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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爱美的女人，所有女人都爱美;我喜欢漂亮衣服也喜欢买衣服，天下女人都喜欢漂亮衣服都喜欢买衣服。小时候，准确地说是公元1973年的夏天，我得到了一条漂亮的红裙子，你知道当时我有多喜欢吗？
小时候被送到北京读书。一个乡下小姑娘突然来到大城市，穿戴上土里土气的。小学一二年级时还没什么察觉，上了三年级就感觉出一些不同来。比如，要么衣服太暗，要么衣服太鲜，要么搭配得不和谐，总之，就是没人家城里人洋气。虽然没有被同学当面嘲笑，可在心理上，总觉得与别人有那么点差距，这让我渐渐滋生出了对漂亮衣服的渴望。
一天，舅妈高兴地说：“小红啊，你妈给你寄布料来了。”一听这话，我“哇”地一声哭起来。我知道，穿漂亮衣服的美梦又要泡汤了。我哭着喊着：“我不穿我不穿，北京那么多好看的花布你不给我买，偏要我妈从东北寄过来，你给她再寄回去，反正我不穿！”舅妈总是一副好脾气，看着我哭她就一直笑，笑得断断续续地说不清楚话了。半天，才停下来把我拉过去，一字一句地对我说：“傻孩子，舅妈哪能不希望你穿得漂亮呢？可是舅妈没有你的布票哇。你的布票在你老家东北，而东北的布票拿到北京是不能用的，所以，你妈只好把布买好了再寄过来。”听到这话，我自知理屈，拿着妈妈寄来的灰不溜秋的布料，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下来。
户口，户口，都是那个该死的户口惹的祸。没有户口，就没有粮票、油票、布票、煤票等等需要凭“票”购买的一切。我所吃的用的，实际上已经占用了舅妈家物品计划之内的指标。吃的还好说，每人省出一口就有了，可这穿的就不一样了，没人替我穿没人跟我换，一切只能听天由命。
一次，妈妈的布又来了。里面夹了一封信，信里說：“连队小卖部终于来花布了，小红这次该高兴了吧？”我的天，那是块什么花布啊——大朵大朵的牡丹花像我们盖的花被面，我的妈妈怎么会是这种眼光啊！
谁来跟我交换呢？舅舅舅妈不可能，两个上中学的文文静静的表姐不可能，表哥更不可能，这花里胡哨的花布只能由我自己来穿。
同班同学之间，私底下常常议论谁穿衣服好看谁穿衣服洋气。我们共同的指向就是挨着我们教室的五班的一个小女孩儿，她的名字叫张一平。没错，张一平，这个名字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她有一个娇翘挺秀的小鼻子，肉嘟嘟的小嘴唇，皮肤呈浅褐色。若是正面看她，尤其那对双眼皮的大眼睛，洋娃娃似的一眨一眨的，美丽而深邃。是的，她不是地道的中国人，而是澳大利亚华侨。她住在离学校不远的一条胡同里，而我则住在与她方向相反的阜成门大街上，每天放学我都渴望与她同行，但顶多能在她身后跟上百十米，就不得不掉头回家，这让我深感遗憾。
于是，我就在下课的时候偷偷去看她。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直到现在，我都能一一历数她的几件漂亮衣裳。她有两件短袖的确良衬衣，一件紫色一件浅粉色，两件都是圆领泡泡袖，圆领上还压了一圈白色犬牙。下面穿的是白色小短裙，一条是镶了荷叶边的，一条是红色小百褶的，腿上是白色长筒袜，脚穿当时最流行的白运动球鞋。这身打扮，别人我不敢说，反正我的心魂是被她牢牢钩住了。一下课，我的眼睛就开始搜寻她的身影，她总是和几个女同学迅速扯开橡皮筋，然后有节奏地跳起来。像一只粉白的小蝴蝶，在两根皮筋间自由翻飞，不时发出欢快的笑声。
