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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网络舆论研究呈现快速发展趋势，对“网络舆论”一词进行CNKI系列数据库跨库检索时显示，2006—2011年分别有126条、200条、402条、838条、1278条、1399条，但以“非理性网络舆论”为主题的期刊文献相对较少，仅检索出183篇。虽然较少有对非理性网络舆论生成这一课题的专门研究，但却在关于“网络舆论”的研究中有所涉及，因此我们可以从其他类型的相关文献中提取概括。
一、研究体例多样化
（一）网络舆论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定期发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2012年1月16日，CNNIC已经发布报告29次，其中涉及网民规模、结构特征，这为其他研究人员研究网络舆论提供了基础资料；自2008 年初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研究人员发表《年度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截至2011年12月19日已经连续5年。这份报告结合年度网络热点事件，着重的分析了非理性网络舆论生成原因、特点，揭示网民的社会心理。例如，2009 年该报告指出：网络非理性情绪值得关注。在各种非理性网络舆论中，网络情绪型舆论是指‘一种由于自身利益受到影响或受外界不良信息刺激，网民在网络上散布的一种片面的、偏激的、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言论’。”此外，南京大学网络传播研究中心南大谷尼《年度中国网络舆情报告》及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谢耘耕工作室发布《中国公民的网络表达与公共管理分析研究报告》，使得网络舆情研究渐成规模并形成了几个重要的研究中心。
（二）网络舆论的个案研究
当发生社会重大事件，并在网络上引起激烈讨论。研究者对各大网络媒体上的舆论态度、网民倾向进行分析，归纳提炼，从而形成自己的研究成果。在个案的选择对象上，主要以人或事件为主。《从“舆论监督”到“权力滥用”——以“哈市警察命案”为例对网络舆论的反思》从网络舆论监督角度指出：“监督权的滥用：网络舆论监督的畸变形态”，网民把“监督”变成了“谩骂”，“网络舆情暴露出非理性特征”，而导致这些非理性言论的根源是网民的情绪化，把社会事件中人物的“身份”与“背景”在网络中符号化，官与富成了腐败与跋扈的代名词，“在群情激奋的气氛下的个人， 会清楚地感到自己人多势众”。此外，《浅析网络舆论监督的影响力——以“杭州富家子弟飙车案”为例》（王晓阳，2009）也从监督角度做了对非理性网络舆论生成的分析。根据个案研究的还有《杨丽娟事件与网络舆论的非理性》（樊亚平，2007）；《把党报舆论引导力向网络延伸——< 金华日报> 以QQ群为载体引领网络舆论》（陈东，2010）；《网络极化现象研究——基于四个中文BBS论坛的内容分析》（乐媛，2010）等。案例研究在网络舆论研究中很具有代表性，其对事件的深入研究以窥探社会舆论趋向，以小见大。
（三）网络舆论的文献综述
这类文献主要是综合网络舆论研究的历史发展状况，划分其研究阶段，厘清研究视角，在这些研究下面简单介绍了非理性网络舆论生成的原因和特点，这主要体现在网络舆论的主体性研究上。在谈到网民非理性表达的特点时，认为“这些特点正是网络舆论主体主观情绪反映”。
二、研究角度多学科学
非理性网络舆论的生成是多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一定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一定的社会意识。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利益格局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意识也随之改变，也必然体现在社会舆论上，由此也产生出一些非理性的网络舆论。虽然网络舆论不能完全等同社会舆论，但任凭非理性的网络舆论蔓延，它将会改变整个社会舆论中理性的性质，对整个国家、社会产生可怕的影响。国内学者从多学科的角度对这一现象的生成进行了解释。
（一）社会学角度
第一，社会冲突理论。社会冲突理论代表人物有马克思、韦伯、达伦多夫等。马克思认为，阶级关系的不平等是社会冲突的根源；达伦多夫吸取了韦伯关于权威和权力的理论，认为社会组织内部的各种不同位置具有不同量的权威和权力，社会冲突的根源在于对这两种稀缺资源的争夺。“当前，我国转型时期新旧社会结构间的矛盾和价值观念的冲突导致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扩大。”“以官员为代表的权势阶层和以底层民众为主的弱势阶层处于对立甚至分裂状态。” 这些现实中的矛盾与民众意识中的对立相互验证，一旦社会上发生了关乎民生、民权的事件，很容易在网络中形成非理性舆论，酿成网络危机。
