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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邸报”
“邸报”是我国最早的报纸，它创办于2000多年前的西汉初期(约公元前2世纪左右)。当时西汉实行郡县制，在全国分成若干个郡，郡下再分若干个县。各郡在京城长安都设有驻京办事处，这个住处叫作“邸”，派有常驻代表，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在皇帝和各郡首长之间做联络工作，定期把皇帝的谕旨、诏书、臣僚奏议等官方文书以及宫廷大事等有关政治情报，写在竹简上或绢帛上，然后由信使骑着快马，通过秦朝建立起来的驿道，传送到各郡长官。这就是《邸报》产生的背景。自汉、唐、宋、元、明直到清代，《邸报》的名称虽屡有改变，但发行却一直没有中断过，其性质和内容也没有多大变动。“邸”原是指古代朝觐京师的官员在京的住所，它最早出现于战国。颜师古注：“郡国朝宿之舍，在京师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归至也。”“邸”后来成为地方高级官员驻京的办事机构，为传递沟通消息而设。“邸报”之称即由此而来。“邸报”最初是由朝廷内部传抄，后遂张贴于宫门，公诸传抄，故又称“宫门抄”“辕门抄”，这实际上就是最早的一种新闻发布方式。据史书记载，在开元和大中年间，存在过一种“系日条事，不立首末”的开元“杂报”，唐朝末年孙樵(即孙可之，字隐之)在《经纬集》中所写的有关“开元杂报”的文章，是关于邸报较旱也较详细的记载(当代新闻史学家对有无“开元杂报”一说持怀疑态度)。唐朝的邸报已经使用纸张，并且用雕版印刷的《开元杂报》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印刷报纸。《中国雕版流考》一书曾这样描绘过它的形式：“叶十三行，每行十五字，字大如钱。有边线界栏，而无中缝。犹唐人写本款式，作蝴蝶装，墨影漫漶，不甚可辨。”最近在伦敦发现的敦煌邸报，是现存的中国最古老的报纸，也是现存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它发行于唐僖宗光启三年(887年)。关于唐朝时期的封建官报的记载，在《全唐诗话》和《唐语林》等书中均有所见。唐代的邸报仅供藩帅等少数官员阅览，从今天的眼光看，只不过是报纸的一种雏形。进奏官除传达政府公布的消息外，还通过邸报向本镇提供朝廷及他镇的各种情报。这样做当然为朝廷所忌，但由于进奏院为藩镇自置，进奏官昕命于藩镇，朝廷对邸报的发布并不能完全控制。随着中央权力的逐渐衰落，进奏官作为藩镇派驻京师的代表也愈加猖狂，甚至直接干预朝政。如光化三年(900年)，中尉刘季述等幽废昭宗。“诸道邸吏牵帝下殿，以立幼主”。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更谈不上对邸报实行管制了。
宋代邸报
由于印刷术的应用，邸报能够大量复制，读到的人越来越多。虽然邸报的发行数字已难以查考，但通过宋人有关的文字可以看到，邸报在当时相当流行。苏轼《与王元直书》中提到，他在被贬地黄州能读到邸报，“黄州真在井底，杳不闻乡国信息……每见一邸报，须数人下狱得罪”。又有《小饮公瑾舟中》诗：“青泥赤日午相烘，走访船窗柳影中。辍我东坡无限睡，赏君南浦不赀风。坐观邸报谈迂叟，闲说滁山忆醉翁。”诗末自注云：“邓滁人也。是日坐中观邸报，云迂叟已押入门下省。”这首诗是元丰八年(1085年)苏轼在黄州量移汝州的途中从邸报上获知司马光人相的消息时所作。可见，邸报在当时传布于各地，是人们了解朝政信息的重要渠道。值得注意的是，邸报在宋代已经成为一种可以买卖的商品。《西湖老人繁胜录》载，南京临安的“诸行市”中，有“卖朝报”一行。有人以卖报为业，说明邸报刊布甚广。
宋代新闻管制
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在雕版印刷术日渐盛行等因素的推动下，在宋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同时假新闻如影随形，泛滥成灾。宋廷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整顿措施，但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对“义利观”的冲击、政治分野与学术歧见引发的激烈党争、新闻传播机制的不完善造成的忽性竞争等原因，宋代的新闻造假活动屡禁不止，愈演愈烈。于是，宋代统治者不得不对新闻采取了新闻管制。中央直接管理邸报，意在控制新闻发布权，将新闻传播纳人为政府服务的轨道。通过邸报统一发布朝政信息，有助于中央政令的贯彻和行政上的统一。在充分发挥邸报上意下达的作用的同时，朝廷也对邸报的内容严格把关，防止那些于政府不利的消息在邸报上刊登。邸报流行愈广、影响愈大，政府对邸报内容的控制也就愈加严厉。从文献上看，邸报上的新闻主要有以下限禁：
