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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6年美国大选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到美国未来至少四年的外交政策走向，而中国议题向来是候选人辩论的重要议题。于是对美国大选结果其社会内部的选情动向、选民态度、下任总统外交政策、执政党对华政策意向的分析等就有其必要性。而此次大选胜出者引发的“特朗普现象”更是体现了美国民众对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以及国际环境等多层次不满，带着强烈“反智主义”与“偏执风格”的“本土主义”倾向，凸显了美国目前面临的外交困境，对中美关系势必影响深远。
关键词：美国大选 特朗普现象 反建制派 内向化
一、文獻综述——外交学与国际关系
（1）外交的定义
如何定义外交在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中至关重要，长期以来人们常常将“外交”同“国际政治”或者“外交政策”等混为一谈。但是如果将外交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就必须明确外交学的研究对象，并将关于“外交学”的在内涵特别是外延方面不同的定义加以分类、整合，形成多元、清晰的宏观认知。
根据多位专家学者提供的学术研究材料，五花八门的定义可以被整合成以下3类。
第一类较为具体地强调外交的形式，即，认为外交主要就是谈判。其基本见解是：外交是一门有关国际谈判的艺术。外交的实质，就是通过谈判来处理国际关系。
这种外交概念，实际上是对近代外交方式的一种客观的概括和总结。在那些年代里，外交主要侧重的就是由外交家们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以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在当时的形势下，各个国家所进行的主要外交活动就是谈判，外交家的主要本领往往也要以其驾驭谈判艺术水准的高低而论。
第二类的定义主要强调外交的功能方面，其代表性的定义如下：
英国外交官萨道义在《外交实践指南》中指出，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有时也推广到独立国家和附庸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简单地说，是指以和平手段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
中国人民大学的金正昆教授在《现代外交学概论》中则将外交定义为：外交，通常是指一个主权国家通过其官方代表，在遵守国际惯例的基础上，为了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而以约定俗成的和平方式，与其他主权国家或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所进行的正式的官方之间的正常交往。
第三类主要强调外交的本质方面，即认为外交是主权国家对外的一种行为。
中国的《辞海》中将外交定义为：外交是国家为实行其对外政策，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外交代表机关等进行的诸如访问、谈判、交涉、发出外交文件、缔结条约、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对外活动。外交是国家实现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
除此之外，《外交的纯概念》作者德马格艾斯通过把对外政策的工具分为和平与暴力两种方式，为我们更容易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把握外交的本质提供了很大帮助。外交经常出现在战争、武装冲突或者其他一些特别形式的暴力活动中，虽然人们还是常常不愿放弃“外交是以和平方式进行地”的观念，但和平交往暴力行为之间界限的模糊不清这一特点，正是当代外交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使外交的内容得以大大扩展，诸如“金元外交”、“石油外交”、“能源外交”、“核外交”，极大丰富了当代外交的内涵和外延。[高飞. 当代外交学研究现状分析[J]. 外交学院学报，2002，（04）：25-33]
（2）外交的实质
从广义来看，外交的实质就是国际行为主体（主权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的行为。这种行为过程的结果形成了一定的国际关系，也构成了国际社会的管理机制，如果说国际关系是硬件的话，那么外交则是这种国际关系得以运行的软件，其在功能上与国际关系既区别又联系，相辅相成。
二、探究2016美国总统大选中的“特朗普现象”
（1）特朗普当选
2016年美国政坛风云人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于11.9在最终的总统大选中击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
