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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年累月,新藏线上那一串珍珠般的小兵站,沉淀下不少故事。每次上山,无论在哪个兵站投宿,我都喜欢找站里的同志聊天,哪怕时间再晚,也要收集一点素材。
2001年11月下旬,我和某边防团团长同行,上山看望执行任务的部队。早就听说该团有个传奇人物,几年前在天文点边防连执勤时,驾驶东风240牵引车去冰湖里拉生活用水,不料车陷冰湖。为了救车,他竟然在冰天雪地中把车大卸八块,将零部件一件一件抬出,然后又组装起来。对于这个故事,我一直将信将疑,这次当面问团长,不禁大吃一惊:确有此事,而且那个创造奇迹的兵就是团长现在的驾驶员!
王祥?那个中等个儿、话不多的老兵?几天的接触中,他几乎没有说过话,见面无非是点点头,笑一笑。没想到,真人不露相呀!
有道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投宿库地兵站那天,我把王祥约到我的房间,和他进行了一番夜谈。
王祥是四川蒲江人,中学毕业后,跟着父亲的一位朋友学汽车修理,虽然时间不长,但架不住聪明好学,很快摸清了国产车的门道。年轻人不安于现状,学会了修车,他又想去当兵。师傅不以为然,说:“你先跟着我干几年,然后自己干,钱不少挣,比当兵强。”王祥对赚钱兴趣不大,他谢过师傅的好意,1993年12月应征入伍来到南疆。
边防团编有汽车连,王祥因为有修车的专长,被安排去学开车。出徒后第一次跟着师傅上山,才到三十里营房,师傅就向连里建议说:“这个兵可以放单了。”结果,连队将一台东风140运输车交给他,让他在山下拉煤。这是他在同年兵中冒尖的开始。
1995年6月,山上换防,汽车连领导对王祥寄予厚望,特意把他配属到最艰苦的天文点边防连,重点培养锻炼。
库地的冬夜,万籁俱寂。往年这个时候,兵站差不多该收摊下山了。然而现在,他们同样处于战备行动中,工作比往常更加紧张。我交代兵站的同志抓紧时间早点休息,自己点上蜡烛,静听王祥讲述他的传奇——
那一年,天文点气候反常,10月份就开始下雪,进入12月,气温一度降至零下30摄氏度,连队前面的小河全都结了冰,我们只能到33千米外的冰湖去拉水。
连队的水车是东风240牵引车,车厢上背着一个5吨的储水罐。那天,连队派了15个人,由两名排长带队,午饭后出发,乘车来到海拔5000多米的湖边。那个季节,湖水已经退下去不少,露出二三十米的滩涂。我把车停在50米开外,让战士们下去提水。
这时,下雪了。看到战士们破冰打水,又提着桶一趟一趟走过来很累,不时大口大口地喘气,我犹豫了一会儿,决定把车开过去。这样就方便多了,大家一字排开,一桶一桶地传递,又快又省劲,半个小时就把储水罐灌满了。
没想到,当战士们爬上车招呼我启动时,车轮已经下陷,动不了啦。如果当时果断地把水放掉,还是能够开出来的,但我不忍心放水,这是大家一桶一桶灌进去的啊,有的人手上沾了水,手冻在桶把上,把皮都撕掉了。
可不管我怎么掛挡加油,战士们怎么使劲推,车不仅纹丝不动,反而越陷越深。没办法,只好放水,放完水还是不出来。折腾到夜里11点,毫无效果,车子的3个桥全都陷进去了。我让排长给我留4个兵,其他人先回去。
事后得知,连队也着急,派了十多个人出来寻找,深夜与返回的同志在老营房会合,直到第二天晚上11点才走回连队。也就是说,33千米,他们整整走了一天一夜。