冬天，张一平从不戴围巾，而是戴一顶粉色毛线帽一双毛线手套。上身穿过膝的双排扣大衣，下面穿蓝格或黄格的裤子，在肃杀冷寂的冬天，她的穿戴总能给周围带来一缕蓬勃的生机。下课铃一响，我的眼睛就跟着她转，离她既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远了看不清，近了又怕她发现，只好用那种不远不近不离不弃的目光，追随着我心中的偶像。在当年大力倡导艰苦朴素、反修防修的年代里，穿得漂亮美艳，是要受到批评指责的。可张一平的穿着似乎并没引起师生的非议，现在想想其中的缘由，或许因为她是华侨，大家自然对她多了一分宽容与理解。
有一回，我做了一件可笑又愚蠢的事情。
乍暖还寒的三月，张一平穿了一双黑色包脚松紧鞋，走起路来轻盈好看。我是多么喜欢又多么希望也有一双这样不薄不厚又轻又巧的鞋子啊。可我不敢向舅妈提出非分要求，心里又想臭美，怎么办呢？趁大人不注意，翻箱倒柜找出夏天的方口黑布鞋，穿在脚上蹦蹦跶哒上学去了。北方的三月非常寒冷，坐在教室里，我的脚冻得生疼，已经快失去知觉了。好不容易盼到下课了，飞快地冲出去，跑到操场上蹦啊跳啊，希望能吸引同学们欣赏的目光。可我失望地发现，没有一个人注意我，更没有人赞赏我脚下那双单布鞋。我是多么后悔呀，因为我的脚快冻僵了，差不多都走不动道了。那一刻，感觉自己完全是只丑小鸭。
平时我都是第一个放学回家，可那天邪门儿了，表姐比我早到家。一进家门她就指着我的脚大叫起来：“哎，你们快看呀，小红多臭美呀，大冬天穿单布鞋！”舅妈赶紧跑过来，高声质问我这是为什么？我的脸憋得通红，就是不说一句话。这怎么能说呢？说出来会被人笑死的！舅妈狠狠把我骂了一通，我低头换鞋没有做任何解释。以后学到东施效颦这个成语，猛然间想起这件事情来，感觉自己就是那个丑东施。
张一平，你知道吗？那么小小的年纪，你已经有了一个默默痴情于你的铁杆粉丝，辗转于世上几十年仍无法忘怀于你。我在想：不管你是在澳大利亚还是在中国，或是在世界其他什么地方，如果你看到了这篇文章，请你一定想办法与我联系。那时，虽然我们已是耄耋之年满头银发，但这并不妨碍什么，我们坐在一起好好聊聊，聊一聊当年你的美丽我的痴迷，聊一聊奇特岁月中女孩子的爱美情结，还有埋藏在心里的那些小虚荣小秘密，好不好呢？
有一回，妈妈真的寄来了一块非常漂亮的花布，那是一块杏黄色桃花真丝绸布料。全家人你摸摸我看看，啧啧的赞不绝口。我拿到手上舍不得放下，捧在手上摸呀摸，贴在脸上蹭啊蹭。舅妈说：“这下你高兴了吧？终于寄来漂亮花布了，可是你要想好，这块布料能做什么呢？”她一下子把我问住了。是啊，能做什么呢？不能做衣服不能做裤子，不能做外套也不能做裙子，一个小孩子家穿着亮光闪闪的真丝布料，该有多么不合时宜！兴奋的心冷却下来。渐渐地，那块真丝绸布料成了我心头的一块病。只要一想到这块布料，就悲喜交集不知如何是好。舅妈当然看出了我的心思，我的心理活动总是逃不出她戴着一副厚厚玻璃镜片的眼睛。 有一天，她跟我做了一次这样的对话：
“过些日子你四川一个表婶要来北京看我们，她刚结婚，人也长得不错，想跟你商量一下，把你妈寄来的那块丝绸送给她，可以吗？”我不吱声，心里老大不情愿。
“这是成人穿的布料，放也是放着，不如做个人情。”
我还是不吭气，心想：这是我的东西，凭什么送给那个我从没见过的表婶？
“东西放久了就会过时，这布料送给表婶，舅妈不会亏待你的。”
我瞪大眼睛，怔怔地望着她。
