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6年9月24日，“纪念《蒲松龄研究》创刊30周年暨出版100期座谈会”在蒲翁故乡淄川区蒲泉大酒店隆重召开。会议邀请了全国的知名专家、办刊同仁及淄博当地的部分学者与会。学者们齐聚一堂，总结回顾《蒲松龄研究》30年的发展历程，为聊斋文化的弘扬出谋划策。本刊特摘选部分精彩发言予以刊发。
马瑞芳：（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央视《百家讲坛》知名学者）
蒲松龄在世界文坛上有巨大影响，是山东人的骄傲。山东大学在八十年代初，出版了《蒲松龄研究集刊》，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出版了四期之后便“夭折”了。随着“全国第一次蒲松龄学术研讨会”在蒲松龄的家乡召开，应聊斋学研究者和学者的倡议，建立不久的蒲松龄纪念馆成立了蒲松龄研究所，并于1986年创办了专业性学术刊物——《蒲松龄研究》。横空于学林出版社的《蒲松龄研究》，从最初的知识人才、办公条件的极其缺乏，不被业界看好，到今天走过了艰难的30年，成为国家级刊号，出版到了100期，学术成果丰硕，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阵地。《蒲松龄研究》不光有国内外知名的聊斋学专家为其撰稿，并与山东大学文学院协同办刊，集合高校学术力量，同时也为淄博当地的地域文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涌现了像孙启新、杨海儒等一大批本土聊斋学研究者。我最早开始研究蒲松龄，是受到我的老师山东大学教授袁世硕先生的影响，通过《百家讲坛》为广大的群众所熟悉。从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创作的《蒲松龄传》，到今天已经写了第四次了，每一次的创作，《蒲松龄研究》都给我提供了大量的学术上的支持，使我受益匪浅。
2007年，我在辽宁省图书馆很荣幸地见到了蒲松龄的手稿，感慨万千，《聊斋志异》在古代文学史上都要单独作为一个篇章来讲的，我能有幸研究《聊斋志异》，是沾了蒲老先生的光。可以说，《蒲松龄研究》为几代聊斋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学术交流平台。
赵伯陶：（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编审）
《蒲松龄研究》是我的“贵人”，这与它发表的文章有关。《蒲松龄研究》很多文章都是很有分量的，并且很及时，特别是考证性的文章，如李灵年教授、张崇琛教授、马振方教授、袁世硕教授等等，没有这些，我不会搞蒲松龄研究。王士禛和蒲松龄都是山东人，生前是无法比的，可越往后，蒲松龄的地位越来越高，走出了国门。他们在文学史上都很有名，但王士禛没占上一章，而蒲松龄占了一章。《聊斋志异》虽然是短篇小说，却是蒲松龄在毕家万卷藏书的基础上，根植于传统文化，精心打磨的呕心之作。作品中典故非常多，读来无形中就受到传统文化的感染。如《河间生》篇，我认为蒲松龄是受柳宗元《河间妇》的影响。北大一位学者曾说，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读《聊斋志异》足矣。聊斋学非常值得研究，大有宝藏可挖。与其他地方争抢文化名人相比，聊斋文化本清源正，可遇而不可求。要珍惜、继承、充分挖掘这份伟大的文化遗产。
《蒲松龄研究》对我们淄博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文化遗产，要继承下来，把她办好，的确不容易。从创刊之初的粗糙，慢慢的越来越好。愿《蒲松龄研究》出版不光是100期200期，要源远流长，这是我的一个美好愿景，我祝愿《蒲松龄研究》越办越好！
李明新：（曹雪芹纪念馆荣誉馆长）
