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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视连续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是一部颇具颠覆性或者说创新价值的作品，它将充满怀旧情绪与反思精神的严肃主题赋予异常油滑、痞俗、搞笑的外在形式，在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上，应该说还是第一次。但是，为了满足观众的心理需求以及切合人性的善良本质，该剧最终又回归到现实主义甚至是理想主义的道路之上。这或许正好反映了该剧的编导们，在阐释、解剖那段与自己的青春密切相关的岁月时，至今尚无法摆脱的“理当如彼”而“情却如此”的两难选择。
[关键词]怀旧 反思 油滑 痞俗 叙事策略 两难选择
由中视传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禾邦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长篇电视连续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从2006年4月起在多家电视台热播之后，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该剧剧情主要反映了北京某军队大院一群干部子弟的成长经历：他们在“大跃进”时期出生，在“文革”中成长，在“改革开放”的商品大潮中成熟。和所有青年人一样，“友情”、“爱情”、“理想”、“奋斗”是他们青春的主旋律，欢乐与痛苦、激情与颓唐、憧憬与迷惘、信任与怀疑、谅解与愧疚、呵护与伤害等种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情感与他们青春的岁月交织、纠缠在一起，演绎成一部忧伤、悲怆的青春交响曲。
一、油滑、鄙俗背后的感伤与反思
1．众所周知，电视剧出现的时间比电影要晚，加之接受对象与观看环境的不同，使得它在艺术技巧的追求上远远不及电影的积极与强烈，因而在风格上也不及电影的高深与精制。但与其他艺术门类一样，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电视剧的制作仍然要追求风格的发展与变异，在这一过程中，自然也会受到电影艺术风格的影响。
从世界范围来看，荒诞、搞笑性质的电影作品由来已久，比较典型的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嬉皮士电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香港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电影等。同样，主要表现青年生活与思想的电影作品也有几十年的历史，法国、日本等都曾经出现过所谓的“青春电影”。
就中国大陆而言，最近热播的连续剧《武林外传》将荒诞、搞笑风格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武侠剧毕竟远离现实生活。怪诞的情节、夸张的想象也可以说是题中应有之义。显得理所当然。就现实生活题材的电视连续剧来说，近几年也出现了一些滑稽、幽默风格的作品，如《我爱我家》、《东北一家人》、《闲人马大姐》等情景喜剧，《刘老根》、《马大帅》等轻喜剧都曾风行一时。但这些作品，主要由小品演员参加演出，颇似一个个小品的串联与组合：就表演层面而言，对话固然诙谐幽默，但往往与夸张的形体语言相结合：就思想层面来说，虽然一定程度地关注了现实生活，但挖掘不够深入，给人蜻蜓点水、隔靴搔痒的感觉，就更不用说具有多少历史的厚重感与震撼力了。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会发现《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是一部颇具颠覆性或者说有创新风格的电视连续剧。虽然该剧表演风格仍属于传统或者说常规范式，演员并不刻意追求形体语言的油滑与夸张，但在对话语言上，却极尽油滑、搞笑甚至低俗之能事。无论是多么真挚的友谊、纯洁的爱情、神圣的理想，经由这群部队干部子弟口若悬河的“耍贫”之后，都会变成可笑、戏谑甚至粗俗到不堪入耳的油滑之谈，而且不分男女，大都达到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不可救药”的程度!
