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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现当代文学中，“地主”这一形象的塑造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点，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不单纯是政治形态与主流话语的影响，更多的在于文学创作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文化环境的不同，以及创作者和读者对文学理解与接受的不同，这种变化表明了文学创作正逐渐向自身回归。
关键词:地主 阶级 时代背景 文化环境 历史演变
地主这一形象，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时至今日, 仍有许多作家致力于这一类人物形象的塑造。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同是刻画地主形象，但在不同时期小说家的笔下, 这一形象却呈现出了迥异的风貌:人物形象从简单类型化走向了个性多样化；从单纯的政治符号走向了独特的生命个体；从对人物阶级身份的关注转向了对其文化内涵的挖掘。同时,作品中把握和评判人物的标准、方式也变了。那种被坚信为颠扑不破、永恒正确的唯一性结论已被多样而不确定的判断所取代。
从鲁迅开始的新文学就自觉地肩负起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而地主则作为封建社会的丑恶形象被当作社会阻力来书写。在今天，当我们尽量去除阶级色彩来打量他笔下的地主形象时，也许能够看到我们所不知的另一个侧面。在《祝福》中的鲁四老爷，作为鲁镇有头有脸的人物，被认为是迫害祥林嫂的元凶，应该对祥林嫂的悲剧负责任，因为鲁四老爷不准她参与祭祀的准备并在其失去劳动能力后被解雇,使祥林嫂沦为乞丐饥寒交迫而死。然而，我们应该看到，祥林嫂的悲剧不单纯是鲁四老爷造成的，而是有着更加深刻的社会背景。祥林嫂第一次到鲁四老爷家帮工，要是她的婆家没有抓她回去的话，她还是可以继续嘴角浮着笑容在鲁四老爷家帮工，并一直生活下去。但在落后的封建制度下，祥林嫂被婆家无情的卖掉，使她的再嫁被人斥为“伤风败俗”，捐了门槛后仍然不能够插手祭祀的事时才算明白：她的罪是没有办法被原谅了，脸色也“变作灰黑”，再也没有生的希望。而那些讥笑她的“不贞”、疏远她、孤立她的杀人团则在人格上无情地打压了祥林嫂做人的尊严，从而在精神上彻底击垮了祥林嫂。然而，这些受封建礼教影响的人对祥林嫂精神上的虐杀只是外部原因，被礼教所愚弄才是祥林嫂精神死亡的最主要原因。而鲁四老爷和那些乡民的所作所为，也不过是充当封建礼教的代言人和工具，他们跟穷苦劳动人民在物质上没有构成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我们只有全面的看待鲁四老爷这一形象，看待鲁四老爷与祥林嫂悲剧形成的关系，才可能更深刻的认识到封建礼教“吃人”的主题，而不是让阶级偏见蒙住我们的眼睛。况且在《祝福》中的这些批判与控诉都是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并没有上升到阶级斗争的政治层面。
到三十年代时左翼文学兴起，对地主的描写就与开展阶级斗争夺取政权的政治目标联系在一起，作品就有了阶级斗争的诉求和极大的政治使命感，因为 “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1]而巴金的《家》就是适应时代的大背景应运而生的，是以地主腐朽封闭的社会形象来控诉地主的。高老太爷是封建大家族的最高统治者，他的专横，衰老和腐朽，象征着旧家庭和封建制度走向崩溃的历史命运。他是这个家族的至尊，掌握着全家人的命运。按照封建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他是家族的“君主”，全公馆上下无不敬畏的“神”。《家》直接写高老太爷的章节并不多，但给人很深的印象。他就像幽灵似的无处不在，贯穿全书给高公馆笼罩上一层森严恐怖的气氛。《家》里发生的一系列悲剧事件，直接或间接都与高老太爷有关。他不仅葬送了觉新与梅表姐的爱情，毁了觉新的前途，而且直接导致了鸣凤这年轻生命的死亡与觉慧的愤然出走。小说用许多血淋淋的事实，控诉了家长制和旧礼教对于人的青春、爱情、生命的摧残，以及封建压迫者在扼杀人性时的残忍无情。作者在《家》中所塑造高老太爷这一形象，紧密结合了当时的社会情境与历史需要，因为只有把以高老太爷为代表的地主塑造成凶残、专制的封建家长，才能激起年青一代的反抗，形成社会的共鸣，使他们勇于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从而走向革命的道路。这时期一眛以政治诉求和阶级意识来塑造人物形象的思维模式也为以后文化发展进一步政治化埋下了伏笔。
