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中国古代的战略思想，很多人可能不会想到《尚书》。可以说，《尚书》是战略思想和战略思想史研究中至今被严重忽视的一部书。它被战略思想研究者长期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因为长期以来，它在人们的印象中都是一部儒家经典，是一部政事书。然而，我倒认为，《尚书》可以算得上是中国上古史中的战略思想第一书，甚至可以被誉为是世界上古史中的战略思想第一书。
　　《尚书》在古代也被叫做《书》，后来成为儒家经典，又被叫做《书经》。它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古代（尧舜禹夏商周等代）君王的文告和君臣的对话，由古代史官纪录、整理、汇编而成。《尚书》在先秦成书后有定本，而后显然经过历代学者的窜改，又经过秦始皇焚书之劫难，今存五十八篇。《尚书序》将《尚书》各篇文体分为典、谟、诰、训、誓、命六类体式，唐代孔颖达在这六类上，又加了贡、歌、征、范等四类体式。直接包含战略思想的篇目，以“誓”类篇目居多。为什么呢？因为《尚书》中的“誓”类篇目（如《甘誓》、《汤誓》、《泰誓》、《牧誓》、《费誓》、《秦誓》等），主要是中国古代君王告诫将士们的誓词，故其中多有中国古代君王军事战略思想的直接体现。不过，我们中国人是一个政治早熟的群体（至于原因已经超越本文讨论的范畴，在此不赘），在《尚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其他类的篇目中涉及政事的文章中，也点缀着不少战略思想的“思想珍珠”。遍览其文，我认为，《尚书》一书中，最为重要的战略思想是发动战争必须出于正义，战争之前，必须占领战争正义的舆论高地。当然，《尚书》还包含其他一些战略战术思想，比如战前要做充分准备，作战必须严明纪律，听从指挥（见《费誓》），战斗要稳扎稳打（见《秦誓》）等。
　　《尚书》中的记载说明，中国早在上古时代，便已经有了战争乃政治之延续的思想。在《尚书》的多个篇章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在战争开始之前，君王往往会从道德、舆论高地，强调战争的正义性，从而鼓舞士气。
　　《尚书·甘誓》中有言：“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这段话的大意是：我要告诫你们，有扈氏蔑侮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怠慢废弃正德、利用、厚生三大政事，因此，上天必断绝他的运道，如今我不过是奉上天之命对他进行惩罚。这些话是启起兵讨伐有扈前对将士们说的。启是谁？他说这些话的背景是什么呢？这说起来就有一番故事。启，是大禹的儿子。根据《史记》的记载，大禹把政权交给益，三年后，益让给了大禹的儿子启。启很贤德，得到拥护，继承了帝位。从尧帝到大舜，从大舜到大禹，都是禅让，但是启的继位，实际上打破了禅让的古制。因此，夏的同姓诸侯有扈氏不服从。在这种背景下，启起兵讨伐有扈。诸位可以看到，启将自己放在正义的一边，而将有扈氏塑造成蔑侮五行、荒废政事、无道德、轻民生的形象，更以替天行道的姿态，说明了本次战争的正义性。后来的事实证明，启的做法非常成功，启在甘地打败了有扈氏。
　　到了夏朝末年，夏桀实施暴政，天下怨怒。于是，汤出兵讨伐夏桀，在出师前，也对将士们发表誓词。《尚书·汤誓》记载了汤的誓词。汤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夏犯下很多罪行，上天命朕去征伐他……夏氏有罪，我畏惧上天，不敢不去征伐他。）随后，他历数夏耗尽国力、剥削人民的罪行，说明夏国人民欲与夏桀同归于尽的愤怒，并再次说，“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夏的品德坏到这种地步，如今朕一定要去讨伐他）。”与启类似，汤在讨伐夏桀的战争之前，首先通过誓词，占领舆论高地，赢得将士之心，呼应天下的人心。
　　历史有时看起来确实像是轮回。汤灭夏桀，建立商朝，商朝传到商纣王手中，商纣王荒淫无道，于是周武王在孟津大会诸侯，起兵讨伐商纣。周武王向诸侯和大小官员们历数商纣的罪行，说明了自己起兵讨伐商纣乃是替天行道。《尚书·泰誓》记载了周武王的誓词。“泰”字，在《史记》中为“太”，在《国语》中为“大”，在古汉语中同音同义，可以通用。《尚书·泰誓上》中记载，周武王有言：“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尔尚弼予—人，永清四海。时哉弗可失！”（商纣恶贯满盈，上天命令我诛灭他。我若不顺从上天，则我的罪过将与商纣王的罪过相等……你们应该辅佐我，与我一同使四海永远清明。大好时机，不可丧失啊！）”与前代的启、汤相比，周武王的战前誓词一样将征伐对象塑造成罪大恶极、恶贯满盈的罪人，将自己塑造成上天的代言者。不过，周武王的誓词，比启、汤的誓词有了更丰富的内容，他不仅详细指出了商纣的罪行，而且还特别强调了此时是诛灭商纣的大好时机。