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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每一个参与过中国艺术品拍卖的人，都能说出几段20年间印象深刻的事，也都会有几番不同的感慨。毕竟，20年间中国拍卖界的巨大变迁，已深深刻在一代人的心里。诚然，20年来，艺术品拍卖造就了一批富裕的群体，出现过太多次投资良机，但回到20年前的那个时点，我们仍是心有余悸。拍卖地位不稳，鉴赏能力落后，资金受限，几乎没有人能预测到今天的富丽堂皇。正是一批批专家、藏家和拍卖公司，在摸索中起步、逆境中坚持、于前进的途中奋力上扬，方谱写出这铿锵有力的拍卖20年。
激情燃烧的岁月
1992-1996
这是新中国拍卖市场开始启航的四年，因为有太多的空白可以去填补，这四年中拍卖行业的人总会觉得有做不完的事情需要去做，有太多的未知领域需要去拓展。回到这段时间，品味其间的大事小事，处处能感觉到，拍卖业急需迸发的激情。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春风吹过，政府开始允许成立股份公司，很多人开始寻找商机，很多产业也在这一年崛起，包括艺术品拍卖。这个阶段里，拍卖的规模小、品种单一，价格比国外低得多，买家大多是港澳台及国外人士，内地买家尚没有形成规模，一切都还在萌芽阶段。
1992年10月11日，由北京市文物局等主办，北京市拍卖市场（拍卖公司的名字）执槌的“1992北京国际艺术品拍卖会”，在北京中日青年交流中心世界剧院中举行。这是国内首次举办的多门类的艺术品拍卖会。
在当时，这绝对是一场高端的拍卖会，从以下几处就可见一斑：拍卖现场配备了100名治安警察、65名武装警察、72位各个语种的翻译；买家凭门票入场，门票价格（包含精致的图录、纪念册和礼品）450元一张（当年全国城镇人均月收入约170元）；因为国内没有拍卖师，特地从香港请来胡文先生；还请来香港著名收藏家、走进世界文物拍卖市场的中国第一人张宗宪先生前来捧场。
“1992北京国际艺术品拍卖会”最终成交了902件拍品，成交金额235万美元。尽管不高，但是这次是中国恢复拍卖业以来首次举行的大型艺术品拍卖会，全球有500多家新闻媒体对这次活动进行过报道。
拍卖会的槌声刚落下4个月，上海朵云轩艺术品拍卖公司便于1993年2月宣告成立。
上海朵云轩作为我国南方最大的专业性书画经营和出版机构，1992年就和香港永成拍卖联手，先后两次在香港拍卖中国艺术品并取得成功。1993年6月17日，成立仅4个月的上海朵云轩就举行了首场拍卖会。此场拍卖会的创始人是时任朵云轩总经理的祝君波，他力主朵云轩主导拍卖，培养自己的拍卖师，并选定朵云轩出版社主编戴小京，派其到香港观摩苏富比、佳士得拍卖现场，学习拍卖技巧，回来模拟排练。
此场拍卖会印制的5000册图录三天被索要一空，展览会在上海美术馆举行，门票20元，拍卖会在希尔顿酒店，入场券80元，一票难求。拍卖会由著名文物鉴定专家谢稚柳先生开槌，拍卖过程十分红火成功，成交额达835万元，成交率74.5%。香港著名收藏家张宗宪也现身竞拍，并举一号投买牌，最终第一件和最后一件拍品都由他拍得。“要做到有头有尾” ，张宗宪如是说。
朵云轩此场拍卖会的佣金达到200万元，这在当时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在如此效应之下，在拍场上观战的秦公、王雁南、米景扬纷纷赶回北京，抓紧筹备成立他们自己的拍卖公司，这也就是后来的北京翰海、中国嘉德和北京荣宝拍卖公司。
1993年5月18日，中国嘉德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成立，同年12月更名为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中国嘉德也是迄今为止国家工商局批准的唯一一家带中国字头的文物艺术品拍卖公司。时任国务院发展中心下属的《管理世界》副主编的陈东升，在长城饭店工作了9年的赵紫阳最小的女儿王雁南，原文物局局长秘书甘学军，以及来自中国国际旅游文化公司的寇勤，走到一起组建了嘉德。这个黄金组合使得嘉德对艺术品的视野、对行业的理解都颇为深刻，也使得嘉德抓住了许多宝贵的机会。
嘉德在公司体制方面也走在了拍卖公司前列，是内地第一家由董事会领导的股份制艺术品拍卖公司，这与上海朵云轩、北京荣宝、北京翰海的情况并不相同。中国艺术品拍卖机构首次以股份制的方式打破了建国以来文物艺术品国营垄断的局面。在各个行业都在扩展业务的局势下，当时嘉德挑选了一批很理想的股东——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画研究院等13家，涵盖了运输保证、经济保障、学术支持等诸多方面，同时还聘请了包括了徐邦达、史树青、刘九庵等名家在内的鉴定顾问。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还是个“抱着金饭碗要饭”的时代，“文革”发还抄家物资政策逐步落实后，艺术品逐步回归到当年的主人手中，只是这些人家里往往连电话都没有。嘉德在与他们联络时，一般要先打电话到小区或者居委会，然后请邻居帮着喊人。在通信如此发达的今天，信息的沟通都并非易事，可以想象，当年的拍卖运作有多么不易。
“既无清晰的市场环境，又无明确的法律保障”，“酝酿着躁动，萌生着期待，当然更充满着躁动之余的迷惘、惶恐与不安。”一位著名的企业家提到最早投资做拍卖的这批人，说他们仅靠“前瞻性”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高度的想象力！
