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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23日，盘踞在山东省东明县城的国民党军第十七总队中将司令杜淑，在人民解放军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的压力之下，率所部5000余人宣布起义，并通电全国。但是，在蒋介石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时，杜淑又叛逃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心存顾虑被迫起义
1945年10月，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将军，率其所属新八军和1个纵队共2万余人在河北省磁县马头镇起义后，中共中央决定开展“高树勋运动”，号召国民党军队中的官兵，学习高树勋部队，拒绝进攻解放区，在内战战场上举行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冀鲁豫区党委和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七纵队，遵循中央这一方针，对撤踞在东明的杜淑部，采取了以内线工作与军事压力相结合的办法进行争取瓦解。
杜淑，山东聊城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曾在阎锡山部当过旅长，在上官云相部任过军长。因受国民党嫡系排斥、歧视，郁郁寡欢，投降日军，当了汉奸。日本投降后，该部又摇身一变，美其名曰“地下爱国军”，杜淑被国民党委任为第十七总队司令，进占东明县城，建立据点，成为冀鲁豫解放区内的一个“钉子”。但是国民党把他视为杂牌，存以戒心，不仅装备供给上多方刁难，而且把他推到最为危险地区，让他为国民党嫡系当炮灰。当时的杜淑正站在十字路口彷徨踌躇。
冀鲁豫区党委和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七纵队，对杜淑的处境与客观形势进行了分析，认为杜淑部经过工作争取起义是可能的。
杜淑部的特务团团长杜光韬，与杜淑系叔伯兄弟，自然是杜淑的亲信。而杜光韬又与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宋励华系姨表兄弟。组织上利用这个关系，决定派宋励华去做杜淑的工作。宋励华曾和杜光韬接过头，宋励华认为杜光韬是个有正义感的军人，颇有忧国之心。于是，因势利导，劝其以民族大义为重，弃暗投明。杜光韬深感表兄宋励华知遇之恩，表示会不负所望。从此杜光韬成为埋藏在杜部内的一个可靠的内线关系。杜光韬根据宋励华的指示，对杜淑推心置腹地进行开导，使杜淑吐露了内心矛盾：“咱背着汉奸这个沉重的黑锅，为国人所不齿。中央又视咱为杂牌，不予信任，让咱们充当炮灰。投‘八路’吧，又吉凶难保，苦于无门。如今只好听天由命。”杜光韬告诉杜淑，其表兄宋励华是中共负责干部，不妨和宋励华谈谈，摸摸情况后再作打算。
1946年二三月问，杜淑通过杜光韬主动邀请宋励华去东明谈判。宋励华以走亲访故为名，前去杜处。宋励华给杜淑阐述了国际、国内形势和共产党的政策，指出只有投靠人民才是惟一出路。同时对杜淑最关心的问题，如名誉、地位、编制、枪支弹药等，做了中肯的回答，保证只要他们高举起义旗帜，一律既往不咎，师的建制、人员、枪支一律不变，仍然让他担任原师师长。杜淑闻此虽然高兴，但又顾虑重重，表示考虑考虑再做回答。
杜淑考虑什么呢?他不是不相信宋励华的忠告，而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对国民党仍抱有幻想，因而举棋不定，迟迟不予回复。