我们留下的5个人,挤在驾驶室过了一夜。第二天天一亮,我去爬电杆,卸下来6根钢丝,想借助车前的驱动绞盘把汽车绞出来。然而还是不行,几根钢丝全都绞断了。
没办法,只好先回连队。下午5点左右,我把水箱的水放干净,5个人开始往连队走。那几天特别冷,风又大,我没穿大衣,只戴了一顶单帽,穿了一双大头鞋,还进了水,才走了3千米就走不动了。我想睡一会儿,让那几个兵先走。他们不同意,非要搀着我走,还把皮大衣、皮帽子给我。
也许是开车锻炼少的缘故,我的体力明显不行,途中躺下5次。走到天黑,又冷又饿又害怕。那一带有狼,我们每人拣了一根棍子,手拉着手走,到老营房时,已经11点了。我们爬上老营房顶,弄了一些杂草点着。我睡着了,浙江兵姚钱江和安徽兵季长元却一直没睡,不断添柴。第二天早上起来又走,中午遇到连队派出接应我们的人。回到连队,已经是下午6点多了。
这次陷车,主要责任在我,好心办了坏事,我心里特别难受。那些天,连队吃水,只能靠附近的一个小湖,那里的水有点脏,一般不用的。
正在这时,宋副团长带领的冬防检查组来到连队。他们有两台牵引车,得知我的车陷住以后说:没问题,我们去拖出来就是了。谁知第二天过去后,发现那辆车已经被冻在冰面上了。我们用十字镐刨,刨了一天没刨下去10公分,而轮子陷在土里还挺深。
当晚回到连队,宋副团长对我说:“这车不行了,坦克也拉不出来,只能报废,从山下再调一台上来,你就下山吧。”当天,他给团里发了电报。
我压力更大了。领导那么信任我,可我却把一辆车报废在山上。听老兵说,1990年也发生过同样的事,陷进冰湖的车第二年春天才捞出来报废,驾驶员挨了个处分,复员回乡了。
我不想重蹈别人的覆辙,整天琢磨着该怎么办。已经对不起连队了,不能再对不起爹娘。思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拆车,化整为零,弄出来再组装。
我去找连长李文。敲门进去时,房间里还有几个排长。连长听完我的想法后断然否决,说:“这怎么可能?你这是天方夜谭!”排长们也说:“如果这个办法行,1990年的那个老兵咋不这么干?”我讲了我的苦衷:“当兵两年,没做出贡献,反而报销了一台汽车,这个罪名我担不起。”连长还是摇头。我说:“我学过修车,完全有这个能力,你就让我当兵的经历中少一点遗感吧。”
磨了他一个晚上,最后他终于松口说:“我向防区请示一下吧。”
“别请示,一请示肯定通不过。”我说,“你就告诉领导,天文点这几天气温回暖,可以救车了。” 连长看着我不说话,算是默许吧。我觉得,他心里也许真想让我试一试呢。
于是我要通防区指挥部蒋主任的电话,说了天暖救车的意思,蒋主任静静地听着,最后说了一句:“让你们连长说话。”我把话筒递给连长。连长说:“天暖了些,连队周围冰化了,我们想去试一试。”
屋里很静,我能听到话筒里传出的蒋主任的声音:“可以,但是不要蛮干。”
已经是12月中旬了,团里新调上来的东风140到位了,我便每天开着这辆车,拉着几个兵去冰湖,开始救车。
关于这个故事,我听到过几个不同的版本,其中一个说,被分解的车是一辆212北京吉普;驾驶员是个“二杆子”。也许,这件事本身确实让人难以置信,以致在传播过程中,有人故意将车型缩小,以增加事件的可信度。然而,千真万确的是,王祥面对的是·辆东风6驱240牵引车,有前、中、后3个桥,而他所拥有的全部工具,只是两只8吨千斤顶、一个汽油喷灯和一套制式扳手。当然,他还有一个梦想和一份执着——