《蒲松龄研究》创刊30年实在不容易，赵伯陶教授说：“蒲学红学具显学，论者百千竟夺标。”同样是一馆一刊，基本情况是相同的。早上读了刘玉湘老师的文章，觉得《蒲松龄研究》走到今天真是很艰难。其实，我们同是面临这样的艰难，往前走找不到路，新材料的发现是有限的，但我觉得《蒲松龄研究》一直坚持学术的道路、学术的品质，团结着如此强大的专家队伍，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和传统，这种坚守令人钦佩。
文化名人纪念馆是公器。那么馆与刊的关系，刊物是高端的，同时又是一个基础。作为馆的更大功能是把这个研究普及，让更多人知道、更多人了解，这是我们这个城市的文化名片。在作品推广方面，可以借鉴国外一些做法，在莎士比亚小镇斯特拉福德，莎士比亚基金会成立联盟，将学术研究成果共享，小镇各行业可以将相关的内容应用到自己的领域；法国巴尔扎克纪念馆将他的作品改编成独幕剧，与观众互动；托尔斯泰纪念馆收藏了大量的托尔斯泰手稿，每隔一段时间，就拿出部分手稿邀请各国优秀的翻译家举办学术会议，扩大影响。曹雪芹学会近几年来每年秋天举办曹雪芹文化艺术节，通过学术研讨、专题展览、特色商品展销以及各种演出活动，打出组合拳，效果显著。建议淄博也可以举办文化艺术节，通过多种形式吸引各方关注，扩大聊斋文化的影响。
张云：（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学刊》编审）
对于《红楼梦学刊》来讲，我们是以书名刊，《蒲松龄研究》是以人名刊。我们都是学术性专业杂志，共同性很多。《蒲松龄研究》办刊不容易，我非常感慨！与其他学术期刊一样，《红楼梦学刊》也过过几年“四处化缘”的日子，现在资金问题虽然得到解决，学刊仍然加强与一些红迷会合作，扩大读者面。
《蒲松龄研究》创刊三十年，发表了大量的颇有影响的论文，成为海内外，特别是《聊斋志异》研究、《醒世姻缘传》研究的重要阵地，比我们《红楼梦学刊》研究要宽一点。《蒲松龄研究》在中国古代文学、古代小说，乃至在整个文学研究方面应该是有持续广泛的影响的。作为专业性学术期刊它有很好的占位，以一位作家的生平和创作研究立刊，然而研究领域的限定和局域是毫无疑问的，是对我们杂志的一个很大的挑战。《蒲松龄研究》突破了这种局限，扩大了视野，开辟众多栏目，几乎把蒲松龄能给我们留下的遗产全都关注到了。多翼齐飞，佳慧学林。《蒲松龄研究》为我们齐鲁文化、为我们古代文学研究增光添彩。祝愿《蒲松龄研究》越办越好，再创辉煌！
王恒展：（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我的学术生涯是与蒲松龄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在大学里工作是沾了蒲老先生的光。我大学毕业论文就是研究聊斋的，获得社科成果奖，发表在《蒲松龄研究集刊》上，后来就在《蒲松龄研究》上发了好多文章。感谢《蒲松龄研究》、蒲松龄纪念馆、蒲松龄研究所为聊斋学研究者提供的学术平台。我有一篇论文《〈聊斋志异〉百科全书形式与性质浅说》，曾在《蒲松龄研究》发表。说起《蒲松龄全集》，它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有小说、戏剧、诗、词、曲、赋等等。无论形式还是内容方面，范围很大，有很多未开发的处女地。如作为全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聊斋俚曲，扎根于民间文学的泥土，一般人都能接受。都说《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它展现的是上层社会的生活，而蒲松龄的作品所展现的是平民的、大众的生活，最伟大之处在于能够化俗为雅，雅俗共赏。文学艺术是语言的艺术，蒲松龄不但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还是一位伟大的语言学家。建议《蒲松龄研究》从语言学角度开辟栏目，将来大有前途。 王枝忠：（福州大学教授、原《福州大学学报》主编）