根据杜淑犹豫不决的态度，人民解放军决定对杜淑进行武力迫降，坚决拔掉“钉子”。于是在1946年5月中旬，命七纵第十九旅、第二十旅攻打东明，军区独立旅两个团和五分区第二十一团准备打援。
宋励华去东明谈判时，曾带了两个营长，以警卫员的身份随去东明。在宋与杜谈判时，警卫人员名为参观，实为侦察，对进攻东明做了准备。在进攻东明时，杜淑看到解放军英勇善战，东明守军伤亡甚重，破城被俘已成定局。他本想夜问设法突围脱逃，但傍晚时分，杜光韬首举义旗开了城门。在这样的情况下，杜淑只好下令停火起义，并通电全国。
掌握时势开陈改造
杜淑宣布起义后，该部编为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师，杜淑任师长，宋励华任副师长，齐琏任师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6年5月27日，齐琏和宋励华带领40名政工干部，先后到杜淑部队进行政治工作，以期彻底改造这支部队，使之真正成为人民军队。
齐琏去独立第一师之前，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张玺，司令员王秉璋等领导先后接见了齐琏，交待了任务和有关方针政策，并介绍齐琏到七纵向杨勇司令员、张国华副政委请示工作。齐琏向杨勇反映了干部和群众的意见与要求，认为杜淑被迫起义，把他们编为军区独立师，太便宜了他们。杨勇说：“如果杜淑顽抗到底，我们强行拿下东明，把其消灭，要付出500人的代价；而策动他起义，在政治上起到瓦解敌军士气的作用，在军事上避免了伤亡，也是大胜利。当然对这个部队进行改造，困难会很多。怎样进行工作，你可与张副政委研究。”张国华说：“这个部队成份很复杂，反动势力不小，是很难改造的部队。你们进去以后，要密切观察部队的动静，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积极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你们会遇到很多困难，但要有信心克服各种困难。”
齐琏进入到杜淑部队后，根据军区政治部的指示，建立了师政治部，并任命了组织科长陈铁军，宣传科长王耀祖，军法处长徐坤；团设政委和政治处。第一团政委江金铎兼政治处主任，第二团政治处主任张子厚，第三团政委裴善荣兼政治处主任，第四团政治处主任姚培善。为了便于工作，宋励华住师部，经常与杜淑、杜光韬接近，观察他们的思想动态，并经常与杜光韬接头，了解其内部活动，这样可以及时掌握杜部上层的脉搏。齐琏住师政治部，经常与各团政工干部密切联系，开展政治工作，收集各团情况。
在全体政工干部的密切配合、共同努力下，进驻杜淑部队初期，虽然杜部有些人时常流露不满情绪，甚至发生违犯军纪的情况，但经说服教育，批评处分，都一一得到解决，未能掀起大浪。但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杜淑部队中异常现象日见增多，以至出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势。
6月15日，七纵杨勇司令员找齐琏谈话，要他密切注意部队动静，与军区保持密切联系。
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接着向全国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杜淑师内的反动势力，在这种形势下反动气焰骤然高涨起来。齐琏和宋励华如实把所了解的情况，及时向军区和区党委做了汇报，并提出具体意见，要求采取断然措施。
应对突变截击反叛
冀鲁豫军区和区党委研究了杜淑部队的动态后，6月26日，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幼平来电，要齐琏到区党委汇报杜淑部队的情况，宋励华在师部负责全面工作。他们当即召开团以上政工干部会议，研究制定了3个具体方案：第一，立即撤掉该师建制，分别编八七纵；第二，如第一方案不能实施，建议将连以上官佐全部调出，送随营学校学习，另派干部担任各级领导，保留该师建制和杜淑的职务；第三，拨归民主建国军建制，调离冀豫前线。
