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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尔试图表达的责任感，是一个人意识到了自己全部独立的力量，它不是因为自身匮乏而不得不寻求一个依托，因为感到自身没有意义而寻找一个意义。而是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唯一真正的创造者”，你自己的意义首先应该在你的手中，而不依赖任何别人乃至任何外部事业。
飞行中的“迫降”
1979年5月29日，哈维尔在布拉格一位朋友的公寓里被捕。这天凌晨5点钟，警察便开始行动，同时被捕的共15人。
再次落到警察手中，哈维尔甚至觉得像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上回被捕是在1978年1月，这之后警察对他采取“软禁和陪护”政策，他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在哈维尔夫妇的乡间居所，警察设立了一个永久性的监视哨所，并弄坏他的小汽车。什么时候再度抓他进去，就像一柄悬在空中的剑。“我的飞翔不可能有别的归宿”。
这年他43岁。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他没有任何后悔。他觉得自己有充分的行事理由。他不去想自己的“案子”，因为那没有什么好想的。他也不担心面临严刑拷打之类，已经几进几出了，他对监狱的情况比较了解，觉得自己有一些把握。但是任何一个新的环境，总是意味着一个新的格局，一些新的因素，包括自己本身——不同环境或者处于人生不同的时期，都会产生不同的自我。他称自己是“社会动物”，而与世隔绝，会对人的心情、智力和活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这些哈维尔还是有些忐忑不安。
这就像是一次飞行中的“迫降”。刚刚进去时，他满脑子还是这个世界的种种信息，用他的话来说是“物质”方面的。在他给妻子奥尔嘉最初的几封信中，提到需要果汁粉、柠檬、乳酪片、雪茄、速溶可可，想到乡间居所的暖气、檐槽、草地、水塘与狗，他希望妻子能够学会开车，掌握有关“电力、管道、留声机、录音机、打字机”等一切家用技术。他亲自动手为妻子做了“3个小饰物”，它们带点“监狱气息”。他信中还提醒妻子如果看到“质地优良的深棕色灯芯绒料子”，请买上一些，他希望回来之后能够用它做一身衣服。他说到“朋友们欠他许多钱”。第二封信中又说，“要回这些钱不现实”，还不如要回朋友们借他的那些书，有些是非常珍贵的。
这个人不愿意脱离这个世界，他要尽量抓住一切可能的信息。他有过一个离开此地的机会，有人对他说，美国的百老汇请他去做一年的文学顾问，被他拒绝了。这件事情据说是从捷克出去的大导演福尔曼(《飞越疯人院》的导演)操办的，这让哈维尔非常生气。有一件事情还是有所改善，那就是他刚进去两个月时，他的父亲去世，在警察的陪同下，他参加了父亲的葬礼。
妻子奥尔嘉尽可能给他寄各种美味食品，想方设法调配口味。她买来各种各样的鱼，把它们分成一层一层放到洋葱里。她特地学会了摄影，不断地给他寄家庭成员的照片，照片中每个人的衣服、背景和摆设都要多样化。每次探监，她都尽可能穿上鲜艳的衣服，化好妆，哈维尔喜欢这样。难能可贵的还有哈维尔的弟弟伊万，伊万在寄往监狱的信中，抄送了自己的哲学论文，还抄录了海德格尔的演讲，一些捷克诗和英文诗，以及一个叫做埃迪特·施泰因(Edith Stein)的生物图解提纲《植物的灵魂——动物的灵魂——人的灵魂》。亲人们希望给他营造一种气氛，那就是——他与外界的联系并未完全中断。
他被允许每周写一封信，用标准信纸只能写上4页。除此而外，他被禁止拥有纸、笔和其他笔记本。写信不能有草稿，也不能涂涂改改。在它们到达奥尔嘉手中之前，每封都经过严格审查。信的内容被规定只能写家务琐事，但是哈维尔渐渐地尝试摆脱限制，逐渐扩展到“个人的同一性”、“人的认同感”、“责任”或“存在的根”，这让狱方感到有点不好办，他们会没收其中一两封“思想性”过强的信，同时也不得不适应这种不知所云的晦涩文体。他的典狱长咆哮道：“所有这些‘精神秩序’和‘存在的秩序”的废话，都是一些什么玩意儿?你们必须操心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监狱的秩序。”这位典狱长是一个希特勒的崇拜者，认为自己最风光的日子是在50年代，即哈维尔称之为“建设工地上的歌声掩盖了行刑室里拷打的喊叫声”的年代。
