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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集体懵懂，会让中国此次中美战略经济会谈中再次入彀 。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国务委员戴秉国于5月8日离开北京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特别代表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共同主持于9日至10日举行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美国财政部中国问题高级协调员洛文杰日前表示，在中美双方代表见面之时，他们将再提人民币升值一事。“我们将敦促中国允许其汇率以更快速率升值，从此来纠正其潜在的低估。”洛文杰在上周五美国国务院的吹风会上表示，“目前中国持续干预外汇市场，约束其货币升值。”而在5月6日就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的中外媒体吹风会上，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就汇率问题阐述了中方的立场：“即对于中美在人民币升值幅度上存在的不一致认识，两国可通过交流，加深理解。”——摆明了不拿美国政府狠话当回事。
尽管政商学界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后果，一直以来争论不休。但事实上，这可能是经济学理论中最清晰明了的概念。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以人民币计价的商品和服务对外大幅提价，鉴于美国国内通胀水平长期维稳的基础，就在于人民币汇率低估，因此美国督促甚至逼迫中国政府让人民币大幅升值，是非常可笑的行为。经济学家张五常对此迷惑不解的说：“我们从未见过有人走进一个商店说：‘喂，老板，你店里商品必须提价，否则我不会买你东西’，但我们却看到美国人逼中国人升值！“他不无感慨说：“这世界深不可测。”
对此感慨的，还有经济学家余永定，但后来他搞明白了其中的奥秘。2006年有媒体采访他，好奇地发问，显然，美国是当前汇率安排的受益者，但为什么美国还要不断批评中国呢？
余永定回答说：“在美国最著名的主流经济研究所之一——“美国事业研究所”(AEI)的官方网站上，一位名叫斯瓦格尔(PhillipL.Swagel)的高级研究员不请自来地给我们做了回答。他写道：‘如果真的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人民币被低估了27%，美国消费者就是一直在以27%的折扣得到中国所生产的一切；中国就是在购买美国国库券时多付了27%的钱。对此，美国人为什么要抱怨呢？升值将使中国停止大甩卖，美国人将要为他们所购买的一切东西——从鞋到电子产品——付更多的钱。其他国家固然会买下中国不再愿意购买的国库券，美国人也可能会多储蓄一些，但财政部和公众必须支付较高的利息率。人民币升值不但意味着政府的融资成本将会上升，而且意味着美国的房屋购买者必须为催生泡沫的只付利息式按揭花费更多的钱。不要指望人民币升值会给美国带来更多的就业。人民币低估确实造成了失业，但那是马来西亚、洪都拉斯和其他低成本国家的失业。如果中国的出口减速，美国就要从那些国家进口成衣和玩具。既然人民币升值会给美国造成短期痛苦，为什么还要逼中国升值呢？决策者当然懂得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他们肯定也知道，大张旗鼓的公开施压只能使中国人更难于采取行动。但这会不会恰恰是问题的所在？玩世不恭的人会确信，压中国升值并不是屈服于被误导了的政治压力的结果，而是一种策略。其目的是在牺牲中国利益的基础上，延长美国从中国得到的巨大好处。当然，这一切也可能是无意的。但是，不管动机如何，美国行政当局找到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办法，得以使美国的好日子延续下去。’
“我一直以为这位斯瓦格尔只不过是一个‘富于想像力’的学者，一个像我辈这样的‘圈外人’。此前，在东京参加了一个由许多AEI成员参加的研讨会，当问及这位斯瓦格尔先生时，被告知斯瓦格尔先生最近已被布什总统提名为财政部部长助理。回国后上网一查，我吓了一跳：此人自2000年就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在2002年至2005年则更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在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中，他大概是仅次于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曼昆的第二号人物。
“我非常感谢这位不曾谋面的斯瓦格尔先生，他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如果不能抛弃‘凡是……的，我们就……’的简单思维定势，我们就无法根据事物本身的是非曲折做出判断，就有可能跌入陷阱。同样糟糕的是，我们同时又往往十分天真，忘记了什么是纵横捭阖。”
大概从2002年到2008年，任何一个主张人民币升值的经济学家，都会被中国公众认为是卖国贼或者美帝国主义走狗，因为既然美帝国主义逼我们人民币升值，那我们无论如何就不能升值，不信？你看看日本当年广场协议之后的经济惨象！但现在日本人都说经济长期低迷与当年日元升值无关，这一点，几乎没有引起大多数中国人的注意。大概从2009年开始至今，人民币升值的言论，在媒体上逐步增多。到今日，中国外储不断贬值甚至亏损的事实真相逐步显露在人们面前，但目前人民币升值是美帝国主义阴谋的说法仍然有市场，至于人民币自由浮动的说法，在中国社会中现在仍被认为是歪理邪说。