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在汇报期间杜淑乘机叛逃，决定由第一团政委江金铎陪同第一团团长何继录，第二团政治处主任张子厚陪同第二团团长兰灿然同去菏泽，以请他们去观光的名义调离部队，防止意外。 6月30日晚齐琏向区党委、军区汇报，会议由张玺主持。齐琏汇报情况之后，接着提出了师政工会议提出的3个具体方案。到会同志大多数同意第一条意见，说：“要接受吴晶三的教训，防止起义部队叛逃时带走我政工干部。”司令员王秉璋不同意第一个方案，说：“第二十旅打聊城，距离鄄城300里，赶不回来，如若动用民兵，受了损失，责任难负。”因而他又提出“要请示刘伯承、邓小平首长”，因为杜淑部编为独立师，是刘、邓首长批准的。大家同意王秉璋的意见，请示刘、邓。会议进行到深夜12点，张玺宣布休会，等接到刘、邓电示后再做研究。
7月2日凌晨，宋励华派人送来机密情况杜淑部核心人物决定5天内叛逃，将部队拉走。齐琏当即报告王秉璋。王秉璋答应立即电告刘、邓首长。
7月3日凌晨，王秉璋转告齐琏：刘、邓首长电示，不同意武装解决，“在逃跑的路上可以解决他，但在未逃跑前不能解除武装”。齐琏向王秉璋请示“杜淑叛逃的情报是可靠的，在他逃跑时第二十旅赶不回来，又不能动用民兵，如果他把我们政工人员劫持拉走，无法与领导联系怎么办?”王秉璋沉思良久，说“情况紧急，你马上返回师部，如遇到上述情况，你随机应变吧。”齐琏考虑到杜淑叛逃，关系着全师政工干部生命安全，说：“情况已向领导说清楚了，只要领导了解我们的处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无所畏惧，坚决克服。”齐琏于当天下午两点多赶回师部。
回到师部后，齐琏首先与宋励华谈了汇报的经过和上级首长的有关指示，宋励华与齐琏都十分着急，决定首先要求各团领导人竭力保持镇静，对政工干部只说领导了解了全面情况，正在研究措施，要求政工干部坚守岗位，密切注视情况的变化。
7月3日晚，宋励华说又得到杜光韬的密报，杜淑令第一团于晚12时向长垣方向拉走，随后全师向陇海路南逃。正当齐琏和宋励华分析研究时，副官长王兰溪惊慌来报：第一团已经向长垣方向拉走。他俩认为，杜淑知道我骑兵团驻菏泽西南五坝岗，是他逃往陇海路的惟一障碍。第一团是杜师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团，它向西长垣县方向拉走，是想引走骑兵团后，全师好向陇海路拉走。他想舍第一团，保全师。根据这个判断，他俩采取了以下紧急措施：向杨勇司令员报告第一团拉走的时间、去向、行速，并建议命令骑兵团向离郸城60里处截击，因为杜淑的目的是舍第一团保全师，宋励华、齐琏按照王秉璋“随机应变”的指示，用一切所能用的力量，制止全师向陇海路拉走。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动用民兵。于是当机立断给鄄城县长兼大队长刘传朋下令，天亮前务必集中2000民兵，把独立师包围起来，只造声势，不；隹开枪：通知第三、第四团和独立营的政工干部，迅速集中到师政治部，由第三团政委裴善荣、军法处长徐坤指挥1个骑兵班和1个步兵班加强警卫；第二团政工干部由政治处主任张子厚负责坚守岗位。这时又传来不幸消息，第一团政委江金铎、干部杨士杰、陈兰英三人下落不明。全体共产党员干部和警卫人员，持戈待旦，密切注视着情况的变化。拂晓时分，民兵将杜部包围。接着被第一团劫持的3名政工人员也脱险归来。杜淑已无法逃走，至此，大家的紧张心情才平静下来。
更加振奋士气的是，中午时分，杨勇司令员亲自率领骑兵团，按报告的时间地点，截击西逃的杜部第一团，结果在淮阳南沙沃村，全歼第一团。齐琏把第一团被歼的消息告诉了杜淑。杜淑竭力抑制着绝望心情，低下了头。
