份报告，复县在1947年12月会议前，共打死不足80人。1月5日，县召集区委联席会议前，共打死635人，到二月初制止杀人时止，全县45万人口，打死和自杀者2850人，一般区均打死一二百人，最少者为大河区打死11人，最多者为南海区打死共1257人。死者普遍为用棒打死，一般是在联合斗争大会上集体打死，成批死者常是一二十人。1月5日的会议之所以导致打杀泛滥，主要是贯彻了辽东省委领导江华“地主富农大绝根”、“不怕打死人”的讲话。
周春富所在的闫店乡相对并不严重，共打死60人，其中宋家村马日升、吴亚东、王德生等3户人家绝户。
具体到和平村，孟令骞曾听周春富家长工刘德义的儿子刘吉胜讲，周春富死在和平村王屯的老学堂，被用绳子蘸着水打，一阵工夫打死七八个。那地方离他家并不远。
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据多位现场目击者向南都记者回忆，和平村一共只打死两名地主、富农，分别是周春富和夏三老婆。之所以是他俩而非其他地主被打死，主要因为他俩在国民党进驻复县后曾“反攻倒算”———索要被瓜分的财产，得罪了人。
那一天中午，在儿童团员刘永会拿着棍子参与到围殴周春富、夏三老婆的行动中去时，他未来的妻子也混迹在群众的汪洋大海里。她自带了干粮，在周春富和夏三老婆被打死后，吃了午饭。下午又开了很长时间的现场会议。
殴打周春富之前，黄永祥又在台上讲了周春富偷葫芦的“罪恶”。黄永祥已经过世，现在村民们无人知晓这个指控是否属实。“偷葫芦的事可能是真的。”刘永会对记者说。他的妻子在一旁忍不住插话说：“谁偷这个啊，也不值钱。可能是编的。”
她回想起那天晚上，摸黑坐马车回家时，两个被打得血肉模糊的尸体在脑海飘荡，心里有些害怕。那一天的批斗大会现场，还有一个个子矮小的文盲民兵高玉宝，并不引人注目。几年后，就是他成功地将一个乡间富裕农民周春富塑造成恶贯满盈的“周扒皮”。
（摘自《南方都市报》）
“黄永祥说，你个老东西，偷我们家葫芦！下面喊口号：周春富老白毛，摘人葫芦开水瓢……大家就开始打，每人一根棍子，不打不行。”刘永会当年正读小学三年级，他回忆说，乱棒之下，周春富并没有立即死亡，还曾回到民宅改造成的“监狱”里坐着喝凉水，“喝完水后就不行了，被扔到附近学校旁边的沟里。人还没断气，有两只狗就去撕咬他，身上都是血，活活咬死了。”
这是1948年1月的辽东省复县（现辽宁省瓦房店市），周春富只是2月初之前在土改运动中被打死的2850名地（主）富（农）之一，并无太特别之处。在瓦房店市和辽宁省档案馆内，甚至找不到他的名字。没有人会预见到，他身后将被冠以“周扒皮”的绰号，永远活在“万恶旧社会”的暗角，接受鞭尸。
这个变化发生在周春富被打死4年之后。在其家乡复县闫店乡和平村，一个叫高玉宝的文艺战士，结合席卷全国的“诉苦”运动主题，写了一本畅销一时的《高玉宝》，宣称周春富生前被唤作“周扒皮”，以阴险狡诈长于剥削著称，最经典表现是，半夜跑到鸡圈学鸡叫，然后以天亮为名让佣工早起干活。“半夜鸡叫”的典故，曾长期占据语文教科书，成为那个时代学生们脑海内永难消失的记忆。
“他省钱就奔着买地”
周春富被打死的那次批斗会召开时，孔显善到河边搂草去了。但在那之前，1947年秋天，他参与了另一次斗争周春富的大会。“有千八百人吧，在台上斗他，说他对伙计比较狠，打他和夏三老婆，拿鸡蛋粗的棒子照身上打，看着都吓人。”
不批斗的时候，周春富就被关在与孔显善家一院之隔的“监狱”里。那里原是民宅，后村民搬走，成为专门关押地主富农的场所。在孔显善的记忆里，里面长期被关押者在十人上下，包括一个叫刘振广的“狗腿子”，和另一对大概有近百亩土地的夫妇。因没有孩子，这对夫妇人均土地显得偏高，因此被划为地主。
在村民们的讲述中，周春富有时被称作地主，有时被称作富农。按照周春富曾外孙孟令骞的考证，周春富在土改之初被定为富农，但在第二次划分阶级成分时，被划为“双富农”（土地和小作坊均雇工），等同于地主。
周春富有8个孩子，五男三女，大约20口人生活在一起，有耕地一百多亩（一说二三百亩），仅是复县最大地主陈维礼的一个零头（陈拥有土地7200亩）。除了土地，他还有染坊、油坊和小卖店。“方圆20里，就这一家小卖店，他二儿子在外经商，很有能耐。在和平村算不上是最有钱的，但很不错。”今年88岁的闫振明说。闫振明家有五六口人，耕地50多亩，当时被划为中农。他曾在周春富家做过短工，按他的说法，周春富平日生活简朴，最看重土地，一有钱就买地，自己家住的房子很差，还不如闫振明家气派。
这个说法也得到其他村民的证实。“他的房子不好，现在的（周春富旧居）是翻新过的。他省钱就奔着买地，自己家开油坊，有豆油，但不舍得多用，过年节时油都放得少。”83岁的孔显德说。因是贫农出身，孔显德至今仍对土改时期斗地主的行为表示支持，“那时地主都狠，也有好的，但好的不多。”
“他们怎么个狠法？”记者问。
他只回答说，“不愿理我们。”具体到周春富，“他对儿子、媳妇比较苛刻，对伙计不苛刻。”他已过世的哥哥孔显臣，曾给周春富做过四年工，故对周的为人颇为了解。
“反攻倒算”