在参选演讲中，特朗普显示出有别于政治精英的“反建制派”风格，集中就经济、移民政策、奥巴马医改、反恐等议题加以阐释，提出了“将工作从中国等国家带回美国”“在美墨边境筑墙”“废除奥巴马医改”“阻止外国穆斯林入境”等极端鲜明的主张。在其后的竞选活动中，特朗普多次挑战在美国政坛上被视为“金科玉律”的“政治正确”底线，延续了“反建制”“本土主义”以及极端化的风格。令人意外的是，特朗普在倒向“民粹主义”的同时很好地利用了互联网社交平台的传播效力，很快在各机构民调中蹿升。
（2）从现实视角中分析“特朗普现象”产生的原因
在美国政治史上反复多变的“本土主义”“反智主义”以及“偏执风格”等诸多思潮的交织混合在特朗普的政策主张、身份认同和竞选基调上得以再度体现肯定是现实问题发出向美国政坛发出了变革的要约，当今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生和国际形势塑造的民意是助推“特朗普现象”的重要原因，同时美国的总统的选举制度、两党政治发展状况，现有的社会阶层结构，媒体传播的议题设置乃至特朗普的个人因素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方面，当今美国的多重民怨情绪造就了“特朗普现象”。2016年美国大选的环境不佳，当今党争极化、经济复苏缓慢、社会族裔多元化冲突等等，这些因素的叠加引发了民众中的不满、不安、愤怒甚至恐惧等多层次的民怨情绪，成为“特朗普现象”的根源所在。
另一方面，现行的美国总统初选制度更易产生持极端立场的提名人，为“特朗普现象”提供了空间。初选程序事实上是民主共和两党各自党内的决策过程，其参与者往往为本党的坚定支持者。这就意味着，初选过程的结果往往不是民意的充分表达，而是一小部分本党最为坚定的基本盘的偏好。
同时美国的社会阶级结构失衡：中产阶级空前萎缩，贫富分化加深。财富持续向富裕的高收入阶层聚集，数量可观的中产阶级跌入了低收入阶层。这种作为社会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与低收入阶层具有强烈“被剥夺感”，导致一部分民众选择支持桑德斯（无党派人士或者民主党人士）在国内再分配意义上的“平民主义”，而另一部分则倒向了特朗普的“本土主义”排外倾向。 媒体的议题设置为“特朗普现象”提供了独特且强劲的推动力。美国媒体的政治报道在议题设置上明显偏好于吸引眼球的新闻，比如政治人物的绊闻、失德甚至腐败行为，对于可能因太过专业而无法令受众感兴趣的政策议题的关注度有限。基于这种偏好，活跃在各种媒体平台上的特朗普“跨界”参与总统竞选本身就是新闻的“富矿”，被认为具有巨大的受众吸引力，他本人口不择言的极端言论更是几乎每天都制造着“重大新闻”。而特朗普本身的确存在某些表演性甚至是煽动性的人格特征——表现为较为娴熟的媒体操纵技巧，嬉笑怒骂、口无遮拦，彻底异化了选举政治的模式。[ 刁大明.“特朗普现象”探析[J]. 现代国际关系，2016，（04）：31-39+63-64]
（3）“特朗普现象”下美国的外交困境
①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内向化思潮
“内向化”思潮在美国外交思想的流变中始终存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員会前任主席曾就二战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发出警告“我们偏离了我们的民族经验和立国之道所准备让我们去走的道路，而走上了不适当的强权政治和战争的歧途。这条弯路耗尽了我们的资源和精神力量；它使我们变成了跋足巨人”。而按照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的观点，“世界需要美国的领导，但是美国的领导力取决于美国首先应该把自己的国家搞好。……美国在国外试图采取行动时就必须更加克制，在国内则必须更加有条不紊。”
所以，“内向化”思潮可以被解读为：秉承着做好中东和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后、维持全球领导力和积极与盟友合作等原则在国际舞台上收敛，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其自由派倾向的国内事务中去。
②特朗普现象下美国的外交困境
从“奥巴马现象”到“特朗普现象”，凸显美国民众对现行政治体制无法回应大众诉求的不满与愤怒。面对全球化带来的资本流动与人口流动的交互影响，美国民众特别是中下层白人阶层遭遇着严峻的经济与就业冲击，这一矛盾在金融危机之后愈发激化，从而涌生出一股反精英政治、反全球化的浪潮。
一方面“特朗普现象”是负面的“奥巴马现象”。事实上，奥巴马在2008年的历史性当选就是凭借资浅的“反建制派”定位、回应民众的变革诉求、承诺实现变革进而实现的，也堪称某种政治现象。而今，金融危机之后民众中的这种“思变”情绪非但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对奥巴马执政——平庸的八年的失望令民众的不满、愤怒以及恐惧情绪加剧累积，转而期待一位距离传统政治精英更远的“反建制派”参选人切实实现某种改变，故特朗普的参选、当选结果应运而生。