1994年3月27日，中国嘉德在长城饭店举办了“中国嘉德1994春季拍卖会”，这是按春秋两季划分的专场艺术品拍卖会在国内首次出现，共推出了来自全国十余家文物商店和艺术品经营机构提供的书画和油画拍品共245件。这次首拍有很多政要、名人莅临捧场，著名的文物鉴定专家徐邦达先生主持开槌，高德明任拍卖师。张大千的《石梁飞瀑图》以209万元成交成为最高拍品，拍卖总成交1423万元。这个成交量在现在看来，可能是一个中型拍卖会就可以轻易达到的，可在当时看来，已经是不得了的数据。
当时有人预言，嘉德首场拍卖的成功，预示着北京作为新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中心，将逐步与纽约、香港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现在看来，这话成了现实。
17年后，2011年中国嘉德春拍总成交额达53亿元，是首拍总成交额的38倍。
看着朵云轩、嘉德的风生水起，国营的文物单位也坐不住了。1994年2月，国内首家由文物经营单位（北京市文物公司）设立的拍卖公司——北京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成立，总经理由北京市文物公司总经理秦公兼任。7个月后，在北京保利大厦举行了首场拍卖会， 可容纳1200多人的保利剧场座无虚席，这还是在每人收了50元门票之后的结果。拍卖会上推出了“中国书画碑帖”“中国古董珍玩”两个专场，王刚担任拍卖师，拍卖会总成交金额达到了创纪录的3380万元，震惊了世界。苏富比、佳士得两大国际拍卖公司都给翰海发来了贺电。
在众多拍卖行的努力下，拍卖行业越来越受到关注，也在不断地自我规范。1995年6月22日，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在北京成立。1995年12月15日国家文物局批准在中国嘉德、北京翰海、北京荣宝、中商盛佳、上海朵云轩、四川翰雅等6家企业，实行文物拍卖直管专营试点。直到今天拍卖圈里的人还爱称前五家为“老五家”。
随着拍卖如火如荼地进行，带来的自然是对拍品的激烈竞争和成交价的高起。1994年中国嘉德秋拍上，齐白石的12开《山水》册页经过激烈的竞争，以517万元成交，创造当时中国书画拍卖的最高纪录。油画专场中陈逸飞的巨幅西藏题材油画《山地风》，以286万元成交创造了当时中国油画的最好成绩。这幅画在2011年春拍上，被刘益谦以8165万元收入囊中，再一次打破了中国油画的成交记录。
高价格无疑是吸引人注意最好的方式之一。改革开放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开始越来越关注艺术品拍卖这个市场。
1995年中国嘉德秋拍中，文革中家喻户晓的著名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以创中国油画的最高成交价605万成交，这也带动了 “红色题材”收藏热这股文化浪潮。这些反映中国革命历史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不断被市场推向更高的价格。到12年后的2007年，陈逸飞的《黄河颂》在中国嘉德秋拍上经过多轮反复争夺，创下了4032万元的高价。2010年，以刘文西为主要执笔人的《幸福渠》以4592万元的成交价超过了《黄河颂》。当所有人都在惊叹之时，仅三天之后，李可染1959年所作水墨画《长征》就突破亿元大关（1.075亿元）。
金融危机下的自我蜕变
1997-2002
1992年开始崛起的艺术品拍卖，看似红红火火，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缺少合法的地位。即使是几家拍卖界的“大哥”，严格说也都是在“非法经营”。直到1997年，我国《拍卖法》实施，才让“摸着石头过河”的艺术品拍卖从此有法可依。
同是1997年，国家海关总署和国家文物局制定了《暂时进境文物复出境管理规定》，海外旅客经过中国海关验封和文物部门登记后携带出境的中国文物，可以依据携带者的意愿重新入境，此举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文物的海外回流。
或许美好的事物总要经历若干次打击，才能变得更加卓越。在刚获得法律认可和渠道拓宽的这一年，拍卖界也接受了来自亚洲金融危机的洗礼。
1997年开始，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对中国艺术品情有独钟的日本、东南亚买家开始谨慎投资、观望情绪明显，还在幼年期的中国拍卖受到明显的冲击，毕竟短暂5年的发展，国内还没有形成足够强大的买方市场。接下来，一些拍卖行陷于无米下锅的境地，开始间歇性“断货”。整个拍卖市场呈现了优胜劣汰的情形，艺术品拍卖尝到了苦涩的滋味。
1998年北京翰海的春拍，没有在平时的5、6月份举行，而是一直推迟到了盛夏的8月，这令业界纷纷怀疑拍品“征集不到位”。同年秋拍，翰海与小小集团合作，直接把拍卖现场搬到了富裕的浙江省，在绍兴进行异地拍卖。这在中国拍卖历史上还属头一遭。
1999年，中国国内艺术品拍卖的总成交额只相当于1997年的50%-60%，这时人们鲜有拍卖成立之初的热情，拍卖不出精品、高价，大家的兴趣就淡了。一场拍卖有时只有三五十人到场，拍卖的从业人也认识到，前几年拍卖的“水分”到了该挤出来的时候了，策划好项目、做实务才是一条出路。
2000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依旧低迷。嘉德秋拍时，当时被称为“迄今为止最旧的一件书画作品”的唐朝怀素草书《食鱼帖》未达到1000万底价而不幸流派，可谓一大遗憾。好在另一件拍品的成功交易稍微提升了市场士气，“红山玉—玉猪龙”以264万成交，创下了红山玉的拍卖纪录。