灾异。水、旱、蝗灾及日蚀、地震等自然灾害和异常天象，往往被认为是上天对天子的不满和警告，传播开来有损于帝王的威望。甚至会引起人心不安，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正月，秘阁校书知相州杨孜上言：“进奏院逐句发外州军报状，盖朝廷之意欲以迁授降黜示赏功罚罪，勉励天下为吏者。积习因循，将灾异之事悉报天下，奸人赃吏、游手凶徒喜有所闻。转相煽惑，遂生观望。京东逆党未必不由此而起狂妄之谋。况边禁不严，细下往来。欲乞下进奏院，今后唯除改差任臣僚，赏罚功过，保荐官吏乃得通报，其余灾祥之事，不得辄以单状伪题亲识名衔以报天下。如违，进奏院官吏并乞科违制之罪。”这一建议为朝廷采纳后，灾异方面的消息。便很少见于邸报。
军情。对涉及边防军事、兵变、农民起义等方面的消息，一般不准邸报报道。如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沂州虎翼军卒王伦发动兵变，与官军对抗，“江淮军频有奏报，朝廷不欲人知，召进奏官等于枢密院，责状不令漏泄，指挥甚严”。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七月则明确规定：“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
朝廷机事。宋代各朝都严禁传播朝廷机事，对邸报限禁尤严。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九月诏：“访闻诸州进奏官日近多撰合事端誊报煽惑人心，将机密不合报外之事供申。今后许经开封府陈告。……今后只得以枢密院送下报状供申逐处施行。”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五月尚书省言：“进奏官许传报常程申奏及经尚书省已出文字，其实封文字或事干机密者不得传报，如违并以违制论。”
未经批准公布的臣僚章疏。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四月诏：“臣僚章疏不许传报中外，仰开封府常切觉察。仍关报合属去处，内敕黄行下臣僚章疏，自合传报。其不系敕黄行下臣僚章疏辄传报者，以违制论。”
为了加强对邸报内容的控制，使有关的禁令得到贯彻，从真宗成平二年(999年)起，对邸报实行“定本”制度。“定本”制度是我国最早的新闻检查制度，也是为中央集权服务的。定本制度：根据进奏官采集来的各种发报材料。经本院监官编好，送请枢密院或当权的宰相审查通过后产生的邸报样本，进奏官们必须根据这一样本进行发报。定本即经官方审定后的邸报样本。进奏官必须根据这一样本进行发报，不得超过范围。定本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加强了当时统治者对邸报的控制。迫使进奏官们只能按照当局允许发布的内容 进行传报活动。使邸报能够更好地贯彻皇帝和重臣的意图。邸报的内容由于多受限禁，许多为读者关心的新闻得不到报道，“定本”审查制度又造成出版时间上的稽延，使得邸报不能满足人们对新闻的需求。有人抱怨说：“动辄年旬日，俟许报行，方敢传录，而官吏迎合意旨，多是删去紧要事目，止传常程文书，偏州下邑往往有经历时月不闻朝廷诏令。”特别是在时局紧张、社会动荡的时候，邸报受到的限制更多，更是不能满足读者了解形势的迫切需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打破官方新闻限禁的私营报纸，即“小报”。小报是中国新闻史上最先出现的民间报纸。小报产生于北宋，流行于南宋。人们暗中把小报称作新闻，这是将报纸和新闻联系起来的最早记录。