叛逃被捉最终走脱
8月13日，张玺告诉齐琏说：“刘伯承、邓小平首长指示，将军区独立师拨归民主建国军建制，派人在3天内送走。高树勋部已派其第一师师长陈明绍、刘高参、徐处长到菏泽来接，区党委决定你去送，有事可与陈明绍商量，把杜部送到邯郸后就回来。”并写信介绍齐琏去见邓小平政委。到邯郸后，齐琏简要汇报了情况，又向邓小平请示送杜淑的有关事宜。邓小平指示说：“根据当前战争形势的发展，已决定把杜淑部拨归民主建国军，你要尽快送出冀鲁豫，具体问题由李达参谋长给你安排。”齐琏见到李达参谋长时，他说：“我已电告中央局了，送到冀南后一切由冀南负责。”当天齐琏和宋励华一同到菏泽北刘庄去见刘致远副司令员。刘致远说：“你们尽量说服杜淑不要让他带枪走，如果实在说服不了，就让他把枪带去。”齐琏和宋励华到了师部，反复劝说杜不要带枪走，杜坚决不同意，说“作为一个师到民主建国军，徒手走像押俘虏，那怎么和人家会师呢?不让带枪，我不走。”为了慎重，齐琏又派通信员去请示刘致远，但未找到。当时主持军区工作的陈鹤桥回信说“前方作战紧迫，找不到首长，你们按以前所说的意见办。”
这时国民党军整三师赵锡田部，已从商丘向北进攻，冀鲁豫的战争形势日趋紧张，让杜部离开冀鲁豫的期限已经超过，而不让杜淑带枪，他坚决不走。根据这些情况，齐琏和宋励华、陈明绍共同研究决定，根据高树勋给杜淑的指示和刘致远的意见，让杜淑把枪带去。杜部于8月24日向邯郸进发。
8月30日，部队到达广平县城，接到中央局急电，要杜部在广平待命，并命齐琏速到肥乡。于是，齐琏对部队做了安排，决定杜部移驻肥乡城东南杜家村。转移途中，杜趁机带部队向安阳方向逃走，并劫持派到该部的杨祖兴、裴善荣两名同志。
社部脱逃后，该师参谋长杜光韬赶到肥乡向齐琏报告杜淑逃跑的方向和路线。齐琏当即与甘思和政委、高厚良司令员会商，命令前方部队由三分区副司令员李大磊带领驻回龙的1个团，迅速开到北皋漳河边截击。杜部过漳河时即被截击。被劫持的两名干部趁机高喊放下武器，听候处理!杜部官兵遂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两个团长被俘。这时，杜淑骑在马上高喊：“不要打枪，你们邓政委在这里。”战土们稍一迟疑，他便夺路而逃。
关于杜淑叛逃的原因，杜光韬曾对齐琏说，他明白国民党一定失败，共产党一定胜利的道理，但他受不了解放区的苦。最根本的是，他惦记着在国民党军任职期间搜刮的财产。杜淑跑后没再给国民党做事，于1948年去世。
心存顾虑被迫起义
1945年10月，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将军，率其所属新八军和1个纵队共2万余人在河北省磁县马头镇起义后，中共中央决定开展“高树勋运动”，号召国民党军队中的官兵，学习高树勋部队，拒绝进攻解放区，在内战战场上举行起义，站到人民方面来。冀鲁豫区党委和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七纵队，遵循中央这一方针，对撤踞在东明的杜淑部，采取了以内线工作与军事压力相结合的办法进行争取瓦解。
杜淑，山东聊城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曾在阎锡山部当过旅长，在上官云相部任过军长。因受国民党嫡系排斥、歧视，郁郁寡欢，投降日军，当了汉奸。日本投降后，该部又摇身一变，美其名曰“地下爱国军”，杜淑被国民党委任为第十七总队司令，进占东明县城，建立据点，成为冀鲁豫解放区内的一个“钉子”。但是国民党把他视为杂牌，存以戒心，不仅装备供给上多方刁难，而且把他推到最为危险地区，让他为国民党嫡系当炮灰。当时的杜淑正站在十字路口彷徨踌躇。
冀鲁豫区党委和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七纵队，对杜淑的处境与客观形势进行了分析，认为杜淑部经过工作争取起义是可能的。