较为低迷的市场环境下，倒也不乏亮点。2002年12月，北宋大书法家米芾的《研山铭》出现在中贸圣佳的拍卖会上，最终以惊人的2999万元成交，成为当时全世界最昂贵的中国书法作品。不仅有力地提升了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在全球相关领域中的地位，更由此带动了全球范围内的中国书画艺术资源向国内市场的流动，即所谓的“海外回流”现象。
另一个亮点出现在拍卖与网络的结合地带。世纪之交时，正是网络泡沫最为绚烂之时，拍卖界也不能免俗。2000年，专业性的艺术品拍卖网站“嘉德在线”成立，这成为了我国艺术品网络拍卖的序幕。11月在海外漂泊60载的徐悲鸿油画《愚公移山》以250万元在线上成交，创造了当时网上艺术品拍卖的最高纪录。不过，“嘉德在线”并非稍瞬即逝的泡沫，而是一直坚持到了现在，其定期举行的网络拍卖会，已在业界拥有不小的影响力。
越是苛刻的市场环境，越能体现出人才的重要性。艺术品拍卖圈经过近10年的发展，已磨练出一批优秀的人才，他们成为许多公司想要挖角的对象。
2001年11月，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成立。来自嘉德的副总经理甘学军成为新兴的华辰拍卖总经理，华辰拍卖也很快跻身当时拍卖市场的前五，在各版块都表现不俗。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在艺术品市场方面人才就显得更为重要，专家核心制是目前拍卖界普遍的经营管理方式，即拍卖公司的领导一定是一门或几门艺术品的鉴定专家。他们有着专业的鉴定知识、视野、高度，还有足够广阔的人脉客户资源。这些是一般的工作人员几年内无法达到的，和其他行业不同的是艺术品拍卖的老总们在整个拍卖的流程中要事必亲躬，寒来暑往地满世界跑。看看他们的人事变动也颇为有趣，原中国嘉德副总经理甘学军担任了华辰拍卖的总经理，中国嘉德邮品钱币部的左京华女士与李威洲先后于2005年及2010年成立了自己的诚轩拍卖及华夏国拍，原嘉德四季瓷器部主管李移舟于2008年起担任保利拍卖的瓷器部主管。不断成熟的中国拍卖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人才，他们也成为市场健康发展的中坚力量。
迈入“神话”时代
2003-2008
2003年后，中国先富起来的人逐步成熟起来，中国渐渐形成了稳定的收藏群体。买家的主体由外国人、港澳台人都慢慢转向了大陆人，大陆买家更是开始全世界的搜寻宝贝。这一时间，中国拍卖业一直稳步上扬，即使是2008年金融危机时，中国艺术品市场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反而迈向了“亿元时代”。近两年，因为中国其他投资渠道的不景气，艺术品更是成为新的资本流向渠道，金融资本的介入，更给艺术品市场带来“井喷”式的增长。
2003年在中国人的记忆中离不开一场大病——“非典型肺炎”。整个北京的春季拍卖会都向后推迟了两个月，然而“非典”过后的拍卖市场着实让人大吃一惊。7月初举行春拍三场拍卖，4天内创造了三个比率：90%以上的成交率，80%以上的新人进场竞买以及3亿元的成交额。加上2001年到2003年，中国股市经历了一次漫长的熊市，股票市值蒸发6000亿元，中国股市实际跌破了1000点，大量的投资性的资金进入了艺术品市场。从那时起，中国艺术品市场真正进入了一个快速上升的通道。
2003年的秋季，各大拍卖公司在秋拍中可谓是收获了丰收的果实。嘉德秋拍中有一场王世襄、袁荃猷珍藏的中国艺术品专场，143件拍品全部成交、竞买者频频举牌，不给拍卖师落槌的机会，有的珍品甚至高出底价10倍20倍成交，总计成交了6300万元，创造了内地拍卖史的奇迹。其中，唐“大圣遗音”伏羲式古琴以891万元的价格创下古琴拍卖世界纪录。
在拍卖带来的财富效益下，多家拍卖公司相继成立。2004年6月，东正文物拍卖公司成立，以明清瓷器杂项作为主要经营项目。2004 年12 月，杭州西泠印社拍卖公司成立，在中国书画、文房清玩领域独具优势。从成立之时起，西泠印社就是目前中国南方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品拍卖公司。
西泠印社，创立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由浙派篆刻家丁仁、王禔、吴隐、叶铭等发起创建，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为宗旨，是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响最广的学术团体，有“天下第一名社”之盛誉。
2005年，中国艺术市场又迎来了一批年轻的公司。7月1日，隶属于中国保利集团的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成立。当年首次拍卖就以5.6亿元的佳绩迈入国内拍卖行业三甲，时至今日，保利已经成为中国艺术品拍卖领域的世界冠军。10月，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成立。6月，北京永乐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成立，并获授权使用“佳士得”注册商标，采用佳士得的营运模式和标准，力求为中国大陆的拍卖行业带来新的面貌。
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艺术品就经常被人冠以“神话”。
2006年艺术拍卖市场发生的最大事情，莫过于中国当代艺术品行情的突然走强了。保利春拍中，王广义、张晓刚等人的作品开始强劲上升。当中国导演贾樟柯凭借《三峡好人》在威尼斯捧起“金狮奖”的时候，社会各界将目光投向了这幅与电影息息相关的艺术作品——刘小东长达10米的画作《三峡新移民》，最终它以2200万元被“俏江南”董事长张兰收购。如今这幅刘小东最大尺寸的油画作品，正安静地挂在“兰会所”三楼的贵宾室墙上。