北宋后期，就有人假冒“朝报”的形式，私自发行报纸。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六月诏令：“近撰造事端，妄作朝报，累有约束，当定罪赏，仰开封府检举，严切差人缉捉。”到了南宋，私营的“小报”十分流行。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十月，臣僚上言：“国朝置进奏院于京师，诸路州郡亦各有进奏吏，凡朝廷已行之命令，已定之差除，皆以达于四方，谓之邸报，所以久矣。而比来有司防禁不严，遂有命令未行，差除未定，即时誊播，谓之小报。始自都下，传之四方。甚者凿空撰造，以无为有，流布近远，疑误群听。”又言：“近年有所谓小报者，或是朝报未报之事，或是官员陈乞未曾施行之事，先传于外，固已不可。至有撰造命令，妄传事端，朝廷之差除，台谏百官之章奏，以无为有，传播于外。访闻有一使臣及门院子，专以探此等事为生。或得之于省院之漏泄，或得之于街市之剽闻，又或意见之撰造，日出一纸，以出局之后省、寺、监、知杂司及进奏官，悉皆传授，坐获不资之利。以先得者为功，一以传十，十以传百，以至遍达于州郡。人性喜新而好奇，皆以小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真伪亦不复辨也。”这段材料对小报的情况介绍得十分详尽。同官方的邸报相比，私营的小报更具有新闻性。它信息灵通，报道及时，往往抢先发表消息，其内容大多是邸报上不许发表、人们又很想知道的事情，所以很受欢迎。从“日出一纸”来看，小报俨然是日报，传播的范围也很广，能够“遍达于州郡”。当然，小报上的消息不一定完全准确，由于出版在事情发生之前，有时不免中途变化，或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但是大家要看的是新闻，而不在意报纸的真假，于是看报的人欢迎，办报的人赚钱，小报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以至于出现了“以小报为先，以朝报为常”的局面。小报的发行人是使臣和在政府机关中工作的中下级官员及书店主人。小报报道内容主要是皇帝的诏令、臣僚的议疏章奏等，但由于小报触犯了统治者的议论朝廷之禁和新闻泄露之禁，所以就受到了统治者的查禁。到了南宋，人们开始把这类非法新闻称为“小报”。小报的流行，当然为政府所不容。自小报产生起，当局就将其视为非法出版物。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正月诏令：“近闻不逞之徒，撰造无根之语，名日小报，传播中外，骇惑听闻。今后除进奏院合行关报已施行事外，如有似此之人。当重决配。其所受小报官吏，取旨施行。令临安府常切觉察禁戢，勿致违戾。”淳熙十六年(1189年)闰五月又下诏令：“今后有私撰小报，唱说事端，许人告首，赏钱三百贯文，犯人编管五百里。”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颁布的“庆元条法事类”，对惩治小报作出更为严厉的规定：“诸听探传报漏泄朝廷机密事者，若差除，流二千五百里。主行人有犯加一等，并配千里。非重害者徒三年，各不以荫论。即传报实封申奏应密之文书，并撰造事端誊报惑众者，并以违制论。以上事理重者奏裁，各许人告。于事无害者杖八十。”在不断加大对小报惩治力度的同时，政府还加强了对进奏官的管理和监督，禁止进奏官私下向小报提供信息，并且命进奏官以五人为一组作连环保，互相监督。此外，还加强了宫廷和政府机关的门禁，加强文书保管工作，禁止近侍人员和省、部、寺、监等官署当差人员泄露朝廷机事，以堵塞小报的新闻来源。
尽管政府三令五申，措施严厉，却始终未能将小报禁绝，有时反而愈禁愈盛。从北宋末年到南宋，时局纷纭，人心惶惶，人们都急于了解局势的发展、政府的对策，官报上消息闭塞，人们更期待从小报上了解情况。“大道不通小道通”，小报的产生和流行，正是政府封锁新闻的结果。应当指出，宋朝从开国到灭亡，始终同辽金元三方面先后对峙，时战时和，总不能平安无事。外敌当前，不能不对公开传播的新闻加以控制，以防止机密的外泄，从国家、民族的利益来说，这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加区别地搞新闻封锁，就会在封锁了敌人的同时，也封锁了自己。《宋史·吕溱传》载：“侬智高寇岭南，诏奏邸毋得辄报。溱言，一方有警，使诸道闻之，共得为备。今欲人不知，此意何也?”应该让人们知道的事情不许报道，反而有害无益。观乎宋朝的新闻管制，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禁锢民众的视听，以维护政治上的专制统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儒家执政之秘诀，在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下，只有帝王和少数权臣能够决定政治生活的方向和国家的命运，广大的民众不但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而且不能享有政治上的知闻权。