他的这个结论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在一系列分析基础上提出来的。可以说，周武王是一位非常好的战略机会的分析家。就是在这篇誓词中，周武王说：“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力量相等则比较德行，德行相等则比较义。商纣有臣民亿万，却有亿万条心;我有臣民三千，却只有一条心…一上天怜悯百姓，百姓所欲，上天必定会顺从的。）”这几句话真是非常妙，完全可以视为后世战略分析的标准。在这几句话中，周武王实际预判了战争的结果，非常精辟地分析了自己與商纣王的优势、劣势，表达了战争必胜的信念。周武王清楚地指出，表面的力量并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德行、道义才是。人再多，人心不齐，难以赢得战争。人少，但是人心齐，却有胜利的机会。春秋时，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誓报仇，带领数千越国兵打败吴国（后世蒲松龄因此有“三千越甲可吞吴”之句）。其中，人心齐是勾践能够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今天，企业常用的swoT分析法（优势、劣势、机会、威胁分析法）中，特别强调优势、劣势的分析，而这种战略分析法，中国古代的周武王早就运用地出独八化了。
　　周武王率领部队渡过孟津后，在黄河北岸又一次誓师。《尚书·泰誓中》记载了这篇黄河边的誓师词。在这篇誓师词中，周武王又一次历数商纣的种种恶行，声明起兵讨伐乃是替天行道。他还通过誓词，表达了愿以天下为己任，愿以已身担天下之责的志愿，从而广揽民心。《尚书·泰誓中》有言：“天乃佑命成汤，降黜夏命……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今朕必往。（上天因而佑助我成汤，命令我成汤，降下废黜夏桀的命令……百姓责怪我不去讨伐夏桀，是我一人之罪，如今朕必率兵前往。）”宋代王安石在《尚书新义》中点评“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这句话时说：“在予一人，盖以其身任天下之责;不如是，不足以为天吏也。”随后，周武王再次巡视六师，明誓将士。《尚书·泰誓下》纪录了这篇誓词，誓词中有句云：“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爱护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君王，虐待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仇敌。）”这是周武王引用一句古话，再次于义理层面巩固将士们的信念，激励将士们跟着他进行正义的战争，反抗暴政。
　　周武王的部队与商纣王的部队战于牧野。在牧野决战之前，周武王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誓词。《尚书·牧誓》这篇誓词，除了照例再次揭露商纣的罪行之外，还向将士们传达了严守纪律、包容与接纳降兵的战略思想。《尚书·泰誓中》有句非常费解的话：“弗迓（有本作‘御’或‘禦’）克奔以役西土。”这句话里，“迓”是“禁止”的意思（马融本《尚书》注解为“禁也”），“役”的意思是“助”（《广雅·释诂》解释为“助也”。）西土，指的是周国，周国在商国西部，故称为“西土”。这句话大概的意思是：不要禁止（商纣军队中）能投降、帮助我们周国的人。争取同盟者、接纳降兵的战略思想是非常大胆的，显示了周武王的胆量与气魄。历史证明，周武王这一战略的实施为他赢得了巨大的胜利。牧野之战中，商纣王的军队临阵倒戈，为武王前驱，一举打败了商纣王。可以说，争取同盟、接纳降兵的战略思想，其义理与征伐必须出于正义的思想是一脉相承，内在统一的。
　　可以想见，一部《尚书》如此频繁地重复发动战争必须正义、征伐必须“替天行道”的战略思想，会对后世产生如何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在王朝更替的战争中，在枭雄争霸的战争中，在农民起义反抗朝廷压迫的战争中，可以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替天行道”的思想在战略层面的运用。《尚书》中记载的古代帝王的战略思想，被后世一次又·次的追随、重复，也不断强化了中国传统中“王道”的内涵，不断丰富了正义战争论的思想。
　　（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历史语言与战略传播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近著《龙影：西方世界中国观念的思想渊源》，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王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