他们时常用《地道战》、《地雷战》、《奇袭白虎团》、《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南征北战》、《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革命影片中的经典台词去“激励”自己的所作所为，将拘留所想象成渣滓洞，伙伴生病、受伤被说成是“列宁同志发烧了”，与流t民打架时高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与走私商人见面也借用电影中的接头暗号，在牢房里百无聊赖之时，就背诵电影《金姬和银姬的命运》里的台词。大量源于当代生活的新京片子，诸如“丫”、“蛋”、“孙子”、“你丫”、“扯蛋”、“生扑”、“臭圈子”、“拍婆子”、“随你大小便”等。更是不分地点、不分时间，毫无遮拦地脱口而出。
或许，对于众多没有经历那个特殊年代的观众，初看、初听之下，很难接受这群纨绔子弟游手好闲、胡作非为、大肆挥霍青春、友情与爱情的生活方式，也会反感他们肆无忌惮地挪用、改编红色经典中的人物与事件。但是。对于经历了那些狂热岁月的观众，尽管很不情愿去回想那些充满太多忧伤与痛苦的日子。却能通过这部电视连续剧找回逝去的时光与情感，甚至还会再次陶醉于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精神氛围之中，以此调剂现实生活的平凡与庸俗。
2．但是，假如以为此剧的目的仅仅或主要在于引起某种回忆与怀念，显然是不够全面与深刻的。该剧之所以要选择这群军队干部子弟作为主人公，除了编剧兼导演叶京或许还有王朔[1]自己熟悉那种生活之外，我想至少还有这样的理由：部队生活是那个时代最令人向往与羡慕的，身为部队的干部子弟，天性中就有那种“舍我其谁”的主人翁精神，这自然会使幼稚与懵懂的他们滋生出骄横的情绪与放肆的行为，并且将这种情绪与行为当作英雄主义的表现予以珍视与奉行。从年龄上看。他们只能算是那个时代的“红小兵”，尽管他们没能像比他们大一些的“红卫兵”那样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但他们打小就“一起偷幼儿园的向日葵”、“在楼上往过路的身上吐痰玩儿”，长大后就“打群架”、“拍婆子”。由此可以看出，他们深受父辈和兄长言行的影响，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在想象中进行那场他们未能真正参与其中的大革命，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他们戏仿红色经典影片中的台词，潜意识里仍然是试图以语言继续将那场革命进行到底。
然而，随着文革的结束。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也随着年龄的增长，狂热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情绪被迅速“冷冻”了起来，但他们的革命情结并没有因此而骤然消逝，他们需要以新的方式将革命进行到底并且相信他们能够取得巨大的胜利。于是，他们南下广州，将自己抛进市场经济的滚滚洪流之中，以此作为宣泄革命情绪的新途径。
但市场经济的“丛林法则”毕竟是残酷的，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以浪漫的、理想的方式投入其中。其结果只能是一败涂地。果然．他们在经过几番倒腾与挣扎之后，只能接受失败的残酷与无奈；友情分崩离析、爱情烟消云散、理想灰飞烟灭，升腾的欲望导致背信弃义、尔虞我诈!为了排解内心的失落与迷惘，他们口中油滑依旧，但内心感受却已然不同，可以说是沧海桑田、人是情非、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也是剧中人物以调侃的方式反复强调“美好的童年呀”、“只可惜美好的童年一去不复返”的根本原因所在。这种既充满张力但又不过分张扬的对比性叙事，让观众与剧中人物一道产生“欲哭无泪”[2]的感受。 正因为如此，该剧才散发出淡淡的怀旧情绪与浓郁的感伤气质，作家方言在该剧结尾时的旁白就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我们浪费掉了太多的青春，那是一段如此自以为是又如此狼狈不堪的青春岁月。有欢笑，也有泪水：有朝气，也有颓废：有甜蜜，也有荒唐有自信，也有迷茫。我们敏感，我们偏执，我们顽固到底地故作坚强：我们轻易地伤害别人，也轻易地被别人所伤：我们追逐于颓废的快乐，陶醉于寂寞的美丽：我们坚信自己与众不同，坚信世界会因我而改变……”透过这段带有总结性质的旁白，我们不难体会创作者面对那段特殊岁月时的复杂情感与摇摆不定的价值标准。