许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涉足到收藏领域，他们的初衷或为保值升值，或为怡情养性，或为了打造独特的企业文化，更深的考虑还是来自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有句俗语：乱世屯粮，盛世收藏。而且有千真万切的例子，有一位浙江老板生意几近破产，但是几年前的文物收藏增值了几十倍，依靠这钱企业又重新活过来了。近十年艺术品越来越贵，老一辈藏家正逐渐淡出藏界，而民营企业家则成为收藏主力。中国收藏家协会的会员中，企业家占到了20%以上。知名的收藏家有“俏江南”的董事长张兰，把展览开到国家博物馆的徐龙集团董事长徐其明，开办了中国紫檀博物馆的富华集团董事长陈丽华，钟爱写实油画的华谊兄弟董事长王中军，“张大千收藏第一人”广达集团总裁林百里，十全食品董事长李春平，中邦置业集团董事长卫平，当然还有近几年曝光极高的新益理总裁刘益谦。
有了企业家的捧场，拍品的价格自然水涨船高。2006年，清乾隆“粉彩开光八仙过海图盘口瓶”以5280万的成交价成交，创下当时艺术品拍卖的历史最高价。同年，傅抱石《雨花台颂》以4620万成交，创造了中国画单幅作品的最高价记录。
在巨大的商机面前，2007年，保利、嘉德相继推出了夜场拍卖，从此中国艺术品进入了日夜竞拍的新局面。
2006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当代装置艺术作品也拍出了高价，令不少行家大跌眼镜。在嘉德秋拍 “中国当代艺术20年专场”中，颇具传奇色彩的装置艺术作品——肖鲁的《对话》以231万元成交，这也是首个超过百万成交价的中国当代装置艺术作品。
金融危机挡不住“亿元时代”
2008至今
2008年，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受美国次贷危机、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国内股市、房地产市场形势的一些影响，始终没有呈现强势发展，但也没有大起大落，发展速度趋缓，但是像中国嘉德、保利拍卖都拍出了历史上的最好成绩。
2009年，全球经济呈V字型结构发展，中国的艺术品危机与“天价”也成为了关键词。从2009年起金融资本开始大范围地进入艺术市场，艺术品基金、艺术银行这类金融衍生品也逐步走向了大众视野。做金融的人对经济环境变化更为敏感，他们深深明白用收藏高价艺术品来抵御通货膨胀的道理。从2009年起，有着强大的资金背景、学术力量的艺术品基金及企业收藏家崛起了，艺术品拍卖由以往的“小圈子”逐步变成了艺术、金融、资本共同经营的“大圈子”。
2009年，从春拍浓重的观望态度到秋拍爆发式的上升，中国艺术品正式进入了“亿元时代”。其中清代徐扬《平定西域献俘礼图》以 1.34亿元成交，明代吴彬《十八应真图卷》 以1.69亿元成交，宋代曾巩《局事帖》 1.09亿元成交，而带领中国艺术品走进“亿元时代”的人非刘益谦莫属。
刘益谦，法人股大王，著名的收藏家，他的收藏理念是“越贵的东西越有人争，越有人争的东西越是好东西”。在2009年翰海15周年拍卖上以8344万元(含佣金)拿下清乾隆青花海水红彩龙纹如意耳葫芦瓶，在北京保利拍卖会上以6171万元拿下宋徽宗真迹《写生珍禽图》，以4043.2万元拍下了陈逸飞作品《踱步》，在中国嘉德拍卖会上以5824万元拍得宋人《瑞应图》，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8578万港元拍下清乾隆御制紫檀“水波云龙”宝座。2009年国内拍卖市场成交额居前的十大艺术品中有4件被他收入囊中，其中，他以1.69亿元成交价买下的明代吴彬的《十八应真图卷》，更创下了全球中国绘画成交纪录。他与妻子王薇击败比利时的尤伦斯夫妇、中国香港的刘銮雄和中国台湾的林百里，当选中国艺术权力榜的“2009年度收藏家”。2010年他以3.08亿元的天价拿下了举世瞩目的王羲之的《平安帖》。刘益谦在艺术品市场中的每次出手都可谓大手笔。有媒体评论，刘益谦以一己之力拉升了中国艺术品的估值体系，带动了中国艺术品进入“亿元时代”。
如果“亿”这个计量单位距离很多人都比较遥远的话，那么一枚邮票就显得十分平易近人了。不过，2009年的一枚邮票，却拍出了一套房子的价格。在11月10日嘉德秋季拍卖会邮品专场中，一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俗称“大一片红”)未发行邮票以280万人民币高价成交，创出内地该邮票成交新高。
综观世界范围内的中国艺术品最高成交价，80年代基本上属于百万级，90年代是千万级。2000年以后，用了十年，中国艺术品，尤其是书画、瓷器两个传统大项都冲到了亿元。艺术品的价值并不能和价格相等同，但是价格反映了国家经济的增长、艺术市场的发展和市场购买力的增长。
盘点2010年的国内艺术市场，这个词灼热得发紫：亿元拍品。短短一年之内，诞生十多件亿元拍品：黄庭坚书法《砥柱铭》、张大千《爱痕湖》、元代王蒙国画《秋山萧寺图》、清代钱维城国画手卷《雁荡图》、王羲之草书《平安帖》等等。更具传奇色彩的是，2010年在英国一家不起眼的小拍卖公司——班布里奇拍卖公司，一件清乾隆珐琅彩“吉庆有余”转心瓶以5.5亿的天价成交，创下中国艺术品拍卖的新世界纪录。
一位拍卖公司的老总在微博上感叹：“我看出来了，这年月，什么都值钱，就是钱不值钱。”
来到2011年，就会感慨2010年的拍卖其实也还不算火爆。今年不仅价格普涨，而且高价拍品数量创历年之最。元王蒙《稚川移居图》以4.025亿元成交，成为史上第二高价的古代书画作品。吴冠中《狮子林》以1.15亿元成交，创造了中国现当代艺术品拍卖的新纪录和吴冠中个人作品拍卖纪录。古董珍玩“清乾隆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以7820万元的成交额刷新中国宫廷钟表的世界拍卖纪录。齐白石《松柏高立图 篆书四言联》以4.255亿创近现代书画世界纪录。上半年，国内艺术品拍卖市场总成交额428亿元，同比2010年春拍上涨112.71%。