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文学当作传播意识形态的武器，于是写地主的作品就有了极强的阶级斗争的政治性质，它对推动与掀起无产阶级革命，尤其是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起到政策所难以达到的效果，之后，几乎所有革命作家都参与了对地主的鞭挞与抨击。这时，《白毛女》应运而生。剧中的黄世仁逼债，逼死了贫雇农杨白劳，强暴了杨白劳的独生女喜儿。喜儿出逃后躲在山洞里，以偷吃山神庙的供果为生。由于长年累月不见天日，营养不良，变成了“白毛女”，使黄世仁成为家喻户晓、人人恨之入骨的恶霸地主。这一时期的地主们全是以恶的形象出现的，他们逼迫压榨农民，霸占农家妇女．地主和贫苦农民成了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就像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所指出的：“中国历代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追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2]在这主流话语与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地主成了与广大的下层劳动人民完全相对立的剥削阶级，生活的千变万化、偶然因素在这里完全被抹杀了。政治气候和时代氛围的不同产生了艺术品味完全不同的作品。使我们对地主阶级产生一种仇恨感，并以推翻它为己任，从而达到革命胜利的效果。
在十七年小说家那里, 地主这一形象更是是被置放在与农民完全对立的立场上去进行塑造的。对于其性格的把握是从唯一的尺度——阶级出发的。性格特征即阶级特征, 个人情感即阶级情感。地主为了保全自己的统治地位, 总要对进步的农民力量进行压制, 进步与落后、积极与消极构成了矛盾的双方, 形成了事物的两极, 二者不可调合, 毫无中间状态可言,就像“特有的风气产生特殊的观念”[3]一样,为政治服务的文艺观产生于十七年时期特定的社会环境中, 是适应这种环境要求的。在《红旗谱》中, 地主冯兰池一生都生存于阶级斗争的大环境之中, 其全部的生活内容都表现为对农民的残酷压迫：代政府施以割头税、看到农民的财宝( 脯红鸟) 便要据为己有, 对农民的女儿搞性占有 、( 欲娶春兰为小, 并监视其与运涛的关系) ,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由此展现出地主阶级贪婪、残暴、荒淫无耻的嘴脸。在这里地主冯兰池一无是处, 完全变成了一种类型化的象征符号, 成了政治教科书上一类人的概括,成了单向度的、抽象的、概念化的反动人物。不仅如此，《红旗谱》在描写朱、严、冯三个家庭的矛盾纠葛和斗争过程中, 也教条地运用了政治标尺。农民完全是共产党员或倾向于共产党的, 而地主冯氏父子则均是现行政治的维护者,是反动的。在十七年时期的文化背景里，可以说是一种一元化的文化专制背景, 它只认同一种对人的理解、评价尺度, 只允许一种文学观念的存在。这是以巨大的政治力量来维护的一种权威，甚至是极权。但这种文艺强权却得到了作家与读者的广泛认同和支持,这固然与革命胜利对民众情绪的巨大影响相关, 但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历代政权对思想领域的强硬控制, 已经潜移默化的形成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使他们无法逾越历史的界限。
而在新时期作家的笔下, 情况发生了变化, 地主与农民两大营垒的强烈对峙已被取消, 二者森严的界限也模糊了。作家不再从原则与阶级立场出发, 而是开始表现个性化的人格力量，充分发挥和挖掘了人的创造性。就像陈忠实所言：“当我第一次系统审视近一个世纪以来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时，又促使了起初的那种思索（对这块土地昨天和今天的思索），进一步深化而且渐入理想境界，甚至连‘反右’、‘文革’都不觉得是某一个人的偶然判断的失误的举措了。所有的悲剧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这是一个生活演变的过程……我不过是竭尽全部艺术体验和艺术能力来展示我上述关于这个民族生存，历史和人的生命的体验的。”[4]他创造了地主白嘉轩这一独特形象，颠覆了长期以来我们在文艺作品中司空见惯的地主形象,给读者一种耳目一新的阅读感受，从而引发当代读者对地主这一特殊阶层的重新审视和评价。
