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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中叶开埠以来，上海逐渐成为各国侨民追逐梦想的舞台。上海也因此汇集了大批不同国度、不同流派的建筑，“万国建筑博览会”的称谓恰如其分。对此，清末民国时期上海的神秘人物“海昌太憨生”（生平年月不可考）曾在《淞滨竹枝词》写道：“穷奢极丽筑洋楼，亘古繁华第一州。行遍沪江三十里，令人一步几回头。”
在众多考究的西洋建筑中，位于南京东路东段与外滩交叉路口的和平饭店北楼不时透露出一种时代感。和平饭店北楼原名沙逊大厦，是以它曾经的主人沙逊家族的姓氏来命名的。这座有着绿色金字塔状尖顶的大楼不但是当年上海滩的标志性建筑，也是一个以鸦片贸易起家的犹太家族地产商——新沙逊洋行在旧上海盘踞并大发其财的最好见证。
富二代自立门户
新沙逊洋行？莫非还有老沙逊洋行不成？不熟悉沙逊家族和上海洋商史的看官肯定会有这样的疑问。
没错，当年上海滩的确有新老两家沙逊洋行。新沙逊洋行源于老沙逊洋行，是沙逊家族分家的结果。这一切还要从19世纪30年代巴格达的反犹运动说起。
沙逊家族是犹太人，19世纪30年代之前已经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格达定居数百年，不但是当地犹太人的族长，而且长期担任巴格达的首席财政官。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巴格达的行政长官达乌德掀起了大规模的反犹运动，并且把主要矛头指向了担任犹太人族长的大卫·沙逊。时年36岁的大卫·沙逊为了家族安全，举家潜逃，在辗转巴士拉（今属伊拉克）、布什尔（今属伊朗）等地后，于1832年在英国当时的殖民地印度孟买定居，并加入英国国籍。此时刚刚解决了生存问题的大卫·沙逊绝想不到，沙逊家族就要从这座港口城市扬帆远航奔向属于自己的大时代了。
1832年，大卫·沙逊在孟买创办沙逊洋行（David Sassoon and Sons Company），最初只是做点倒买倒卖的小生意。但犹太人的经商天赋，以及沙逊家族对波斯湾地区行情的了解，使得沙逊洋行很快发展壮大，成为印度在波斯湾最大的贸易机构。与此同时，随着中英贸易的发展，大卫·沙逊开始将目光转向古老的中国，并将英国的棉纺织品和印度的鸦片运往中国，获利丰厚。对此，英国犹太史学家塞西尔·罗思在《沙逊王朝》中评论道：“这是大卫·沙逊的极大发现，其报酬是，黄金雪片似地向他飞来。 ”
19世纪40年代，大卫·沙逊做出了一个将改变沙逊家族，也催生新沙逊洋行的决定——派次子伊利亚斯·沙逊前往中国广州负责对华贸易。伊利亚斯·沙逊生于1820年，20多岁即代表沙逊家族拓展对华贸易，可见大卫·沙逊对这个儿子能力的认可。
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并很快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贸口岸。加拿大作家泰拉斯·格雷斯哥在《大上海》一书中写道：“无论你是野心勃勃、诡计多端还是万念俱灰，都可以逃到上海这个地方，隐姓埋名白手起家。”伊利亚斯·沙逊也看到了上海未来的潜力，迅速在上海设立了分支机构，并很快使上海成为沙逊洋行在华业务的中心。可以说，沙逊洋行在中国的生意是伊利亚斯·沙逊拓展的。
1864年11月7日，大卫·沙逊在印度病逝，享年72岁。按照犹太习俗，财产和企业将由长子阿尔伯特·沙逊继承。而为沙逊家族开拓了中国业务的伊利亚斯·沙逊不愿居于人下，干脆自立门户单干，于1872年在孟买另创沙逊洋行（Messrs.E.D.Sassoon&Co.）。为加以区分，人们就将原来的沙逊洋行称为“老沙逊洋行”，将伊利亚斯创办的企业称为“新沙逊洋行”。
一个家族出现了两个谈不上敌视但也绝不亲密的企业。看来大家族中兄弟阋墙的剧情不时就会上演。
十里洋场买地忙