“舅妈会再买一块你喜欢的布料，给你做条裙子。”
啊！这太好啦！真叫我大喜过望！我痛痛块块答应了这个交换条件。
舅妈没有食言。她带我去百货公司挑了一块玫红色的棉绸，用手工给我缝制了一条背带裙，又配了一件白短袖衬衣。我感觉整个人都变了，变得漂亮而有自信;我记得张一平也有一条背带红裙子，我终于有一件与她相仿的衣服了。我兴奋得几天睡不好觉，像一只腾空欲飞的小天鹅。
穿着这条裙子走在街上，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好几个大人亲切地摸着我的头说：小姑娘真漂亮！穿着这条裙子，我终于赢得班里女同学的赞赏;穿着这条裙子，在故宫门口玩丢手绢的游戏，有两个外国人蹲下来跟我合影照相。一条漂亮的红裙子，红透了我那段难忘的少年时光。
马上小学毕业了，我这个没有户口的小黑孩儿再也混不下去了。妈妈从东北赶到北京接我回家。离京时她问我想带点什么东西，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想穿漂亮衣裳。领着妈妈到百货公司，指着要一种紫罗兰颜色上面镶几何图形的的确良花布。妈妈一咬牙，满足了我的愿望。
在北京小学毕业后，跟着妈妈又回到我的出生地——黑龙江逊克军马场。我立刻变成了一只漂亮的花蝴蝶，吸引了一大批惊異和羡慕的目光。他们变成了当年的我，我变成了张一平。可是好景不长，爸爸发现了我极度爱美的心理，预料了不加干涉将带来的后果。他说：你这是资产阶级小姐作风呀，你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呀。一番语重心长的教育，像一盆从天而降的冷水，浇灭了我热情奔放的崇美追求。我真不明白，穿几件漂亮衣服问题有那么严重吗？爱美爱漂亮就变成了资产阶级？爸爸瞪大的眼睛和严肃的表情不容我多问，反正所有漂亮衣服统统压入了箱子底，姐姐的补丁衣服，妈妈穿小的衣服，统统拢到我面前。从此，我又变成了一只丑小鸭，只不过这丑小鸭不是我一个，而是一大群。
高兴的时候，当然一定是趁着大人不在家的时候，拿出漂亮衣服对着镜子左看看右瞧瞧，穿上那条背带红裙子，左摆摆右转转，然后脱下来认真叠好，不留痕迹地放进箱子里。
回忆那段尴尬岁月，的确有些令人啼笑皆非，但仔细想来也不乏人生趣味。那时的我们，一根红头绳就能高兴好几天;穿鞋能露出脚面的尼龙袜子，心里就美滋滋的不知姓什么了。
快过年了，一想到能穿上新衣服，简直高兴得睡不着觉！我们的幸福如此容易而简单，我们的心理如此容易满足和幸福。不像现在的孩子，要什么有什么，一切对他们来说都唾手可得而又弃之如敝履。羡慕他们的同时，内心也有一丝怜惜：无论社会多么发达条件多么优越，我们曾经拥有的幸福与快乐，今后的孩子怕是再也体味不到了吧？
因压抑而生渴望，因得之不易而备感珍惜。这种理性与感性交织的人生悖论，欲望与节制交错的心理共性，是人类共同的矛盾，也是最需要懂得与把控的人生哲学。就像现在，衣服可谓应有尽有，但一件件地买回家后，兴奋感持续不长很快就会消失，有些衣服一年穿不到两次甚至根本想不起来穿。倒是舅妈手工缝制的那条背带红裙子，穿越半个世纪的红尘还时常飘荡在脑海中，让人每每想起，都会有长久的兴奋与满足。我自信这种兴奋与满足，会长长久久陪伴我，给我不竭的回味与快乐，一直陪伴我走下去。