我跟蒲松龄纪念馆、跟蒲老先生结缘比较早。1978年我考取第一届研究生，当年毕业论文就是搞《聊斋志异》和科举制的，后来我拜访了李厚基先生和袁世硕先生，受到很大教益。1981年我在淄博住了一个星期，到蒲松龄纪念馆拜读了大量资料，且誊抄了《聊斋偶存草》。1985年起，我翻译日本学者写的《蒲松龄传》及关于蒲松龄、《聊斋志异》研究的文章二十余篇，撰写日本近三十年研究概况的相关论著。近四十年来，我自己始终把蒲松龄、《聊斋志异》当成我自己学术方面的初恋，从研究生到八十年代整整十多年间，我没有写过其他任何文章，都是关于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的，只埋头整理蒲松龄、《聊斋志异》的资料，特别是搞日文的。淄博我前后来过十几次，《蒲松龄研究》也让我受惠良多。多年前我曾与袁世硕先生讨论起聊斋学研究始终不冷不热的状态，我认为有蒲松龄纪念馆、《蒲松龄研究》做基地，许多青年学者还是愿意将聊斋作为研究方向。聊斋学研究应进一步扩大海外影响，聊斋学还有很多未开垦的处女地，完全可以做得更扎实，做得更辉煌！
昝亮：（齐鲁书社社长）
齐鲁书社与《蒲松龄研究》是相似的，都是茅盾题写的社名和刊名。齐鲁书社用的第一个书号出的书，就是《聊斋志异》。齐鲁书社在成立三十周年时，也是重版了第一次出版的《聊斋志异》线装本以示纪念。我们两家都是为地方文化服务。值此《蒲松龄研究》创刊30周年、出版100期之际，我对《蒲松龄研究》表示祝贺，向三十年来《蒲松龄研究》几任的领导和编辑，高点定位、坚忍支持，表示崇高的敬意！向支持《蒲松龄研究》的各位领导和各位专家学者表示敬佩和感谢！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合作，将学术文化的种子埋得更深，传播得更广泛。我们将共同为繁荣祖国文化做出贡献。最后祝《蒲松龄研究》越办越雅致、靓丽、神圣、辉煌！
邹宗良：（山东大学教授）
我是淄博人，最初选择从事蒲松龄研究，“乡人情结”也是重要因素。《蒲松龄研究》最大的意义是给蒲松龄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了很好的学术交流平台。30年的时间，100期的内容，1400多万字，3000多篇的论文，硕果累累，扩大了蒲松龄在学术上影响，意义重大。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共谋发展。蒲松龄、《聊斋志异》是一流作家，一流作品。现在聊斋学很多方面还处于起步的阶段，我们未来要做的还有很多工作。这一点我们还要与《红楼梦学刊》相互学习，团结一大批从事蒲松龄研究的研究者，培养新的学者加入，学习好的经验，进一步增强研究深度，提高它的影响力，增强权威性，扩大聊斋文化的影响。让我们的研究事业薪火相传，把聊斋学做成“显学”，是未来聊斋学的发展方向。
李剑锋：（山东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蒲松龄不仅是淄博和山东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他被誉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他的小说《聊斋志异》无人企及，将来也是无人企及的，这样一座高峰是不可翻越的。山东大学文学院师生与聊斋学研究、《蒲松龄研究》季刊一直有着情有独钟的亲密联系，有着薪火相传的聊斋学研究专家。从老一辈的袁世硕先生，近一辈的马瑞芳先生，再到我们尊敬的兄长辈的邹宗良先生，他们在聊斋研究方面都卓有建树，而且特色鲜明，是聊斋学乃至中国小说界的领军人物。当然也是《蒲松龄研究》季刊和蒲松龄故乡的亲朋好友，是蒲松龄和他的诗文的传播者。马瑞芳先生不但率先在中央台《百家讲坛》说聊斋，引发全国的聊斋热，而且不惮辛劳，在各种场所讲《聊斋》、说《聊斋》。山大的师生一直是《蒲松龄研究》非常稳定的读者群和作者群。此外，我们文学院还积极参加《蒲松龄研究》以及淄博方面所组织的一系列的学术活动、纪念活动。蒲松龄纪念馆是山东大学和文学院学生的教育实践基地，我们希望《蒲松龄研究》也可以成为山东大学研究生的实践基地。