我仔细观察过,车陷得很深,但还有操作空间。第一天,我们顺利卸下大厢板,抬到岸上干燥的地方。第二天拆卸驾驶室时,6颗大螺丝锈死了,我用喷灯烧,再用扳手卸,整个过程只损坏了_扇窗玻璃。第三天卸下变速器后,发动机就露出来了,但它重达六七百公斤,我们七八个小伙子,总算用棍棒撬了下来。最难卸的是大梁,螺丝特别大,光是卸那6个大螺丝就耗费了一天时间。最后起出陷在冻土中的前、中、后3个桥也很费劲。先是用喷灯把冻土烤化挖开,然后用千斤顶往上顶,前桥和后桥就这样顶出来了。顶中桥时,可能冻土挖得不够,一下子被顶断了。现在你到天文点去,还能看见那个中桥和一个车轮。
那几天,我消瘦得厉害,战友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猴子”。每天回到连队,连长都要问:“怎么样?”我说:“不错,很顺利。”我必须给他信心,如果说太困难,万一他叫停就麻烦了。
第七天,在距离陷车处100米的地方,我找了一块平地,开始组装这台车。由于没有吊车,只能把大梁铺在地上,把大厢板先装上,然后装驾驶室,接下来是安装各种部件、零件。
第八天回到连队时,我对连长说:“就剩发动机了,装好以后,明天就可以开回来。”连长把眼睛都瞪圆了:“是吗?这可是个奇迹,明天我也去!”
第九天,连长亲自带着八九个人来到现场。但是发动机太重,非常难装,用了整整一天,總算装上了。可天已经黑了,没有实现把车开回连队的承诺。
之后,我们又用了一天多的时间装前桥、后桥。全车重约6吨,一个桥就有1吨多重。前桥装得还算顺利,没想到装后桥时发生了险情。我们先用千斤顶把车顶起来,垫上木头,然后我爬到车底下。可能是战士的撬杠用力过猛,一个千斤顶倒了,我听到车厢一响,赶紧一趴,大厢刚好擦到我的头皮。大家全慌了,纷纷喊我的名字。我也吓出一身冷汗,定了定神说:“没事。”
连长说什么也不让干了,他手一挥:“收工,出了事我没法交代!”
哪能真不干呢!第十一天,我们把后桥装好,刹车管接好,但是由于没有中桥,全车没有刹车,也没有电灯。我让战士用手电照着亮,我挂着一挡和二挡慢慢把车往连队开。
记得爬上天文点达坂时,全连官兵都在门口迎接,大家拼命鼓掌,跳着、喊着:“这是我们的车!这是我们的车!”簇拥着“我们的车”开进院里。
没几天,团里的菜车送菜时,把中桥带上来了,我把它装好,全部恢复了这台车的功能。在这之前,团后勤处杨处长听说我陷车的事,非常生气,团里大会小会点了我几次名。不久他上山检查工作,看见这车便问:“这是谁的车?”连长说:“就是王祥那辆拆了又装起来的车。”
杨处长不相信,围着车转了几圈。晚上找我谈话时,他又像看车似的盯着我看。当时我是够狼狈的,人精瘦,头发长,浑身油污,脸上、手上好多道口子。“你小子行啊!我本来想把你调到山下,让你喂猪去。”他捶了我一拳,“没想到你还能把这么大的家伙组装起来。嗯,是个好样的!”
我哭了,哭得“呜呜”的,说不清是高兴还是伤心。
1997年,就是这个杨处长,把我调到团小车班,后来又入了党。
故事结束,屋里出现一阵短暂的静默。烛光摇曳着,照着摊开在桌上的笔记本,上面字迹潦草,大概只有我自己认得。
“这么好的故事,你没有给别人讲过吗?”我问。
“都是过去的事了,没啥可讲的。”王祥想了想又说:“去年我结婚,爱人在老家,我给她讲过,她挺感动。”
我说:“外面传得很广,大家都挺佩服你。”
“可能是团里的人传的吧。”王祥又恢复到寡言状态,“别的驾驶员虽然没有遇到这种事,但吃过的苦不比我少,没必要跟他们讲。”
夜深了,我却久久不能入睡。每天迎来送往的兵站,究竟隐藏着多少这类戍边故事呢?