德国作家、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因里希·伯尔认为这些信件无从评价，因为它们是在被监视的情况下写的。此言大谬。与当时许多西方左派作家不同，这位伯尔及君特·格拉斯始终坚决支持捷克和波兰人的民主运动，但是他们太缺乏在那种情况下的实际经验了。当然这些信件必须通过检察官的眼睛，但是这不等于说它们的价值因此而受到削弱。最有可能，当一个人从他的环境中被抽离出来，他也就有可能最深入地返回自身，清点自己的财富，盘查自己生命的墙角，发掘自己最深刻的行为动机。2009年3月我与徐友渔等一行3人，在布拉格见到哈维尔时，这位传奇人物预先给我们准备好的两本书中，其中之一就是这本给奥尔嘉的《狱中书简》。这不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我一定要专门谈谈这本书的原因。
当一个人进入某种格局，他的思想、念头便会围绕着这个格局而进行；他在格局中越陷越深，他便越是无暇顾及自身——他是怎么进入这个格局的?那个最初的动力是什么?他为什么走上了一条看上去毫无希望的道路?一群人在一起做事情，在别人看来他们都差不多，但是其中的差别可能非常之大。这就取决于他们各自抱着什么样的理由，依照什么样的理据。理由的不同，决定了这个人是怎样的人，他的行事方式为何有着根本的区别。
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人行为的理由甚至比他的行动还要重要。有了这个理由，他才如此这般去决定、去选择，才在这个基石之上建立起他自己的大厦。而这个理由，不会仅仅是反对的理由，他不能为了反对而反对。
写作这些信件时，哈维尔同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较长时间内他是一个电焊工。身体恶化时，也会在监狱的洗衣房，干一些比较轻松的活儿。后来在一个废金属仓库，将电线和电缆绳上的绝缘材料剥下来。他始终彬彬有礼的外表，使得监狱的看守开始觉得他好欺负，但是结果往往相反，他们渐渐发现这位举止文雅的人完全不轻易就范。
他很快意识到，“重新塑造自我是首先的任务”。“仇恨向来不是我的行动的准则或出发点。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
奥尔嘉探监
这些信件必须全部接受审查，他不能确定它们是否抵达奥尔嘉手中。因此有时候会有一些重复，比如这样的句子“任何发生过的事情都不能抹去；都会以某种形式，永远记载在存在的记忆里”，出现过不止一次。现在看来，这种重复正好可以看出他思想的重心所在。哈维尔称它们像是一个“无尽的螺旋”，从一个中心出发，不断地延展和上升。表达如此复杂的思想，他需要有一些准备。这个地方干活轻松一些，但是告密者对哈维尔并不放松。
它们不仅是奥尔嘉的财富，也属于他们全体朋友。从一开始，他们夫妇就心照不宣，从狱中寄出的信会在朋友们之间传阅。为了能够通过检查，他会将句子弄得特别复杂和晦涩，遇到一些敏感词比如“政权”，他会使用诸如“非我在社会上的明显的中心” 这类“胡话”来对付。他也用不着考虑奥尔嘉是否能够理解它们。他有一位十分理解他和包容他的妻子。他这样谈到她：“我们俩之间有许多不同之处。我是个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而且一直是个缺乏信心的知识分子；奥尔嘉则出身于劳动阶层，很有主见，很冷静，不那么多愁善感，同时她也能唠唠叨叨，令人讨厌”。“在奥尔嘉身上，我找到了所需要的：她能够对我变化不定的思想做出反应，对我放荡不羁的想法提出冷静批评，为我的公开活动给以背后的支持。在我的生活中，我事事都得问她。那些爱开玩笑的人说，甚至要是我犯会伤害她的罪也要经过她的同意，连感情上的离心力给我带来的问题也要请她解决”。(《哈维尔自传》，东方出版社，1992年)