有人把洋商在旧上海的成功归因于“烟土+土地”，即先靠肮脏但利润丰厚的鸦片贸易实现资本原始积累，随后收购土地，并且随着土地价值的飙升而坐享收益，甚至最后干脆转型为地产开发商。
新沙逊洋行成立后，以孟买为据点向远东发展，重点开发孟买和上海之间的贸易，主要业务是从印度输出鸦片、棉花等商品，其中鸦片贸易是新沙逊洋行最主要的盈利点。据统计，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沙逊洋行每年进口的鸦片数量平均达5000多箱，价值约380万两白银，有账可查的与新沙逊洋行保持经常性批发代销关系的上海鸦片商号超过50家，每年经营鸦片贸易的利润高达200万两白银。
19世纪中叶，在小刀會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下，大批难民涌入上海租界寻求庇护，催生了房地产市场。而刚需刺激下的旧上海房价、地价的暴涨，更使得房地产业的利润堪比鸦片买卖。靠鸦片挣了钱的伊利亚斯·沙逊迅速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着手布局地产行业。
机会很快就来了。1877年4月，美商琼记洋行破产，同年10月将自己在外滩的11.89亩土地“连同地上所有房屋、建筑物、附属物、滩地权以及其他权利”，以8万两白银让渡给伊利亚斯·沙逊及其后裔。新沙逊洋行将这块土地称为“候德产业”，并在此修建了两幢外观相似的三层“沙逊姊妹楼”。而这块“候德产业”就是后来沙逊大厦所在地。
1880年，伊利亚斯·沙逊病逝，但他的子孙们对上海土地的抢夺却毫不停歇。1883年6月，受中法战争的影响，上海金融市场银根紧缩，轮船招商局会办、著名的华人地产大王徐润将自己位于苏州河北岸的宝康里、宝泰里、洪福里等四条弄堂，共计28亩土地向香港火烛公司押款20万两，但到期无力还款。1887年10月，伊利亚斯·沙逊的次子爱德华、三子迈耶以9.5万两的低价将这四块土地买走。晚年回想起此事，徐润只能哀叹：“斯时债累不轻，银钱尤紧，思想一夕，遂照还价每亩加银50两，转契交银让出。以目下论之，何止二三十倍。”
尽管乘人之危低价买进土地不厚道，但毕竟还是市场行为。而新沙逊洋行利用在自己在公共租界工部局中的内线，获悉市政发展规划而提前收购土地就显得更加阴险了。例如，1912年，有传言虹口的熙华德路要进行改造，公和里弄堂面临被征地的可能，因此，业主希望将公和里以15万两出售。但新沙逊洋行通过自己的关系了解到，熙华德路改造只涉及公和里临街的三分之一，遂向业主压价。不过，虽是强制性征地，但补偿费可按土地估值再加10%处理，而且道路拓宽后当地环境会得到极大改善，地价也会随之上涨。因此，新沙逊洋行连蒙带骗以11万将公和里收入囊中。等到原业主明白过来为时已晚。 新沙逊洋行在上海到底有多少土地？据《沙逊集团在旧中国》一书的统计，新沙逊洋行1921年在上海拥有土地29块，总面积约300亩，全年租金收入73.4万两，全部产业估值约1330万两白银，俨然成为上海滩名副其实的地产大鳄。
维克多的上海攻略
新沙逊洋行的第三代掌门人维克多·沙逊生于1881年，是伊利亚斯·沙逊次子爱德华的儿子。他年轻时热爱航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参加英国皇家空军，腿部受伤残废，因而被谑称“跷脚沙逊”。由于伊利亚斯·沙逊的长子雅各布、幼子大卫无子嗣，因此，1916年第二代掌门人雅各布去世后，新沙逊洋行实际就由维克多·沙逊继承。经过多年的布局与投入，维克多已经完全以中国特别是上海为发展重点。1920年，维克多将新沙逊洋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E.D.Sassoon Co. Ltd），1931年甚至将总部直接从印度孟买迁往中国上海，引起世界轰动。