2001年11月下旬,我和某边防团团长同行,上山看望执行任务的部队。早就听说该团有个传奇人物,几年前在天文点边防连执勤时,驾驶东风240牵引车去冰湖里拉生活用水,不料车陷冰湖。为了救车,他竟然在冰天雪地中把车大卸八块,将零部件一件一件抬出,然后又组装起来。对于这个故事,我一直将信将疑,这次当面问团长,不禁大吃一惊:确有此事,而且那个创造奇迹的兵就是团长现在的驾驶员!
王祥?那个中等个儿、话不多的老兵?几天的接触中,他几乎没有说过话,见面无非是点点头,笑一笑。没想到,真人不露相呀!
有道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投宿库地兵站那天,我把王祥约到我的房间,和他进行了一番夜谈。
王祥是四川蒲江人,中学毕业后,跟着父亲的一位朋友学汽车修理,虽然时间不长,但架不住聪明好学,很快摸清了国产车的门道。年轻人不安于现状,学会了修车,他又想去当兵。师傅不以为然,说:“你先跟着我干几年,然后自己干,钱不少挣,比当兵强。”王祥对赚钱兴趣不大,他谢过师傅的好意,1993年12月应征入伍来到南疆。
边防团编有汽车连,王祥因为有修车的专长,被安排去学开车。出徒后第一次跟着师傅上山,才到三十里营房,师傅就向连里建议说:“这个兵可以放单了。”结果,连队将一台东风140运输车交给他,让他在山下拉煤。这是他在同年兵中冒尖的开始。
1995年6月,山上换防,汽车连领导对王祥寄予厚望,特意把他配属到最艰苦的天文点边防连,重点培养锻炼。
库地的冬夜,万籁俱寂。往年这个时候,兵站差不多该收摊下山了。然而现在,他们同样处于战备行动中,工作比往常更加紧张。我交代兵站的同志抓紧时间早点休息,自己点上蜡烛,静听王祥讲述他的传奇——
那一年,天文点气候反常,10月份就开始下雪,进入12月,气温一度降至零下30摄氏度,连队前面的小河全都结了冰,我们只能到33千米外的冰湖去拉水。
连队的水车是东风240牵引车,车厢上背着一个5吨的储水罐。那天,连队派了15个人,由两名排长带队,午饭后出发,乘车来到海拔5000多米的湖边。那个季节,湖水已经退下去不少,露出二三十米的滩涂。我把车停在50米开外,让战士们下去提水。
这时,下雪了。看到战士们破冰打水,又提着桶一趟一趟走过来很累,不时大口大口地喘气,我犹豫了一会儿,决定把车开过去。这样就方便多了,大家一字排开,一桶一桶地传递,又快又省劲,半个小时就把储水罐灌满了。
没想到,当战士们爬上车招呼我启动时,车轮已经下陷,动不了啦。如果当时果断地把水放掉,还是能够开出来的,但我不忍心放水,这是大家一桶一桶灌进去的啊,有的人手上沾了水,手冻在桶把上,把皮都撕掉了。
可不管我怎么掛挡加油,战士们怎么使劲推,车不仅纹丝不动,反而越陷越深。没办法,只好放水,放完水还是不出来。折腾到夜里11点,毫无效果,车子的3个桥全都陷进去了。我让排长给我留4个兵,其他人先回去。
事后得知,连队也着急,派了十多个人出来寻找,深夜与返回的同志在老营房会合,直到第二天晚上11点才走回连队。也就是说,33千米,他们整整走了一天一夜。
我们留下的5个人,挤在驾驶室过了一夜。第二天天一亮,我去爬电杆,卸下来6根钢丝,想借助车前的驱动绞盘把汽车绞出来。然而还是不行,几根钢丝全都绞断了。
没办法,只好先回连队。下午5点左右,我把水箱的水放干净,5个人开始往连队走。那几天特别冷,风又大,我没穿大衣,只戴了一顶单帽,穿了一双大头鞋,还进了水,才走了3千米就走不动了。我想睡一会儿,让那几个兵先走。他们不同意,非要搀着我走,还把皮大衣、皮帽子给我。
也许是开车锻炼少的缘故,我的体力明显不行,途中躺下5次。走到天黑,又冷又饿又害怕。那一带有狼,我们每人拣了一根棍子,手拉着手走,到老营房时,已经11点了。我们爬上老营房顶,弄了一些杂草点着。我睡着了,浙江兵姚钱江和安徽兵季长元却一直没睡,不断添柴。第二天早上起来又走,中午遇到连队派出接应我们的人。回到连队,已经是下午6点多了。