编校：张红玲
“邸报”是我国最早的报纸，它创办于2000多年前的西汉初期(约公元前2世纪左右)。当时西汉实行郡县制，在全国分成若干个郡，郡下再分若干个县。各郡在京城长安都设有驻京办事处，这个住处叫作“邸”，派有常驻代表，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在皇帝和各郡首长之间做联络工作，定期把皇帝的谕旨、诏书、臣僚奏议等官方文书以及宫廷大事等有关政治情报，写在竹简上或绢帛上，然后由信使骑着快马，通过秦朝建立起来的驿道，传送到各郡长官。这就是《邸报》产生的背景。自汉、唐、宋、元、明直到清代，《邸报》的名称虽屡有改变，但发行却一直没有中断过，其性质和内容也没有多大变动。“邸”原是指古代朝觐京师的官员在京的住所，它最早出现于战国。颜师古注：“郡国朝宿之舍，在京师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归至也。”“邸”后来成为地方高级官员驻京的办事机构，为传递沟通消息而设。“邸报”之称即由此而来。“邸报”最初是由朝廷内部传抄，后遂张贴于宫门，公诸传抄，故又称“宫门抄”“辕门抄”，这实际上就是最早的一种新闻发布方式。据史书记载，在开元和大中年间，存在过一种“系日条事，不立首末”的开元“杂报”，唐朝末年孙樵(即孙可之，字隐之)在《经纬集》中所写的有关“开元杂报”的文章，是关于邸报较旱也较详细的记载(当代新闻史学家对有无“开元杂报”一说持怀疑态度)。唐朝的邸报已经使用纸张，并且用雕版印刷的《开元杂报》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印刷报纸。《中国雕版流考》一书曾这样描绘过它的形式：“叶十三行，每行十五字，字大如钱。有边线界栏，而无中缝。犹唐人写本款式，作蝴蝶装，墨影漫漶，不甚可辨。”最近在伦敦发现的敦煌邸报，是现存的中国最古老的报纸，也是现存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它发行于唐僖宗光启三年(887年)。关于唐朝时期的封建官报的记载，在《全唐诗话》和《唐语林》等书中均有所见。唐代的邸报仅供藩帅等少数官员阅览，从今天的眼光看，只不过是报纸的一种雏形。进奏官除传达政府公布的消息外，还通过邸报向本镇提供朝廷及他镇的各种情报。这样做当然为朝廷所忌，但由于进奏院为藩镇自置，进奏官昕命于藩镇，朝廷对邸报的发布并不能完全控制。随着中央权力的逐渐衰落，进奏官作为藩镇派驻京师的代表也愈加猖狂，甚至直接干预朝政。如光化三年(900年)，中尉刘季述等幽废昭宗。“诸道邸吏牵帝下殿，以立幼主”。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更谈不上对邸报实行管制了。
宋代邸报
由于印刷术的应用，邸报能够大量复制，读到的人越来越多。虽然邸报的发行数字已难以查考，但通过宋人有关的文字可以看到，邸报在当时相当流行。苏轼《与王元直书》中提到，他在被贬地黄州能读到邸报，“黄州真在井底，杳不闻乡国信息……每见一邸报，须数人下狱得罪”。又有《小饮公瑾舟中》诗：“青泥赤日午相烘，走访船窗柳影中。辍我东坡无限睡，赏君南浦不赀风。坐观邸报谈迂叟，闲说滁山忆醉翁。”诗末自注云：“邓滁人也。是日坐中观邸报，云迂叟已押入门下省。”这首诗是元丰八年(1085年)苏轼在黄州量移汝州的途中从邸报上获知司马光人相的消息时所作。可见，邸报在当时传布于各地，是人们了解朝政信息的重要渠道。值得注意的是，邸报在宋代已经成为一种可以买卖的商品。《西湖老人繁胜录》载，南京临安的“诸行市”中，有“卖朝报”一行。有人以卖报为业，说明邸报刊布甚广。
宋代新闻管制
我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在雕版印刷术日渐盛行等因素的推动下，在宋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同时假新闻如影随形，泛滥成灾。宋廷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整顿措施，但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对“义利观”的冲击、政治分野与学术歧见引发的激烈党争、新闻传播机制的不完善造成的忽性竞争等原因，宋代的新闻造假活动屡禁不止，愈演愈烈。于是，宋代统治者不得不对新闻采取了新闻管制。中央直接管理邸报，意在控制新闻发布权，将新闻传播纳人为政府服务的轨道。通过邸报统一发布朝政信息，有助于中央政令的贯彻和行政上的统一。在充分发挥邸报上意下达的作用的同时，朝廷也对邸报的内容严格把关，防止那些于政府不利的消息在邸报上刊登。邸报流行愈广、影响愈大，政府对邸报内容的控制也就愈加严厉。从文献上看，邸报上的新闻主要有以下限禁：
