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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有一种非常显著的正相关。而当前，中国的城市化浪潮汹涌澎湃。在近期举行的“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国际研讨会上，专家们纷纷为中国城市化大胆预测：有人说到2025年将有2/3的人生活在城市，有人预测2030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八成，有人预计到2050年城市人口有望达9亿。
然而，挡在中国城市化进程路上的，还有许多瓶颈和障碍，例如，城市不断“成长”，地从哪儿来？农民进城后要缩短与市民之间的待遇差距，钱从哪儿来？会上专家也直陈各种问题与挑战。
破解农民工“市民化”背后的难题症结，让城市化快起来，或许是支撑中国未来内需释放、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
20年后，八成中国人生活在城市？
中国正在并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历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斯蒂克里茨把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信息化革命，看做是21世纪初影响世界的两件大事。
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城市化将达到怎样的规模？各位专家的预测数字虽有不同，但相同的一点是，规模惊人！
加州州立大学 （长堤）商学院终身教授孙涤预计，到2025年，将有2/3的中国人口居住在城市里。未来20年，中国将新增超过3.5亿的城镇人口，相当于现在美国全国的人口；将有超过200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而现在欧洲仅有35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
亚洲开发银行主任经济学家万广华则预测，我国的城市化率在2030年之前将达到80%。而根据2009年的数据，当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大约为46%。他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将有6亿左右农村人口进入到城市。
持续的城市化，在学者们看来，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格局带来深刻的转变，中国经济也在逐步从依赖外贸向内需拉动转型，而浩浩荡荡的城市化浪潮，被视作是内需持续释放的重要支撑。
万广华认为，中国现在面对的很多问题，只能靠城市化才能解决。他指出，从增长的角度看，分析我国三次产业的比重构成图，制造业难以保持很快增长，农业占比已经并将继续下降，中国将来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第三产业。而没有充足的人力资源，无法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程度远远超过第二产业。所以，中国经济转型、第三产业发展，主要依赖城市化。
壮阔的城市化进程将带来什么？哥伦比亚全球研究中心东亚区主任肖耿指出，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伴随着中国的城市化，将发生三个根本变化：首先，工资和非贸易品价格将快速上涨，从而使国内出现结构型的通货膨胀，与发达国家的通货紧缩形成鲜明对照；其次，由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资本回报率将变得更高，资本价格上涨，对基础设施和城市化所需的基础工程的需求不断增多，将导致实际资本越来越紧缺，这与发达国家如今的金融资本过剩形成鲜明的对比；再次，不断上升的自然资源需求，将使自然资源使用和碳排放成本上升。
什么障碍拖慢了城市化速度？
尽管改革开放至今的城市化进程已经给经济带来剧变，但许多宏观经济学者认为，目前的城市化程度还远远不够。
上海社科院执行副院长左学金指出，根据历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1990年的城市化进展相对较慢，年均提高0.7个百分点，从1990年到2005年，逐步加速到年均近1.4个百分点，但2005年以后，城市化进展又放慢到不足一个百分点。
是什么对城市化形成阻碍？会上有专家指出，城乡居民“钱袋子”的差距悬殊是一个关键问题。上海社科院执行副院长左学金指出，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比率，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约1.7:1拉大到目前的3.3:1。他认为，城乡收入差距过大，说明城市劳动人口配置过少，而农村劳动人口配置过多，这恰恰说明，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迁移存在障碍。而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则认为，城乡居民之间真正拉大的不是收入差距，而是资产差距。
左学金还指出了我国城市化过程中日益显现的“浅城市化”问题，这使城市化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遇到了瓶颈。如果 “浅城市化”泛滥，那么城市化对经济的拉动就不可持续。他把 “浅城市化”定义为城市化的深度不足、质量不高。他指出，“浅城市化”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表现是，农村向城市迁移的人口和劳动力不能融入或扎根于流入地的城市社会，这些入城劳动力不能成为城市市民，特别是不能在空间流动的同时进行社会流动。另一方面，浅度城市化在空间上的表现则是，城市新建成区开发低密度。
左学金指出，我国新增的城市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者，但由于各种制度障碍，他们不能取得流入地的城市户籍，不能成为流入地城市的“市民”。尽管在人口统计中，只要在流入地城市居住半年以上，就被统计为 “常住人口”，但他们不能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只是 “准城市人口”。在 “浅城市化”陷阱中，城市地方政府不向或甚少向 “准城市人口”提供充分的公共服务，从长期看，对我国的人力资本的形成带来不利影响。