一战之后，外国投资与国内游资集聚上海。由于时局动荡导致实体经济不景气，大量资本涌向房地产市场。据统计，1919年至1931年公共租界新建房屋8万余幢，法租界自1915年至1930年新建中西住房3万余幢。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建筑投资额从1925年的3105万，增加到1930年的8388万。毫无疑问，20世纪20年代，上海土地、房产市场吸引了大批的投资者与资本进入。
维克多自然也看准了这桩生意。
兴建高楼大厦是维克多上海攻略的第一步，开山之作就是将原“候德产业”上的“沙逊姊妹楼”拆除，兴建沙逊大厦。沙逊大厦由公和洋行设计，华商新仁记营造厂承建，1925年4月开工，1929年9月竣工落成，造价560万两白银。大厦高10层，局部13层，另有地下室，地面至顶端的高度为77米，建筑面积36317平方米，是当时上海最高的建筑，享有“远东第一楼”的美誉。沙逊大厦秉承当时在美国颇为流行的装饰艺术派风格的影响，外观简洁明朗，立面以垂直线条处理，从视觉上拔高了建筑的高度，在腰线和檐口处有雕刻的花纹。外墙除第9层和顶部用泰山石面砖外，其余各层均用花岗石作贴面。
沙逊大厦底层临外滩的房间租给荷兰银行和华比银行，其余则是华懋饭店大堂。大厦2至4层为写字间，出租给洋行、进出口行、国际电台等。新沙逊洋行及一部分下属公司在4层办公。5至7层为华懋饭店的客房，8层设酒吧、舞厅、中式餐厅；9层有夜总会、小餐厅；10层是维克多·沙逊的英国式住宅。沙逊大厦建成后，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其租金标准极为高昂。大厦中面积小的单间房的租金，每天20两至70两不等。租给华比银行的办公室，月租金1354两，租给荷兰银行的办公室为1355两。由于房租昂贵，仅出租底层、夹层、一楼、二楼和三楼一部分的租金收入，从1929年到1938年就收入380万两。
为有效对上海的房地产业务进行开发与管理，维克多和其家族成员还在上海成立了大大小小的子公司和参股公司，编织起了一个庞大的地产帝国。
新沙逊洋行在中国最早的子公司是1926年12月成立的华懋地产公司（Cathay Land Co.，Ltd），其主要业务为购置房地产，进行房地产买卖和自建公寓大楼经营出租。随后，维克多及其家族成员又相继成立了远东营业有限公司、上海地产银公司、汉弥尔登信托公司、东方地产公司、上海地产公司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子公司。1930年又成立新沙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负责新沙逊系统各企业的资金调度。为确立垄断地位，维克多又设立了柏罗打桩公司、中国氰泥砖瓦公司、葛立道钢窗公司等与房地产业有关的公司企业十余家。为了充分利用高楼大厦，维克多又开设了华懋饭店、都城饭店、华懋公寓、仙乐舞宫等饭店、旅馆和夜场。为了解决这些娱乐场所的供应需求，又开设了毕聚木器公司、华懋洗衣厂，并控制上海啤酒公司，渗入正广和（汽水）公司。到1935年，在维克多的编织下，新沙逊洋行直接经营或投资渗入的各类公司达三十多家，占有地产五十余处，形成了庞大的垄断集团。
据统计，解放前，在上海28幢十层以上高层建筑中，新沙逊洋行占据6幢，且都是在维克多时代建造，分别是沙逊大厦、华懋公寓、格林文纳公寓、汉弥尔登大厦、都城饭店和河滨大厦。截至1941年1月，新沙逊洋行各直属公司拥有的房地产账面价值达8689万元，比1921年上升了6.53倍，当年房租收入总数为688万元，比1921年上升5.68倍。在经营规模和实力上，新沙逊洋行都居当时上海地产商之首位。
完结
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给当时上海的房地产市场造成了沉重打击。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统计，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租界空置的西式房屋1292幢，中式房屋3395幢，1933年則分别增加到1453幢和4153幢，房地产交易量从1931年的18300万元下跌至1932年的2500万元。而随着中日全面开战，“淞沪会战”的炮火让上海变成一片瓦砾，租界也未能幸免，被毁的各式住房超过1.3万幢，仅房租年损失就达700多万。