另一方面“特朗普現象”将“奥巴马主义”中“内向”的倾向推向极端。在气候变化合作问题、伊朗核协议、TPP协定等众多奥巴马“外交遗产”议题上政见迥异，屡屡语出惊人，但他的“本土主义”风格却明显具有“奥巴马主义”的基因。特朗普强化了“更多资源投入国内事务”的路线，放弃“盟友合作”，并模糊了“维持全球领导力”的平衡性目标。被“奥巴马主义”激发的共识——“内向化”会否蜕变为特朗普所主张的“本土主义”的失衡状态，将直接关乎美国的国际角色及其牵动的世界格局。[ 刁大明.“特朗普现象”探析[J]. 现代国际关系，2016，（04）：31-39+63-64]
三、探究美国大选结果对中美关系带来的变化及相应对策
（1）外交战略：共和党的亚太战略将更为强调在区域安全意义上的“再平衡”，进而将持续强化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的部署，并就南海、网络安全、人权事务等问题进一步施压于中国，致使该地区局势进一步紧张。共和党的上台将最大限度地打压中美在气候变化、减排温室气体上的合作空间。面对这一重大变化，中美必须寻求得以践行“合作共赢”的其他领域。
（2）对华政策：国会中的某些关键涉华议员在选举中的职位变动将牵动未来一届国会的涉华立法，在国际上体现为汇率、贸易的管制，于国内则涉及美国华人或留美亚裔的就业与教育资源分配问题。
当前的中美关系正向着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稳步发展。虽然中美两国在“相互尊重”哪些核心利益、是否均等地“合作共赢”等问题上仍需要充分沟通与磨合，但奥巴马政府整体上从未否认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两国在“不冲突、不对抗”意义上也达成了高度共识。2017年美国新政府上台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无疑将面临一个是否重新得到美方建设性积极回应的严峻考俭。必须看到的是，如今民主共和两党参选人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上表态都颇为模糊，且大多曾公开批评中国，将中国视为美国国家发展模式和国际领导地位的双重威胁。如此表达即便存在“竞选语言”的成分，但中国政府也有必要做好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长期性、复杂性乃至反复性的各层次充分准备。[ 刁大明. 2016年美国大选及其对中美关系影响预估[J]. 当代世界，2016，（02）：61-64.]
参考文献：
[1]刁大明.“特朗普现象”探析[J]. 现代国际关系，2016，（04）：31-39+63-64
[2]高飞. 当代外交学研究现状分析[J]. 外交学院学报，2002，（04）：25-33
[3]周琪. 2016年美国大选与美国对华政策趋向[J]. 当代世界，2015，（09）：18-20.
[4]刁大明. 2016年美国大选及其对中美关系影响预估[J]. 当代世界，2016，（02）：61-64.
[5]张煜.中美“伙伴关系”外交的比较研究[D].外交学院，2012.
作者简介：艾思远（1997--），女，安徽合肥人
（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
关键词：美国大选 特朗普现象 反建制派 内向化
一、文獻综述——外交学与国际关系
（1）外交的定义
如何定义外交在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中至关重要，长期以来人们常常将“外交”同“国际政治”或者“外交政策”等混为一谈。但是如果将外交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就必须明确外交学的研究对象，并将关于“外交学”的在内涵特别是外延方面不同的定义加以分类、整合，形成多元、清晰的宏观认知。
根据多位专家学者提供的学术研究材料，五花八门的定义可以被整合成以下3类。
第一类较为具体地强调外交的形式，即，认为外交主要就是谈判。其基本见解是：外交是一门有关国际谈判的艺术。外交的实质，就是通过谈判来处理国际关系。
这种外交概念，实际上是对近代外交方式的一种客观的概括和总结。在那些年代里，外交主要侧重的就是由外交家们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以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在当时的形势下，各个国家所进行的主要外交活动就是谈判，外交家的主要本领往往也要以其驾驭谈判艺术水准的高低而论。
第二类的定义主要强调外交的功能方面，其代表性的定义如下：
英国外交官萨道义在《外交实践指南》中指出，外交是运用智力和机智处理各独立国家的政府之间的官方关系，有时也推广到独立国家和附庸国家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简单地说，是指以和平手段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事务。
中国人民大学的金正昆教授在《现代外交学概论》中则将外交定义为：外交，通常是指一个主权国家通过其官方代表，在遵守国际惯例的基础上，为了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而以约定俗成的和平方式，与其他主权国家或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所进行的正式的官方之间的正常交往。