而 “浅城市化病”的空间表现是，我国城市的新城区或新建成区，普遍低密度开发，建筑、人口都呈现低密度。低密度开发不符合我国人均土地面积有限、耕地资源稀缺的国情，造成土地产出率低下。低密度开发造成新建城区的供水、供电、供气、交通、通信、教育、医疗、商业等基础配套设施缺少规模经济效益，回报率低，而低回报又导致配套水平低、不能满足居民需要。低密度开发更难以形成服务业市场，不能创造更多的服务业就业机会，使农村人口城市化容易形成饱和。
农民工“市民化”，差距如何拉近？
面对问题与挑战，中国未来的城市化格局将会如何？通过怎样的政策可以推动城市化、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实现可持续的城市化发展？论坛上，与会专家纷纷为破解农民工“市民化”之难出谋划策。
孙涤指出，农民工的市民化，应该是推进城市化的核心任务。他建议，先使具有稳定职业、缴纳税收、享有社会保障和固定住所的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转为市民，到2030年再解决2亿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市民化问题。他还建议，组织编制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一揽子计划，根据吸纳农民工定居的规模，给予财政补助。
即使进入城市，还是无法真正 “市民化”，这种困境如何打破？左学金建议，要向城市非户籍常住人口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具体措施包括，制定、执行人均费用的最低标准，完善不同级别的政府之间和城市内部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他指出，应该建立全面共享的基础社会保障，提高劳动力的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完善多支柱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基础层面应该是低缴费的、可负担的；推动不同医疗保险制度的整合或融合，如城保与镇保综保。
专家指出，农民工的市民化之路上，政府转变职能是关键，城市财政的收入与支出应体现包容性增长，切实把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允许并鼓励社会力量的参与，例如鼓励企业捐赠，鼓励慈善事业等。
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还要保障这些人可以享受到与市民相同的公共资源，势必意味着需要巨额的资金支撑。对此，孙涤建议，可以多渠道筹措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资金来源，采取梯度式加价的收费方式，以减轻贫困人群的负担；允许发行城市建设债券，对中小城市可以发行 “中小城市集合市政债”；通过采购形式，与中标单位签订特许合同，由中标单位负责筹资、建设、经营。
此外，针对 “浅城市化”的 “低密度空间症” ，孙涤还建议，应该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市化的主体形态，走紧凑型、集约化、高密度的城市化道路。他指出，在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前提下，应该发展好现有的小城市、县城和具有潜力的小城镇。他认为，对城市的盲目扩张要进行管理，限制城市对周边农村地区和生态地区的侵占，限制在城市边界以外地区的土地开发、工业开发和房地产开发。
然而，挡在中国城市化进程路上的，还有许多瓶颈和障碍，例如，城市不断“成长”，地从哪儿来？农民进城后要缩短与市民之间的待遇差距，钱从哪儿来？会上专家也直陈各种问题与挑战。
破解农民工“市民化”背后的难题症结，让城市化快起来，或许是支撑中国未来内需释放、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
20年后，八成中国人生活在城市？
中国正在并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历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斯蒂克里茨把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信息化革命，看做是21世纪初影响世界的两件大事。
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城市化将达到怎样的规模？各位专家的预测数字虽有不同，但相同的一点是，规模惊人！
加州州立大学 （长堤）商学院终身教授孙涤预计，到2025年，将有2/3的中国人口居住在城市里。未来20年，中国将新增超过3.5亿的城镇人口，相当于现在美国全国的人口；将有超过200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而现在欧洲仅有35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
亚洲开发银行主任经济学家万广华则预测，我国的城市化率在2030年之前将达到80%。而根据2009年的数据，当前我国的城市化率大约为46%。他预计，从现在到2030年，将有6亿左右农村人口进入到城市。
持续的城市化，在学者们看来，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格局带来深刻的转变，中国经济也在逐步从依赖外贸向内需拉动转型，而浩浩荡荡的城市化浪潮，被视作是内需持续释放的重要支撑。
万广华认为，中国现在面对的很多问题，只能靠城市化才能解决。他指出，从增长的角度看，分析我国三次产业的比重构成图，制造业难以保持很快增长，农业占比已经并将继续下降，中国将来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第三产业。而没有充足的人力资源，无法发展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程度远远超过第二产业。所以，中国经济转型、第三产业发展，主要依赖城市化。
