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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底层的平民百姓向来是最没有尊严的。但从宋元起，直至明清，民国，浙江东部一直存在着一个叫做“堕民”的阶层，这个阶层比平民地位更低，看上去更没有尊严。他们只能从事理发、说媒、捕蛙、敲锣打鼓、收破烂换糖等职业，他们的子孙不能接受教育，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唯一能做的就是子承父业，世世代代从事同样的工作。
堕民们自行聚居，不能与平民混居，其住宅比一般平民要“檐低三尺”。平民家中遇有婚丧嫁娶，堕民要主动来帮忙，中途仅能在廊下、檐下、灶间等处休息，一般不能“登堂入室”。堕民之间互相通婚，不与平民通婚。堕民在路上遇到平民，都要主动打招呼、让路，鞠躬行礼，若没有礼貌，挨一顿揍也是活该。
关于堕民的来历，历史上有多种说法。清朝钱大昕编撰的《鄞县志》中，曾引用《堕民猥编》的记载，称这些人当初是宋朝大将焦光赞的部下，因为叛宋降金，故被排斥。到了元朝，他们被称为“怯怜户”，明朝朱元璋时，堕民被统称为“丐户”，对其从事的职业也都作了具体规定。但鲁迅先生反对这种说法：“明太祖对于元朝，尚且不肯放肆，他是决不会来管隔一朝代的降金的宋将的。”
不过，朱元璋若真想管前朝的事，也不是没有道理。专制制度下，统治者当然愿意设置更多的阶层。等级越多，底层才会觉得有盼头：堕民羡慕平民，平民羡慕读书人，读书人羡慕官吏，官吏羡慕更大的官吏……在皇帝和底层之间设置了好多缓冲带，这样，大家忙着往上爬，就无暇顾及金字塔尖的皇帝了。假如除了皇帝，其他人都是平等的，大家就容易联合起来，皇帝必须面对一个利益一致的庞大群体，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但在堕民这件事上，朱元璋的确很真诚地要取消它。绍兴府曾立有明洪武四年禁止使用“堕民”一词的铜碑，“只知一体良民……传旨庶人知悉：如若再呼‘堕民’两字，豁肠碎剐”。朱元璋发布命令的意思是：只有那些不肯改业者，明太祖才“定户籍，匾其门曰丐”，并确立他们的身份，这时如果堕民真想摆脱自己的阶层，应该不算难事。清朝雍正年间，政府更是明文“除浙江绍兴府堕民丐籍”，“如有仍前自甘丑秽，有伤风化，及地方豪强之人倚势抑勒者，严行可也”。（蒋良骐《东华录》）也难怪，满族是女真人的后裔，当年人家因为投降了你的祖宗而获罪，现在是解放他们的时候了。到了民国，浙江省民政厅干脆把废除堕民习俗作为考核地方官的一个重要依据。
奇怪的是，从明朝至清朝至民国，历届政府一直大力促成堕民恢复平民身份，但都没有成功。甚至到了1949年后，堕民还以各种形式存在着，直到1980年代，这一阶层才彻底消失。即使关于堕民来历的传说是真的，但历史上数不胜数的战争中，投降的军队简直不计其数，焦光赞也不是什么有名的大人物，何以唯独这件个案能够及于始作俑者的子孙且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这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力量？
鲁迅在《我谈“堕民”》一文中记录了一则他自己的见闻。“每一家堕民所走的主人家是有一定的，不能随便走；婆婆死了，就使儿媳妇去，传给后代，恰如遗产的一般；必须非常贫穷，将走动的权利卖给了别人，这才和旧主人断绝了关系。假使你无端叫她不要来了，那就是等于给与她重大的侮辱。我还记得民国革命之后，我的母亲曾对一个堕民的女人说，‘以后我们都一样了，你们可以不要来了。’不料她却勃然变色，愤愤的回答道：‘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千年万代，要走下去的！’”也就是说，即使平民想摆脱堕民，堕民也不同意，因此鲁迅感慨道：“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这是堕民以外的自由人所万想不到的罢。”