第二，群体极化。“群体极化”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于1961年提出。他认为：“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倾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在网络和新的传播技术领域里，志同道合的团体彼此进行沟通讨论，到最后他们的想法和原先一样，只是形式上变得更极端了。”国内很多研究人员根据这一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有学者认为，“在网络舆论中，‘群体极化’主要体现为‘群体情绪极化’倾向。”“各种子虚乌有的谣言和炒作在网上大量蔓延而导致网民群情激愤。”湘潭大学的欧阳小婷还从内外两方面分析了网络舆论主体群极化倾向产生的原因，指出包含群体性质、群体心理、选择性信息接受心理机制三方面的内部因素是形成群体极化倾向的决定因素。“我们已经知道，智力在集体中不起作用，它完全处于无意识情绪的支配下。”因此，产生非理性网络舆论成了必然。
（二）传播学角度
沉默螺旋理论。20世纪70年代， 德国传播学者诺依曼“沉默的螺旋”理论认为，人们在表达观点和见解时，若发现自己赞同的某一观点广受欢迎， 就会积极参与到支持这种观点的讨论中来，该观点就愈加得到传播和扩散，其影响力就逐渐增强，支持者也之越来越多；若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支持或很少有人理会， 甚至被集体围攻时，即便赞同的那些人，也会保持沉默。“在虚拟世界，人们不知道观点的背后是什么，只是看到一种观点受到大范围的跟随和追捧，就极易产生赞同感。”然而那些理性的言论可能因为无人支持而淹没在网络的汪洋之中。例如，“铜须门”事件中，有人试图对事件进行稍微详细的分析，或者试图探究事件复杂性，但很快就遭到‘伪善’、‘冷漠’、‘伪君子’之类的攻击。”网民在表明自己观点前，“当发现自己属于“少数或劣势”意见时，一般人就会屈于环境压力而转向‘沉默’或‘附和’；而一方的‘沉默’会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就会形成一个优势意见表明和‘沉默’意见扩散的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最终产生‘一边倒’现象。” （三）心理学角度
第一，从众心理。魏宏利在《论网络舆情形成中的网民心理作用》中提到，网民的“集体心理”对网络舆情产生影响更大，身处集体中的个人感觉获得一种“力量感”，为了与群体保持某种关系，使得群体压力使网民趋向从众。在这里作者区分了两种从众现象，“真从众，外显行为和内心看法因群体影响而真正改变， 与群体保持一致；权宜从众，尽管内心怀疑或有疑义，但迫于群体压力而在行为上与群体保持一致。” 造成这两种从众现象的因素取决于网民所处集体的是否松散，因为两种情况所带来的群体压力是不同的，当别人知道自己真实身份，而群体的观点又和自己相异时，他要么沉默，要么权宜从众。另外，司玲玲在《网络舆论暴力下对网民的反思》里认为“人云亦云”、“随大流”的现象是网民“以寻求一种集体认同的安全感” ，这与魏宏利的“群体压力”是不谋而合。
第二，需要心理。在众多关于非理性网络舆论生成的心理研究中，大多注重对集体心理的研究，而网民个体心理研究的较少。在对网民个体心理研究中，刘冰的《从网民心理因素看网络非理性舆论的调控》具有代表性。他将格兰威尔提出“以太”引入网络传播中，人类以“以太”为载体构建了缩小地球为村庄的因特网，“网络世界中‘以太’满足了人类的心理寄托。”接着他对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加以阐发：“根据这样的理解我们可以把当今网民使用网络主要分为满足心理性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由北京理工大学的洪瑾、常昊然共同合作的《网络舆论环境建设研究》也表达出同样的意思：“网络中某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人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寻求这种在虚拟世界中被追捧、被崇拜的自我实现。这种在虚拟世界追求自我实现的愿望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过激言论的产生。”
此外，还有学者从网民狂欢心理与网民恶搞方面做出研究，“相当一部分网民对于网络虚拟世界有逃避现实、追求娱乐放松的心理诉求，正是这种诉求，使他们很少关注公众议题，而是热衷于劲爆的私密话题，满足他们的窥视欲与好奇心，全然不顾对他人可能造成的伤害，挖掘当事人的现实身份，从而获得快感。”《新华日报》刊发评论《消费“犀利哥”，娱乐着弱者的痛苦》，评论说，“网民热衷于追逐时尚，但这种群体无意识的追逐往往显得浅表化， 缺乏内涵。在网友眼里，‘犀利哥’很‘潮’。但冷静地看，网友们对‘犀利哥’这种羡慕更多的是一种矫情、玩弄，少的是一份同情、尊重。”
（四）其他角度