壮阔的城市化进程将带来什么？哥伦比亚全球研究中心东亚区主任肖耿指出，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伴随着中国的城市化，将发生三个根本变化：首先，工资和非贸易品价格将快速上涨，从而使国内出现结构型的通货膨胀，与发达国家的通货紧缩形成鲜明对照；其次，由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资本回报率将变得更高，资本价格上涨，对基础设施和城市化所需的基础工程的需求不断增多，将导致实际资本越来越紧缺，这与发达国家如今的金融资本过剩形成鲜明的对比；再次，不断上升的自然资源需求，将使自然资源使用和碳排放成本上升。
什么障碍拖慢了城市化速度？
尽管改革开放至今的城市化进程已经给经济带来剧变，但许多宏观经济学者认为，目前的城市化程度还远远不够。
上海社科院执行副院长左学金指出，根据历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1990年的城市化进展相对较慢，年均提高0.7个百分点，从1990年到2005年，逐步加速到年均近1.4个百分点，但2005年以后，城市化进展又放慢到不足一个百分点。
是什么对城市化形成阻碍？会上有专家指出，城乡居民“钱袋子”的差距悬殊是一个关键问题。上海社科院执行副院长左学金指出，我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比率，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约1.7:1拉大到目前的3.3:1。他认为，城乡收入差距过大，说明城市劳动人口配置过少，而农村劳动人口配置过多，这恰恰说明，农村向城市的劳动力迁移存在障碍。而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则认为，城乡居民之间真正拉大的不是收入差距，而是资产差距。
左学金还指出了我国城市化过程中日益显现的“浅城市化”问题，这使城市化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遇到了瓶颈。如果 “浅城市化”泛滥，那么城市化对经济的拉动就不可持续。他把 “浅城市化”定义为城市化的深度不足、质量不高。他指出，“浅城市化”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表现是，农村向城市迁移的人口和劳动力不能融入或扎根于流入地的城市社会，这些入城劳动力不能成为城市市民，特别是不能在空间流动的同时进行社会流动。另一方面，浅度城市化在空间上的表现则是，城市新建成区开发低密度。
左学金指出，我国新增的城市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者，但由于各种制度障碍，他们不能取得流入地的城市户籍，不能成为流入地城市的“市民”。尽管在人口统计中，只要在流入地城市居住半年以上，就被统计为 “常住人口”，但他们不能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只是 “准城市人口”。在 “浅城市化”陷阱中，城市地方政府不向或甚少向 “准城市人口”提供充分的公共服务，从长期看，对我国的人力资本的形成带来不利影响。
而 “浅城市化病”的空间表现是，我国城市的新城区或新建成区，普遍低密度开发，建筑、人口都呈现低密度。低密度开发不符合我国人均土地面积有限、耕地资源稀缺的国情，造成土地产出率低下。低密度开发造成新建城区的供水、供电、供气、交通、通信、教育、医疗、商业等基础配套设施缺少规模经济效益，回报率低，而低回报又导致配套水平低、不能满足居民需要。低密度开发更难以形成服务业市场，不能创造更多的服务业就业机会，使农村人口城市化容易形成饱和。
农民工“市民化”，差距如何拉近？
面对问题与挑战，中国未来的城市化格局将会如何？通过怎样的政策可以推动城市化、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实现可持续的城市化发展？论坛上，与会专家纷纷为破解农民工“市民化”之难出谋划策。
孙涤指出，农民工的市民化，应该是推进城市化的核心任务。他建议，先使具有稳定职业、缴纳税收、享有社会保障和固定住所的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转为市民，到2030年再解决2亿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市民化问题。他还建议，组织编制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一揽子计划，根据吸纳农民工定居的规模，给予财政补助。
即使进入城市，还是无法真正 “市民化”，这种困境如何打破？左学金建议，要向城市非户籍常住人口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具体措施包括，制定、执行人均费用的最低标准，完善不同级别的政府之间和城市内部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他指出，应该建立全面共享的基础社会保障，提高劳动力的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完善多支柱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基础层面应该是低缴费的、可负担的；推动不同医疗保险制度的整合或融合，如城保与镇保综保。
专家指出，农民工的市民化之路上，政府转变职能是关键，城市财政的收入与支出应体现包容性增长，切实把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允许并鼓励社会力量的参与，例如鼓励企业捐赠，鼓励慈善事业等。
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还要保障这些人可以享受到与市民相同的公共资源，势必意味着需要巨额的资金支撑。对此，孙涤建议，可以多渠道筹措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资金来源，采取梯度式加价的收费方式，以减轻贫困人群的负担；允许发行城市建设债券，对中小城市可以发行 “中小城市集合市政债”；通过采购形式，与中标单位签订特许合同，由中标单位负责筹资、建设、经营。
此外，针对 “浅城市化”的 “低密度空间症” ，孙涤还建议，应该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市化的主体形态，走紧凑型、集约化、高密度的城市化道路。他指出，在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前提下，应该发展好现有的小城市、县城和具有潜力的小城镇。他认为，对城市的盲目扩张要进行管理，限制城市对周边农村地区和生态地区的侵占，限制在城市边界以外地区的土地开发、工业开发和房地产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