从1920年到2011年，不知不觉，我们从拍卖的零点走到了一个之前从未敢设想的高处。回望过往，也会发现许多青涩和浮躁，甚至还不知道如此速成式的发展，是否会留下一些难以应对的后遗症。但不管如何，这20年都已经在新中国拍卖史的起点处，写下了浓墨重彩、异常绚烂的一笔。
激情燃烧的岁月
1992-1996
这是新中国拍卖市场开始启航的四年，因为有太多的空白可以去填补，这四年中拍卖行业的人总会觉得有做不完的事情需要去做，有太多的未知领域需要去拓展。回到这段时间，品味其间的大事小事，处处能感觉到，拍卖业急需迸发的激情。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春风吹过，政府开始允许成立股份公司，很多人开始寻找商机，很多产业也在这一年崛起，包括艺术品拍卖。这个阶段里，拍卖的规模小、品种单一，价格比国外低得多，买家大多是港澳台及国外人士，内地买家尚没有形成规模，一切都还在萌芽阶段。
1992年10月11日，由北京市文物局等主办，北京市拍卖市场（拍卖公司的名字）执槌的“1992北京国际艺术品拍卖会”，在北京中日青年交流中心世界剧院中举行。这是国内首次举办的多门类的艺术品拍卖会。
在当时，这绝对是一场高端的拍卖会，从以下几处就可见一斑：拍卖现场配备了100名治安警察、65名武装警察、72位各个语种的翻译；买家凭门票入场，门票价格（包含精致的图录、纪念册和礼品）450元一张（当年全国城镇人均月收入约170元）；因为国内没有拍卖师，特地从香港请来胡文先生；还请来香港著名收藏家、走进世界文物拍卖市场的中国第一人张宗宪先生前来捧场。
“1992北京国际艺术品拍卖会”最终成交了902件拍品，成交金额235万美元。尽管不高，但是这次是中国恢复拍卖业以来首次举行的大型艺术品拍卖会，全球有500多家新闻媒体对这次活动进行过报道。
拍卖会的槌声刚落下4个月，上海朵云轩艺术品拍卖公司便于1993年2月宣告成立。
上海朵云轩作为我国南方最大的专业性书画经营和出版机构，1992年就和香港永成拍卖联手，先后两次在香港拍卖中国艺术品并取得成功。1993年6月17日，成立仅4个月的上海朵云轩就举行了首场拍卖会。此场拍卖会的创始人是时任朵云轩总经理的祝君波，他力主朵云轩主导拍卖，培养自己的拍卖师，并选定朵云轩出版社主编戴小京，派其到香港观摩苏富比、佳士得拍卖现场，学习拍卖技巧，回来模拟排练。
此场拍卖会印制的5000册图录三天被索要一空，展览会在上海美术馆举行，门票20元，拍卖会在希尔顿酒店，入场券80元，一票难求。拍卖会由著名文物鉴定专家谢稚柳先生开槌，拍卖过程十分红火成功，成交额达835万元，成交率74.5%。香港著名收藏家张宗宪也现身竞拍，并举一号投买牌，最终第一件和最后一件拍品都由他拍得。“要做到有头有尾” ，张宗宪如是说。
朵云轩此场拍卖会的佣金达到200万元，这在当时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在如此效应之下，在拍场上观战的秦公、王雁南、米景扬纷纷赶回北京，抓紧筹备成立他们自己的拍卖公司，这也就是后来的北京翰海、中国嘉德和北京荣宝拍卖公司。
1993年5月18日，中国嘉德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成立，同年12月更名为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中国嘉德也是迄今为止国家工商局批准的唯一一家带中国字头的文物艺术品拍卖公司。时任国务院发展中心下属的《管理世界》副主编的陈东升，在长城饭店工作了9年的赵紫阳最小的女儿王雁南，原文物局局长秘书甘学军，以及来自中国国际旅游文化公司的寇勤，走到一起组建了嘉德。这个黄金组合使得嘉德对艺术品的视野、对行业的理解都颇为深刻，也使得嘉德抓住了许多宝贵的机会。
嘉德在公司体制方面也走在了拍卖公司前列，是内地第一家由董事会领导的股份制艺术品拍卖公司，这与上海朵云轩、北京荣宝、北京翰海的情况并不相同。中国艺术品拍卖机构首次以股份制的方式打破了建国以来文物艺术品国营垄断的局面。在各个行业都在扩展业务的局势下，当时嘉德挑选了一批很理想的股东——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画研究院等13家，涵盖了运输保证、经济保障、学术支持等诸多方面，同时还聘请了包括了徐邦达、史树青、刘九庵等名家在内的鉴定顾问。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还是个“抱着金饭碗要饭”的时代，“文革”发还抄家物资政策逐步落实后，艺术品逐步回归到当年的主人手中，只是这些人家里往往连电话都没有。嘉德在与他们联络时，一般要先打电话到小区或者居委会，然后请邻居帮着喊人。在通信如此发达的今天，信息的沟通都并非易事，可以想象，当年的拍卖运作有多么不易。
“既无清晰的市场环境，又无明确的法律保障”，“酝酿着躁动，萌生着期待，当然更充满着躁动之余的迷惘、惶恐与不安。”一位著名的企业家提到最早投资做拍卖的这批人，说他们仅靠“前瞻性”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高度的想象力！
1994年3月27日，中国嘉德在长城饭店举办了“中国嘉德1994春季拍卖会”，这是按春秋两季划分的专场艺术品拍卖会在国内首次出现，共推出了来自全国十余家文物商店和艺术品经营机构提供的书画和油画拍品共245件。这次首拍有很多政要、名人莅临捧场，著名的文物鉴定专家徐邦达先生主持开槌，高德明任拍卖师。张大千的《石梁飞瀑图》以209万元成交成为最高拍品，拍卖总成交1423万元。这个成交量在现在看来，可能是一个中型拍卖会就可以轻易达到的，可在当时看来，已经是不得了的数据。
