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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负”的青春
1983年出生的刘少飞每天一觉醒来，就能算出自己这天又欠了银行多少钱。炒房失败让他接过了传说中击鼓传花的最后一棒。
在2006年下半年至2007年8月间，深圳的楼市成交活跃甚至疯狂。“当时，每天产权登记中心大厅都挤满了人。”一位深圳某区负责房产过户的干部证实说，“曾经一天要接待四五百办理过户手续的人，工作就是不停地盖章，8小时工作制也就480分钟，你自己算算看。”
刘少飞在2007年初从武汉来到深圳，亲戚告诉他，楼市太好了，特别赚钱，从公务员到出租车司机都炒房了。他留了下来。
25岁的武汉青年很快成了中介公司的客户经理。第一天上班，他仅仅上网发了几个帖子就引来客户咨询，当天就成交了一套房子，4000元佣金到手了……这并不是做梦。
他每天听到的是不同的深圳故事：有个农村孩子，来深圳不久，借钱开了一家房产中介公司，赶上了房价暴涨，他用客户的押金聪明地周转拆兑，到处开立分店，业务越来越多，资金也更雄厚……而如今已经是著名的中天置业连锁的老总。他每天拿着价值几十万的镶钻手机，开着名车，住着豪宅……
“每天看着同事随便弄个收入证明，搞个零首付就炒房了，供一两个月后转手，就有几十万元收入，谁也把持不住。”刘少飞有个女同事，1985年出生的女孩子，才来深圳没有两年，已经买了5套房，“眼看着就获利了，肯定心动啊！我们不就是干这个的嘛。”
很快，他不再把房源介绍给下家，而是也学着办了一份收入证明，利用银行私下里越来越低的信贷门槛，首付两万元买了一套67万元的二手房。可惜，当他刚刚办完所有过户手续，8月——犹如传花的鼓点声骤然而停——楼市“崩盘”了。刘少飞和他的很多同行成了人们笑着四下寻找的那个受害者。
更不幸的是，他不久又在一次意外中摔断了左腿，并被公司扫地出门。目前，现实的难题是——他的月供是4050元，20年。
如今，刘少飞把房子租了出去，自己则寄宿在深圳亲戚家。每月为了房屋租金与按揭款之间的差额而奔波，他说他想回家，但他否认会一走了之，他不愿逃贷，他在一封写给深圳某仲裁委员会的信中恳求道：“如果贵委裁决支持××银行的请求将是对我全家致命的打击……”
事实上，年仅25岁的他已经破产了。
沉默的大多数
极端的例子已经浮现。不断被曝光的断供事件正被视为疯狂楼市的一剂退烧针。
7月底，深圳宝安碧水龙庭业主爆出集体断供事件，70余名业主以开发商对小区配套设施自行变动、“货不对板”为由，要求退房，并集体断供。真实的原因据说是该楼盘已经缩水三分之一的楼价。
第一起正式的断供诉讼也已鸣锣开审。一位手握5套房子的炒房客，因为资金紧张，无力还贷，最终被银行告上法庭。
28岁的刘同（化名）在2007年房价顶点时购买了平生第一套房。该开发商捂盘惜售，每次只卖一栋楼，价格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平步青云。按照牛市的“潜规则”，刘同要付给中间人3万元“喝茶费”才能最终成交。1个月后，房价接近顶点，他给老家的父母打电话，说自己一个月挣了10万元，年迈的父母不敢相信。
一年后的今天，刘同是负资产人士，他的房产缩水达三分之一。他从没想过要断供。“这对自住者来讲毫无意义。”他说，“就这样吧。”
但谁也说不清，甚至刘同自己都不确认，假若房价继续脱缰，他们是否还能如此认命。
8月18日上午，在深圳首起断供案开庭前，三个被告中的一个在最后时刻达成了交易，将按揭转给了新的接手者，摆脱了断供的危机。
邹健民认识一个四川来深圳闯荡的中介客户经理，2007年中，刚刚入行没几个月就一口气买了4套房，贷款400余万元，“三四月份我还见过他，现在找不到人了，谁知道银行能不能收回这些烂账。我还听说有人想改身份证呢。”