作者简介：萧鸿，女，黑龙江人，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报告文学协会会员。现在十堰市委宣传部供职。曾从事教师、播音主持、记者、编辑、文化宣传等职，爱好散文和诗歌创作，曾在《读者》《山花》、香港《成报》《羊城晚报》《湖北日报》等多家刊物媒体发表作品，曾整理出版《向坝民歌集》，出版散文集《在呼兰河的这边》。
小时候被送到北京读书。一个乡下小姑娘突然来到大城市，穿戴上土里土气的。小学一二年级时还没什么察觉，上了三年级就感觉出一些不同来。比如，要么衣服太暗，要么衣服太鲜，要么搭配得不和谐，总之，就是没人家城里人洋气。虽然没有被同学当面嘲笑，可在心理上，总觉得与别人有那么点差距，这让我渐渐滋生出了对漂亮衣服的渴望。
一天，舅妈高兴地说：“小红啊，你妈给你寄布料来了。”一听这话，我“哇”地一声哭起来。我知道，穿漂亮衣服的美梦又要泡汤了。我哭着喊着：“我不穿我不穿，北京那么多好看的花布你不给我买，偏要我妈从东北寄过来，你给她再寄回去，反正我不穿！”舅妈总是一副好脾气，看着我哭她就一直笑，笑得断断续续地说不清楚话了。半天，才停下来把我拉过去，一字一句地对我说：“傻孩子，舅妈哪能不希望你穿得漂亮呢？可是舅妈没有你的布票哇。你的布票在你老家东北，而东北的布票拿到北京是不能用的，所以，你妈只好把布买好了再寄过来。”听到这话，我自知理屈，拿着妈妈寄来的灰不溜秋的布料，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下来。
户口，户口，都是那个该死的户口惹的祸。没有户口，就没有粮票、油票、布票、煤票等等需要凭“票”购买的一切。我所吃的用的，实际上已经占用了舅妈家物品计划之内的指标。吃的还好说，每人省出一口就有了，可这穿的就不一样了，没人替我穿没人跟我换，一切只能听天由命。
一次，妈妈的布又来了。里面夹了一封信，信里說：“连队小卖部终于来花布了，小红这次该高兴了吧？”我的天，那是块什么花布啊——大朵大朵的牡丹花像我们盖的花被面，我的妈妈怎么会是这种眼光啊！
谁来跟我交换呢？舅舅舅妈不可能，两个上中学的文文静静的表姐不可能，表哥更不可能，这花里胡哨的花布只能由我自己来穿。
同班同学之间，私底下常常议论谁穿衣服好看谁穿衣服洋气。我们共同的指向就是挨着我们教室的五班的一个小女孩儿，她的名字叫张一平。没错，张一平，这个名字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她有一个娇翘挺秀的小鼻子，肉嘟嘟的小嘴唇，皮肤呈浅褐色。若是正面看她，尤其那对双眼皮的大眼睛，洋娃娃似的一眨一眨的，美丽而深邃。是的，她不是地道的中国人，而是澳大利亚华侨。她住在离学校不远的一条胡同里，而我则住在与她方向相反的阜成门大街上，每天放学我都渴望与她同行，但顶多能在她身后跟上百十米，就不得不掉头回家，这让我深感遗憾。
于是，我就在下课的时候偷偷去看她。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直到现在，我都能一一历数她的几件漂亮衣裳。她有两件短袖的确良衬衣，一件紫色一件浅粉色，两件都是圆领泡泡袖，圆领上还压了一圈白色犬牙。下面穿的是白色小短裙，一条是镶了荷叶边的，一条是红色小百褶的，腿上是白色长筒袜，脚穿当时最流行的白运动球鞋。这身打扮，别人我不敢说，反正我的心魂是被她牢牢钩住了。一下课，我的眼睛就开始搜寻她的身影，她总是和几个女同学迅速扯开橡皮筋，然后有节奏地跳起来。像一只粉白的小蝴蝶，在两根皮筋间自由翻飞，不时发出欢快的笑声。