这次陷车,主要责任在我,好心办了坏事,我心里特别难受。那些天,连队吃水,只能靠附近的一个小湖,那里的水有点脏,一般不用的。
正在这时,宋副团长带领的冬防检查组来到连队。他们有两台牵引车,得知我的车陷住以后说:没问题,我们去拖出来就是了。谁知第二天过去后,发现那辆车已经被冻在冰面上了。我们用十字镐刨,刨了一天没刨下去10公分,而轮子陷在土里还挺深。
当晚回到连队,宋副团长对我说:“这车不行了,坦克也拉不出来,只能报废,从山下再调一台上来,你就下山吧。”当天,他给团里发了电报。
我压力更大了。领导那么信任我,可我却把一辆车报废在山上。听老兵说,1990年也发生过同样的事,陷进冰湖的车第二年春天才捞出来报废,驾驶员挨了个处分,复员回乡了。
我不想重蹈别人的覆辙,整天琢磨着该怎么办。已经对不起连队了,不能再对不起爹娘。思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拆车,化整为零,弄出来再组装。
我去找连长李文。敲门进去时,房间里还有几个排长。连长听完我的想法后断然否决,说:“这怎么可能?你这是天方夜谭!”排长们也说:“如果这个办法行,1990年的那个老兵咋不这么干?”我讲了我的苦衷:“当兵两年,没做出贡献,反而报销了一台汽车,这个罪名我担不起。”连长还是摇头。我说:“我学过修车,完全有这个能力,你就让我当兵的经历中少一点遗感吧。”
磨了他一个晚上,最后他终于松口说:“我向防区请示一下吧。”
“别请示,一请示肯定通不过。”我说,“你就告诉领导,天文点这几天气温回暖,可以救车了。” 连长看着我不说话,算是默许吧。我觉得,他心里也许真想让我试一试呢。
于是我要通防区指挥部蒋主任的电话,说了天暖救车的意思,蒋主任静静地听着,最后说了一句:“让你们连长说话。”我把话筒递给连长。连长说:“天暖了些,连队周围冰化了,我们想去试一试。”
屋里很静,我能听到话筒里传出的蒋主任的声音:“可以,但是不要蛮干。”
已经是12月中旬了,团里新调上来的东风140到位了,我便每天开着这辆车,拉着几个兵去冰湖,开始救车。
关于这个故事,我听到过几个不同的版本,其中一个说,被分解的车是一辆212北京吉普;驾驶员是个“二杆子”。也许,这件事本身确实让人难以置信,以致在传播过程中,有人故意将车型缩小,以增加事件的可信度。然而,千真万确的是,王祥面对的是·辆东风6驱240牵引车,有前、中、后3个桥,而他所拥有的全部工具,只是两只8吨千斤顶、一个汽油喷灯和一套制式扳手。当然,他还有一个梦想和一份执着——
我仔细观察过,车陷得很深,但还有操作空间。第一天,我们顺利卸下大厢板,抬到岸上干燥的地方。第二天拆卸驾驶室时,6颗大螺丝锈死了,我用喷灯烧,再用扳手卸,整个过程只损坏了_扇窗玻璃。第三天卸下变速器后,发动机就露出来了,但它重达六七百公斤,我们七八个小伙子,总算用棍棒撬了下来。最难卸的是大梁,螺丝特别大,光是卸那6个大螺丝就耗费了一天时间。最后起出陷在冻土中的前、中、后3个桥也很费劲。先是用喷灯把冻土烤化挖开,然后用千斤顶往上顶,前桥和后桥就这样顶出来了。顶中桥时,可能冻土挖得不够,一下子被顶断了。现在你到天文点去,还能看见那个中桥和一个车轮。
那几天,我消瘦得厉害,战友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猴子”。每天回到连队,连长都要问:“怎么样?”我说:“不错,很顺利。”我必须给他信心,如果说太困难,万一他叫停就麻烦了。
第七天,在距离陷车处100米的地方,我找了一块平地,开始组装这台车。由于没有吊车,只能把大梁铺在地上,把大厢板先装上,然后装驾驶室,接下来是安装各种部件、零件。
第八天回到连队时,我对连长说:“就剩发动机了,装好以后,明天就可以开回来。”连长把眼睛都瞪圆了:“是吗?这可是个奇迹,明天我也去!”