第三类主要强调外交的本质方面，即认为外交是主权国家对外的一种行为。
中国的《辞海》中将外交定义为：外交是国家为实行其对外政策，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外交代表机关等进行的诸如访问、谈判、交涉、发出外交文件、缔结条约、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对外活动。外交是国家实现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
除此之外，《外交的纯概念》作者德马格艾斯通过把对外政策的工具分为和平与暴力两种方式，为我们更容易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把握外交的本质提供了很大帮助。外交经常出现在战争、武装冲突或者其他一些特别形式的暴力活动中，虽然人们还是常常不愿放弃“外交是以和平方式进行地”的观念，但和平交往暴力行为之间界限的模糊不清这一特点，正是当代外交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使外交的内容得以大大扩展，诸如“金元外交”、“石油外交”、“能源外交”、“核外交”，极大丰富了当代外交的内涵和外延。[高飞. 当代外交学研究现状分析[J]. 外交学院学报，2002，（04）：25-33]
（2）外交的实质
从广义来看，外交的实质就是国际行为主体（主权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的行为。这种行为过程的结果形成了一定的国际关系，也构成了国际社会的管理机制，如果说国际关系是硬件的话，那么外交则是这种国际关系得以运行的软件，其在功能上与国际关系既区别又联系，相辅相成。
二、探究2016美国总统大选中的“特朗普现象”
（1）特朗普当选
2016年美国政坛风云人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于11.9在最终的总统大选中击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
在参选演讲中，特朗普显示出有别于政治精英的“反建制派”风格，集中就经济、移民政策、奥巴马医改、反恐等议题加以阐释，提出了“将工作从中国等国家带回美国”“在美墨边境筑墙”“废除奥巴马医改”“阻止外国穆斯林入境”等极端鲜明的主张。在其后的竞选活动中，特朗普多次挑战在美国政坛上被视为“金科玉律”的“政治正确”底线，延续了“反建制”“本土主义”以及极端化的风格。令人意外的是，特朗普在倒向“民粹主义”的同时很好地利用了互联网社交平台的传播效力，很快在各机构民调中蹿升。
（2）从现实视角中分析“特朗普现象”产生的原因
在美国政治史上反复多变的“本土主义”“反智主义”以及“偏执风格”等诸多思潮的交织混合在特朗普的政策主张、身份认同和竞选基调上得以再度体现肯定是现实问题发出向美国政坛发出了变革的要约，当今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生和国际形势塑造的民意是助推“特朗普现象”的重要原因，同时美国的总统的选举制度、两党政治发展状况，现有的社会阶层结构，媒体传播的议题设置乃至特朗普的个人因素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方面，当今美国的多重民怨情绪造就了“特朗普现象”。2016年美国大选的环境不佳，当今党争极化、经济复苏缓慢、社会族裔多元化冲突等等，这些因素的叠加引发了民众中的不满、不安、愤怒甚至恐惧等多层次的民怨情绪，成为“特朗普现象”的根源所在。
另一方面，现行的美国总统初选制度更易产生持极端立场的提名人，为“特朗普现象”提供了空间。初选程序事实上是民主共和两党各自党内的决策过程，其参与者往往为本党的坚定支持者。这就意味着，初选过程的结果往往不是民意的充分表达，而是一小部分本党最为坚定的基本盘的偏好。
同时美国的社会阶级结构失衡：中产阶级空前萎缩，贫富分化加深。财富持续向富裕的高收入阶层聚集，数量可观的中产阶级跌入了低收入阶层。这种作为社会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与低收入阶层具有强烈“被剥夺感”，导致一部分民众选择支持桑德斯（无党派人士或者民主党人士）在国内再分配意义上的“平民主义”，而另一部分则倒向了特朗普的“本土主义”排外倾向。 媒体的议题设置为“特朗普现象”提供了独特且强劲的推动力。美国媒体的政治报道在议题设置上明显偏好于吸引眼球的新闻，比如政治人物的绊闻、失德甚至腐败行为，对于可能因太过专业而无法令受众感兴趣的政策议题的关注度有限。基于这种偏好，活跃在各种媒体平台上的特朗普“跨界”参与总统竞选本身就是新闻的“富矿”，被认为具有巨大的受众吸引力，他本人口不择言的极端言论更是几乎每天都制造着“重大新闻”。而特朗普本身的确存在某些表演性甚至是煽动性的人格特征——表现为较为娴熟的媒体操纵技巧，嬉笑怒骂、口无遮拦，彻底异化了选举政治的模式。[ 刁大明.“特朗普现象”探析[J]. 现代国际关系，2016，（04）：31-39+63-64]
（3）“特朗普现象”下美国的外交困境
①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内向化思潮
