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章程，在国外往往被视为大学“宪章”，其本质是贯彻落实国家教育法规和法令，由政府、社会、学生、家长、教职员工和学校缔结的，以提高教育质量为宗旨的多方协议，故又称为“学校责任状”。它一方面为高校依法治教、依法治校提供核心依据，另一方面又为学校进行自我检查与接受外界评估提供了依据。我国《教育法》把“有组织机构和章程”列为设立学校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同时赋予了学校行使“按照章程自主管理”的权利。我国高校章程的制定与核准，顺应了高等教育發展的规律与趋势，本身既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必将拉开我国高校自主办学新的篇章。
　　对于我国高校制定和颁布章程，人们长期纠结的主要是三个问题。一是大学章程本身的合理性，即大学章程究竟是大学自说自话，还是社会共治的结果。二是大学章程本身的合法性，也就是大学章程的法律效力问题。三是大学章程的可实现性，就是在我国教育行政化的传统里，政府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如何节制自身的权力，以保障学校法定自主权的落实。如果这三个问题解决不好，大学章程制定和颁布的实际价值就会有限，可能沦为新的“形式主义”。
　　国外大学章程制定的重要指导思想就是治理理论，强调以人为本、宽容、开放、协调、互动，故而国外大学在制定章程的时候，学校、教职员工、学生、校友、家长、未来学生（中学生）和政府教育部门都积极参与，并采取“多数人赞同”的原则。而目前我国高校章程的制定，主要还是以高校“自主权”或者“自主管理权”为指导思想，以学校为主要主体，校友、家长、未来学生（中学生）和政府教育部门的深度参与不够，从而为大学章程的合理性制造了潜在隐患。
　　在大学章程的法律效力问题上，大学章程实质上只是一种自治规程，连严格意义上的行政规章都算不上，所以不要指望大学章程一颁布就具有强制的法律效力。具体来说，大学章程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主要取决于两种情况：一种是我国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只要大学章程不与相关法律法规精神相抵触就具有合法性，高校根据实际需要和具体情况而制定的自主性规章应该得到尊重。另一种情况是已经有法律法规明文规定，高校的章程只要不超出法律法规规定就具有合法性，如果虽有法律法规规定但不够“细化”的，高校的章程则不能在基本事项超出法律法规规定，否则就不具有合法性。
　　其实，现在最大的疑虑还是大学章程的可实现性问题，一方面，如果高校没有切实依据章程进行治理，除发生问题之后的行政仲裁或者司法诉讼之外，如何监督落实并给予适当制裁？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干涉高校依据章程的自主权，高校如何通过救济渠道进行维权？更重要的是，怎样划清政府或教育行政部门对高校章程落实的监督、惩戒与干涉高校依据章程自主权的界限？因此，大学章程制度的实施与完善，实际上还需要现代化的相关配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