当时有人预言，嘉德首场拍卖的成功，预示着北京作为新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中心，将逐步与纽约、香港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现在看来，这话成了现实。
17年后，2011年中国嘉德春拍总成交额达53亿元，是首拍总成交额的38倍。
看着朵云轩、嘉德的风生水起，国营的文物单位也坐不住了。1994年2月，国内首家由文物经营单位（北京市文物公司）设立的拍卖公司——北京翰海艺术品拍卖公司成立，总经理由北京市文物公司总经理秦公兼任。7个月后，在北京保利大厦举行了首场拍卖会， 可容纳1200多人的保利剧场座无虚席，这还是在每人收了50元门票之后的结果。拍卖会上推出了“中国书画碑帖”“中国古董珍玩”两个专场，王刚担任拍卖师，拍卖会总成交金额达到了创纪录的3380万元，震惊了世界。苏富比、佳士得两大国际拍卖公司都给翰海发来了贺电。
在众多拍卖行的努力下，拍卖行业越来越受到关注，也在不断地自我规范。1995年6月22日，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在北京成立。1995年12月15日国家文物局批准在中国嘉德、北京翰海、北京荣宝、中商盛佳、上海朵云轩、四川翰雅等6家企业，实行文物拍卖直管专营试点。直到今天拍卖圈里的人还爱称前五家为“老五家”。
随着拍卖如火如荼地进行，带来的自然是对拍品的激烈竞争和成交价的高起。1994年中国嘉德秋拍上，齐白石的12开《山水》册页经过激烈的竞争，以517万元成交，创造当时中国书画拍卖的最高纪录。油画专场中陈逸飞的巨幅西藏题材油画《山地风》，以286万元成交创造了当时中国油画的最好成绩。这幅画在2011年春拍上，被刘益谦以8165万元收入囊中，再一次打破了中国油画的成交记录。
高价格无疑是吸引人注意最好的方式之一。改革开放先富起来的一批人，开始越来越关注艺术品拍卖这个市场。
1995年中国嘉德秋拍中，文革中家喻户晓的著名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以创中国油画的最高成交价605万成交，这也带动了 “红色题材”收藏热这股文化浪潮。这些反映中国革命历史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不断被市场推向更高的价格。到12年后的2007年，陈逸飞的《黄河颂》在中国嘉德秋拍上经过多轮反复争夺，创下了4032万元的高价。2010年，以刘文西为主要执笔人的《幸福渠》以4592万元的成交价超过了《黄河颂》。当所有人都在惊叹之时，仅三天之后，李可染1959年所作水墨画《长征》就突破亿元大关（1.075亿元）。
金融危机下的自我蜕变
1997-2002
1992年开始崛起的艺术品拍卖，看似红红火火，其实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缺少合法的地位。即使是几家拍卖界的“大哥”，严格说也都是在“非法经营”。直到1997年，我国《拍卖法》实施，才让“摸着石头过河”的艺术品拍卖从此有法可依。
同是1997年，国家海关总署和国家文物局制定了《暂时进境文物复出境管理规定》，海外旅客经过中国海关验封和文物部门登记后携带出境的中国文物，可以依据携带者的意愿重新入境，此举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文物的海外回流。
或许美好的事物总要经历若干次打击，才能变得更加卓越。在刚获得法律认可和渠道拓宽的这一年，拍卖界也接受了来自亚洲金融危机的洗礼。
1997年开始，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对中国艺术品情有独钟的日本、东南亚买家开始谨慎投资、观望情绪明显，还在幼年期的中国拍卖受到明显的冲击，毕竟短暂5年的发展，国内还没有形成足够强大的买方市场。接下来，一些拍卖行陷于无米下锅的境地，开始间歇性“断货”。整个拍卖市场呈现了优胜劣汰的情形，艺术品拍卖尝到了苦涩的滋味。
1998年北京翰海的春拍，没有在平时的5、6月份举行，而是一直推迟到了盛夏的8月，这令业界纷纷怀疑拍品“征集不到位”。同年秋拍，翰海与小小集团合作，直接把拍卖现场搬到了富裕的浙江省，在绍兴进行异地拍卖。这在中国拍卖历史上还属头一遭。
1999年，中国国内艺术品拍卖的总成交额只相当于1997年的50%-60%，这时人们鲜有拍卖成立之初的热情，拍卖不出精品、高价，大家的兴趣就淡了。一场拍卖有时只有三五十人到场，拍卖的从业人也认识到，前几年拍卖的“水分”到了该挤出来的时候了，策划好项目、做实务才是一条出路。
2000年的中国艺术品市场依旧低迷。嘉德秋拍时，当时被称为“迄今为止最旧的一件书画作品”的唐朝怀素草书《食鱼帖》未达到1000万底价而不幸流派，可谓一大遗憾。好在另一件拍品的成功交易稍微提升了市场士气，“红山玉—玉猪龙”以264万成交，创下了红山玉的拍卖纪录。
较为低迷的市场环境下，倒也不乏亮点。2002年12月，北宋大书法家米芾的《研山铭》出现在中贸圣佳的拍卖会上，最终以惊人的2999万元成交，成为当时全世界最昂贵的中国书法作品。不仅有力地提升了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在全球相关领域中的地位，更由此带动了全球范围内的中国书画艺术资源向国内市场的流动，即所谓的“海外回流”现象。
另一个亮点出现在拍卖与网络的结合地带。世纪之交时，正是网络泡沫最为绚烂之时，拍卖界也不能免俗。2000年，专业性的艺术品拍卖网站“嘉德在线”成立，这成为了我国艺术品网络拍卖的序幕。11月在海外漂泊60载的徐悲鸿油画《愚公移山》以250万元在线上成交，创造了当时网上艺术品拍卖的最高纪录。不过，“嘉德在线”并非稍瞬即逝的泡沫，而是一直坚持到了现在，其定期举行的网络拍卖会，已在业界拥有不小的影响力。