奥尔嘉探监时，尽量给他带去外面世界的信息。他的剧本在国外得到上演，这会让他很高兴，同时也会写上一段如何理解某个剧本的提示。60年代初，哈维尔在布拉格的小剧场(栏杆剧院)工作，这个剧场上演了贾里的《乌布国王》、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内斯库的独幕剧，根据卡夫卡的《审判》改编的剧本，以及哈维尔自己的剧本《花园宴会》(1963)、《通知书》(1965)、《思想越来越难以集中》(1968)。
哈维尔后来谈到小剧场运动，认为虽然上演的是一些实验戏剧——他本人的剧作深受荒诞派戏剧的影响，重在探讨人是什么、如何确认人的身份、人的语言如何与其主体相脱离这样一些抽象主题，但是“这丝毫没有贬低这些小剧院的社会意义”。让人们从习以为常的陈词滥调中解放出来，摆脱那些封闭死寂的概念，是一剂催化剂，催促人们去发现自己空洞无聊，催促人们去认识自己存在的真相，然后才有可能觉得需要出发，寻找自己生命与生活的意义。
在他看来，没有比荒诞派戏剧，更能够体现处于20世纪人们的精神危机。现代人在上帝隐匿之后，同时“失去了对于先验的把握，失去了绝对的经验，失去了与永恒的联系，失去了对于意义的感知”。这给个人所带来的问题是：人的性格分崩离析，裂解成碎片。人们不感到从自己内部的某个中心出发，不再感到在自己身上贯穿始终的力量，不再感到什么东西能够将自己集合起来，而是这儿洒一点，那儿丢一点。甚至不再感到与他人的深刻联系。一切都处于漂移状态。无可不无可，同时却感到“非如此不可”的绝大压力。
哈维尔当然是他所处社会的激烈批判者，但是这种批判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起点，那就是“人与自身”的关系。“‘人的自身同一性’(identity)问题居于我思考人类事务的中心。我用‘自身同一性’这个词，并不是我相信它能解释有关人存在的任何秘密；当我开始写剧本时及至后来我都在用这个词，因为它帮助我书里最吸引我的这个主题：人类‘自身同一性的危机’。所有我的剧本事实上是这个主题的不同形式，即人与他自身关系的解体，和失去任何一种给予人的存在的一种意义秩序、一种更持续性和其独特框架的东西”。
他的“生活在真实中”的提法，如今已经广为人知，但这其实首先是一个针对自身的要求——某个虚假的秩序之所以能够得以运行，是靠着每个人虚假的面孔虚假的言行，在某种意义上，人们自身便成了这个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它望不到边的纽带上的一个环节。因此，某种“变革”应该首先发生在人的内部。或者说，假如人们不能改动这个制度，起码可以改动一下自身——不仅是私下里，而且在公开场合，也能够公开发表自己对于社会、政治的真实看法。如果是那样，这个人起码做到了表里一致。而因为这个人理顺了与自己的关系，他不再继续是一个巨大谎言灾难中的一个局部的小灾难，从而也打破了这个秩序的游戏规则。哈维尔的一系列关键表述——“良知”、“尊严”，都应该放到“人与自身”关系这个视野中来理解。汉娜·阿伦特也曾经分析过，在某种极端情境下，一个人能够持续地与自身对话，这便使得他有可能免于一场外部大崩溃中的自身崩溃。
责任感的秘密
他将自身同一性居于他思考问题的中心，那么他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即什么东西会居于这个同一性的中心呢?经过长时间的沉思，哈维尔的答案是：“责任感”。责任感是“同一性”的基础，为解决自身同一性的问题提供钥匙。通过责任感——承担起对于某些事情的责任，一个人获得了他的自我认同：表明他是什么样的人，获得了一种深刻的存在，能够将自己各方面凝聚起来，而不再漂浮不定。哈维尔的这个思路，与写作《鼠疫》的加缪(1913～1960)十分接近。当然，其中更是有着捷克哲学家扬·帕托切克(1909～1979)的回响。
责任感与自身同一性的关系在于，它“是自身同一性的基础、根源和重心所在，是它的结构原理或中轴，提供确定自我同一性的水准和尺度的‘理念’责任感是将左右东西凝固在一起的水泥砂浆，当这个东西脱落，自身同一性也开始不可避免地破碎和崩溃”。