但堕民也有作为奴仆的“特权”，浙江学者俞婉君便在其著作中作过详述。“伺候”是堕民对平民的寄附特权，接受固定服务的人家被堕民称为“门眷”。对堕民提供的服务，平民即使心有不愿也不能拒绝；堕民有权不上平民家，平民却无法强制堕民上门。家境贫困、赏钱赏物少、路程又远的主顾，堕民往往连年节也不愿去。而如果堕民不上门，反而会被邻里视为“连堕民都看不起了”、“穷得堕民都不愿去了”，这就使得平民对时令节日讨彩头的堕民往往更客气，赏赐也很大方。平民无法摆脱堕民的服役，而堕民却可通过买卖“门眷”自主选择服役对象；墮民如果不满意主顾，可卖掉这份“门眷”。在堕民心目中，“门眷”相当于农家的“田产”，堕民家只要有钱，优先考虑购买的便是“门眷”， 而不是土地和房屋。
这就是说，除了没有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外，堕民的生活可因依附平民而得到保证。开始时，堕民为平民服务是被逼的，到了后来，他们才逐渐发现这种由低贱身份带来的职业，足可养家，在谋职、就业难度极大的封建社会，也不失为一条生活捷径。
不让上学就不上吧，不参加科举考试也无所谓，反正考中的几率不大，铁饭碗般的职业却是实实在在的。想想很多平民连饭都吃不上，却为了面子，为了所谓的地位，不得不分一杯羹给堕民，堕民简直应该躲在被窝里偷着乐。因此可以推断，虽历经数次战火焚烧、政权更迭、制度变更，甚至是屠城灭种，堕民阶层仍顽强存在，根源就在于这种意识。堕民毕竟是以自己的劳动换生活，既比真正的乞讨者有尊严，又比平民有保障，何乐而不为？
鲁迅先生说他们“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才愿意当奴才，我倒不这样认为。这只是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下的一种生存技巧——他们由不适应到适应，到如鱼得水，到爱不释手，到以之为命，并不仅仅是“被强奸者”对“强奸犯”由憎变爱的过程，而是残酷的生存危机造成的。谁愿意低人一等？谁不愿意有尊严地活着？堕民不但“自甘堕落”，还传之子孙，绵延数代，只能说明当政者没有给他们造就一个安居乐业的生存环境，没有让他们获得作为平民的尊严。这是政府的失职，不是当政者说一句“你要有尊严”，他就能尊严起来的。朱元璋强行让堕民恢复“尊严”，又有什么效果？可以假设，若生存环境一直无底线地恶劣下去，或许会逼出一个比堕民更低贱的阶层。
堕民到今天终于消失了，这是好事，但还有一些堪比堕民现象的问题，在等着我们一个一个去解决。
堕民们自行聚居，不能与平民混居，其住宅比一般平民要“檐低三尺”。平民家中遇有婚丧嫁娶，堕民要主动来帮忙，中途仅能在廊下、檐下、灶间等处休息，一般不能“登堂入室”。堕民之间互相通婚，不与平民通婚。堕民在路上遇到平民，都要主动打招呼、让路，鞠躬行礼，若没有礼貌，挨一顿揍也是活该。
关于堕民的来历，历史上有多种说法。清朝钱大昕编撰的《鄞县志》中，曾引用《堕民猥编》的记载，称这些人当初是宋朝大将焦光赞的部下，因为叛宋降金，故被排斥。到了元朝，他们被称为“怯怜户”，明朝朱元璋时，堕民被统称为“丐户”，对其从事的职业也都作了具体规定。但鲁迅先生反对这种说法：“明太祖对于元朝，尚且不肯放肆，他是决不会来管隔一朝代的降金的宋将的。”
不过，朱元璋若真想管前朝的事，也不是没有道理。专制制度下，统治者当然愿意设置更多的阶层。等级越多，底层才会觉得有盼头：堕民羡慕平民，平民羡慕读书人，读书人羡慕官吏，官吏羡慕更大的官吏……在皇帝和底层之间设置了好多缓冲带，这样，大家忙着往上爬，就无暇顾及金字塔尖的皇帝了。假如除了皇帝，其他人都是平等的，大家就容易联合起来，皇帝必须面对一个利益一致的庞大群体，那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但在堕民这件事上，朱元璋的确很真诚地要取消它。绍兴府曾立有明洪武四年禁止使用“堕民”一词的铜碑，“只知一体良民……传旨庶人知悉：如若再呼‘堕民’两字，豁肠碎剐”。朱元璋发布命令的意思是：只有那些不肯改业者，明太祖才“定户籍，匾其门曰丐”，并确立他们的身份，这时如果堕民真想摆脱自己的阶层，应该不算难事。清朝雍正年间，政府更是明文“除浙江绍兴府堕民丐籍”，“如有仍前自甘丑秽，有伤风化，及地方豪强之人倚势抑勒者，严行可也”。（蒋良骐《东华录》）也难怪，满族是女真人的后裔，当年人家因为投降了你的祖宗而获罪，现在是解放他们的时候了。到了民国，浙江省民政厅干脆把废除堕民习俗作为考核地方官的一个重要依据。