面对战争危局，维克多·沙逊决定从上海撤资。一方面，新沙逊洋行对上海各直属公司拥有的房产，特别是华懋地产公司的产业，基本都保留未动，寄希望于危机过后能卷土重来，仅出售了华盛顿公寓、王家沙花园，以及旗下三新地产公司的一半产业。另一方面，大量抛售各附属企业和参股公司的股票。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新沙逊洋行所保留的附属企业和参股公司股票只占1936年的20%左右。截至1941年10月，新沙逊洋行从上海转移的资金至少在1000万美元以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上海租界，并以“敌产”的名义将新沙逊洋行等英美公司的房产予以接管。
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打内战上，饱受战争摧残的房地产业没有任何复苏迹象。时人对此评论道：“唯自胜利以后，土地政策推行未能尽利。且捐税繁重。法令限制过严，以致置产业主，利润无着，彷徨莫名。有财力者视为畏途，不敢投资兴建房屋。”
此时的维克多·沙逊意识到，彻底离开上海的时候到了。1945年9月之后，新沙逊洋行将原设在上海的各直属公司，全部迁往香港，资本也改为以港币计算，上海只设立分支机构并缩减在上海的业务。与此同时，新沙逊洋行开始大量抛售在上海的地产和公司股权。仙乐舞宫以20万英镑出售给安乐毛纺厂厂主邓仲和；华懋地产公司29.5万股（共50万股）以94万英镑出售给中国商人厉树雄；连维克多·沙逊在虹桥路的别墅也以12万美元出售。而新沙逊洋行的总部也迁往巴哈马群岛的拿骚。
上海解放后，新沙逊洋行因积欠巨额债务，于1958年10月将上海的华懋地产公司、远东营业公司等9家企业转让，彻底结束了在华业务。
随着新沙逊洋行撤出中国，维克多·沙逊的生命也逐渐走到了尽头。1959年，他与照顾自己的护士伊夫林·巴恩斯结婚，1961年因心脏衰竭逝世，享年79岁。
对于新沙逊洋行和它的家族成员来说，那段在上海风生水起的时光，虽是百般好，终究还是要完结的。
在众多考究的西洋建筑中，位于南京东路东段与外滩交叉路口的和平饭店北楼不时透露出一种时代感。和平饭店北楼原名沙逊大厦，是以它曾经的主人沙逊家族的姓氏来命名的。这座有着绿色金字塔状尖顶的大楼不但是当年上海滩的标志性建筑，也是一个以鸦片贸易起家的犹太家族地产商——新沙逊洋行在旧上海盘踞并大发其财的最好见证。
富二代自立门户
新沙逊洋行？莫非还有老沙逊洋行不成？不熟悉沙逊家族和上海洋商史的看官肯定会有这样的疑问。
没错，当年上海滩的确有新老两家沙逊洋行。新沙逊洋行源于老沙逊洋行，是沙逊家族分家的结果。这一切还要从19世纪30年代巴格达的反犹运动说起。
沙逊家族是犹太人，19世纪30年代之前已经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格达定居数百年，不但是当地犹太人的族长，而且长期担任巴格达的首席财政官。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巴格达的行政长官达乌德掀起了大规模的反犹运动，并且把主要矛头指向了担任犹太人族长的大卫·沙逊。时年36岁的大卫·沙逊为了家族安全，举家潜逃，在辗转巴士拉（今属伊拉克）、布什尔（今属伊朗）等地后，于1832年在英国当时的殖民地印度孟买定居，并加入英国国籍。此时刚刚解决了生存问题的大卫·沙逊绝想不到，沙逊家族就要从这座港口城市扬帆远航奔向属于自己的大时代了。
1832年，大卫·沙逊在孟买创办沙逊洋行（David Sassoon and Sons Company），最初只是做点倒买倒卖的小生意。但犹太人的经商天赋，以及沙逊家族对波斯湾地区行情的了解，使得沙逊洋行很快发展壮大，成为印度在波斯湾最大的贸易机构。与此同时，随着中英贸易的发展，大卫·沙逊开始将目光转向古老的中国，并将英国的棉纺织品和印度的鸦片运往中国，获利丰厚。对此，英国犹太史学家塞西尔·罗思在《沙逊王朝》中评论道：“这是大卫·沙逊的极大发现，其报酬是，黄金雪片似地向他飞来。 ”