白嘉轩在村中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严于律己, 宽厚待人,发家后慷慨捐钱翻修祠堂和兴办学校。但不会恃强凌弱, 做伤风败俗之事。他既不宽恕触犯族规之人, 也不偏袒有罪的儿子；他以德报怨, 救助蒙冤的黑娃；他戒烟戒赌, 订立村规民约, 以正风气。无论为个人谋利还是为百姓请命, 白嘉轩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了维“ 仁义白鹿村” 的尊严, 他因此被称为白鹿原上“头一个仁义忠厚之人”。同时，书中还描写了几个地主殊途同归的发家经过:鹿子霖的老太爷早年给饭馆炒菜发了财, 回到白鹿村置买田地；另一个叫黄老五的地主,“其实也是个粗笨庄稼汉, 凭着勤苦节俭一亩半亩购置土地成了个小财东”。可见, 大多数地主的家业都是靠几代人的勤奋劳作, 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是靠剥削发家致富的。
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历来被当做敌对关系对待, 彼此间有不共戴天之宿仇。而小说中白嘉轩和长工鹿三的关系却大相径庭，他们之间与其说是主仆关系, 不如说是兄弟关系更为准确。他与鹿三的友谊, 有一半是在长期的劳动合作过程中建立和巩固起来的。在这里, 我们看不到红色经典小说中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压榨, 也看不到农民对地主的刻骨仇恨, 小说提供给读者的是一幅地主与农民之间互相依存的和谐关系图卷。这样的描写在极“左”时期是不可想象的。但从历史长河来看, 地主与农民的彼此对立是短暂的, 地主与农民的互相依存是持久的。无论是哪个阶级的全体成员, 如用道德标准衡量, 其中都有高下之分，不可一概以阶级标准来衡量。陈忠实的《白鹿原》在地主和农民问题上, 跳出经典的阶级斗争创作模式,再现了客观历史现实, 增强了艺术类型的丰富性。同时“作者大胆写白灵的惨死，黑娃的屈死和白孝文阴谋的得逞，把以宗法制下小生产者为主组成的革命基本力量所必然具有的历史局限性，作为历史的真实，活生生端在读者面前，它既令人思索历史的教训，又进而促使人们认识今天现实的某些弊端的历史根源，确有入木三分的审美效果。”[5]使白家轩在这场世纪的革命风暴中, 能够从容自若、独善其身。
新时期地主形象的重塑反映了创作主体对人的本质、人的内心世界研究的重视, 对表达自我对人、对社会独特理解的重视。作品中开始展现多样化的社会生活、多层次的性格命运。原有的一元化、单向联系的思维方式正在被多元化、多向度、多维联系的思维方式所取代, 这是人的思想解放的象征, 这是文学解放的开始。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演变，地主这一形象所具有的纯阶级性观念土崩瓦解, 人们从对阶级身份的关注转向对个体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追求。作家力图摆脱传统阶级观念的束缚, 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努力在作品中表现性与爱、人性与非人性、欲望与机会、痛苦与期待, 以及生命中的各种偶然因素, 进而表达其对历史与人生的独特理解。尤其在经历了十年的文化荒芜局面之后, 国家意识形态机构渐渐放松了对文艺界的控制, 从文学的自身规律出发, 文学家们开始对单纯为政治服务的文艺观念进行严厉的审视和深刻的反思, 并努力寻求文学对政治附属地位的逐步摆脱。因为“国家意识形态对民间文化形态进行改造和利用的结果．仅仅在文本的外在形式上获得了胜利(即故事内容)，但在隐性结构(即艺术审美精神)中实际上服从了民间意识的摆布。”[6]所以说文学不再是单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而成为了作家通过能动性的精神创造, 表现其对人、对社会独立思考的一种方式。处于什么样的时代就会产生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人物形象。教条的模式、唯一的准则已不复存在。这样的变化正说明了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下,主体创造精神的变化,创作者的思维方式从一元化稳固的模式向多元化变动的局面的转化,专制的中心主义被逐渐取代,这是文学的一次解放,也是人的一次解放。
参考文献：
[1]丹纳.艺术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0
[2]毛泽东.毛泽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25