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之上，再来审视剧中人物口无遮拦的油腔滑调、装傻卖乖，我们就会发现，这种随时随地的调侃与戏谑，一方面将王朔式的“新京味儿”文学或者说“痞子文学”的语言风格如实地搬上了银屏，[3]鲜明地再现了“千万别把我当人”甚至“我是流氓我怕谁”的一帮痞性十足的顽主形象：另一方面，则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将过渡时期年轻一代“迷惘”与“垮掉”的精神向度，给予了比较充分的表现。这群干部子弟躁动的青春历程，相当程度上也可以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垮掉一代”的经典行为——“在路上”“嚎叫”——来进行描述与概括。
二、“理当如彼”而“情却如此”的两难叙事。
1．以调侃的方式叙述某段时期的人和事，一般都意味着对那段生活的价值与意义给予消解与批判。王朔的小说如此，基于王朔小说改编成的影视作品大多也如此，《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当然也未能例外。
对文革的反思有各种不同的视角，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知青文学以及由此改编的一系列影视作品已经做过多种视角的尝试。王朔所采用的“痞子”视角、“戏谑”视角自其出现以来，不管是给予赞扬抑或是进行贬斥．都无法遮蔽其大肆流行与被反复模仿、改编的事实。
熟悉王朔作品的人，都会发现，他描绘的那群痞性十足的人物，除了玩世不恭、油滑难改之外，即使是被生活所迫或者被其他莫名的理由所唆使，做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举动之外，几乎都没有什么大奸大恶的行为。在《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中，方言、高洋、李白玲等人，深受文革精神的洗礼，当文革结束之后，他们仍然怀着那时树立的神圣理想投入到新的现实生活。他们期盼能在广州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上大显身手。然而，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不但没有成功，反而屡屡遭受失败的打击，一直到卓越为了这种理想献出年轻的生命之后，他们才从沉醉于过去时代的梦幻中警醒过来。然而，悲剧已经铸成。显然，创作者即使不情愿，但也无可奈何地暗示出。文革时的革命浪漫主义与个人英雄主义才是铸就方言、高洋等人悲剧命运的深层原因，对那个时代的爱与恨、对那种精神的拒斥与怀念，正是方言、高洋、李白玲也包括王朔、叶京在内的那一代人内心深处永远挥之不去的伤与痛。
就这样，叶京等编创人员，几乎将王朔的小说风格平移到了电视剧之中，以油滑、痞俗的形式，悄然完成了对文革时代所孕育的狂热的非理性精神与情绪的消解与反思!当然，如果将这种艺术手法放在整个文学艺术的发展史上去考察，我们会发现。早在几十年前。黑色幽默派就采用了极其荒诞的手法．表现个人生存的无奈与尴尬，而后现代主义所推崇的消平深度模式，通过粘贴、零碎化的处理方式，已经将所谓的意义与价值消解得体无完肤。就是王朔的作品，也出现近二十年了。但作为受众面异常广泛的电视连续剧，在整体风格上，将充满怀旧情绪与反思精神的严肃主题赋予如此油滑、痞俗、搞笑的外在形式，在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上．应该说还是第一次。
2．这看起来似乎来得晚了一些，其实是与中国电视艺术的发展步调相一致的。电视节目因其直观性、形象性以及直接作用于各种年龄、各种文化修养的广大观众，一直受到意识形态部门比较严格的监管与控制，这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就中国而言，“戏说”历史的电视剧、电视连续剧已经数不胜数。但距离我们较近、留下的巨大伤痛还未彻底消失的文化大革命，尚属于让我们的电视艺术工作者们不愿也还不敢去“戏说”的一段特殊岁月。
就是这部《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虽然油滑、搞笑，但却采用了避重就轻的策略，它并没有正面叙述文革时期发生的种种重大事件。真正参与文革的“大人们”，也就是方言、高洋、李白玲等人的兄长、父母等，并没有出场，而对于参军后的部队生活也是一笔带过。这样的叙述策略，一方面避免与此前的同类题材发生雷同，另一方面则使得该剧不至于因为太过油滑或者说因为解构得过于彻底，而难以被观众与社会所接受。