韩田鹿：（河北大学教授、央视《百家讲坛》知名学者）
我对《蒲松龄研究》和蒲松龄纪念馆是怀着一种精神故乡的情结。虽然我不是山东人，但确实是只要是搞小说的，《三国》《水浒》《聊斋志异》等等都在山东，恐怕路过山东的时候，都会肃然起敬，有一种激动的心情。我由一个蒲松龄的爱好者变成从业者，对《蒲松龄研究》这个刊物一直是一个热爱者。我觉得不同的人能够为《聊斋志异》或者是为我们蒲松龄纪念馆所做的工作也不一样，我的研究文章被中央台看到了，就接着马老师之后讲《聊斋》。但是我觉得，现在我能为聊斋做的，就是改变现在大部分人往往认为看点电视就以为是《聊斋》、就以为是《西游记》。我在央视讲《聊斋》时有个想法，如何把《聊斋志异》故事的奥义讲出来，把它讲得很有趣，不会去亵渎它。我很愿意为弘扬聊斋文化多做贡献，以多种形式去推广。
于孔宝：（山东理工大学《管子学刊》主编）
淄博市原有两个人文期刊，一个是《蒲松龄研究》，一个是《管子学刊》。后来因为各种机遇，《管子学刊》送给了山东理工大学，《蒲松龄研究》还在继续坚持自己的阵地，坚持自己的办刊环境条件。我们跟《蒲松龄研究》都是专业性学术期刊，在地方上办这个学术刊物都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取得的一些成绩，这都与各位专家、各级领导支持以及办刊人员努力分不开的，特别是办刊人员倾注的心血更大些。办专业性期刊不容易，办《蒲松龄研究》这种期刊更不容易。《蒲松龄研究》发展到今天，这都是一代一代《蒲松龄研究》编辑人努力的结果。要坚持下去，要办得更好，还得有资金的大力支持！
盛 伟：（原《蒲松龄研究》主编）
当初没有想到有今天这样的场面，创刊杂志时我46岁，到现在30年了，我应该感谢这些去世的和在世的老先生！1980年召开“全国首届蒲学讨论会”时提议，应该在蒲松龄故乡办一个研究蒲松龄的杂志，1986年，在蒲松龄纪念馆创办了《蒲松龄研究》。这么一个小单位，办这么个杂志，非常不容易。我要感谢历任的馆长，解决了资金问题。
马瑞芳：（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央视《百家讲坛》知名学者）
蒲松龄在世界文坛上有巨大影响，是山东人的骄傲。山东大学在八十年代初，出版了《蒲松龄研究集刊》，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出版了四期之后便“夭折”了。随着“全国第一次蒲松龄学术研讨会”在蒲松龄的家乡召开，应聊斋学研究者和学者的倡议，建立不久的蒲松龄纪念馆成立了蒲松龄研究所，并于1986年创办了专业性学术刊物——《蒲松龄研究》。横空于学林出版社的《蒲松龄研究》，从最初的知识人才、办公条件的极其缺乏，不被业界看好，到今天走过了艰难的30年，成为国家级刊号，出版到了100期，学术成果丰硕，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阵地。《蒲松龄研究》不光有国内外知名的聊斋学专家为其撰稿，并与山东大学文学院协同办刊，集合高校学术力量，同时也为淄博当地的地域文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涌现了像孙启新、杨海儒等一大批本土聊斋学研究者。我最早开始研究蒲松龄，是受到我的老师山东大学教授袁世硕先生的影响，通过《百家讲坛》为广大的群众所熟悉。从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创作的《蒲松龄传》，到今天已经写了第四次了，每一次的创作，《蒲松龄研究》都给我提供了大量的学术上的支持，使我受益匪浅。