邹健民相信：“断供绝没有网上传言的那样严重，但也绝不会像银行说的那么轻描淡写。”至少，他的四川朋友将手中的最后一棒直接扔给了主持人——银行，这个游戏他不玩了。为了证实自己的推测，邹健民也曾经尝试寻找他那个四川朋友，可以预料到的是，对方的手机中传来的永远都是那个关机的声音。
开发商的赛跑
刘少飞现在后悔不迭，他从业时间太短，又被火爆的交易冲昏头脑，所有人都曾经生活在真实的欲望之中。
“现在想想，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我们会成为接最后一棒的人。”他说，“自己处在那个场里，说实话是看不清局面的，每个人都鼠目寸光。就知道转手、转手……”
事实上，一年来，深圳房价这座大坝早已处处漏水，各种变相的降价行动充斥着市场。二手房中介市场更是几至冰点。一个名为佳兆业·茗萃园的楼盘声称让利优惠，部分房型定价为5065元每平米，已经是当时市场最低。但市场显然更愿意相信没有最低只有更低的边际理论。
不久，另一楼盘在户外超大广告牌上放出了这样的广告：一个身着V字领低胸装的美女，神情暧昧，说明文字写在胸旁：“再低已经不可能……”
曾经高傲的地产商急不可耐地放下身段，纷纷自断手足，为的只是尽早获利出局、资金回流。业内广为流传的一个事实是，某海景楼盘已经从最高点被斩三分之二，但还是没有一套成交。
“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开发商排队去死，僧多粥少嘛，等泡沫出尽了，没死的就活下来了。”中原地产掌舵人施永青曾经这样描述他所经历过的3次房地产泡沫崩溃的规律，“涨肯定涨过头，跌也一定跌过头”。
因此，当大多数人都意识到谁跑得快就能够幸存时，楼市的进一步下跌已经无可避免。深圳国土局下属某研究单位曾经以报告形式呼吁政府救市，他们提出要放宽贷款政策以及减免房地产税费的建议，但在整个宏观经济严防通货膨胀的紧缩政策下，这样的建议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
很快，市场又被割肉声充塞了。
（摘自《南方周末》2008.9.4）
1983年出生的刘少飞每天一觉醒来，就能算出自己这天又欠了银行多少钱。炒房失败让他接过了传说中击鼓传花的最后一棒。
在2006年下半年至2007年8月间，深圳的楼市成交活跃甚至疯狂。“当时，每天产权登记中心大厅都挤满了人。”一位深圳某区负责房产过户的干部证实说，“曾经一天要接待四五百办理过户手续的人，工作就是不停地盖章，8小时工作制也就480分钟，你自己算算看。”
刘少飞在2007年初从武汉来到深圳，亲戚告诉他，楼市太好了，特别赚钱，从公务员到出租车司机都炒房了。他留了下来。
25岁的武汉青年很快成了中介公司的客户经理。第一天上班，他仅仅上网发了几个帖子就引来客户咨询，当天就成交了一套房子，4000元佣金到手了……这并不是做梦。
他每天听到的是不同的深圳故事：有个农村孩子，来深圳不久，借钱开了一家房产中介公司，赶上了房价暴涨，他用客户的押金聪明地周转拆兑，到处开立分店，业务越来越多，资金也更雄厚……而如今已经是著名的中天置业连锁的老总。他每天拿着价值几十万的镶钻手机，开着名车，住着豪宅……
“每天看着同事随便弄个收入证明，搞个零首付就炒房了，供一两个月后转手，就有几十万元收入，谁也把持不住。”刘少飞有个女同事，1985年出生的女孩子，才来深圳没有两年，已经买了5套房，“眼看着就获利了，肯定心动啊！我们不就是干这个的嘛。”
很快，他不再把房源介绍给下家，而是也学着办了一份收入证明，利用银行私下里越来越低的信贷门槛，首付两万元买了一套67万元的二手房。可惜，当他刚刚办完所有过户手续，8月——犹如传花的鼓点声骤然而停——楼市“崩盘”了。刘少飞和他的很多同行成了人们笑着四下寻找的那个受害者。
更不幸的是，他不久又在一次意外中摔断了左腿，并被公司扫地出门。目前，现实的难题是——他的月供是4050元，20年。