[3]陈衡、唐景华.新编中国当代文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4]陈忠实答李星[J].小说评论.1993
[5]畅广元.《白鹿原》与社会审美心理[J]. 小说评论.1998（1）
[6]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杜,2002.151
关键词:地主 阶级 时代背景 文化环境 历史演变
地主这一形象，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时至今日, 仍有许多作家致力于这一类人物形象的塑造。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同是刻画地主形象，但在不同时期小说家的笔下, 这一形象却呈现出了迥异的风貌:人物形象从简单类型化走向了个性多样化；从单纯的政治符号走向了独特的生命个体；从对人物阶级身份的关注转向了对其文化内涵的挖掘。同时,作品中把握和评判人物的标准、方式也变了。那种被坚信为颠扑不破、永恒正确的唯一性结论已被多样而不确定的判断所取代。
从鲁迅开始的新文学就自觉地肩负起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而地主则作为封建社会的丑恶形象被当作社会阻力来书写。在今天，当我们尽量去除阶级色彩来打量他笔下的地主形象时，也许能够看到我们所不知的另一个侧面。在《祝福》中的鲁四老爷，作为鲁镇有头有脸的人物，被认为是迫害祥林嫂的元凶，应该对祥林嫂的悲剧负责任，因为鲁四老爷不准她参与祭祀的准备并在其失去劳动能力后被解雇,使祥林嫂沦为乞丐饥寒交迫而死。然而，我们应该看到，祥林嫂的悲剧不单纯是鲁四老爷造成的，而是有着更加深刻的社会背景。祥林嫂第一次到鲁四老爷家帮工，要是她的婆家没有抓她回去的话，她还是可以继续嘴角浮着笑容在鲁四老爷家帮工，并一直生活下去。但在落后的封建制度下，祥林嫂被婆家无情的卖掉，使她的再嫁被人斥为“伤风败俗”，捐了门槛后仍然不能够插手祭祀的事时才算明白：她的罪是没有办法被原谅了，脸色也“变作灰黑”，再也没有生的希望。而那些讥笑她的“不贞”、疏远她、孤立她的杀人团则在人格上无情地打压了祥林嫂做人的尊严，从而在精神上彻底击垮了祥林嫂。然而，这些受封建礼教影响的人对祥林嫂精神上的虐杀只是外部原因，被礼教所愚弄才是祥林嫂精神死亡的最主要原因。而鲁四老爷和那些乡民的所作所为，也不过是充当封建礼教的代言人和工具，他们跟穷苦劳动人民在物质上没有构成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我们只有全面的看待鲁四老爷这一形象，看待鲁四老爷与祥林嫂悲剧形成的关系，才可能更深刻的认识到封建礼教“吃人”的主题，而不是让阶级偏见蒙住我们的眼睛。况且在《祝福》中的这些批判与控诉都是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并没有上升到阶级斗争的政治层面。
到三十年代时左翼文学兴起，对地主的描写就与开展阶级斗争夺取政权的政治目标联系在一起，作品就有了阶级斗争的诉求和极大的政治使命感，因为 “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1]而巴金的《家》就是适应时代的大背景应运而生的，是以地主腐朽封闭的社会形象来控诉地主的。高老太爷是封建大家族的最高统治者，他的专横，衰老和腐朽，象征着旧家庭和封建制度走向崩溃的历史命运。他是这个家族的至尊，掌握着全家人的命运。按照封建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他是家族的“君主”，全公馆上下无不敬畏的“神”。《家》直接写高老太爷的章节并不多，但给人很深的印象。他就像幽灵似的无处不在，贯穿全书给高公馆笼罩上一层森严恐怖的气氛。《家》里发生的一系列悲剧事件，直接或间接都与高老太爷有关。他不仅葬送了觉新与梅表姐的爱情，毁了觉新的前途，而且直接导致了鸣凤这年轻生命的死亡与觉慧的愤然出走。小说用许多血淋淋的事实，控诉了家长制和旧礼教对于人的青春、爱情、生命的摧残，以及封建压迫者在扼杀人性时的残忍无情。作者在《家》中所塑造高老太爷这一形象，紧密结合了当时的社会情境与历史需要，因为只有把以高老太爷为代表的地主塑造成凶残、专制的封建家长，才能激起年青一代的反抗，形成社会的共鸣，使他们勇于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从而走向革命的道路。这时期一眛以政治诉求和阶级意识来塑造人物形象的思维模式也为以后文化发展进一步政治化埋下了伏笔。
