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柳宗元诗的“第一读者” ,苏轼的意义与其说是对柳诗风格之审美阐释和历史地位的评判 ,不如说是关于陶柳同流、韦柳并提这一接受方向的开启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历宋元明清数百年的柳诗接受主流 ,一方面突破了苏轼设定的框架 ,而呈纵深掘进的态势 :以清淡许柳诗 ,突出其峭的个性风格 ;以本色论柳诗 ,突出其精工的语言特色 ;以创作论为核心 ,着力探寻柳诗风格的成因 ,从而使得柳诗通过代复一代的接受 ,不断丰富和完形。另一方面 ,苏轼开启的解读方向及其对柳诗“清淡”风格的总体定位 ,在被发展、补充的同时仍然得到了顽强的传承 ,从而形成并强化着柳诗接受史的主流。这种从后世阅读活动尤其是接受主流来反观“第一读者”、判断其突出贡献的做法 ,应是理解“第一读者”之地位和作用的另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