龚秋晨在《从“舆论监督”到“权力滥用”——以“哈市警察命案”为例对网络舆论的反思。》中，将生物学、经济学中的“公地悲剧”引入网络，提出要防止“网络公地悲剧”。网络环境就如同免费公用的“土地”，“‘哈尔滨警察命案’的网络参与者们对于这块公地大肆利用，却从不建设、保护，在表达权和监督权被滥用的同时，互联网正遭受着荒漠化的危机。”此外还有气象学上“蝴蝶效应”，因网络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大的特点，“一些激情性的帖子通过反复转贴在网上迅速扩散；一些煽动性言论由点到面、由小到大，很快就会形成‘蝴蝶效应’。”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研究体例多样化
（一）网络舆论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定期发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2012年1月16日，CNNIC已经发布报告29次，其中涉及网民规模、结构特征，这为其他研究人员研究网络舆论提供了基础资料；自2008 年初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研究人员发表《年度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截至2011年12月19日已经连续5年。这份报告结合年度网络热点事件，着重的分析了非理性网络舆论生成原因、特点，揭示网民的社会心理。例如，2009 年该报告指出：网络非理性情绪值得关注。在各种非理性网络舆论中，网络情绪型舆论是指‘一种由于自身利益受到影响或受外界不良信息刺激，网民在网络上散布的一种片面的、偏激的、个人主义色彩浓厚的言论’。”此外，南京大学网络传播研究中心南大谷尼《年度中国网络舆情报告》及上海发展战略研究所谢耘耕工作室发布《中国公民的网络表达与公共管理分析研究报告》，使得网络舆情研究渐成规模并形成了几个重要的研究中心。
（二）网络舆论的个案研究
当发生社会重大事件，并在网络上引起激烈讨论。研究者对各大网络媒体上的舆论态度、网民倾向进行分析，归纳提炼，从而形成自己的研究成果。在个案的选择对象上，主要以人或事件为主。《从“舆论监督”到“权力滥用”——以“哈市警察命案”为例对网络舆论的反思》从网络舆论监督角度指出：“监督权的滥用：网络舆论监督的畸变形态”，网民把“监督”变成了“谩骂”，“网络舆情暴露出非理性特征”，而导致这些非理性言论的根源是网民的情绪化，把社会事件中人物的“身份”与“背景”在网络中符号化，官与富成了腐败与跋扈的代名词，“在群情激奋的气氛下的个人， 会清楚地感到自己人多势众”。此外，《浅析网络舆论监督的影响力——以“杭州富家子弟飙车案”为例》（王晓阳，2009）也从监督角度做了对非理性网络舆论生成的分析。根据个案研究的还有《杨丽娟事件与网络舆论的非理性》（樊亚平，2007）；《把党报舆论引导力向网络延伸——< 金华日报> 以QQ群为载体引领网络舆论》（陈东，2010）；《网络极化现象研究——基于四个中文BBS论坛的内容分析》（乐媛，2010）等。案例研究在网络舆论研究中很具有代表性，其对事件的深入研究以窥探社会舆论趋向，以小见大。
（三）网络舆论的文献综述
这类文献主要是综合网络舆论研究的历史发展状况，划分其研究阶段，厘清研究视角，在这些研究下面简单介绍了非理性网络舆论生成的原因和特点，这主要体现在网络舆论的主体性研究上。在谈到网民非理性表达的特点时，认为“这些特点正是网络舆论主体主观情绪反映”。
二、研究角度多学科学
非理性网络舆论的生成是多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一定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一定的社会意识。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利益格局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意识也随之改变，也必然体现在社会舆论上，由此也产生出一些非理性的网络舆论。虽然网络舆论不能完全等同社会舆论，但任凭非理性的网络舆论蔓延，它将会改变整个社会舆论中理性的性质，对整个国家、社会产生可怕的影响。国内学者从多学科的角度对这一现象的生成进行了解释。
（一）社会学角度
第一，社会冲突理论。社会冲突理论代表人物有马克思、韦伯、达伦多夫等。马克思认为，阶级关系的不平等是社会冲突的根源；达伦多夫吸取了韦伯关于权威和权力的理论，认为社会组织内部的各种不同位置具有不同量的权威和权力，社会冲突的根源在于对这两种稀缺资源的争夺。“当前，我国转型时期新旧社会结构间的矛盾和价值观念的冲突导致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扩大。”“以官员为代表的权势阶层和以底层民众为主的弱势阶层处于对立甚至分裂状态。” 这些现实中的矛盾与民众意识中的对立相互验证，一旦社会上发生了关乎民生、民权的事件，很容易在网络中形成非理性舆论，酿成网络危机。