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文学当作传播意识形态的武器，于是写地主的作品就有了极强的阶级斗争的政治性质，它对推动与掀起无产阶级革命，尤其是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起到政策所难以达到的效果，之后，几乎所有革命作家都参与了对地主的鞭挞与抨击。这时，《白毛女》应运而生。剧中的黄世仁逼债，逼死了贫雇农杨白劳，强暴了杨白劳的独生女喜儿。喜儿出逃后躲在山洞里，以偷吃山神庙的供果为生。由于长年累月不见天日，营养不良，变成了“白毛女”，使黄世仁成为家喻户晓、人人恨之入骨的恶霸地主。这一时期的地主们全是以恶的形象出现的，他们逼迫压榨农民，霸占农家妇女．地主和贫苦农民成了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就像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所指出的：“中国历代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追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2]在这主流话语与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地主成了与广大的下层劳动人民完全相对立的剥削阶级，生活的千变万化、偶然因素在这里完全被抹杀了。政治气候和时代氛围的不同产生了艺术品味完全不同的作品。使我们对地主阶级产生一种仇恨感，并以推翻它为己任，从而达到革命胜利的效果。
在十七年小说家那里, 地主这一形象更是是被置放在与农民完全对立的立场上去进行塑造的。对于其性格的把握是从唯一的尺度——阶级出发的。性格特征即阶级特征, 个人情感即阶级情感。地主为了保全自己的统治地位, 总要对进步的农民力量进行压制, 进步与落后、积极与消极构成了矛盾的双方, 形成了事物的两极, 二者不可调合, 毫无中间状态可言,就像“特有的风气产生特殊的观念”[3]一样,为政治服务的文艺观产生于十七年时期特定的社会环境中, 是适应这种环境要求的。在《红旗谱》中, 地主冯兰池一生都生存于阶级斗争的大环境之中, 其全部的生活内容都表现为对农民的残酷压迫：代政府施以割头税、看到农民的财宝( 脯红鸟) 便要据为己有, 对农民的女儿搞性占有 、( 欲娶春兰为小, 并监视其与运涛的关系) ,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由此展现出地主阶级贪婪、残暴、荒淫无耻的嘴脸。在这里地主冯兰池一无是处, 完全变成了一种类型化的象征符号, 成了政治教科书上一类人的概括,成了单向度的、抽象的、概念化的反动人物。不仅如此，《红旗谱》在描写朱、严、冯三个家庭的矛盾纠葛和斗争过程中, 也教条地运用了政治标尺。农民完全是共产党员或倾向于共产党的, 而地主冯氏父子则均是现行政治的维护者,是反动的。在十七年时期的文化背景里，可以说是一种一元化的文化专制背景, 它只认同一种对人的理解、评价尺度, 只允许一种文学观念的存在。这是以巨大的政治力量来维护的一种权威，甚至是极权。但这种文艺强权却得到了作家与读者的广泛认同和支持,这固然与革命胜利对民众情绪的巨大影响相关, 但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历代政权对思想领域的强硬控制, 已经潜移默化的形成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使他们无法逾越历史的界限。
而在新时期作家的笔下, 情况发生了变化, 地主与农民两大营垒的强烈对峙已被取消, 二者森严的界限也模糊了。作家不再从原则与阶级立场出发, 而是开始表现个性化的人格力量，充分发挥和挖掘了人的创造性。就像陈忠实所言：“当我第一次系统审视近一个世纪以来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时，又促使了起初的那种思索（对这块土地昨天和今天的思索），进一步深化而且渐入理想境界，甚至连‘反右’、‘文革’都不觉得是某一个人的偶然判断的失误的举措了。所有的悲剧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这是一个生活演变的过程……我不过是竭尽全部艺术体验和艺术能力来展示我上述关于这个民族生存，历史和人的生命的体验的。”[4]他创造了地主白嘉轩这一独特形象，颠覆了长期以来我们在文艺作品中司空见惯的地主形象,给读者一种耳目一新的阅读感受，从而引发当代读者对地主这一特殊阶层的重新审视和评价。