杜淑部的特务团团长杜光韬，与杜淑系叔伯兄弟，自然是杜淑的亲信。而杜光韬又与冀鲁豫军区第五军分区副司令员宋励华系姨表兄弟。组织上利用这个关系，决定派宋励华去做杜淑的工作。宋励华曾和杜光韬接过头，宋励华认为杜光韬是个有正义感的军人，颇有忧国之心。于是，因势利导，劝其以民族大义为重，弃暗投明。杜光韬深感表兄宋励华知遇之恩，表示会不负所望。从此杜光韬成为埋藏在杜部内的一个可靠的内线关系。杜光韬根据宋励华的指示，对杜淑推心置腹地进行开导，使杜淑吐露了内心矛盾：“咱背着汉奸这个沉重的黑锅，为国人所不齿。中央又视咱为杂牌，不予信任，让咱们充当炮灰。投‘八路’吧，又吉凶难保，苦于无门。如今只好听天由命。”杜光韬告诉杜淑，其表兄宋励华是中共负责干部，不妨和宋励华谈谈，摸摸情况后再作打算。
1946年二三月问，杜淑通过杜光韬主动邀请宋励华去东明谈判。宋励华以走亲访故为名，前去杜处。宋励华给杜淑阐述了国际、国内形势和共产党的政策，指出只有投靠人民才是惟一出路。同时对杜淑最关心的问题，如名誉、地位、编制、枪支弹药等，做了中肯的回答，保证只要他们高举起义旗帜，一律既往不咎，师的建制、人员、枪支一律不变，仍然让他担任原师师长。杜淑闻此虽然高兴，但又顾虑重重，表示考虑考虑再做回答。
杜淑考虑什么呢?他不是不相信宋励华的忠告，而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对国民党仍抱有幻想，因而举棋不定，迟迟不予回复。
根据杜淑犹豫不决的态度，人民解放军决定对杜淑进行武力迫降，坚决拔掉“钉子”。于是在1946年5月中旬，命七纵第十九旅、第二十旅攻打东明，军区独立旅两个团和五分区第二十一团准备打援。
宋励华去东明谈判时，曾带了两个营长，以警卫员的身份随去东明。在宋与杜谈判时，警卫人员名为参观，实为侦察，对进攻东明做了准备。在进攻东明时，杜淑看到解放军英勇善战，东明守军伤亡甚重，破城被俘已成定局。他本想夜问设法突围脱逃，但傍晚时分，杜光韬首举义旗开了城门。在这样的情况下，杜淑只好下令停火起义，并通电全国。
掌握时势开陈改造
杜淑宣布起义后，该部编为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师，杜淑任师长，宋励华任副师长，齐琏任师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6年5月27日，齐琏和宋励华带领40名政工干部，先后到杜淑部队进行政治工作，以期彻底改造这支部队，使之真正成为人民军队。
齐琏去独立第一师之前，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张玺，司令员王秉璋等领导先后接见了齐琏，交待了任务和有关方针政策，并介绍齐琏到七纵向杨勇司令员、张国华副政委请示工作。齐琏向杨勇反映了干部和群众的意见与要求，认为杜淑被迫起义，把他们编为军区独立师，太便宜了他们。杨勇说：“如果杜淑顽抗到底，我们强行拿下东明，把其消灭，要付出500人的代价；而策动他起义，在政治上起到瓦解敌军士气的作用，在军事上避免了伤亡，也是大胜利。当然对这个部队进行改造，困难会很多。怎样进行工作，你可与张副政委研究。”张国华说：“这个部队成份很复杂，反动势力不小，是很难改造的部队。你们进去以后，要密切观察部队的动静，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积极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你们会遇到很多困难，但要有信心克服各种困难。”
齐琏进入到杜淑部队后，根据军区政治部的指示，建立了师政治部，并任命了组织科长陈铁军，宣传科长王耀祖，军法处长徐坤；团设政委和政治处。第一团政委江金铎兼政治处主任，第二团政治处主任张子厚，第三团政委裴善荣兼政治处主任，第四团政治处主任姚培善。为了便于工作，宋励华住师部，经常与杜淑、杜光韬接近，观察他们的思想动态，并经常与杜光韬接头，了解其内部活动，这样可以及时掌握杜部上层的脉搏。齐琏住师政治部，经常与各团政工干部密切联系，开展政治工作，收集各团情况。
