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曾大胆推测：全球经济一体化、民族国家和民主三个要素是不能共存的。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整合其中的两者，并总是以牺牲另一个作为代价的。
　　直到不久前，强调自由化、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一直决定着全球经济政策。尽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这一共识的信誉造成了损害，但G20国家迅速达成一致，以避免该共识所坚决反对的保护主义政策抬头。
　　此外，欧盟过去（而且现在仍然是）超国家层面的唯一一项民主实验，尽管存在很多缺陷，但仍然因为拥有光明的前途而令人自豪。换言之，以民族国家为支撑的经济一体化依然受到各国的青睐，尽管相对于国际市场的活力而言，民主的地位有所下降。
　　但2016年标志着一个转折点的出现，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确定转折的方向。“北京共识”在这一年浮出水面，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基于加强政府干预的发展模式替代方案。但英国脱欧公投和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两大事件，真正反映了全球化、民族国家和民主之间所达成的长期平衡被彻底破坏了。
　　“我们要收回控制权”是英国脱欧分子获胜的口号。同样，许多支持特朗普的选民坚信华尔街、跨国势力乃至其他国家所累积的权力必须得到控制，这样才能“让美国再次伟大”。他们共同的态度是阻碍全球化，同时保持甚至加强“华盛顿共识”其他方面的规则，如放松财政管制，并通过民族国家的主权来强化民主。
　　首次在联大露面期间，特朗普就发表了长达42分钟的演讲，其中他21次提到了“主权”一词，相当于平均每两分钟一次。而且在欧洲，并非只有英国才被新威斯特伐利亚潮流所席卷——同样陷入困境的还有波兰和匈牙利。就连各派共同领导的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也遵循着类似民族主义的逻辑准则。
　　然而，所有这些势力都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削弱近几十年来在跨境价值链快速发展过程中而得到强化的全球一体化。除非这些势力改变初衷，否则它们很有可能削弱其所在的民族国家可能对全球化施加的影响力。简言之，正是形式上的主权加强反而导致有效主权的丧失，而后者往往才具有真正的重要意义。
　　以英国为例：因为退出欧盟，英国将对远方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失去发言权。而对加泰罗尼亚而言，原本人们眼中的独立和主权运动却可能最终创造出一个不那么拥有强力主权的政体，受国际事务的影响也会更大。
　　特朗普在联合国发表演讲一周后，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就在索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描绘了他对欧洲未来的愿景。马克龙同样多次提及“主权”一词，并明确以主权作为其欧洲愿景的基础。但和民粹主义者不同，他更愿意在欧洲范围内建立有效而包容的主权，并且以团结和民主作为两大关键支柱。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由合作、竞争和对抗所驱动。一定程度的国际对抗无疑是存在的。但不幸的是，以孤立主义方式理解主权运动往往会回归极端民族主义，这并不利于国际社会实现共同繁荣。
　　某些国家在边界内自我封闭的倾向是不合时宜和自暴自弃的，但如果其他国家因为害怕被传染就避免与这些国家接触也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合作精神应当与建设性竞争一道决定所有合法的国际力量之间的关系。即使在那些被民粹言论所主导的国家，很大一部分民众也并未对保护主义持支持的态度，48%反对英国脱欧的英国选民就是如此；此外，还有49%的土耳其民众投票反对扩大土耳其總统的权力。
　　国际社会的活力取决于对话的效果。而且，为了避免“华盛顿共识”的缺陷永久化，对话必须是在共同和公共领域的框架内进行的。如果我们充分发掘这一共同公共领域，人类就可以一步步接近罗德里克三要素中探讨最少的一面——全球民主。
　　当然，普遍民主的目标将是非常难以实现的，但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及文化融合的快速增加，这个目标并不是不可能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已经探索出一条新路。这是一条扩大民主、超越民族国家的道路。对欧洲以及全球其他地区而言，这是一条值得尝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