第二，群体极化。“群体极化”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于1961年提出。他认为：“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倾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在网络和新的传播技术领域里，志同道合的团体彼此进行沟通讨论，到最后他们的想法和原先一样，只是形式上变得更极端了。”国内很多研究人员根据这一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有学者认为，“在网络舆论中，‘群体极化’主要体现为‘群体情绪极化’倾向。”“各种子虚乌有的谣言和炒作在网上大量蔓延而导致网民群情激愤。”湘潭大学的欧阳小婷还从内外两方面分析了网络舆论主体群极化倾向产生的原因，指出包含群体性质、群体心理、选择性信息接受心理机制三方面的内部因素是形成群体极化倾向的决定因素。“我们已经知道，智力在集体中不起作用，它完全处于无意识情绪的支配下。”因此，产生非理性网络舆论成了必然。
（二）传播学角度
沉默螺旋理论。20世纪70年代， 德国传播学者诺依曼“沉默的螺旋”理论认为，人们在表达观点和见解时，若发现自己赞同的某一观点广受欢迎， 就会积极参与到支持这种观点的讨论中来，该观点就愈加得到传播和扩散，其影响力就逐渐增强，支持者也之越来越多；若发觉某一观点无人支持或很少有人理会， 甚至被集体围攻时，即便赞同的那些人，也会保持沉默。“在虚拟世界，人们不知道观点的背后是什么，只是看到一种观点受到大范围的跟随和追捧，就极易产生赞同感。”然而那些理性的言论可能因为无人支持而淹没在网络的汪洋之中。例如，“铜须门”事件中，有人试图对事件进行稍微详细的分析，或者试图探究事件复杂性，但很快就遭到‘伪善’、‘冷漠’、‘伪君子’之类的攻击。”网民在表明自己观点前，“当发现自己属于“少数或劣势”意见时，一般人就会屈于环境压力而转向‘沉默’或‘附和’；而一方的‘沉默’会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如此循环，就会形成一个优势意见表明和‘沉默’意见扩散的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最终产生‘一边倒’现象。” （三）心理学角度
第一，从众心理。魏宏利在《论网络舆情形成中的网民心理作用》中提到，网民的“集体心理”对网络舆情产生影响更大，身处集体中的个人感觉获得一种“力量感”，为了与群体保持某种关系，使得群体压力使网民趋向从众。在这里作者区分了两种从众现象，“真从众，外显行为和内心看法因群体影响而真正改变， 与群体保持一致；权宜从众，尽管内心怀疑或有疑义，但迫于群体压力而在行为上与群体保持一致。” 造成这两种从众现象的因素取决于网民所处集体的是否松散，因为两种情况所带来的群体压力是不同的，当别人知道自己真实身份，而群体的观点又和自己相异时，他要么沉默，要么权宜从众。另外，司玲玲在《网络舆论暴力下对网民的反思》里认为“人云亦云”、“随大流”的现象是网民“以寻求一种集体认同的安全感” ，这与魏宏利的“群体压力”是不谋而合。
第二，需要心理。在众多关于非理性网络舆论生成的心理研究中，大多注重对集体心理的研究，而网民个体心理研究的较少。在对网民个体心理研究中，刘冰的《从网民心理因素看网络非理性舆论的调控》具有代表性。他将格兰威尔提出“以太”引入网络传播中，人类以“以太”为载体构建了缩小地球为村庄的因特网，“网络世界中‘以太’满足了人类的心理寄托。”接着他对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加以阐发：“根据这样的理解我们可以把当今网民使用网络主要分为满足心理性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由北京理工大学的洪瑾、常昊然共同合作的《网络舆论环境建设研究》也表达出同样的意思：“网络中某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人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寻求这种在虚拟世界中被追捧、被崇拜的自我实现。这种在虚拟世界追求自我实现的愿望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过激言论的产生。”
此外，还有学者从网民狂欢心理与网民恶搞方面做出研究，“相当一部分网民对于网络虚拟世界有逃避现实、追求娱乐放松的心理诉求，正是这种诉求，使他们很少关注公众议题，而是热衷于劲爆的私密话题，满足他们的窥视欲与好奇心，全然不顾对他人可能造成的伤害，挖掘当事人的现实身份，从而获得快感。”《新华日报》刊发评论《消费“犀利哥”，娱乐着弱者的痛苦》，评论说，“网民热衷于追逐时尚，但这种群体无意识的追逐往往显得浅表化， 缺乏内涵。在网友眼里，‘犀利哥’很‘潮’。但冷静地看，网友们对‘犀利哥’这种羡慕更多的是一种矫情、玩弄，少的是一份同情、尊重。”
（四）其他角度
龚秋晨在《从“舆论监督”到“权力滥用”——以“哈市警察命案”为例对网络舆论的反思。》中，将生物学、经济学中的“公地悲剧”引入网络，提出要防止“网络公地悲剧”。网络环境就如同免费公用的“土地”，“‘哈尔滨警察命案’的网络参与者们对于这块公地大肆利用，却从不建设、保护，在表达权和监督权被滥用的同时，互联网正遭受着荒漠化的危机。”此外还有气象学上“蝴蝶效应”，因网络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大的特点，“一些激情性的帖子通过反复转贴在网上迅速扩散；一些煽动性言论由点到面、由小到大，很快就会形成‘蝴蝶效应’。”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