冬天，张一平从不戴围巾，而是戴一顶粉色毛线帽一双毛线手套。上身穿过膝的双排扣大衣，下面穿蓝格或黄格的裤子，在肃杀冷寂的冬天，她的穿戴总能给周围带来一缕蓬勃的生机。下课铃一响，我的眼睛就跟着她转，离她既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远了看不清，近了又怕她发现，只好用那种不远不近不离不弃的目光，追随着我心中的偶像。在当年大力倡导艰苦朴素、反修防修的年代里，穿得漂亮美艳，是要受到批评指责的。可张一平的穿着似乎并没引起师生的非议，现在想想其中的缘由，或许因为她是华侨，大家自然对她多了一分宽容与理解。
有一回，我做了一件可笑又愚蠢的事情。
乍暖还寒的三月，张一平穿了一双黑色包脚松紧鞋，走起路来轻盈好看。我是多么喜欢又多么希望也有一双这样不薄不厚又轻又巧的鞋子啊。可我不敢向舅妈提出非分要求，心里又想臭美，怎么办呢？趁大人不注意，翻箱倒柜找出夏天的方口黑布鞋，穿在脚上蹦蹦跶哒上学去了。北方的三月非常寒冷，坐在教室里，我的脚冻得生疼，已经快失去知觉了。好不容易盼到下课了，飞快地冲出去，跑到操场上蹦啊跳啊，希望能吸引同学们欣赏的目光。可我失望地发现，没有一个人注意我，更没有人赞赏我脚下那双单布鞋。我是多么后悔呀，因为我的脚快冻僵了，差不多都走不动道了。那一刻，感觉自己完全是只丑小鸭。
平时我都是第一个放学回家，可那天邪门儿了，表姐比我早到家。一进家门她就指着我的脚大叫起来：“哎，你们快看呀，小红多臭美呀，大冬天穿单布鞋！”舅妈赶紧跑过来，高声质问我这是为什么？我的脸憋得通红，就是不说一句话。这怎么能说呢？说出来会被人笑死的！舅妈狠狠把我骂了一通，我低头换鞋没有做任何解释。以后学到东施效颦这个成语，猛然间想起这件事情来，感觉自己就是那个丑东施。
张一平，你知道吗？那么小小的年纪，你已经有了一个默默痴情于你的铁杆粉丝，辗转于世上几十年仍无法忘怀于你。我在想：不管你是在澳大利亚还是在中国，或是在世界其他什么地方，如果你看到了这篇文章，请你一定想办法与我联系。那时，虽然我们已是耄耋之年满头银发，但这并不妨碍什么，我们坐在一起好好聊聊，聊一聊当年你的美丽我的痴迷，聊一聊奇特岁月中女孩子的爱美情结，还有埋藏在心里的那些小虚荣小秘密，好不好呢？
有一回，妈妈真的寄来了一块非常漂亮的花布，那是一块杏黄色桃花真丝绸布料。全家人你摸摸我看看，啧啧的赞不绝口。我拿到手上舍不得放下，捧在手上摸呀摸，贴在脸上蹭啊蹭。舅妈说：“这下你高兴了吧？终于寄来漂亮花布了，可是你要想好，这块布料能做什么呢？”她一下子把我问住了。是啊，能做什么呢？不能做衣服不能做裤子，不能做外套也不能做裙子，一个小孩子家穿着亮光闪闪的真丝布料，该有多么不合时宜！兴奋的心冷却下来。渐渐地，那块真丝绸布料成了我心头的一块病。只要一想到这块布料，就悲喜交集不知如何是好。舅妈当然看出了我的心思，我的心理活动总是逃不出她戴着一副厚厚玻璃镜片的眼睛。 有一天，她跟我做了一次这样的对话：
“过些日子你四川一个表婶要来北京看我们，她刚结婚，人也长得不错，想跟你商量一下，把你妈寄来的那块丝绸送给她，可以吗？”我不吱声，心里老大不情愿。
“这是成人穿的布料，放也是放着，不如做个人情。”
我还是不吭气，心想：这是我的东西，凭什么送给那个我从没见过的表婶？
“东西放久了就会过时，这布料送给表婶，舅妈不会亏待你的。”
我瞪大眼睛，怔怔地望着她。
“舅妈会再买一块你喜欢的布料，给你做条裙子。”
啊！这太好啦！真叫我大喜过望！我痛痛块块答应了这个交换条件。