在全体政工干部的密切配合、共同努力下，进驻杜淑部队初期，虽然杜部有些人时常流露不满情绪，甚至发生违犯军纪的情况，但经说服教育，批评处分，都一一得到解决，未能掀起大浪。但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杜淑部队中异常现象日见增多，以至出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势。
6月15日，七纵杨勇司令员找齐琏谈话，要他密切注意部队动静，与军区保持密切联系。
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接着向全国各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杜淑师内的反动势力，在这种形势下反动气焰骤然高涨起来。齐琏和宋励华如实把所了解的情况，及时向军区和区党委做了汇报，并提出具体意见，要求采取断然措施。
应对突变截击反叛
冀鲁豫军区和区党委研究了杜淑部队的动态后，6月26日，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幼平来电，要齐琏到区党委汇报杜淑部队的情况，宋励华在师部负责全面工作。他们当即召开团以上政工干部会议，研究制定了3个具体方案：第一，立即撤掉该师建制，分别编八七纵；第二，如第一方案不能实施，建议将连以上官佐全部调出，送随营学校学习，另派干部担任各级领导，保留该师建制和杜淑的职务；第三，拨归民主建国军建制，调离冀豫前线。
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在汇报期间杜淑乘机叛逃，决定由第一团政委江金铎陪同第一团团长何继录，第二团政治处主任张子厚陪同第二团团长兰灿然同去菏泽，以请他们去观光的名义调离部队，防止意外。 6月30日晚齐琏向区党委、军区汇报，会议由张玺主持。齐琏汇报情况之后，接着提出了师政工会议提出的3个具体方案。到会同志大多数同意第一条意见，说：“要接受吴晶三的教训，防止起义部队叛逃时带走我政工干部。”司令员王秉璋不同意第一个方案，说：“第二十旅打聊城，距离鄄城300里，赶不回来，如若动用民兵，受了损失，责任难负。”因而他又提出“要请示刘伯承、邓小平首长”，因为杜淑部编为独立师，是刘、邓首长批准的。大家同意王秉璋的意见，请示刘、邓。会议进行到深夜12点，张玺宣布休会，等接到刘、邓电示后再做研究。
7月2日凌晨，宋励华派人送来机密情况杜淑部核心人物决定5天内叛逃，将部队拉走。齐琏当即报告王秉璋。王秉璋答应立即电告刘、邓首长。
7月3日凌晨，王秉璋转告齐琏：刘、邓首长电示，不同意武装解决，“在逃跑的路上可以解决他，但在未逃跑前不能解除武装”。齐琏向王秉璋请示“杜淑叛逃的情报是可靠的，在他逃跑时第二十旅赶不回来，又不能动用民兵，如果他把我们政工人员劫持拉走，无法与领导联系怎么办?”王秉璋沉思良久，说“情况紧急，你马上返回师部，如遇到上述情况，你随机应变吧。”齐琏考虑到杜淑叛逃，关系着全师政工干部生命安全，说：“情况已向领导说清楚了，只要领导了解我们的处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无所畏惧，坚决克服。”齐琏于当天下午两点多赶回师部。
回到师部后，齐琏首先与宋励华谈了汇报的经过和上级首长的有关指示，宋励华与齐琏都十分着急，决定首先要求各团领导人竭力保持镇静，对政工干部只说领导了解了全面情况，正在研究措施，要求政工干部坚守岗位，密切注视情况的变化。