2007年，我在辽宁省图书馆很荣幸地见到了蒲松龄的手稿，感慨万千，《聊斋志异》在古代文学史上都要单独作为一个篇章来讲的，我能有幸研究《聊斋志异》，是沾了蒲老先生的光。可以说，《蒲松龄研究》为几代聊斋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学术交流平台。
赵伯陶：（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编审）
《蒲松龄研究》是我的“贵人”，这与它发表的文章有关。《蒲松龄研究》很多文章都是很有分量的，并且很及时，特别是考证性的文章，如李灵年教授、张崇琛教授、马振方教授、袁世硕教授等等，没有这些，我不会搞蒲松龄研究。王士禛和蒲松龄都是山东人，生前是无法比的，可越往后，蒲松龄的地位越来越高，走出了国门。他们在文学史上都很有名，但王士禛没占上一章，而蒲松龄占了一章。《聊斋志异》虽然是短篇小说，却是蒲松龄在毕家万卷藏书的基础上，根植于传统文化，精心打磨的呕心之作。作品中典故非常多，读来无形中就受到传统文化的感染。如《河间生》篇，我认为蒲松龄是受柳宗元《河间妇》的影响。北大一位学者曾说，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读《聊斋志异》足矣。聊斋学非常值得研究，大有宝藏可挖。与其他地方争抢文化名人相比，聊斋文化本清源正，可遇而不可求。要珍惜、继承、充分挖掘这份伟大的文化遗产。
《蒲松龄研究》对我们淄博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文化遗产，要继承下来，把她办好，的确不容易。从创刊之初的粗糙，慢慢的越来越好。愿《蒲松龄研究》出版不光是100期200期，要源远流长，这是我的一个美好愿景，我祝愿《蒲松龄研究》越办越好！
李明新：（曹雪芹纪念馆荣誉馆长）
《蒲松龄研究》创刊30年实在不容易，赵伯陶教授说：“蒲学红学具显学，论者百千竟夺标。”同样是一馆一刊，基本情况是相同的。早上读了刘玉湘老师的文章，觉得《蒲松龄研究》走到今天真是很艰难。其实，我们同是面临这样的艰难，往前走找不到路，新材料的发现是有限的，但我觉得《蒲松龄研究》一直坚持学术的道路、学术的品质，团结着如此强大的专家队伍，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和传统，这种坚守令人钦佩。
文化名人纪念馆是公器。那么馆与刊的关系，刊物是高端的，同时又是一个基础。作为馆的更大功能是把这个研究普及，让更多人知道、更多人了解，这是我们这个城市的文化名片。在作品推广方面，可以借鉴国外一些做法，在莎士比亚小镇斯特拉福德，莎士比亚基金会成立联盟，将学术研究成果共享，小镇各行业可以将相关的内容应用到自己的领域；法国巴尔扎克纪念馆将他的作品改编成独幕剧，与观众互动；托尔斯泰纪念馆收藏了大量的托尔斯泰手稿，每隔一段时间，就拿出部分手稿邀请各国优秀的翻译家举办学术会议，扩大影响。曹雪芹学会近几年来每年秋天举办曹雪芹文化艺术节，通过学术研讨、专题展览、特色商品展销以及各种演出活动，打出组合拳，效果显著。建议淄博也可以举办文化艺术节，通过多种形式吸引各方关注，扩大聊斋文化的影响。
张云：（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学刊》编审）
对于《红楼梦学刊》来讲，我们是以书名刊，《蒲松龄研究》是以人名刊。我们都是学术性专业杂志，共同性很多。《蒲松龄研究》办刊不容易，我非常感慨！与其他学术期刊一样，《红楼梦学刊》也过过几年“四处化缘”的日子，现在资金问题虽然得到解决，学刊仍然加强与一些红迷会合作，扩大读者面。
《蒲松龄研究》创刊三十年，发表了大量的颇有影响的论文，成为海内外，特别是《聊斋志异》研究、《醒世姻缘传》研究的重要阵地，比我们《红楼梦学刊》研究要宽一点。《蒲松龄研究》在中国古代文学、古代小说，乃至在整个文学研究方面应该是有持续广泛的影响的。作为专业性学术期刊它有很好的占位，以一位作家的生平和创作研究立刊，然而研究领域的限定和局域是毫无疑问的，是对我们杂志的一个很大的挑战。《蒲松龄研究》突破了这种局限，扩大了视野，开辟众多栏目，几乎把蒲松龄能给我们留下的遗产全都关注到了。多翼齐飞，佳慧学林。《蒲松龄研究》为我们齐鲁文化、为我们古代文学研究增光添彩。祝愿《蒲松龄研究》越办越好，再创辉煌！