但是责任感本身是什么?哈维尔继续发挥道——它不应该仅仅是对于某些具体事务的责任，不仅仅是体现在某些社会联系、教育或文化传统方面的联系，乃至自我保存的本能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前面提到的“相对性”的东西，有时候是互相依赖的那种东西。哈维尔试图表达的责任感，是一个人意识到了自己全部独立的力量，它不是因为自身匮乏而不得不寻求一个依托，因为感到自身没有意义而寻找一个意义。而是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唯一真正的创造者”，你自己的意义首先应该在你的手中，而不依赖任何别人乃至任何外部事业。
“人的责任感，正是把人确立为一个个人面对宇宙的那种力量，作为存在的一个奇迹。只有这样，一方面，一个人才能够得到确定，并把意义注入他对于世界的依赖上；另一方面，他才能把自己作为一个自主的和独立的人，和这个世界区分开来，用自己的双脚立于天地之间。我想说，这种责任感对于一个人就像一把刀子。我们用它在总体存在中刻画出无与伦比的自我形象；它也是一支笔，我们用它来书写存在的历史中每一个新诞生生命的记录”。这是一个彻底的存在主义立场，如果我们理解存在主义是一种朝向更广阔领域的开放，而不是封闭的话。
打个比方来说。假如你坐牢了，你进去之后需要意识到，那是你自己行为的结果，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你需要独立承担起这种结果，而不要怨天尤人，甚至不要指望别人来救你，不要将你的处境交给别人去承担，好像别人对你的坐牢拥有一种义务，起码不要把这种指望当做你坐牢的前提。别人如何行事那是别人的事情，不管别人做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你都不能抱怨别人。你需要独立承担起你的处境，没有任何人能够帮你。如此立于天地之间的独立个人，他对自己负责，而不需要别人为他负责。他独自一人将自己扛起来，而不始终期待他人，不管是他人的援助还是他人的失误。
这不是说，当一个人坐牢受到不公正审判的时候，我们作为旁人可以坐视不管。但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有责任不要遗忘一个朋友，不要放弃一个与我们曾经朝夕相处的人。如果他身陷不自由，我们需要想方设法让他感到他不是孤独的，他不是一个人。尽管他个人没有要求我们，而我们必须承担起我们自己做人的要求，承担起自己的地平线。我们的根基在我们自己身上，而不是在他那里。就像他的根基不在我们这里一样。
“真正的坚定不移表现在某人能够依靠他自身而不是他人，他有力量保持清醒严肃的精神，保持他自己的理性，健康的自制和对于世界独特的而不是调停的立场”。基于这样一种立场，哈维尔能够从容应付朋友圈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即使在狱中，也能够不断听到各种消极的信息。当形势对自己不利时，人们感到情绪低落，动不动与他人吵架，喝得太多，仅仅关心自己，弄不属于自己的钱，以及移居国外。他并不为此而感到沮丧。
“一个不能从自身汲取力量和不能在自身内部发现其生命意义的人，将依赖于他周围的环境，将在自身之外的某处去寻找，这样，尽管他看上去在行动，但事实上他仅仅在等待、在依赖。他等着其他人将要做什么，或者他们将指派给他什么角色，他依赖他们，如果这些人什么也不做，他则屈从于幻灭，他将像一个戳破了的皮球一样，自身崩溃。”哈维尔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到了1983年初，他已经进去3年零9个月。坐牢没有让他变得意志消沉，反而让他更加坚定。“一个人的秘密是责任感的秘密。”哈维尔说。