如今，刘少飞把房子租了出去，自己则寄宿在深圳亲戚家。每月为了房屋租金与按揭款之间的差额而奔波，他说他想回家，但他否认会一走了之，他不愿逃贷，他在一封写给深圳某仲裁委员会的信中恳求道：“如果贵委裁决支持××银行的请求将是对我全家致命的打击……”
事实上，年仅25岁的他已经破产了。
沉默的大多数
极端的例子已经浮现。不断被曝光的断供事件正被视为疯狂楼市的一剂退烧针。
7月底，深圳宝安碧水龙庭业主爆出集体断供事件，70余名业主以开发商对小区配套设施自行变动、“货不对板”为由，要求退房，并集体断供。真实的原因据说是该楼盘已经缩水三分之一的楼价。
第一起正式的断供诉讼也已鸣锣开审。一位手握5套房子的炒房客，因为资金紧张，无力还贷，最终被银行告上法庭。
28岁的刘同（化名）在2007年房价顶点时购买了平生第一套房。该开发商捂盘惜售，每次只卖一栋楼，价格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平步青云。按照牛市的“潜规则”，刘同要付给中间人3万元“喝茶费”才能最终成交。1个月后，房价接近顶点，他给老家的父母打电话，说自己一个月挣了10万元，年迈的父母不敢相信。
一年后的今天，刘同是负资产人士，他的房产缩水达三分之一。他从没想过要断供。“这对自住者来讲毫无意义。”他说，“就这样吧。”
但谁也说不清，甚至刘同自己都不确认，假若房价继续脱缰，他们是否还能如此认命。
8月18日上午，在深圳首起断供案开庭前，三个被告中的一个在最后时刻达成了交易，将按揭转给了新的接手者，摆脱了断供的危机。
邹健民认识一个四川来深圳闯荡的中介客户经理，2007年中，刚刚入行没几个月就一口气买了4套房，贷款400余万元，“三四月份我还见过他，现在找不到人了，谁知道银行能不能收回这些烂账。我还听说有人想改身份证呢。”
邹健民相信：“断供绝没有网上传言的那样严重，但也绝不会像银行说的那么轻描淡写。”至少，他的四川朋友将手中的最后一棒直接扔给了主持人——银行，这个游戏他不玩了。为了证实自己的推测，邹健民也曾经尝试寻找他那个四川朋友，可以预料到的是，对方的手机中传来的永远都是那个关机的声音。
开发商的赛跑
刘少飞现在后悔不迭，他从业时间太短，又被火爆的交易冲昏头脑，所有人都曾经生活在真实的欲望之中。
“现在想想，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我们会成为接最后一棒的人。”他说，“自己处在那个场里，说实话是看不清局面的，每个人都鼠目寸光。就知道转手、转手……”
事实上，一年来，深圳房价这座大坝早已处处漏水，各种变相的降价行动充斥着市场。二手房中介市场更是几至冰点。一个名为佳兆业·茗萃园的楼盘声称让利优惠，部分房型定价为5065元每平米，已经是当时市场最低。但市场显然更愿意相信没有最低只有更低的边际理论。
不久，另一楼盘在户外超大广告牌上放出了这样的广告：一个身着V字领低胸装的美女，神情暧昧，说明文字写在胸旁：“再低已经不可能……”
曾经高傲的地产商急不可耐地放下身段，纷纷自断手足，为的只是尽早获利出局、资金回流。业内广为流传的一个事实是，某海景楼盘已经从最高点被斩三分之二，但还是没有一套成交。
“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开发商排队去死，僧多粥少嘛，等泡沫出尽了，没死的就活下来了。”中原地产掌舵人施永青曾经这样描述他所经历过的3次房地产泡沫崩溃的规律，“涨肯定涨过头，跌也一定跌过头”。
因此，当大多数人都意识到谁跑得快就能够幸存时，楼市的进一步下跌已经无可避免。深圳国土局下属某研究单位曾经以报告形式呼吁政府救市，他们提出要放宽贷款政策以及减免房地产税费的建议，但在整个宏观经济严防通货膨胀的紧缩政策下，这样的建议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
很快，市场又被割肉声充塞了。
（摘自《南方周末》2008.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