19世纪40年代，大卫·沙逊做出了一个将改变沙逊家族，也催生新沙逊洋行的决定——派次子伊利亚斯·沙逊前往中国广州负责对华贸易。伊利亚斯·沙逊生于1820年，20多岁即代表沙逊家族拓展对华贸易，可见大卫·沙逊对这个儿子能力的认可。
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并很快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外贸口岸。加拿大作家泰拉斯·格雷斯哥在《大上海》一书中写道：“无论你是野心勃勃、诡计多端还是万念俱灰，都可以逃到上海这个地方，隐姓埋名白手起家。”伊利亚斯·沙逊也看到了上海未来的潜力，迅速在上海设立了分支机构，并很快使上海成为沙逊洋行在华业务的中心。可以说，沙逊洋行在中国的生意是伊利亚斯·沙逊拓展的。
1864年11月7日，大卫·沙逊在印度病逝，享年72岁。按照犹太习俗，财产和企业将由长子阿尔伯特·沙逊继承。而为沙逊家族开拓了中国业务的伊利亚斯·沙逊不愿居于人下，干脆自立门户单干，于1872年在孟买另创沙逊洋行（Messrs.E.D.Sassoon&Co.）。为加以区分，人们就将原来的沙逊洋行称为“老沙逊洋行”，将伊利亚斯创办的企业称为“新沙逊洋行”。
一个家族出现了两个谈不上敌视但也绝不亲密的企业。看来大家族中兄弟阋墙的剧情不时就会上演。
十里洋场买地忙
有人把洋商在旧上海的成功归因于“烟土+土地”，即先靠肮脏但利润丰厚的鸦片贸易实现资本原始积累，随后收购土地，并且随着土地价值的飙升而坐享收益，甚至最后干脆转型为地产开发商。
新沙逊洋行成立后，以孟买为据点向远东发展，重点开发孟买和上海之间的贸易，主要业务是从印度输出鸦片、棉花等商品，其中鸦片贸易是新沙逊洋行最主要的盈利点。据统计，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沙逊洋行每年进口的鸦片数量平均达5000多箱，价值约380万两白银，有账可查的与新沙逊洋行保持经常性批发代销关系的上海鸦片商号超过50家，每年经营鸦片贸易的利润高达200万两白银。
19世纪中叶，在小刀會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下，大批难民涌入上海租界寻求庇护，催生了房地产市场。而刚需刺激下的旧上海房价、地价的暴涨，更使得房地产业的利润堪比鸦片买卖。靠鸦片挣了钱的伊利亚斯·沙逊迅速意识到这一点，并开始着手布局地产行业。
机会很快就来了。1877年4月，美商琼记洋行破产，同年10月将自己在外滩的11.89亩土地“连同地上所有房屋、建筑物、附属物、滩地权以及其他权利”，以8万两白银让渡给伊利亚斯·沙逊及其后裔。新沙逊洋行将这块土地称为“候德产业”，并在此修建了两幢外观相似的三层“沙逊姊妹楼”。而这块“候德产业”就是后来沙逊大厦所在地。
1880年，伊利亚斯·沙逊病逝，但他的子孙们对上海土地的抢夺却毫不停歇。1883年6月，受中法战争的影响，上海金融市场银根紧缩，轮船招商局会办、著名的华人地产大王徐润将自己位于苏州河北岸的宝康里、宝泰里、洪福里等四条弄堂，共计28亩土地向香港火烛公司押款20万两，但到期无力还款。1887年10月，伊利亚斯·沙逊的次子爱德华、三子迈耶以9.5万两的低价将这四块土地买走。晚年回想起此事，徐润只能哀叹：“斯时债累不轻，银钱尤紧，思想一夕，遂照还价每亩加银50两，转契交银让出。以目下论之，何止二三十倍。”