同样，为了满足观众的心理需求以及切合人性的善良本质。该剧最终又回归到现实主义甚至是理想主义的道路之上。在缺乏必要铺垫的情况下，剧中的男人大多事业有成，方言成了知名作家，高晋成了刑警大队长，许逊开了自己的酒吧、冯裤子也成了著名导言。汪若海是言情小说家、电影学院的教师、某公司的董事长：剧中的女子在情感与婚姻上也找到了各自的归宿：方言也与身患绝症的李白玲在相互谅解之后终于重获爱情：高洋也在卓越的墓前获得伙伴们的原谅并成为房地产商。这样的结局，将悲剧转变成了喜剧，一方面固然使观众获得了“大团圆式”的心理安慰，但从另一角度而言，该剧批判与反思的力度也因此而减弱。这或许是叶京、王朔们，在阐释、解剖那段与自己的青春密切相关的岁月时．至今尚无法摆脱的“理当如彼”而“情却如此”的两难选择。
作者简介：向天渊，文学博士，西南大学(原西南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硕士生导师。
[关键词]怀旧 反思 油滑 痞俗 叙事策略 两难选择
由中视传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北京禾邦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长篇电视连续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从2006年4月起在多家电视台热播之后，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该剧剧情主要反映了北京某军队大院一群干部子弟的成长经历：他们在“大跃进”时期出生，在“文革”中成长，在“改革开放”的商品大潮中成熟。和所有青年人一样，“友情”、“爱情”、“理想”、“奋斗”是他们青春的主旋律，欢乐与痛苦、激情与颓唐、憧憬与迷惘、信任与怀疑、谅解与愧疚、呵护与伤害等种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情感与他们青春的岁月交织、纠缠在一起，演绎成一部忧伤、悲怆的青春交响曲。
一、油滑、鄙俗背后的感伤与反思
1．众所周知，电视剧出现的时间比电影要晚，加之接受对象与观看环境的不同，使得它在艺术技巧的追求上远远不及电影的积极与强烈，因而在风格上也不及电影的高深与精制。但与其他艺术门类一样，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电视剧的制作仍然要追求风格的发展与变异，在这一过程中，自然也会受到电影艺术风格的影响。
从世界范围来看，荒诞、搞笑性质的电影作品由来已久，比较典型的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嬉皮士电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香港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电影等。同样，主要表现青年生活与思想的电影作品也有几十年的历史，法国、日本等都曾经出现过所谓的“青春电影”。
就中国大陆而言，最近热播的连续剧《武林外传》将荒诞、搞笑风格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武侠剧毕竟远离现实生活。怪诞的情节、夸张的想象也可以说是题中应有之义。显得理所当然。就现实生活题材的电视连续剧来说，近几年也出现了一些滑稽、幽默风格的作品，如《我爱我家》、《东北一家人》、《闲人马大姐》等情景喜剧，《刘老根》、《马大帅》等轻喜剧都曾风行一时。但这些作品，主要由小品演员参加演出，颇似一个个小品的串联与组合：就表演层面而言，对话固然诙谐幽默，但往往与夸张的形体语言相结合：就思想层面来说，虽然一定程度地关注了现实生活，但挖掘不够深入，给人蜻蜓点水、隔靴搔痒的感觉，就更不用说具有多少历史的厚重感与震撼力了。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会发现《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是一部颇具颠覆性或者说有创新风格的电视连续剧。虽然该剧表演风格仍属于传统或者说常规范式，演员并不刻意追求形体语言的油滑与夸张，但在对话语言上，却极尽油滑、搞笑甚至低俗之能事。无论是多么真挚的友谊、纯洁的爱情、神圣的理想，经由这群部队干部子弟口若悬河的“耍贫”之后，都会变成可笑、戏谑甚至粗俗到不堪入耳的油滑之谈，而且不分男女，大都达到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不可救药”的程度!