灾异。水、旱、蝗灾及日蚀、地震等自然灾害和异常天象，往往被认为是上天对天子的不满和警告，传播开来有损于帝王的威望。甚至会引起人心不安，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正月，秘阁校书知相州杨孜上言：“进奏院逐句发外州军报状，盖朝廷之意欲以迁授降黜示赏功罚罪，勉励天下为吏者。积习因循，将灾异之事悉报天下，奸人赃吏、游手凶徒喜有所闻。转相煽惑，遂生观望。京东逆党未必不由此而起狂妄之谋。况边禁不严，细下往来。欲乞下进奏院，今后唯除改差任臣僚，赏罚功过，保荐官吏乃得通报，其余灾祥之事，不得辄以单状伪题亲识名衔以报天下。如违，进奏院官吏并乞科违制之罪。”这一建议为朝廷采纳后，灾异方面的消息。便很少见于邸报。
军情。对涉及边防军事、兵变、农民起义等方面的消息，一般不准邸报报道。如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沂州虎翼军卒王伦发动兵变，与官军对抗，“江淮军频有奏报，朝廷不欲人知，召进奏官等于枢密院，责状不令漏泄，指挥甚严”。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七月则明确规定：“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
朝廷机事。宋代各朝都严禁传播朝廷机事，对邸报限禁尤严。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九月诏：“访闻诸州进奏官日近多撰合事端誊报煽惑人心，将机密不合报外之事供申。今后许经开封府陈告。……今后只得以枢密院送下报状供申逐处施行。”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五月尚书省言：“进奏官许传报常程申奏及经尚书省已出文字，其实封文字或事干机密者不得传报，如违并以违制论。”
未经批准公布的臣僚章疏。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四月诏：“臣僚章疏不许传报中外，仰开封府常切觉察。仍关报合属去处，内敕黄行下臣僚章疏，自合传报。其不系敕黄行下臣僚章疏辄传报者，以违制论。”
为了加强对邸报内容的控制，使有关的禁令得到贯彻，从真宗成平二年(999年)起，对邸报实行“定本”制度。“定本”制度是我国最早的新闻检查制度，也是为中央集权服务的。定本制度：根据进奏官采集来的各种发报材料。经本院监官编好，送请枢密院或当权的宰相审查通过后产生的邸报样本，进奏官们必须根据这一样本进行发报。定本即经官方审定后的邸报样本。进奏官必须根据这一样本进行发报，不得超过范围。定本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加强了当时统治者对邸报的控制。迫使进奏官们只能按照当局允许发布的内容 进行传报活动。使邸报能够更好地贯彻皇帝和重臣的意图。邸报的内容由于多受限禁，许多为读者关心的新闻得不到报道，“定本”审查制度又造成出版时间上的稽延，使得邸报不能满足人们对新闻的需求。有人抱怨说：“动辄年旬日，俟许报行，方敢传录，而官吏迎合意旨，多是删去紧要事目，止传常程文书，偏州下邑往往有经历时月不闻朝廷诏令。”特别是在时局紧张、社会动荡的时候，邸报受到的限制更多，更是不能满足读者了解形势的迫切需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打破官方新闻限禁的私营报纸，即“小报”。小报是中国新闻史上最先出现的民间报纸。小报产生于北宋，流行于南宋。人们暗中把小报称作新闻，这是将报纸和新闻联系起来的最早记录。