王恒展：（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我的学术生涯是与蒲松龄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在大学里工作是沾了蒲老先生的光。我大学毕业论文就是研究聊斋的，获得社科成果奖，发表在《蒲松龄研究集刊》上，后来就在《蒲松龄研究》上发了好多文章。感谢《蒲松龄研究》、蒲松龄纪念馆、蒲松龄研究所为聊斋学研究者提供的学术平台。我有一篇论文《〈聊斋志异〉百科全书形式与性质浅说》，曾在《蒲松龄研究》发表。说起《蒲松龄全集》，它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有小说、戏剧、诗、词、曲、赋等等。无论形式还是内容方面，范围很大，有很多未开发的处女地。如作为全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聊斋俚曲，扎根于民间文学的泥土，一般人都能接受。都说《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它展现的是上层社会的生活，而蒲松龄的作品所展现的是平民的、大众的生活，最伟大之处在于能够化俗为雅，雅俗共赏。文学艺术是语言的艺术，蒲松龄不但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还是一位伟大的语言学家。建议《蒲松龄研究》从语言学角度开辟栏目，将来大有前途。 王枝忠：（福州大学教授、原《福州大学学报》主编）
我跟蒲松龄纪念馆、跟蒲老先生结缘比较早。1978年我考取第一届研究生，当年毕业论文就是搞《聊斋志异》和科举制的，后来我拜访了李厚基先生和袁世硕先生，受到很大教益。1981年我在淄博住了一个星期，到蒲松龄纪念馆拜读了大量资料，且誊抄了《聊斋偶存草》。1985年起，我翻译日本学者写的《蒲松龄传》及关于蒲松龄、《聊斋志异》研究的文章二十余篇，撰写日本近三十年研究概况的相关论著。近四十年来，我自己始终把蒲松龄、《聊斋志异》当成我自己学术方面的初恋，从研究生到八十年代整整十多年间，我没有写过其他任何文章，都是关于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的，只埋头整理蒲松龄、《聊斋志异》的资料，特别是搞日文的。淄博我前后来过十几次，《蒲松龄研究》也让我受惠良多。多年前我曾与袁世硕先生讨论起聊斋学研究始终不冷不热的状态，我认为有蒲松龄纪念馆、《蒲松龄研究》做基地，许多青年学者还是愿意将聊斋作为研究方向。聊斋学研究应进一步扩大海外影响，聊斋学还有很多未开垦的处女地，完全可以做得更扎实，做得更辉煌！
昝亮：（齐鲁书社社长）
齐鲁书社与《蒲松龄研究》是相似的，都是茅盾题写的社名和刊名。齐鲁书社用的第一个书号出的书，就是《聊斋志异》。齐鲁书社在成立三十周年时，也是重版了第一次出版的《聊斋志异》线装本以示纪念。我们两家都是为地方文化服务。值此《蒲松龄研究》创刊30周年、出版100期之际，我对《蒲松龄研究》表示祝贺，向三十年来《蒲松龄研究》几任的领导和编辑，高点定位、坚忍支持，表示崇高的敬意！向支持《蒲松龄研究》的各位领导和各位专家学者表示敬佩和感谢！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合作，将学术文化的种子埋得更深，传播得更广泛。我们将共同为繁荣祖国文化做出贡献。最后祝《蒲松龄研究》越办越雅致、靓丽、神圣、辉煌！
邹宗良：（山东大学教授）