奇怪的是，从明朝至清朝至民国，历届政府一直大力促成堕民恢复平民身份，但都没有成功。甚至到了1949年后，堕民还以各种形式存在着，直到1980年代，这一阶层才彻底消失。即使关于堕民来历的传说是真的，但历史上数不胜数的战争中，投降的军队简直不计其数，焦光赞也不是什么有名的大人物，何以唯独这件个案能够及于始作俑者的子孙且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这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力量？
鲁迅在《我谈“堕民”》一文中记录了一则他自己的见闻。“每一家堕民所走的主人家是有一定的，不能随便走；婆婆死了，就使儿媳妇去，传给后代，恰如遗产的一般；必须非常贫穷，将走动的权利卖给了别人，这才和旧主人断绝了关系。假使你无端叫她不要来了，那就是等于给与她重大的侮辱。我还记得民国革命之后，我的母亲曾对一个堕民的女人说，‘以后我们都一样了，你们可以不要来了。’不料她却勃然变色，愤愤的回答道：‘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千年万代，要走下去的！’”也就是说，即使平民想摆脱堕民，堕民也不同意，因此鲁迅感慨道：“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这是堕民以外的自由人所万想不到的罢。”
但堕民也有作为奴仆的“特权”，浙江学者俞婉君便在其著作中作过详述。“伺候”是堕民对平民的寄附特权，接受固定服务的人家被堕民称为“门眷”。对堕民提供的服务，平民即使心有不愿也不能拒绝；堕民有权不上平民家，平民却无法强制堕民上门。家境贫困、赏钱赏物少、路程又远的主顾，堕民往往连年节也不愿去。而如果堕民不上门，反而会被邻里视为“连堕民都看不起了”、“穷得堕民都不愿去了”，这就使得平民对时令节日讨彩头的堕民往往更客气，赏赐也很大方。平民无法摆脱堕民的服役，而堕民却可通过买卖“门眷”自主选择服役对象；墮民如果不满意主顾，可卖掉这份“门眷”。在堕民心目中，“门眷”相当于农家的“田产”，堕民家只要有钱，优先考虑购买的便是“门眷”， 而不是土地和房屋。
这就是说，除了没有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外，堕民的生活可因依附平民而得到保证。开始时，堕民为平民服务是被逼的，到了后来，他们才逐渐发现这种由低贱身份带来的职业，足可养家，在谋职、就业难度极大的封建社会，也不失为一条生活捷径。
不让上学就不上吧，不参加科举考试也无所谓，反正考中的几率不大，铁饭碗般的职业却是实实在在的。想想很多平民连饭都吃不上，却为了面子，为了所谓的地位，不得不分一杯羹给堕民，堕民简直应该躲在被窝里偷着乐。因此可以推断，虽历经数次战火焚烧、政权更迭、制度变更，甚至是屠城灭种，堕民阶层仍顽强存在，根源就在于这种意识。堕民毕竟是以自己的劳动换生活，既比真正的乞讨者有尊严，又比平民有保障，何乐而不为？
鲁迅先生说他们“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才愿意当奴才，我倒不这样认为。这只是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下的一种生存技巧——他们由不适应到适应，到如鱼得水，到爱不释手，到以之为命，并不仅仅是“被强奸者”对“强奸犯”由憎变爱的过程，而是残酷的生存危机造成的。谁愿意低人一等？谁不愿意有尊严地活着？堕民不但“自甘堕落”，还传之子孙，绵延数代，只能说明当政者没有给他们造就一个安居乐业的生存环境，没有让他们获得作为平民的尊严。这是政府的失职，不是当政者说一句“你要有尊严”，他就能尊严起来的。朱元璋强行让堕民恢复“尊严”，又有什么效果？可以假设，若生存环境一直无底线地恶劣下去，或许会逼出一个比堕民更低贱的阶层。
堕民到今天终于消失了，这是好事，但还有一些堪比堕民现象的问题，在等着我们一个一个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