越是苛刻的市场环境，越能体现出人才的重要性。艺术品拍卖圈经过近10年的发展，已磨练出一批优秀的人才，他们成为许多公司想要挖角的对象。
2001年11月，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成立。来自嘉德的副总经理甘学军成为新兴的华辰拍卖总经理，华辰拍卖也很快跻身当时拍卖市场的前五，在各版块都表现不俗。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在艺术品市场方面人才就显得更为重要，专家核心制是目前拍卖界普遍的经营管理方式，即拍卖公司的领导一定是一门或几门艺术品的鉴定专家。他们有着专业的鉴定知识、视野、高度，还有足够广阔的人脉客户资源。这些是一般的工作人员几年内无法达到的，和其他行业不同的是艺术品拍卖的老总们在整个拍卖的流程中要事必亲躬，寒来暑往地满世界跑。看看他们的人事变动也颇为有趣，原中国嘉德副总经理甘学军担任了华辰拍卖的总经理，中国嘉德邮品钱币部的左京华女士与李威洲先后于2005年及2010年成立了自己的诚轩拍卖及华夏国拍，原嘉德四季瓷器部主管李移舟于2008年起担任保利拍卖的瓷器部主管。不断成熟的中国拍卖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人才，他们也成为市场健康发展的中坚力量。
迈入“神话”时代
2003-2008
2003年后，中国先富起来的人逐步成熟起来，中国渐渐形成了稳定的收藏群体。买家的主体由外国人、港澳台人都慢慢转向了大陆人，大陆买家更是开始全世界的搜寻宝贝。这一时间，中国拍卖业一直稳步上扬，即使是2008年金融危机时，中国艺术品市场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反而迈向了“亿元时代”。近两年，因为中国其他投资渠道的不景气，艺术品更是成为新的资本流向渠道，金融资本的介入，更给艺术品市场带来“井喷”式的增长。
2003年在中国人的记忆中离不开一场大病——“非典型肺炎”。整个北京的春季拍卖会都向后推迟了两个月，然而“非典”过后的拍卖市场着实让人大吃一惊。7月初举行春拍三场拍卖，4天内创造了三个比率：90%以上的成交率，80%以上的新人进场竞买以及3亿元的成交额。加上2001年到2003年，中国股市经历了一次漫长的熊市，股票市值蒸发6000亿元，中国股市实际跌破了1000点，大量的投资性的资金进入了艺术品市场。从那时起，中国艺术品市场真正进入了一个快速上升的通道。
2003年的秋季，各大拍卖公司在秋拍中可谓是收获了丰收的果实。嘉德秋拍中有一场王世襄、袁荃猷珍藏的中国艺术品专场，143件拍品全部成交、竞买者频频举牌，不给拍卖师落槌的机会，有的珍品甚至高出底价10倍20倍成交，总计成交了6300万元，创造了内地拍卖史的奇迹。其中，唐“大圣遗音”伏羲式古琴以891万元的价格创下古琴拍卖世界纪录。
在拍卖带来的财富效益下，多家拍卖公司相继成立。2004年6月，东正文物拍卖公司成立，以明清瓷器杂项作为主要经营项目。2004 年12 月，杭州西泠印社拍卖公司成立，在中国书画、文房清玩领域独具优势。从成立之时起，西泠印社就是目前中国南方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品拍卖公司。
西泠印社，创立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由浙派篆刻家丁仁、王禔、吴隐、叶铭等发起创建，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为宗旨，是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成就最高、影响最广的学术团体，有“天下第一名社”之盛誉。
2005年，中国艺术市场又迎来了一批年轻的公司。7月1日，隶属于中国保利集团的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成立。当年首次拍卖就以5.6亿元的佳绩迈入国内拍卖行业三甲，时至今日，保利已经成为中国艺术品拍卖领域的世界冠军。10月，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成立。6月，北京永乐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成立，并获授权使用“佳士得”注册商标，采用佳士得的营运模式和标准，力求为中国大陆的拍卖行业带来新的面貌。
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艺术品就经常被人冠以“神话”。
2006年艺术拍卖市场发生的最大事情，莫过于中国当代艺术品行情的突然走强了。保利春拍中，王广义、张晓刚等人的作品开始强劲上升。当中国导演贾樟柯凭借《三峡好人》在威尼斯捧起“金狮奖”的时候，社会各界将目光投向了这幅与电影息息相关的艺术作品——刘小东长达10米的画作《三峡新移民》，最终它以2200万元被“俏江南”董事长张兰收购。如今这幅刘小东最大尺寸的油画作品，正安静地挂在“兰会所”三楼的贵宾室墙上。
许多成功的企业家都涉足到收藏领域，他们的初衷或为保值升值，或为怡情养性，或为了打造独特的企业文化，更深的考虑还是来自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有句俗语：乱世屯粮，盛世收藏。而且有千真万切的例子，有一位浙江老板生意几近破产，但是几年前的文物收藏增值了几十倍，依靠这钱企业又重新活过来了。近十年艺术品越来越贵，老一辈藏家正逐渐淡出藏界，而民营企业家则成为收藏主力。中国收藏家协会的会员中，企业家占到了20%以上。知名的收藏家有“俏江南”的董事长张兰，把展览开到国家博物馆的徐龙集团董事长徐其明，开办了中国紫檀博物馆的富华集团董事长陈丽华，钟爱写实油画的华谊兄弟董事长王中军，“张大千收藏第一人”广达集团总裁林百里，十全食品董事长李春平，中邦置业集团董事长卫平，当然还有近几年曝光极高的新益理总裁刘益谦。