他们时常用《地道战》、《地雷战》、《奇袭白虎团》、《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南征北战》、《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革命影片中的经典台词去“激励”自己的所作所为，将拘留所想象成渣滓洞，伙伴生病、受伤被说成是“列宁同志发烧了”，与流t民打架时高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与走私商人见面也借用电影中的接头暗号，在牢房里百无聊赖之时，就背诵电影《金姬和银姬的命运》里的台词。大量源于当代生活的新京片子，诸如“丫”、“蛋”、“孙子”、“你丫”、“扯蛋”、“生扑”、“臭圈子”、“拍婆子”、“随你大小便”等。更是不分地点、不分时间，毫无遮拦地脱口而出。
或许，对于众多没有经历那个特殊年代的观众，初看、初听之下，很难接受这群纨绔子弟游手好闲、胡作非为、大肆挥霍青春、友情与爱情的生活方式，也会反感他们肆无忌惮地挪用、改编红色经典中的人物与事件。但是。对于经历了那些狂热岁月的观众，尽管很不情愿去回想那些充满太多忧伤与痛苦的日子。却能通过这部电视连续剧找回逝去的时光与情感，甚至还会再次陶醉于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精神氛围之中，以此调剂现实生活的平凡与庸俗。
2．但是，假如以为此剧的目的仅仅或主要在于引起某种回忆与怀念，显然是不够全面与深刻的。该剧之所以要选择这群军队干部子弟作为主人公，除了编剧兼导演叶京或许还有王朔[1]自己熟悉那种生活之外，我想至少还有这样的理由：部队生活是那个时代最令人向往与羡慕的，身为部队的干部子弟，天性中就有那种“舍我其谁”的主人翁精神，这自然会使幼稚与懵懂的他们滋生出骄横的情绪与放肆的行为，并且将这种情绪与行为当作英雄主义的表现予以珍视与奉行。从年龄上看。他们只能算是那个时代的“红小兵”，尽管他们没能像比他们大一些的“红卫兵”那样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但他们打小就“一起偷幼儿园的向日葵”、“在楼上往过路的身上吐痰玩儿”，长大后就“打群架”、“拍婆子”。由此可以看出，他们深受父辈和兄长言行的影响，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在想象中进行那场他们未能真正参与其中的大革命，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他们戏仿红色经典影片中的台词，潜意识里仍然是试图以语言继续将那场革命进行到底。
然而，随着文革的结束。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也随着年龄的增长，狂热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情绪被迅速“冷冻”了起来，但他们的革命情结并没有因此而骤然消逝，他们需要以新的方式将革命进行到底并且相信他们能够取得巨大的胜利。于是，他们南下广州，将自己抛进市场经济的滚滚洪流之中，以此作为宣泄革命情绪的新途径。
但市场经济的“丛林法则”毕竟是残酷的，金钱面前人人平等，以浪漫的、理想的方式投入其中。其结果只能是一败涂地。果然．他们在经过几番倒腾与挣扎之后，只能接受失败的残酷与无奈；友情分崩离析、爱情烟消云散、理想灰飞烟灭，升腾的欲望导致背信弃义、尔虞我诈!为了排解内心的失落与迷惘，他们口中油滑依旧，但内心感受却已然不同，可以说是沧海桑田、人是情非、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也是剧中人物以调侃的方式反复强调“美好的童年呀”、“只可惜美好的童年一去不复返”的根本原因所在。这种既充满张力但又不过分张扬的对比性叙事，让观众与剧中人物一道产生“欲哭无泪”[2]的感受。 正因为如此，该剧才散发出淡淡的怀旧情绪与浓郁的感伤气质，作家方言在该剧结尾时的旁白就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我们浪费掉了太多的青春，那是一段如此自以为是又如此狼狈不堪的青春岁月。有欢笑，也有泪水：有朝气，也有颓废：有甜蜜，也有荒唐有自信，也有迷茫。我们敏感，我们偏执，我们顽固到底地故作坚强：我们轻易地伤害别人，也轻易地被别人所伤：我们追逐于颓废的快乐，陶醉于寂寞的美丽：我们坚信自己与众不同，坚信世界会因我而改变……”透过这段带有总结性质的旁白，我们不难体会创作者面对那段特殊岁月时的复杂情感与摇摆不定的价值标准。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之上，再来审视剧中人物口无遮拦的油腔滑调、装傻卖乖，我们就会发现，这种随时随地的调侃与戏谑，一方面将王朔式的“新京味儿”文学或者说“痞子文学”的语言风格如实地搬上了银屏，[3]鲜明地再现了“千万别把我当人”甚至“我是流氓我怕谁”的一帮痞性十足的顽主形象：另一方面，则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将过渡时期年轻一代“迷惘”与“垮掉”的精神向度，给予了比较充分的表现。这群干部子弟躁动的青春历程，相当程度上也可以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垮掉一代”的经典行为——“在路上”“嚎叫”——来进行描述与概括。