“内向化”思潮在美国外交思想的流变中始终存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員会前任主席曾就二战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发出警告“我们偏离了我们的民族经验和立国之道所准备让我们去走的道路，而走上了不适当的强权政治和战争的歧途。这条弯路耗尽了我们的资源和精神力量；它使我们变成了跋足巨人”。而按照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的观点，“世界需要美国的领导，但是美国的领导力取决于美国首先应该把自己的国家搞好。……美国在国外试图采取行动时就必须更加克制，在国内则必须更加有条不紊。”
所以，“内向化”思潮可以被解读为：秉承着做好中东和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后、维持全球领导力和积极与盟友合作等原则在国际舞台上收敛，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其自由派倾向的国内事务中去。
②特朗普现象下美国的外交困境
从“奥巴马现象”到“特朗普现象”，凸显美国民众对现行政治体制无法回应大众诉求的不满与愤怒。面对全球化带来的资本流动与人口流动的交互影响，美国民众特别是中下层白人阶层遭遇着严峻的经济与就业冲击，这一矛盾在金融危机之后愈发激化，从而涌生出一股反精英政治、反全球化的浪潮。
一方面“特朗普现象”是负面的“奥巴马现象”。事实上，奥巴马在2008年的历史性当选就是凭借资浅的“反建制派”定位、回应民众的变革诉求、承诺实现变革进而实现的，也堪称某种政治现象。而今，金融危机之后民众中的这种“思变”情绪非但没有得到充分释放，对奥巴马执政——平庸的八年的失望令民众的不满、愤怒以及恐惧情绪加剧累积，转而期待一位距离传统政治精英更远的“反建制派”参选人切实实现某种改变，故特朗普的参选、当选结果应运而生。
另一方面“特朗普現象”将“奥巴马主义”中“内向”的倾向推向极端。在气候变化合作问题、伊朗核协议、TPP协定等众多奥巴马“外交遗产”议题上政见迥异，屡屡语出惊人，但他的“本土主义”风格却明显具有“奥巴马主义”的基因。特朗普强化了“更多资源投入国内事务”的路线，放弃“盟友合作”，并模糊了“维持全球领导力”的平衡性目标。被“奥巴马主义”激发的共识——“内向化”会否蜕变为特朗普所主张的“本土主义”的失衡状态，将直接关乎美国的国际角色及其牵动的世界格局。[ 刁大明.“特朗普现象”探析[J]. 现代国际关系，2016，（04）：31-39+63-64]
三、探究美国大选结果对中美关系带来的变化及相应对策
（1）外交战略：共和党的亚太战略将更为强调在区域安全意义上的“再平衡”，进而将持续强化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的部署，并就南海、网络安全、人权事务等问题进一步施压于中国，致使该地区局势进一步紧张。共和党的上台将最大限度地打压中美在气候变化、减排温室气体上的合作空间。面对这一重大变化，中美必须寻求得以践行“合作共赢”的其他领域。
（2）对华政策：国会中的某些关键涉华议员在选举中的职位变动将牵动未来一届国会的涉华立法，在国际上体现为汇率、贸易的管制，于国内则涉及美国华人或留美亚裔的就业与教育资源分配问题。
当前的中美关系正向着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稳步发展。虽然中美两国在“相互尊重”哪些核心利益、是否均等地“合作共赢”等问题上仍需要充分沟通与磨合，但奥巴马政府整体上从未否认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两国在“不冲突、不对抗”意义上也达成了高度共识。2017年美国新政府上台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无疑将面临一个是否重新得到美方建设性积极回应的严峻考俭。必须看到的是，如今民主共和两党参选人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上表态都颇为模糊，且大多曾公开批评中国，将中国视为美国国家发展模式和国际领导地位的双重威胁。如此表达即便存在“竞选语言”的成分，但中国政府也有必要做好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长期性、复杂性乃至反复性的各层次充分准备。[ 刁大明. 2016年美国大选及其对中美关系影响预估[J]. 当代世界，2016，（02）：61-64.]
参考文献：
[1]刁大明.“特朗普现象”探析[J]. 现代国际关系，2016，（04）：31-39+63-64
[2]高飞. 当代外交学研究现状分析[J]. 外交学院学报，2002，（04）：25-33
[3]周琪. 2016年美国大选与美国对华政策趋向[J]. 当代世界，2015，（09）：18-20.
[4]刁大明. 2016年美国大选及其对中美关系影响预估[J]. 当代世界，2016，（02）：61-64.
[5]张煜.中美“伙伴关系”外交的比较研究[D].外交学院，2012.
作者简介：艾思远（1997--），女，安徽合肥人
（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