经济学家哈耶克曾有名言“社会理念决定历史”。在人民币汇率世纪博弈中，我们早已吃尽苦头还不自知。不过，这也是自作自受，货币技术官僚对此心知肚明，但他们不可能和整个社会思潮作对，他们只是政策执行者，不是社会思想启蒙者。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国务委员戴秉国于5月8日离开北京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特别代表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共同主持于9日至10日举行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美国财政部中国问题高级协调员洛文杰日前表示，在中美双方代表见面之时，他们将再提人民币升值一事。“我们将敦促中国允许其汇率以更快速率升值，从此来纠正其潜在的低估。”洛文杰在上周五美国国务院的吹风会上表示，“目前中国持续干预外汇市场，约束其货币升值。”而在5月6日就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的中外媒体吹风会上，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就汇率问题阐述了中方的立场：“即对于中美在人民币升值幅度上存在的不一致认识，两国可通过交流，加深理解。”——摆明了不拿美国政府狠话当回事。
尽管政商学界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后果，一直以来争论不休。但事实上，这可能是经济学理论中最清晰明了的概念。人民币升值，意味着以人民币计价的商品和服务对外大幅提价，鉴于美国国内通胀水平长期维稳的基础，就在于人民币汇率低估，因此美国督促甚至逼迫中国政府让人民币大幅升值，是非常可笑的行为。经济学家张五常对此迷惑不解的说：“我们从未见过有人走进一个商店说：‘喂，老板，你店里商品必须提价，否则我不会买你东西’，但我们却看到美国人逼中国人升值！“他不无感慨说：“这世界深不可测。”
对此感慨的，还有经济学家余永定，但后来他搞明白了其中的奥秘。2006年有媒体采访他，好奇地发问，显然，美国是当前汇率安排的受益者，但为什么美国还要不断批评中国呢？
余永定回答说：“在美国最著名的主流经济研究所之一——“美国事业研究所”(AEI)的官方网站上，一位名叫斯瓦格尔(PhillipL.Swagel)的高级研究员不请自来地给我们做了回答。他写道：‘如果真的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人民币被低估了27%，美国消费者就是一直在以27%的折扣得到中国所生产的一切；中国就是在购买美国国库券时多付了27%的钱。对此，美国人为什么要抱怨呢？升值将使中国停止大甩卖，美国人将要为他们所购买的一切东西——从鞋到电子产品——付更多的钱。其他国家固然会买下中国不再愿意购买的国库券，美国人也可能会多储蓄一些，但财政部和公众必须支付较高的利息率。人民币升值不但意味着政府的融资成本将会上升，而且意味着美国的房屋购买者必须为催生泡沫的只付利息式按揭花费更多的钱。不要指望人民币升值会给美国带来更多的就业。人民币低估确实造成了失业，但那是马来西亚、洪都拉斯和其他低成本国家的失业。如果中国的出口减速，美国就要从那些国家进口成衣和玩具。既然人民币升值会给美国造成短期痛苦，为什么还要逼中国升值呢？决策者当然懂得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他们肯定也知道，大张旗鼓的公开施压只能使中国人更难于采取行动。但这会不会恰恰是问题的所在？玩世不恭的人会确信，压中国升值并不是屈服于被误导了的政治压力的结果，而是一种策略。其目的是在牺牲中国利益的基础上，延长美国从中国得到的巨大好处。当然，这一切也可能是无意的。但是，不管动机如何，美国行政当局找到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办法，得以使美国的好日子延续下去。’
“我一直以为这位斯瓦格尔只不过是一个‘富于想像力’的学者，一个像我辈这样的‘圈外人’。此前，在东京参加了一个由许多AEI成员参加的研讨会，当问及这位斯瓦格尔先生时，被告知斯瓦格尔先生最近已被布什总统提名为财政部部长助理。回国后上网一查，我吓了一跳：此人自2000年就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在2002年至2005年则更是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在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中，他大概是仅次于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曼昆的第二号人物。
“我非常感谢这位不曾谋面的斯瓦格尔先生，他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如果不能抛弃‘凡是……的，我们就……’的简单思维定势，我们就无法根据事物本身的是非曲折做出判断，就有可能跌入陷阱。同样糟糕的是，我们同时又往往十分天真，忘记了什么是纵横捭阖。”
大概从2002年到2008年，任何一个主张人民币升值的经济学家，都会被中国公众认为是卖国贼或者美帝国主义走狗，因为既然美帝国主义逼我们人民币升值，那我们无论如何就不能升值，不信？你看看日本当年广场协议之后的经济惨象！但现在日本人都说经济长期低迷与当年日元升值无关，这一点，几乎没有引起大多数中国人的注意。大概从2009年开始至今，人民币升值的言论，在媒体上逐步增多。到今日，中国外储不断贬值甚至亏损的事实真相逐步显露在人们面前，但目前人民币升值是美帝国主义阴谋的说法仍然有市场，至于人民币自由浮动的说法，在中国社会中现在仍被认为是歪理邪说。
经济学家哈耶克曾有名言“社会理念决定历史”。在人民币汇率世纪博弈中，我们早已吃尽苦头还不自知。不过，这也是自作自受，货币技术官僚对此心知肚明，但他们不可能和整个社会思潮作对，他们只是政策执行者，不是社会思想启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