二、“理当如彼”而“情却如此”的两难叙事。
1．以调侃的方式叙述某段时期的人和事，一般都意味着对那段生活的价值与意义给予消解与批判。王朔的小说如此，基于王朔小说改编成的影视作品大多也如此，《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当然也未能例外。
对文革的反思有各种不同的视角，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知青文学以及由此改编的一系列影视作品已经做过多种视角的尝试。王朔所采用的“痞子”视角、“戏谑”视角自其出现以来，不管是给予赞扬抑或是进行贬斥．都无法遮蔽其大肆流行与被反复模仿、改编的事实。
熟悉王朔作品的人，都会发现，他描绘的那群痞性十足的人物，除了玩世不恭、油滑难改之外，即使是被生活所迫或者被其他莫名的理由所唆使，做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举动之外，几乎都没有什么大奸大恶的行为。在《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中，方言、高洋、李白玲等人，深受文革精神的洗礼，当文革结束之后，他们仍然怀着那时树立的神圣理想投入到新的现实生活。他们期盼能在广州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上大显身手。然而，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不但没有成功，反而屡屡遭受失败的打击，一直到卓越为了这种理想献出年轻的生命之后，他们才从沉醉于过去时代的梦幻中警醒过来。然而，悲剧已经铸成。显然，创作者即使不情愿，但也无可奈何地暗示出。文革时的革命浪漫主义与个人英雄主义才是铸就方言、高洋等人悲剧命运的深层原因，对那个时代的爱与恨、对那种精神的拒斥与怀念，正是方言、高洋、李白玲也包括王朔、叶京在内的那一代人内心深处永远挥之不去的伤与痛。
就这样，叶京等编创人员，几乎将王朔的小说风格平移到了电视剧之中，以油滑、痞俗的形式，悄然完成了对文革时代所孕育的狂热的非理性精神与情绪的消解与反思!当然，如果将这种艺术手法放在整个文学艺术的发展史上去考察，我们会发现。早在几十年前。黑色幽默派就采用了极其荒诞的手法．表现个人生存的无奈与尴尬，而后现代主义所推崇的消平深度模式，通过粘贴、零碎化的处理方式，已经将所谓的意义与价值消解得体无完肤。就是王朔的作品，也出现近二十年了。但作为受众面异常广泛的电视连续剧，在整体风格上，将充满怀旧情绪与反思精神的严肃主题赋予如此油滑、痞俗、搞笑的外在形式，在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上．应该说还是第一次。
2．这看起来似乎来得晚了一些，其实是与中国电视艺术的发展步调相一致的。电视节目因其直观性、形象性以及直接作用于各种年龄、各种文化修养的广大观众，一直受到意识形态部门比较严格的监管与控制，这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就中国而言，“戏说”历史的电视剧、电视连续剧已经数不胜数。但距离我们较近、留下的巨大伤痛还未彻底消失的文化大革命，尚属于让我们的电视艺术工作者们不愿也还不敢去“戏说”的一段特殊岁月。
就是这部《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虽然油滑、搞笑，但却采用了避重就轻的策略，它并没有正面叙述文革时期发生的种种重大事件。真正参与文革的“大人们”，也就是方言、高洋、李白玲等人的兄长、父母等，并没有出场，而对于参军后的部队生活也是一笔带过。这样的叙述策略，一方面避免与此前的同类题材发生雷同，另一方面则使得该剧不至于因为太过油滑或者说因为解构得过于彻底，而难以被观众与社会所接受。
同样，为了满足观众的心理需求以及切合人性的善良本质。该剧最终又回归到现实主义甚至是理想主义的道路之上。在缺乏必要铺垫的情况下，剧中的男人大多事业有成，方言成了知名作家，高晋成了刑警大队长，许逊开了自己的酒吧、冯裤子也成了著名导言。汪若海是言情小说家、电影学院的教师、某公司的董事长：剧中的女子在情感与婚姻上也找到了各自的归宿：方言也与身患绝症的李白玲在相互谅解之后终于重获爱情：高洋也在卓越的墓前获得伙伴们的原谅并成为房地产商。这样的结局，将悲剧转变成了喜剧，一方面固然使观众获得了“大团圆式”的心理安慰，但从另一角度而言，该剧批判与反思的力度也因此而减弱。这或许是叶京、王朔们，在阐释、解剖那段与自己的青春密切相关的岁月时．至今尚无法摆脱的“理当如彼”而“情却如此”的两难选择。
作者简介：向天渊，文学博士，西南大学(原西南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