舅妈没有食言。她带我去百货公司挑了一块玫红色的棉绸，用手工给我缝制了一条背带裙，又配了一件白短袖衬衣。我感觉整个人都变了，变得漂亮而有自信;我记得张一平也有一条背带红裙子，我终于有一件与她相仿的衣服了。我兴奋得几天睡不好觉，像一只腾空欲飞的小天鹅。
穿着这条裙子走在街上，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好几个大人亲切地摸着我的头说：小姑娘真漂亮！穿着这条裙子，我终于赢得班里女同学的赞赏;穿着这条裙子，在故宫门口玩丢手绢的游戏，有两个外国人蹲下来跟我合影照相。一条漂亮的红裙子，红透了我那段难忘的少年时光。
马上小学毕业了，我这个没有户口的小黑孩儿再也混不下去了。妈妈从东北赶到北京接我回家。离京时她问我想带点什么东西，我毫不犹豫地说我想穿漂亮衣裳。领着妈妈到百货公司，指着要一种紫罗兰颜色上面镶几何图形的的确良花布。妈妈一咬牙，满足了我的愿望。
在北京小学毕业后，跟着妈妈又回到我的出生地——黑龙江逊克军马场。我立刻变成了一只漂亮的花蝴蝶，吸引了一大批惊異和羡慕的目光。他们变成了当年的我，我变成了张一平。可是好景不长，爸爸发现了我极度爱美的心理，预料了不加干涉将带来的后果。他说：你这是资产阶级小姐作风呀，你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呀。一番语重心长的教育，像一盆从天而降的冷水，浇灭了我热情奔放的崇美追求。我真不明白，穿几件漂亮衣服问题有那么严重吗？爱美爱漂亮就变成了资产阶级？爸爸瞪大的眼睛和严肃的表情不容我多问，反正所有漂亮衣服统统压入了箱子底，姐姐的补丁衣服，妈妈穿小的衣服，统统拢到我面前。从此，我又变成了一只丑小鸭，只不过这丑小鸭不是我一个，而是一大群。
高兴的时候，当然一定是趁着大人不在家的时候，拿出漂亮衣服对着镜子左看看右瞧瞧，穿上那条背带红裙子，左摆摆右转转，然后脱下来认真叠好，不留痕迹地放进箱子里。
回忆那段尴尬岁月，的确有些令人啼笑皆非，但仔细想来也不乏人生趣味。那时的我们，一根红头绳就能高兴好几天;穿鞋能露出脚面的尼龙袜子，心里就美滋滋的不知姓什么了。
快过年了，一想到能穿上新衣服，简直高兴得睡不着觉！我们的幸福如此容易而简单，我们的心理如此容易满足和幸福。不像现在的孩子，要什么有什么，一切对他们来说都唾手可得而又弃之如敝履。羡慕他们的同时，内心也有一丝怜惜：无论社会多么发达条件多么优越，我们曾经拥有的幸福与快乐，今后的孩子怕是再也体味不到了吧？
因压抑而生渴望，因得之不易而备感珍惜。这种理性与感性交织的人生悖论，欲望与节制交错的心理共性，是人类共同的矛盾，也是最需要懂得与把控的人生哲学。就像现在，衣服可谓应有尽有，但一件件地买回家后，兴奋感持续不长很快就会消失，有些衣服一年穿不到两次甚至根本想不起来穿。倒是舅妈手工缝制的那条背带红裙子，穿越半个世纪的红尘还时常飘荡在脑海中，让人每每想起，都会有长久的兴奋与满足。我自信这种兴奋与满足，会长长久久陪伴我，给我不竭的回味与快乐，一直陪伴我走下去。
作者简介：萧鸿，女，黑龙江人，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报告文学协会会员。现在十堰市委宣传部供职。曾从事教师、播音主持、记者、编辑、文化宣传等职，爱好散文和诗歌创作，曾在《读者》《山花》、香港《成报》《羊城晚报》《湖北日报》等多家刊物媒体发表作品，曾整理出版《向坝民歌集》，出版散文集《在呼兰河的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