北宋后期，就有人假冒“朝报”的形式，私自发行报纸。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六月诏令：“近撰造事端，妄作朝报，累有约束，当定罪赏，仰开封府检举，严切差人缉捉。”到了南宋，私营的“小报”十分流行。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十月，臣僚上言：“国朝置进奏院于京师，诸路州郡亦各有进奏吏，凡朝廷已行之命令，已定之差除，皆以达于四方，谓之邸报，所以久矣。而比来有司防禁不严，遂有命令未行，差除未定，即时誊播，谓之小报。始自都下，传之四方。甚者凿空撰造，以无为有，流布近远，疑误群听。”又言：“近年有所谓小报者，或是朝报未报之事，或是官员陈乞未曾施行之事，先传于外，固已不可。至有撰造命令，妄传事端，朝廷之差除，台谏百官之章奏，以无为有，传播于外。访闻有一使臣及门院子，专以探此等事为生。或得之于省院之漏泄，或得之于街市之剽闻，又或意见之撰造，日出一纸，以出局之后省、寺、监、知杂司及进奏官，悉皆传授，坐获不资之利。以先得者为功，一以传十，十以传百，以至遍达于州郡。人性喜新而好奇，皆以小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真伪亦不复辨也。”这段材料对小报的情况介绍得十分详尽。同官方的邸报相比，私营的小报更具有新闻性。它信息灵通，报道及时，往往抢先发表消息，其内容大多是邸报上不许发表、人们又很想知道的事情，所以很受欢迎。从“日出一纸”来看，小报俨然是日报，传播的范围也很广，能够“遍达于州郡”。当然，小报上的消息不一定完全准确，由于出版在事情发生之前，有时不免中途变化，或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但是大家要看的是新闻，而不在意报纸的真假，于是看报的人欢迎，办报的人赚钱，小报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以至于出现了“以小报为先，以朝报为常”的局面。小报的发行人是使臣和在政府机关中工作的中下级官员及书店主人。小报报道内容主要是皇帝的诏令、臣僚的议疏章奏等，但由于小报触犯了统治者的议论朝廷之禁和新闻泄露之禁，所以就受到了统治者的查禁。到了南宋，人们开始把这类非法新闻称为“小报”。小报的流行，当然为政府所不容。自小报产生起，当局就将其视为非法出版物。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正月诏令：“近闻不逞之徒，撰造无根之语，名日小报，传播中外，骇惑听闻。今后除进奏院合行关报已施行事外，如有似此之人。当重决配。其所受小报官吏，取旨施行。令临安府常切觉察禁戢，勿致违戾。”淳熙十六年(1189年)闰五月又下诏令：“今后有私撰小报，唱说事端，许人告首，赏钱三百贯文，犯人编管五百里。”宁宗嘉泰三年(1203年)颁布的“庆元条法事类”，对惩治小报作出更为严厉的规定：“诸听探传报漏泄朝廷机密事者，若差除，流二千五百里。主行人有犯加一等，并配千里。非重害者徒三年，各不以荫论。即传报实封申奏应密之文书，并撰造事端誊报惑众者，并以违制论。以上事理重者奏裁，各许人告。于事无害者杖八十。”在不断加大对小报惩治力度的同时，政府还加强了对进奏官的管理和监督，禁止进奏官私下向小报提供信息，并且命进奏官以五人为一组作连环保，互相监督。此外，还加强了宫廷和政府机关的门禁，加强文书保管工作，禁止近侍人员和省、部、寺、监等官署当差人员泄露朝廷机事，以堵塞小报的新闻来源。
尽管政府三令五申，措施严厉，却始终未能将小报禁绝，有时反而愈禁愈盛。从北宋末年到南宋，时局纷纭，人心惶惶，人们都急于了解局势的发展、政府的对策，官报上消息闭塞，人们更期待从小报上了解情况。“大道不通小道通”，小报的产生和流行，正是政府封锁新闻的结果。应当指出，宋朝从开国到灭亡，始终同辽金元三方面先后对峙，时战时和，总不能平安无事。外敌当前，不能不对公开传播的新闻加以控制，以防止机密的外泄，从国家、民族的利益来说，这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加区别地搞新闻封锁，就会在封锁了敌人的同时，也封锁了自己。《宋史·吕溱传》载：“侬智高寇岭南，诏奏邸毋得辄报。溱言，一方有警，使诸道闻之，共得为备。今欲人不知，此意何也?”应该让人们知道的事情不许报道，反而有害无益。观乎宋朝的新闻管制，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禁锢民众的视听，以维护政治上的专制统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为儒家执政之秘诀，在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下，只有帝王和少数权臣能够决定政治生活的方向和国家的命运，广大的民众不但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而且不能享有政治上的知闻权。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