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中旬，我参加了由郑必坚同志率领的学者代表团，赴台湾出席了《两岸一甲子学术研讨会》。我搞了一辈子外交，去过世界很多地方，这次去台湾可是第一次，感慨良多。
　　我们这次去是应太平洋文化基金会的邀请出席研讨会的。岛内媒体对这次研讨会十分重视。研讨会分四个组——政治、经济、文化、综合，其中尤以综合组最引人注目，因为讨论安全问题和台湾的涉外问题。我们出席综合组的有退休将军和退休大使，台湾方面出席的也有不少退休的将军、大使和研究国际关系与安全问题的学者。我是参加综合组的讨论，见到不少当年台湾从事外交的人士。我同他们坐在一起可真不容易!当年在国际上，有他们出现，我就不去；他们出现了，我要通过外交交涉，把他们赶出去了，我才去。当年我们是不可能坐到一起去的。今天我们坐到了一起，不仅我们搞外交的坐到了一起，两边的退休将军也坐到了一起，这可是头一回啊!
　　我们为什么坐到一起来了?首先，是时代变了。20世纪的很长时间是在战争与革命中度过的。当时人类面临着大量的、长期积累的无法调和的矛盾，只有通过战争和革命才能求得解决。但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可能是今天国际关系中最大的变化。
　　在今天的世界上，军事虽然还保持一定的重要性，但其重要性已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了。在过去，战争最后是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但是，21世纪不一样了，看一看伊拉克战争，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打一个只有2300万人口的伊拉克小国。这个战争解决了什么问题?连美国人自己也承认，这个战争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相反为美国制造了一大堆难题。美国今后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资源、精力来处理这些难题。
　　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是这股潮流推动我们两岸不同背景的学者坐到了一起。
　　第二，过去60年两岸的情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台湾地区的经济起飞比我们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跻身于亚洲“四小龙”之列。台湾的经济发展对大陆有影响，我们1978年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在大陆带来了经济的飞跃发展和翻天覆地的变化。两岸都汇入了今天世界上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
　　第三，是政策变了。1979年，我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标志着中国对台政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那个时候以来，我们的对台政策又不断有了新的重要发展。政策的调整大大促进了两岸关系的发展。正如胡锦涛主席所指出的：“今天，两岸同胞往来之频繁、经济联系之密切、文化交流之活跃、共同利益之广泛是前所未有的。”
　　我们在台湾期间，台湾方面人士讲了几句分量很重的话：“两岸血缘和文化的联系是割不断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不可逆转的。”我在11月14日最后一次全体会上作了一篇简短的发言。我说这次会议有三好：
　　第一，是题目好。从1949年到2009年正好是一甲子，这次会议的题目叫作“两岸一甲子学术研讨会”，“两岸一甲子”与“两岸一家子”谐音，这个题目多好。这个题目用外文是翻不出来的，反映了中华文化和中国人的智慧。台湾同胞告诉我说，这个题目是太平洋文化基金会副执行长吴建国先生想出来的(吴建国与我哥哥同名，他是解放军的一位少将)，我向智慧的吴建国先生表示了敬意。
　　第二，是时机好。所谓时机好，是指国际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国际关心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中国的国运来了，亚洲人的洲运来了。与此同时，两岸关系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新阶段，合作正在朝着深度和广度发展。
　　第三，是前景好。这次学术研讨会的特点是具有开创性，双方讨论了安全和涉外等敏感问题。正像台湾一位人士所评论的：“双方已经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无话不谈必定能够增进相互了解，相互了解必定会增加政治互信，政治互信的核心是一个中国，政治互信增强了，很多事情就好办了。
　　十分明显，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孙中山先生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两岸关系顺应历史潮流，前途必定是光明的。
　　中国的分裂是在中国走向衰落时候出现的，中国的统一也必定会随着中国的崛起而实现，这也是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