第九天,连长亲自带着八九个人来到现场。但是发动机太重,非常难装,用了整整一天,總算装上了。可天已经黑了,没有实现把车开回连队的承诺。
之后,我们又用了一天多的时间装前桥、后桥。全车重约6吨,一个桥就有1吨多重。前桥装得还算顺利,没想到装后桥时发生了险情。我们先用千斤顶把车顶起来,垫上木头,然后我爬到车底下。可能是战士的撬杠用力过猛,一个千斤顶倒了,我听到车厢一响,赶紧一趴,大厢刚好擦到我的头皮。大家全慌了,纷纷喊我的名字。我也吓出一身冷汗,定了定神说:“没事。”
连长说什么也不让干了,他手一挥:“收工,出了事我没法交代!”
哪能真不干呢!第十一天,我们把后桥装好,刹车管接好,但是由于没有中桥,全车没有刹车,也没有电灯。我让战士用手电照着亮,我挂着一挡和二挡慢慢把车往连队开。
记得爬上天文点达坂时,全连官兵都在门口迎接,大家拼命鼓掌,跳着、喊着:“这是我们的车!这是我们的车!”簇拥着“我们的车”开进院里。
没几天,团里的菜车送菜时,把中桥带上来了,我把它装好,全部恢复了这台车的功能。在这之前,团后勤处杨处长听说我陷车的事,非常生气,团里大会小会点了我几次名。不久他上山检查工作,看见这车便问:“这是谁的车?”连长说:“就是王祥那辆拆了又装起来的车。”
杨处长不相信,围着车转了几圈。晚上找我谈话时,他又像看车似的盯着我看。当时我是够狼狈的,人精瘦,头发长,浑身油污,脸上、手上好多道口子。“你小子行啊!我本来想把你调到山下,让你喂猪去。”他捶了我一拳,“没想到你还能把这么大的家伙组装起来。嗯,是个好样的!”
我哭了,哭得“呜呜”的,说不清是高兴还是伤心。
1997年,就是这个杨处长,把我调到团小车班,后来又入了党。
故事结束,屋里出现一阵短暂的静默。烛光摇曳着,照着摊开在桌上的笔记本,上面字迹潦草,大概只有我自己认得。
“这么好的故事,你没有给别人讲过吗?”我问。
“都是过去的事了,没啥可讲的。”王祥想了想又说:“去年我结婚,爱人在老家,我给她讲过,她挺感动。”
我说:“外面传得很广,大家都挺佩服你。”
“可能是团里的人传的吧。”王祥又恢复到寡言状态,“别的驾驶员虽然没有遇到这种事,但吃过的苦不比我少,没必要跟他们讲。”
夜深了,我却久久不能入睡。每天迎来送往的兵站,究竟隐藏着多少这类戍边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