7月3日晚，宋励华说又得到杜光韬的密报，杜淑令第一团于晚12时向长垣方向拉走，随后全师向陇海路南逃。正当齐琏和宋励华分析研究时，副官长王兰溪惊慌来报：第一团已经向长垣方向拉走。他俩认为，杜淑知道我骑兵团驻菏泽西南五坝岗，是他逃往陇海路的惟一障碍。第一团是杜师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团，它向西长垣县方向拉走，是想引走骑兵团后，全师好向陇海路拉走。他想舍第一团，保全师。根据这个判断，他俩采取了以下紧急措施：向杨勇司令员报告第一团拉走的时间、去向、行速，并建议命令骑兵团向离郸城60里处截击，因为杜淑的目的是舍第一团保全师，宋励华、齐琏按照王秉璋“随机应变”的指示，用一切所能用的力量，制止全师向陇海路拉走。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动用民兵。于是当机立断给鄄城县长兼大队长刘传朋下令，天亮前务必集中2000民兵，把独立师包围起来，只造声势，不；隹开枪：通知第三、第四团和独立营的政工干部，迅速集中到师政治部，由第三团政委裴善荣、军法处长徐坤指挥1个骑兵班和1个步兵班加强警卫；第二团政工干部由政治处主任张子厚负责坚守岗位。这时又传来不幸消息，第一团政委江金铎、干部杨士杰、陈兰英三人下落不明。全体共产党员干部和警卫人员，持戈待旦，密切注视着情况的变化。拂晓时分，民兵将杜部包围。接着被第一团劫持的3名政工人员也脱险归来。杜淑已无法逃走，至此，大家的紧张心情才平静下来。
更加振奋士气的是，中午时分，杨勇司令员亲自率领骑兵团，按报告的时间地点，截击西逃的杜部第一团，结果在淮阳南沙沃村，全歼第一团。齐琏把第一团被歼的消息告诉了杜淑。杜淑竭力抑制着绝望心情，低下了头。
叛逃被捉最终走脱
8月13日，张玺告诉齐琏说：“刘伯承、邓小平首长指示，将军区独立师拨归民主建国军建制，派人在3天内送走。高树勋部已派其第一师师长陈明绍、刘高参、徐处长到菏泽来接，区党委决定你去送，有事可与陈明绍商量，把杜部送到邯郸后就回来。”并写信介绍齐琏去见邓小平政委。到邯郸后，齐琏简要汇报了情况，又向邓小平请示送杜淑的有关事宜。邓小平指示说：“根据当前战争形势的发展，已决定把杜淑部拨归民主建国军，你要尽快送出冀鲁豫，具体问题由李达参谋长给你安排。”齐琏见到李达参谋长时，他说：“我已电告中央局了，送到冀南后一切由冀南负责。”当天齐琏和宋励华一同到菏泽北刘庄去见刘致远副司令员。刘致远说：“你们尽量说服杜淑不要让他带枪走，如果实在说服不了，就让他把枪带去。”齐琏和宋励华到了师部，反复劝说杜不要带枪走，杜坚决不同意，说“作为一个师到民主建国军，徒手走像押俘虏，那怎么和人家会师呢?不让带枪，我不走。”为了慎重，齐琏又派通信员去请示刘致远，但未找到。当时主持军区工作的陈鹤桥回信说“前方作战紧迫，找不到首长，你们按以前所说的意见办。”
这时国民党军整三师赵锡田部，已从商丘向北进攻，冀鲁豫的战争形势日趋紧张，让杜部离开冀鲁豫的期限已经超过，而不让杜淑带枪，他坚决不走。根据这些情况，齐琏和宋励华、陈明绍共同研究决定，根据高树勋给杜淑的指示和刘致远的意见，让杜淑把枪带去。杜部于8月24日向邯郸进发。
8月30日，部队到达广平县城，接到中央局急电，要杜部在广平待命，并命齐琏速到肥乡。于是，齐琏对部队做了安排，决定杜部移驻肥乡城东南杜家村。转移途中，杜趁机带部队向安阳方向逃走，并劫持派到该部的杨祖兴、裴善荣两名同志。
社部脱逃后，该师参谋长杜光韬赶到肥乡向齐琏报告杜淑逃跑的方向和路线。齐琏当即与甘思和政委、高厚良司令员会商，命令前方部队由三分区副司令员李大磊带领驻回龙的1个团，迅速开到北皋漳河边截击。杜部过漳河时即被截击。被劫持的两名干部趁机高喊放下武器，听候处理!杜部官兵遂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两个团长被俘。这时，杜淑骑在马上高喊：“不要打枪，你们邓政委在这里。”战土们稍一迟疑，他便夺路而逃。
关于杜淑叛逃的原因，杜光韬曾对齐琏说，他明白国民党一定失败，共产党一定胜利的道理，但他受不了解放区的苦。最根本的是，他惦记着在国民党军任职期间搜刮的财产。杜淑跑后没再给国民党做事，于1948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