我是淄博人，最初选择从事蒲松龄研究，“乡人情结”也是重要因素。《蒲松龄研究》最大的意义是给蒲松龄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了很好的学术交流平台。30年的时间，100期的内容，1400多万字，3000多篇的论文，硕果累累，扩大了蒲松龄在学术上影响，意义重大。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共谋发展。蒲松龄、《聊斋志异》是一流作家，一流作品。现在聊斋学很多方面还处于起步的阶段，我们未来要做的还有很多工作。这一点我们还要与《红楼梦学刊》相互学习，团结一大批从事蒲松龄研究的研究者，培养新的学者加入，学习好的经验，进一步增强研究深度，提高它的影响力，增强权威性，扩大聊斋文化的影响。让我们的研究事业薪火相传，把聊斋学做成“显学”，是未来聊斋学的发展方向。
李剑锋：（山东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蒲松龄不仅是淄博和山东的骄傲，也是中国的骄傲。他被誉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他的小说《聊斋志异》无人企及，将来也是无人企及的，这样一座高峰是不可翻越的。山东大学文学院师生与聊斋学研究、《蒲松龄研究》季刊一直有着情有独钟的亲密联系，有着薪火相传的聊斋学研究专家。从老一辈的袁世硕先生，近一辈的马瑞芳先生，再到我们尊敬的兄长辈的邹宗良先生，他们在聊斋研究方面都卓有建树，而且特色鲜明，是聊斋学乃至中国小说界的领军人物。当然也是《蒲松龄研究》季刊和蒲松龄故乡的亲朋好友，是蒲松龄和他的诗文的传播者。马瑞芳先生不但率先在中央台《百家讲坛》说聊斋，引发全国的聊斋热，而且不惮辛劳，在各种场所讲《聊斋》、说《聊斋》。山大的师生一直是《蒲松龄研究》非常稳定的读者群和作者群。此外，我们文学院还积极参加《蒲松龄研究》以及淄博方面所组织的一系列的学术活动、纪念活动。蒲松龄纪念馆是山东大学和文学院学生的教育实践基地，我们希望《蒲松龄研究》也可以成为山东大学研究生的实践基地。
韩田鹿：（河北大学教授、央视《百家讲坛》知名学者）
我对《蒲松龄研究》和蒲松龄纪念馆是怀着一种精神故乡的情结。虽然我不是山东人，但确实是只要是搞小说的，《三国》《水浒》《聊斋志异》等等都在山东，恐怕路过山东的时候，都会肃然起敬，有一种激动的心情。我由一个蒲松龄的爱好者变成从业者，对《蒲松龄研究》这个刊物一直是一个热爱者。我觉得不同的人能够为《聊斋志异》或者是为我们蒲松龄纪念馆所做的工作也不一样，我的研究文章被中央台看到了，就接着马老师之后讲《聊斋》。但是我觉得，现在我能为聊斋做的，就是改变现在大部分人往往认为看点电视就以为是《聊斋》、就以为是《西游记》。我在央视讲《聊斋》时有个想法，如何把《聊斋志异》故事的奥义讲出来，把它讲得很有趣，不会去亵渎它。我很愿意为弘扬聊斋文化多做贡献，以多种形式去推广。
于孔宝：（山东理工大学《管子学刊》主编）
淄博市原有两个人文期刊，一个是《蒲松龄研究》，一个是《管子学刊》。后来因为各种机遇，《管子学刊》送给了山东理工大学，《蒲松龄研究》还在继续坚持自己的阵地，坚持自己的办刊环境条件。我们跟《蒲松龄研究》都是专业性学术期刊，在地方上办这个学术刊物都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取得的一些成绩，这都与各位专家、各级领导支持以及办刊人员努力分不开的，特别是办刊人员倾注的心血更大些。办专业性期刊不容易，办《蒲松龄研究》这种期刊更不容易。《蒲松龄研究》发展到今天，这都是一代一代《蒲松龄研究》编辑人努力的结果。要坚持下去，要办得更好，还得有资金的大力支持！
盛 伟：（原《蒲松龄研究》主编）
当初没有想到有今天这样的场面，创刊杂志时我46岁，到现在30年了，我应该感谢这些去世的和在世的老先生！1980年召开“全国首届蒲学讨论会”时提议，应该在蒲松龄故乡办一个研究蒲松龄的杂志，1986年，在蒲松龄纪念馆创办了《蒲松龄研究》。这么一个小单位，办这么个杂志，非常不容易。我要感谢历任的馆长，解决了资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