一个人不能从反对(反抗)中寻求生活的意义，相反，他是事先拥有了对于生命意义的理解，拥有了自己的地平线，他才去从事反对(反抗)。他不能觉得生活很无聊，而去从事一些看起来比较危险的事情，他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寻求刺激，不是为了个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是为了他所认定的生活的意义，他的责任感。
飞行中的“迫降”
1979年5月29日，哈维尔在布拉格一位朋友的公寓里被捕。这天凌晨5点钟，警察便开始行动，同时被捕的共15人。
再次落到警察手中，哈维尔甚至觉得像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上回被捕是在1978年1月，这之后警察对他采取“软禁和陪护”政策，他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在哈维尔夫妇的乡间居所，警察设立了一个永久性的监视哨所，并弄坏他的小汽车。什么时候再度抓他进去，就像一柄悬在空中的剑。“我的飞翔不可能有别的归宿”。
这年他43岁。对自己所做的事情，他没有任何后悔。他觉得自己有充分的行事理由。他不去想自己的“案子”，因为那没有什么好想的。他也不担心面临严刑拷打之类，已经几进几出了，他对监狱的情况比较了解，觉得自己有一些把握。但是任何一个新的环境，总是意味着一个新的格局，一些新的因素，包括自己本身——不同环境或者处于人生不同的时期，都会产生不同的自我。他称自己是“社会动物”，而与世隔绝，会对人的心情、智力和活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这些哈维尔还是有些忐忑不安。
这就像是一次飞行中的“迫降”。刚刚进去时，他满脑子还是这个世界的种种信息，用他的话来说是“物质”方面的。在他给妻子奥尔嘉最初的几封信中，提到需要果汁粉、柠檬、乳酪片、雪茄、速溶可可，想到乡间居所的暖气、檐槽、草地、水塘与狗，他希望妻子能够学会开车，掌握有关“电力、管道、留声机、录音机、打字机”等一切家用技术。他亲自动手为妻子做了“3个小饰物”，它们带点“监狱气息”。他信中还提醒妻子如果看到“质地优良的深棕色灯芯绒料子”，请买上一些，他希望回来之后能够用它做一身衣服。他说到“朋友们欠他许多钱”。第二封信中又说，“要回这些钱不现实”，还不如要回朋友们借他的那些书，有些是非常珍贵的。
这个人不愿意脱离这个世界，他要尽量抓住一切可能的信息。他有过一个离开此地的机会，有人对他说，美国的百老汇请他去做一年的文学顾问，被他拒绝了。这件事情据说是从捷克出去的大导演福尔曼(《飞越疯人院》的导演)操办的，这让哈维尔非常生气。有一件事情还是有所改善，那就是他刚进去两个月时，他的父亲去世，在警察的陪同下，他参加了父亲的葬礼。
妻子奥尔嘉尽可能给他寄各种美味食品，想方设法调配口味。她买来各种各样的鱼，把它们分成一层一层放到洋葱里。她特地学会了摄影，不断地给他寄家庭成员的照片，照片中每个人的衣服、背景和摆设都要多样化。每次探监，她都尽可能穿上鲜艳的衣服，化好妆，哈维尔喜欢这样。难能可贵的还有哈维尔的弟弟伊万，伊万在寄往监狱的信中，抄送了自己的哲学论文，还抄录了海德格尔的演讲，一些捷克诗和英文诗，以及一个叫做埃迪特·施泰因(Edith Stein)的生物图解提纲《植物的灵魂——动物的灵魂——人的灵魂》。亲人们希望给他营造一种气氛，那就是——他与外界的联系并未完全中断。
他被允许每周写一封信，用标准信纸只能写上4页。除此而外，他被禁止拥有纸、笔和其他笔记本。写信不能有草稿，也不能涂涂改改。在它们到达奥尔嘉手中之前，每封都经过严格审查。信的内容被规定只能写家务琐事，但是哈维尔渐渐地尝试摆脱限制，逐渐扩展到“个人的同一性”、“人的认同感”、“责任”或“存在的根”，这让狱方感到有点不好办，他们会没收其中一两封“思想性”过强的信，同时也不得不适应这种不知所云的晦涩文体。他的典狱长咆哮道：“所有这些‘精神秩序’和‘存在的秩序”的废话，都是一些什么玩意儿?你们必须操心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监狱的秩序。”这位典狱长是一个希特勒的崇拜者，认为自己最风光的日子是在50年代，即哈维尔称之为“建设工地上的歌声掩盖了行刑室里拷打的喊叫声”的年代。