尽管乘人之危低价买进土地不厚道，但毕竟还是市场行为。而新沙逊洋行利用在自己在公共租界工部局中的内线，获悉市政发展规划而提前收购土地就显得更加阴险了。例如，1912年，有传言虹口的熙华德路要进行改造，公和里弄堂面临被征地的可能，因此，业主希望将公和里以15万两出售。但新沙逊洋行通过自己的关系了解到，熙华德路改造只涉及公和里临街的三分之一，遂向业主压价。不过，虽是强制性征地，但补偿费可按土地估值再加10%处理，而且道路拓宽后当地环境会得到极大改善，地价也会随之上涨。因此，新沙逊洋行连蒙带骗以11万将公和里收入囊中。等到原业主明白过来为时已晚。 新沙逊洋行在上海到底有多少土地？据《沙逊集团在旧中国》一书的统计，新沙逊洋行1921年在上海拥有土地29块，总面积约300亩，全年租金收入73.4万两，全部产业估值约1330万两白银，俨然成为上海滩名副其实的地产大鳄。
维克多的上海攻略
新沙逊洋行的第三代掌门人维克多·沙逊生于1881年，是伊利亚斯·沙逊次子爱德华的儿子。他年轻时热爱航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参加英国皇家空军，腿部受伤残废，因而被谑称“跷脚沙逊”。由于伊利亚斯·沙逊的长子雅各布、幼子大卫无子嗣，因此，1916年第二代掌门人雅各布去世后，新沙逊洋行实际就由维克多·沙逊继承。经过多年的布局与投入，维克多已经完全以中国特别是上海为发展重点。1920年，维克多将新沙逊洋行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E.D.Sassoon Co. Ltd），1931年甚至将总部直接从印度孟买迁往中国上海，引起世界轰动。
一战之后，外国投资与国内游资集聚上海。由于时局动荡导致实体经济不景气，大量资本涌向房地产市场。据统计，1919年至1931年公共租界新建房屋8万余幢，法租界自1915年至1930年新建中西住房3万余幢。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建筑投资额从1925年的3105万，增加到1930年的8388万。毫无疑问，20世纪20年代，上海土地、房产市场吸引了大批的投资者与资本进入。
维克多自然也看准了这桩生意。
兴建高楼大厦是维克多上海攻略的第一步，开山之作就是将原“候德产业”上的“沙逊姊妹楼”拆除，兴建沙逊大厦。沙逊大厦由公和洋行设计，华商新仁记营造厂承建，1925年4月开工，1929年9月竣工落成，造价560万两白银。大厦高10层，局部13层，另有地下室，地面至顶端的高度为77米，建筑面积36317平方米，是当时上海最高的建筑，享有“远东第一楼”的美誉。沙逊大厦秉承当时在美国颇为流行的装饰艺术派风格的影响，外观简洁明朗，立面以垂直线条处理，从视觉上拔高了建筑的高度，在腰线和檐口处有雕刻的花纹。外墙除第9层和顶部用泰山石面砖外，其余各层均用花岗石作贴面。
沙逊大厦底层临外滩的房间租给荷兰银行和华比银行，其余则是华懋饭店大堂。大厦2至4层为写字间，出租给洋行、进出口行、国际电台等。新沙逊洋行及一部分下属公司在4层办公。5至7层为华懋饭店的客房，8层设酒吧、舞厅、中式餐厅；9层有夜总会、小餐厅；10层是维克多·沙逊的英国式住宅。沙逊大厦建成后，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其租金标准极为高昂。大厦中面积小的单间房的租金，每天20两至70两不等。租给华比银行的办公室，月租金1354两，租给荷兰银行的办公室为1355两。由于房租昂贵，仅出租底层、夹层、一楼、二楼和三楼一部分的租金收入，从1929年到1938年就收入380万两。
为有效对上海的房地产业务进行开发与管理，维克多和其家族成员还在上海成立了大大小小的子公司和参股公司，编织起了一个庞大的地产帝国。