有了企业家的捧场，拍品的价格自然水涨船高。2006年，清乾隆“粉彩开光八仙过海图盘口瓶”以5280万的成交价成交，创下当时艺术品拍卖的历史最高价。同年，傅抱石《雨花台颂》以4620万成交，创造了中国画单幅作品的最高价记录。
在巨大的商机面前，2007年，保利、嘉德相继推出了夜场拍卖，从此中国艺术品进入了日夜竞拍的新局面。
2006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当代装置艺术作品也拍出了高价，令不少行家大跌眼镜。在嘉德秋拍 “中国当代艺术20年专场”中，颇具传奇色彩的装置艺术作品——肖鲁的《对话》以231万元成交，这也是首个超过百万成交价的中国当代装置艺术作品。
金融危机挡不住“亿元时代”
2008至今
2008年，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受美国次贷危机、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国内股市、房地产市场形势的一些影响，始终没有呈现强势发展，但也没有大起大落，发展速度趋缓，但是像中国嘉德、保利拍卖都拍出了历史上的最好成绩。
2009年，全球经济呈V字型结构发展，中国的艺术品危机与“天价”也成为了关键词。从2009年起金融资本开始大范围地进入艺术市场，艺术品基金、艺术银行这类金融衍生品也逐步走向了大众视野。做金融的人对经济环境变化更为敏感，他们深深明白用收藏高价艺术品来抵御通货膨胀的道理。从2009年起，有着强大的资金背景、学术力量的艺术品基金及企业收藏家崛起了，艺术品拍卖由以往的“小圈子”逐步变成了艺术、金融、资本共同经营的“大圈子”。
2009年，从春拍浓重的观望态度到秋拍爆发式的上升，中国艺术品正式进入了“亿元时代”。其中清代徐扬《平定西域献俘礼图》以 1.34亿元成交，明代吴彬《十八应真图卷》 以1.69亿元成交，宋代曾巩《局事帖》 1.09亿元成交，而带领中国艺术品走进“亿元时代”的人非刘益谦莫属。
刘益谦，法人股大王，著名的收藏家，他的收藏理念是“越贵的东西越有人争，越有人争的东西越是好东西”。在2009年翰海15周年拍卖上以8344万元(含佣金)拿下清乾隆青花海水红彩龙纹如意耳葫芦瓶，在北京保利拍卖会上以6171万元拿下宋徽宗真迹《写生珍禽图》，以4043.2万元拍下了陈逸飞作品《踱步》，在中国嘉德拍卖会上以5824万元拍得宋人《瑞应图》，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8578万港元拍下清乾隆御制紫檀“水波云龙”宝座。2009年国内拍卖市场成交额居前的十大艺术品中有4件被他收入囊中，其中，他以1.69亿元成交价买下的明代吴彬的《十八应真图卷》，更创下了全球中国绘画成交纪录。他与妻子王薇击败比利时的尤伦斯夫妇、中国香港的刘銮雄和中国台湾的林百里，当选中国艺术权力榜的“2009年度收藏家”。2010年他以3.08亿元的天价拿下了举世瞩目的王羲之的《平安帖》。刘益谦在艺术品市场中的每次出手都可谓大手笔。有媒体评论，刘益谦以一己之力拉升了中国艺术品的估值体系，带动了中国艺术品进入“亿元时代”。
如果“亿”这个计量单位距离很多人都比较遥远的话，那么一枚邮票就显得十分平易近人了。不过，2009年的一枚邮票，却拍出了一套房子的价格。在11月10日嘉德秋季拍卖会邮品专场中，一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俗称“大一片红”)未发行邮票以280万人民币高价成交，创出内地该邮票成交新高。
综观世界范围内的中国艺术品最高成交价，80年代基本上属于百万级，90年代是千万级。2000年以后，用了十年，中国艺术品，尤其是书画、瓷器两个传统大项都冲到了亿元。艺术品的价值并不能和价格相等同，但是价格反映了国家经济的增长、艺术市场的发展和市场购买力的增长。
盘点2010年的国内艺术市场，这个词灼热得发紫：亿元拍品。短短一年之内，诞生十多件亿元拍品：黄庭坚书法《砥柱铭》、张大千《爱痕湖》、元代王蒙国画《秋山萧寺图》、清代钱维城国画手卷《雁荡图》、王羲之草书《平安帖》等等。更具传奇色彩的是，2010年在英国一家不起眼的小拍卖公司——班布里奇拍卖公司，一件清乾隆珐琅彩“吉庆有余”转心瓶以5.5亿的天价成交，创下中国艺术品拍卖的新世界纪录。
一位拍卖公司的老总在微博上感叹：“我看出来了，这年月，什么都值钱，就是钱不值钱。”
来到2011年，就会感慨2010年的拍卖其实也还不算火爆。今年不仅价格普涨，而且高价拍品数量创历年之最。元王蒙《稚川移居图》以4.025亿元成交，成为史上第二高价的古代书画作品。吴冠中《狮子林》以1.15亿元成交，创造了中国现当代艺术品拍卖的新纪录和吴冠中个人作品拍卖纪录。古董珍玩“清乾隆铜鎏金转花转水法大吉葫芦钟”以7820万元的成交额刷新中国宫廷钟表的世界拍卖纪录。齐白石《松柏高立图 篆书四言联》以4.255亿创近现代书画世界纪录。上半年，国内艺术品拍卖市场总成交额428亿元，同比2010年春拍上涨112.71%。
从1920年到2011年，不知不觉，我们从拍卖的零点走到了一个之前从未敢设想的高处。回望过往，也会发现许多青涩和浮躁，甚至还不知道如此速成式的发展，是否会留下一些难以应对的后遗症。但不管如何，这20年都已经在新中国拍卖史的起点处，写下了浓墨重彩、异常绚烂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