德国作家、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因里希·伯尔认为这些信件无从评价，因为它们是在被监视的情况下写的。此言大谬。与当时许多西方左派作家不同，这位伯尔及君特·格拉斯始终坚决支持捷克和波兰人的民主运动，但是他们太缺乏在那种情况下的实际经验了。当然这些信件必须通过检察官的眼睛，但是这不等于说它们的价值因此而受到削弱。最有可能，当一个人从他的环境中被抽离出来，他也就有可能最深入地返回自身，清点自己的财富，盘查自己生命的墙角，发掘自己最深刻的行为动机。2009年3月我与徐友渔等一行3人，在布拉格见到哈维尔时，这位传奇人物预先给我们准备好的两本书中，其中之一就是这本给奥尔嘉的《狱中书简》。这不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我一定要专门谈谈这本书的原因。
当一个人进入某种格局，他的思想、念头便会围绕着这个格局而进行；他在格局中越陷越深，他便越是无暇顾及自身——他是怎么进入这个格局的?那个最初的动力是什么?他为什么走上了一条看上去毫无希望的道路?一群人在一起做事情，在别人看来他们都差不多，但是其中的差别可能非常之大。这就取决于他们各自抱着什么样的理由，依照什么样的理据。理由的不同，决定了这个人是怎样的人，他的行事方式为何有着根本的区别。
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人行为的理由甚至比他的行动还要重要。有了这个理由，他才如此这般去决定、去选择，才在这个基石之上建立起他自己的大厦。而这个理由，不会仅仅是反对的理由，他不能为了反对而反对。
写作这些信件时，哈维尔同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较长时间内他是一个电焊工。身体恶化时，也会在监狱的洗衣房，干一些比较轻松的活儿。后来在一个废金属仓库，将电线和电缆绳上的绝缘材料剥下来。他始终彬彬有礼的外表，使得监狱的看守开始觉得他好欺负，但是结果往往相反，他们渐渐发现这位举止文雅的人完全不轻易就范。
他很快意识到，“重新塑造自我是首先的任务”。“仇恨向来不是我的行动的准则或出发点。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
奥尔嘉探监
这些信件必须全部接受审查，他不能确定它们是否抵达奥尔嘉手中。因此有时候会有一些重复，比如这样的句子“任何发生过的事情都不能抹去；都会以某种形式，永远记载在存在的记忆里”，出现过不止一次。现在看来，这种重复正好可以看出他思想的重心所在。哈维尔称它们像是一个“无尽的螺旋”，从一个中心出发，不断地延展和上升。表达如此复杂的思想，他需要有一些准备。这个地方干活轻松一些，但是告密者对哈维尔并不放松。
它们不仅是奥尔嘉的财富，也属于他们全体朋友。从一开始，他们夫妇就心照不宣，从狱中寄出的信会在朋友们之间传阅。为了能够通过检查，他会将句子弄得特别复杂和晦涩，遇到一些敏感词比如“政权”，他会使用诸如“非我在社会上的明显的中心” 这类“胡话”来对付。他也用不着考虑奥尔嘉是否能够理解它们。他有一位十分理解他和包容他的妻子。他这样谈到她：“我们俩之间有许多不同之处。我是个出身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而且一直是个缺乏信心的知识分子；奥尔嘉则出身于劳动阶层，很有主见，很冷静，不那么多愁善感，同时她也能唠唠叨叨，令人讨厌”。“在奥尔嘉身上，我找到了所需要的：她能够对我变化不定的思想做出反应，对我放荡不羁的想法提出冷静批评，为我的公开活动给以背后的支持。在我的生活中，我事事都得问她。那些爱开玩笑的人说，甚至要是我犯会伤害她的罪也要经过她的同意，连感情上的离心力给我带来的问题也要请她解决”。(《哈维尔自传》，东方出版社，1992年)
奥尔嘉探监时，尽量给他带去外面世界的信息。他的剧本在国外得到上演，这会让他很高兴，同时也会写上一段如何理解某个剧本的提示。60年代初，哈维尔在布拉格的小剧场(栏杆剧院)工作，这个剧场上演了贾里的《乌布国王》、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内斯库的独幕剧，根据卡夫卡的《审判》改编的剧本，以及哈维尔自己的剧本《花园宴会》(1963)、《通知书》(1965)、《思想越来越难以集中》(1968)。