白嘉轩在村中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严于律己, 宽厚待人,发家后慷慨捐钱翻修祠堂和兴办学校。但不会恃强凌弱, 做伤风败俗之事。他既不宽恕触犯族规之人, 也不偏袒有罪的儿子；他以德报怨, 救助蒙冤的黑娃；他戒烟戒赌, 订立村规民约, 以正风气。无论为个人谋利还是为百姓请命, 白嘉轩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了维“ 仁义白鹿村” 的尊严, 他因此被称为白鹿原上“头一个仁义忠厚之人”。同时，书中还描写了几个地主殊途同归的发家经过:鹿子霖的老太爷早年给饭馆炒菜发了财, 回到白鹿村置买田地；另一个叫黄老五的地主,“其实也是个粗笨庄稼汉, 凭着勤苦节俭一亩半亩购置土地成了个小财东”。可见, 大多数地主的家业都是靠几代人的勤奋劳作, 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是靠剥削发家致富的。
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历来被当做敌对关系对待, 彼此间有不共戴天之宿仇。而小说中白嘉轩和长工鹿三的关系却大相径庭，他们之间与其说是主仆关系, 不如说是兄弟关系更为准确。他与鹿三的友谊, 有一半是在长期的劳动合作过程中建立和巩固起来的。在这里, 我们看不到红色经典小说中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压榨, 也看不到农民对地主的刻骨仇恨, 小说提供给读者的是一幅地主与农民之间互相依存的和谐关系图卷。这样的描写在极“左”时期是不可想象的。但从历史长河来看, 地主与农民的彼此对立是短暂的, 地主与农民的互相依存是持久的。无论是哪个阶级的全体成员, 如用道德标准衡量, 其中都有高下之分，不可一概以阶级标准来衡量。陈忠实的《白鹿原》在地主和农民问题上, 跳出经典的阶级斗争创作模式,再现了客观历史现实, 增强了艺术类型的丰富性。同时“作者大胆写白灵的惨死，黑娃的屈死和白孝文阴谋的得逞，把以宗法制下小生产者为主组成的革命基本力量所必然具有的历史局限性，作为历史的真实，活生生端在读者面前，它既令人思索历史的教训，又进而促使人们认识今天现实的某些弊端的历史根源，确有入木三分的审美效果。”[5]使白家轩在这场世纪的革命风暴中, 能够从容自若、独善其身。
新时期地主形象的重塑反映了创作主体对人的本质、人的内心世界研究的重视, 对表达自我对人、对社会独特理解的重视。作品中开始展现多样化的社会生活、多层次的性格命运。原有的一元化、单向联系的思维方式正在被多元化、多向度、多维联系的思维方式所取代, 这是人的思想解放的象征, 这是文学解放的开始。
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演变，地主这一形象所具有的纯阶级性观念土崩瓦解, 人们从对阶级身份的关注转向对个体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追求。作家力图摆脱传统阶级观念的束缚, 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努力在作品中表现性与爱、人性与非人性、欲望与机会、痛苦与期待, 以及生命中的各种偶然因素, 进而表达其对历史与人生的独特理解。尤其在经历了十年的文化荒芜局面之后, 国家意识形态机构渐渐放松了对文艺界的控制, 从文学的自身规律出发, 文学家们开始对单纯为政治服务的文艺观念进行严厉的审视和深刻的反思, 并努力寻求文学对政治附属地位的逐步摆脱。因为“国家意识形态对民间文化形态进行改造和利用的结果．仅仅在文本的外在形式上获得了胜利(即故事内容)，但在隐性结构(即艺术审美精神)中实际上服从了民间意识的摆布。”[6]所以说文学不再是单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 而成为了作家通过能动性的精神创造, 表现其对人、对社会独立思考的一种方式。处于什么样的时代就会产生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人物形象。教条的模式、唯一的准则已不复存在。这样的变化正说明了在不同的文化情境下,主体创造精神的变化,创作者的思维方式从一元化稳固的模式向多元化变动的局面的转化,专制的中心主义被逐渐取代,这是文学的一次解放,也是人的一次解放。
参考文献：
[1]丹纳.艺术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0
[2]毛泽东.毛泽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25
[3]陈衡、唐景华.新编中国当代文学[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4]陈忠实答李星[J].小说评论.1993
[5]畅广元.《白鹿原》与社会审美心理[J]. 小说评论.1998（1）
[6]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杜,2002.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