新沙逊洋行在中国最早的子公司是1926年12月成立的华懋地产公司（Cathay Land Co.，Ltd），其主要业务为购置房地产，进行房地产买卖和自建公寓大楼经营出租。随后，维克多及其家族成员又相继成立了远东营业有限公司、上海地产银公司、汉弥尔登信托公司、东方地产公司、上海地产公司等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子公司。1930年又成立新沙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负责新沙逊系统各企业的资金调度。为确立垄断地位，维克多又设立了柏罗打桩公司、中国氰泥砖瓦公司、葛立道钢窗公司等与房地产业有关的公司企业十余家。为了充分利用高楼大厦，维克多又开设了华懋饭店、都城饭店、华懋公寓、仙乐舞宫等饭店、旅馆和夜场。为了解决这些娱乐场所的供应需求，又开设了毕聚木器公司、华懋洗衣厂，并控制上海啤酒公司，渗入正广和（汽水）公司。到1935年，在维克多的编织下，新沙逊洋行直接经营或投资渗入的各类公司达三十多家，占有地产五十余处，形成了庞大的垄断集团。
据统计，解放前，在上海28幢十层以上高层建筑中，新沙逊洋行占据6幢，且都是在维克多时代建造，分别是沙逊大厦、华懋公寓、格林文纳公寓、汉弥尔登大厦、都城饭店和河滨大厦。截至1941年1月，新沙逊洋行各直属公司拥有的房地产账面价值达8689万元，比1921年上升了6.53倍，当年房租收入总数为688万元，比1921年上升5.68倍。在经营规模和实力上，新沙逊洋行都居当时上海地产商之首位。
完结
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给当时上海的房地产市场造成了沉重打击。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统计，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租界空置的西式房屋1292幢，中式房屋3395幢，1933年則分别增加到1453幢和4153幢，房地产交易量从1931年的18300万元下跌至1932年的2500万元。而随着中日全面开战，“淞沪会战”的炮火让上海变成一片瓦砾，租界也未能幸免，被毁的各式住房超过1.3万幢，仅房租年损失就达700多万。
面对战争危局，维克多·沙逊决定从上海撤资。一方面，新沙逊洋行对上海各直属公司拥有的房产，特别是华懋地产公司的产业，基本都保留未动，寄希望于危机过后能卷土重来，仅出售了华盛顿公寓、王家沙花园，以及旗下三新地产公司的一半产业。另一方面，大量抛售各附属企业和参股公司的股票。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新沙逊洋行所保留的附属企业和参股公司股票只占1936年的20%左右。截至1941年10月，新沙逊洋行从上海转移的资金至少在1000万美元以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上海租界，并以“敌产”的名义将新沙逊洋行等英美公司的房产予以接管。
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打内战上，饱受战争摧残的房地产业没有任何复苏迹象。时人对此评论道：“唯自胜利以后，土地政策推行未能尽利。且捐税繁重。法令限制过严，以致置产业主，利润无着，彷徨莫名。有财力者视为畏途，不敢投资兴建房屋。”
此时的维克多·沙逊意识到，彻底离开上海的时候到了。1945年9月之后，新沙逊洋行将原设在上海的各直属公司，全部迁往香港，资本也改为以港币计算，上海只设立分支机构并缩减在上海的业务。与此同时，新沙逊洋行开始大量抛售在上海的地产和公司股权。仙乐舞宫以20万英镑出售给安乐毛纺厂厂主邓仲和；华懋地产公司29.5万股（共50万股）以94万英镑出售给中国商人厉树雄；连维克多·沙逊在虹桥路的别墅也以12万美元出售。而新沙逊洋行的总部也迁往巴哈马群岛的拿骚。
上海解放后，新沙逊洋行因积欠巨额债务，于1958年10月将上海的华懋地产公司、远东营业公司等9家企业转让，彻底结束了在华业务。
随着新沙逊洋行撤出中国，维克多·沙逊的生命也逐渐走到了尽头。1959年，他与照顾自己的护士伊夫林·巴恩斯结婚，1961年因心脏衰竭逝世，享年79岁。
对于新沙逊洋行和它的家族成员来说，那段在上海风生水起的时光，虽是百般好，终究还是要完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