哈维尔后来谈到小剧场运动，认为虽然上演的是一些实验戏剧——他本人的剧作深受荒诞派戏剧的影响，重在探讨人是什么、如何确认人的身份、人的语言如何与其主体相脱离这样一些抽象主题，但是“这丝毫没有贬低这些小剧院的社会意义”。让人们从习以为常的陈词滥调中解放出来，摆脱那些封闭死寂的概念，是一剂催化剂，催促人们去发现自己空洞无聊，催促人们去认识自己存在的真相，然后才有可能觉得需要出发，寻找自己生命与生活的意义。
在他看来，没有比荒诞派戏剧，更能够体现处于20世纪人们的精神危机。现代人在上帝隐匿之后，同时“失去了对于先验的把握，失去了绝对的经验，失去了与永恒的联系，失去了对于意义的感知”。这给个人所带来的问题是：人的性格分崩离析，裂解成碎片。人们不感到从自己内部的某个中心出发，不再感到在自己身上贯穿始终的力量，不再感到什么东西能够将自己集合起来，而是这儿洒一点，那儿丢一点。甚至不再感到与他人的深刻联系。一切都处于漂移状态。无可不无可，同时却感到“非如此不可”的绝大压力。
哈维尔当然是他所处社会的激烈批判者，但是这种批判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起点，那就是“人与自身”的关系。“‘人的自身同一性’(identity)问题居于我思考人类事务的中心。我用‘自身同一性’这个词，并不是我相信它能解释有关人存在的任何秘密；当我开始写剧本时及至后来我都在用这个词，因为它帮助我书里最吸引我的这个主题：人类‘自身同一性的危机’。所有我的剧本事实上是这个主题的不同形式，即人与他自身关系的解体，和失去任何一种给予人的存在的一种意义秩序、一种更持续性和其独特框架的东西”。
他的“生活在真实中”的提法，如今已经广为人知，但这其实首先是一个针对自身的要求——某个虚假的秩序之所以能够得以运行，是靠着每个人虚假的面孔虚假的言行，在某种意义上，人们自身便成了这个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它望不到边的纽带上的一个环节。因此，某种“变革”应该首先发生在人的内部。或者说，假如人们不能改动这个制度，起码可以改动一下自身——不仅是私下里，而且在公开场合，也能够公开发表自己对于社会、政治的真实看法。如果是那样，这个人起码做到了表里一致。而因为这个人理顺了与自己的关系，他不再继续是一个巨大谎言灾难中的一个局部的小灾难，从而也打破了这个秩序的游戏规则。哈维尔的一系列关键表述——“良知”、“尊严”，都应该放到“人与自身”关系这个视野中来理解。汉娜·阿伦特也曾经分析过，在某种极端情境下，一个人能够持续地与自身对话，这便使得他有可能免于一场外部大崩溃中的自身崩溃。
责任感的秘密
他将自身同一性居于他思考问题的中心，那么他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即什么东西会居于这个同一性的中心呢?经过长时间的沉思，哈维尔的答案是：“责任感”。责任感是“同一性”的基础，为解决自身同一性的问题提供钥匙。通过责任感——承担起对于某些事情的责任，一个人获得了他的自我认同：表明他是什么样的人，获得了一种深刻的存在，能够将自己各方面凝聚起来，而不再漂浮不定。哈维尔的这个思路，与写作《鼠疫》的加缪(1913～1960)十分接近。当然，其中更是有着捷克哲学家扬·帕托切克(1909～1979)的回响。
责任感与自身同一性的关系在于，它“是自身同一性的基础、根源和重心所在，是它的结构原理或中轴，提供确定自我同一性的水准和尺度的‘理念’责任感是将左右东西凝固在一起的水泥砂浆，当这个东西脱落，自身同一性也开始不可避免地破碎和崩溃”。
