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愿置之死地，寻找只有凭最锐利的希望才能看到的一线光明，
　　也不相信祈祷词和救世主
　　托妮·莫里森在《最蓝的眼睛》里写了三个好心的妓女， 分别给她们取名波兰、中国和马奇诺防线，毫不掩饰地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象征黑人被肆意侵犯却无力自卫与反抗的现实。《地下铁道》里的大部分黑奴也是一样，他们在一出逆来顺受的集体悲剧中各自扮演着下场几近相同的苦命角色。
　　女主人公科拉一出生就成了白人的家财，又早早失去了父母的保护，受尽侮辱与虐待。在内战前夕的1850年代，在南方腹地的种植园，如果不逃跑，她的命运几乎是注定的了：要么惨死于监工的九尾鞭下，要么在有毒的环境里自甘堕落。
　　“每个奴隶都想着逃跑。”书中写道，“每个梦都是逃跑的梦，哪怕看上去不像。比如一个关于新鞋子的梦。”但并非每个人都能下定出逃的决心。对大多数奴隶来说，自由是不可想象的，在种植园里忍辱，好歹还能偷生。
　　但科拉跑了。16岁那年，她跑出了种植园，借着月色蹚过沼泽，跑过野猪林，藏进粮油店老板的马车，通过废奴分子家地板上的活门，进入地下铁道，登车北行。每到一地，她都将见识种族主义恶行的新貌，她和帮助她的同志们都要为自由付出更大的代价。
　　“如果想看看这个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你们得坐火车。”第一次将她送上火车的站长说，“跑起来以后，你们往外看，就能看到美国的真面貌。”事实终将证明这番话是个残酷的玩笑，隧道里只有无尽的黑暗。黑暗才是美国。
　　科拉要逃离的不只是残暴的奴隶主和充当鹰犬的民防团、巡逻队、猎奴人，还有她身边的黑人同胞。罪恶的制度败坏了集体道德，连最穷苦的群落也不放过。倔强的性格和自卫的本能让科拉在黑人社区内部受到排斥。他们强暴她，然后中伤她——妇人们传言她溜进树林，与驴子和公羊通奸。
　　在莫里森的另一部小说《秀拉》里，女主人公临死前这样告诉依附男人又被男人抛弃的另一个黑女人：“我的孤独是我自己的。而你的孤独却是别人的，是由别人制造后送给你的。这难道不能说明什么吗？一种二手的孤独。”科拉享有她自己的孤独，她也不要二手的自由。她不相信祈祷词和救世主，她全靠自己救自己。她逃出种植园，在途中杀死了一个捉她的白人少年，与强大的猎奴者搏斗，并带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心走进黑暗的隧道，去寻找只有凭着最锐利的希望才能看到的一线光明。
　　这是一个有欠丰满但高度鲜明也十分必要的黑人形象，不同于快乐的黑鬼或顺从的傻瓜（《汤姆叔叔的小屋》），不向上帝诉苦（《紫色》），不靠打垮丈夫赢来自由（《他们眼望上苍》）或杀死女儿给她自由（《宠儿》），甚至不需要别人代自己辩护（《土生子》）。
　　与莫里森流畅奔放的文学语言不同，怀特黑德使用的是一种斯巴达式的高度俭省和朴素的句子。他忌讳优美流畅，正像理查德·赖特视感人为恶一样。在谈到《土生子》的创作动机时，赖特说他此前曾经发誓：“如果再写小说，我要叫任何人也无法掉泪；小说要写得冷酷而深刻，读者必须直面这部书，毫无泪水的慰藉。”
　　《地下铁道》有着强烈的政治潜力，但绝非“抗议小说”。事实上，怀特黑德聪明地调动了多种类型化小说的元素和商业化写作的技巧，让老套的逃奴主题悬念丛生。我在阅读时完全受着情节的引领，在翻译的过程中沉浸于语言的纠缠，只在某一天生出了少许的使命感。
　　那是今年1月20日，特朗普在華盛顿的霪雨中宣誓就职。我刚好译到猎奴者里奇韦在田纳西的酒馆里对科拉大谈美国的天命：“我更喜欢咱美国的神明了，是他把我们从旧大陆召唤到新大陆，让我们征服，建造，推行文明。毁灭需要毁灭的。教化少数种族。教化不了，就镇压。镇压不了，就根除。我们的命运是本着天意来的——天降大任于美国。”
　　“我得去趟茅房。”科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