周春富在“满洲国”时期，完成自己的土地原始积累。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的好运不再延续。苏联在日本投降前对日宣战，并挺进了东北，扶植共产力量。
“苏联人最先进来。他们长着大鼻子，吃东西只要八分熟，吃完后把手往裤子上一抹。我在哈尔滨到大连的大道上看见过他们。”孔显德说，共产党随后进入了复县，开始批斗地主，把土地、房产和浮财进行分割。
时间进入1946年，复县和平村的太平山庙被扒掉了。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减租减息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复县闫店乡据此开展清算地主“恶霸”、减租减息分田地运动，将青苗分给贫苦百姓。据曾在周春富家打短工的中农闫振明回忆，周春富也在此时受到冲击，不仅被分了土地和财产，还受到批斗，“不仅他，有好几个人被打”。参与批斗的积极分子中，有黄永祥和郭士忠，他们是农会干部。黄永祥与周春富有私怨，“满洲国”时，黄永祥的兄弟开皮铺，在当时违法，曾被周春富举报。
“一开始批斗他时，在黄店屯北边的大树砬子，搭个台子。批斗他的人多，他不服行么？”闫振明与周春富家同在和平村黄店屯，相距五六百米。他称，后来等到国民党打进来，周春富开始向那些贫农索要财产，这被认为是“反攻倒算”。国民党控制复县闫店乡的时间并不长，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6月初。这期间，国民党曾组成东北行辕二处策反组（即掘头队、暗杀团），杀害农会积极分子和村干部。但据村民们讲，在和平村，并无?头队杀人行为。
“黄永祥和郭士忠被抓去好几回，周春富向国民党举报他俩，想把这两个人枪毙。本来就要枪毙了，但周春富的二儿子不让枪毙。等到共产党再次进村时，黄永祥专门去乡里告周春富，报复他。”
此后历次对周春富的批斗中，黄永祥都会在台上指控他偷过自家的葫芦。除此之外，还有一位妇女指控他偷自己头上戴的簪子。这是村民们现在能回忆起的关于周春富仅有的具体“罪恶”。他被关进了村里的“监狱”。
与“监狱”相隔一个院子，就是孔显善家。“打人时，我们能听见他叫。白天打，有时晚上也打，想收拾你不分时候。”生于1927年的孔显善说。
全县共处死XXX人
在周春富死后没几天，上面就禁止随便打杀了。周春富被打死的时间，据他曾外孙孟令骞考证大概为1947年12月底。
记者在当地采访时，村民普遍称周春富是在1948年春节前不久被打死。1948年春节为2月10日。而当地档案记载，复县大规模打杀地主富农是在1月5日该县召集区委联席会议之后，制止杀人是在2月初。照此推算，周春富忌日当在1948年1月底。
孟令骞曾采访过在瓦房店档案馆整理土改资料的文史学者刘宝贤，据刘宝贤讲，在1947年12月到1948年1月5日区召集联系会议以前，全县共处死有1900余人，这个数字在后来档案馆里的专题报告中以×××代替。
而记者查阅的相关档案内容与此有出入。据1948年2月的一份报告，复县在1947年12月会议前，共打死不足80人。1月5日，县召集区委联席会议前，共打死635人，到二月初制止杀人时止，全县45万人口，打死和自杀者2850人，一般区均打死一二百人，最少者为大河区打死11人，最多者为南海区打死共1257人。死者普遍为用棒打死，一般是在联合斗争大会上集体打死，成批死者常是一二十人。1月5日的会议之所以导致打杀泛滥，主要是贯彻了辽东省委领导江华“地主富农大绝根”、“不怕打死人”的讲话。
周春富所在的闫店乡相对并不严重，共打死60人，其中宋家村马日升、吴亚东、王德生等3户人家绝户。
具体到和平村，孟令骞曾听周春富家长工刘德义的儿子刘吉胜讲，周春富死在和平村王屯的老学堂，被用绳子蘸着水打，一阵工夫打死七八个。那地方离他家并不远。
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据多位现场目击者向南都记者回忆，和平村一共只打死两名地主、富农，分别是周春富和夏三老婆。之所以是他俩而非其他地主被打死，主要因为他俩在国民党进驻复县后曾“反攻倒算”———索要被瓜分的财产，得罪了人。
那一天中午，在儿童团员刘永会拿着棍子参与到围殴周春富、夏三老婆的行动中去时，他未来的妻子也混迹在群众的汪洋大海里。她自带了干粮，在周春富和夏三老婆被打死后，吃了午饭。下午又开了很长时间的现场会议。
殴打周春富之前，黄永祥又在台上讲了周春富偷葫芦的“罪恶”。黄永祥已经过世，现在村民们无人知晓这个指控是否属实。“偷葫芦的事可能是真的。”刘永会对记者说。他的妻子在一旁忍不住插话说：“谁偷这个啊，也不值钱。可能是编的。”
她回想起那天晚上，摸黑坐马车回家时，两个被打得血肉模糊的尸体在脑海飘荡，心里有些害怕。那一天的批斗大会现场，还有一个个子矮小的文盲民兵高玉宝，并不引人注目。几年后，就是他成功地将一个乡间富裕农民周春富塑造成恶贯满盈的“周扒皮”。
（摘自《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