但是责任感本身是什么?哈维尔继续发挥道——它不应该仅仅是对于某些具体事务的责任，不仅仅是体现在某些社会联系、教育或文化传统方面的联系，乃至自我保存的本能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前面提到的“相对性”的东西，有时候是互相依赖的那种东西。哈维尔试图表达的责任感，是一个人意识到了自己全部独立的力量，它不是因为自身匮乏而不得不寻求一个依托，因为感到自身没有意义而寻找一个意义。而是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唯一真正的创造者”，你自己的意义首先应该在你的手中，而不依赖任何别人乃至任何外部事业。
“人的责任感，正是把人确立为一个个人面对宇宙的那种力量，作为存在的一个奇迹。只有这样，一方面，一个人才能够得到确定，并把意义注入他对于世界的依赖上；另一方面，他才能把自己作为一个自主的和独立的人，和这个世界区分开来，用自己的双脚立于天地之间。我想说，这种责任感对于一个人就像一把刀子。我们用它在总体存在中刻画出无与伦比的自我形象；它也是一支笔，我们用它来书写存在的历史中每一个新诞生生命的记录”。这是一个彻底的存在主义立场，如果我们理解存在主义是一种朝向更广阔领域的开放，而不是封闭的话。
打个比方来说。假如你坐牢了，你进去之后需要意识到，那是你自己行为的结果，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你需要独立承担起这种结果，而不要怨天尤人，甚至不要指望别人来救你，不要将你的处境交给别人去承担，好像别人对你的坐牢拥有一种义务，起码不要把这种指望当做你坐牢的前提。别人如何行事那是别人的事情，不管别人做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你都不能抱怨别人。你需要独立承担起你的处境，没有任何人能够帮你。如此立于天地之间的独立个人，他对自己负责，而不需要别人为他负责。他独自一人将自己扛起来，而不始终期待他人，不管是他人的援助还是他人的失误。
这不是说，当一个人坐牢受到不公正审判的时候，我们作为旁人可以坐视不管。但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有责任不要遗忘一个朋友，不要放弃一个与我们曾经朝夕相处的人。如果他身陷不自由，我们需要想方设法让他感到他不是孤独的，他不是一个人。尽管他个人没有要求我们，而我们必须承担起我们自己做人的要求，承担起自己的地平线。我们的根基在我们自己身上，而不是在他那里。就像他的根基不在我们这里一样。
“真正的坚定不移表现在某人能够依靠他自身而不是他人，他有力量保持清醒严肃的精神，保持他自己的理性，健康的自制和对于世界独特的而不是调停的立场”。基于这样一种立场，哈维尔能够从容应付朋友圈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即使在狱中，也能够不断听到各种消极的信息。当形势对自己不利时，人们感到情绪低落，动不动与他人吵架，喝得太多，仅仅关心自己，弄不属于自己的钱，以及移居国外。他并不为此而感到沮丧。
“一个不能从自身汲取力量和不能在自身内部发现其生命意义的人，将依赖于他周围的环境，将在自身之外的某处去寻找，这样，尽管他看上去在行动，但事实上他仅仅在等待、在依赖。他等着其他人将要做什么，或者他们将指派给他什么角色，他依赖他们，如果这些人什么也不做，他则屈从于幻灭，他将像一个戳破了的皮球一样，自身崩溃。”哈维尔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到了1983年初，他已经进去3年零9个月。坐牢没有让他变得意志消沉，反而让他更加坚定。“一个人的秘密是责任感的秘密。”哈维尔说。
一个人不能从反对(反抗)中寻求生活的意义，相反，他是事先拥有了对于生命意义的理解，拥有了自己的地平线，他才去从事反对(反抗)。他不能觉得生活很无聊，而去从事一些看起来比较危险的事情，他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寻求刺激，不是为了个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是为了他所认定的生活的意义，他的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