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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总体规模在2009年末已经持平甚至超越日本，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初现“日本病”的症状，无论经济的对外依赖度还是资产价格，都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不过，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比日本当年低得多，人口基数比日本大得多，只要我们进行深刻的体制改革，通过大规模减税、加快城市化启动内需，并迅速扩大资本市场上优良资产的供给，完全可以启动国内市场，走出一条大国发展道路，从根本上杜绝“日本病”。
经历30年持续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2009年有力地应对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以8.7%的GDP增速保住了较快的增长趋势，截至2009年末，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已经超过4.9万亿美元。相比之下，金融危机让经历了12年衰退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2009年出现了2%左右的下滑，其总体经济规模已经回落到4.9万亿美元左右。因此，笔者2009年初作出的中国经济总体规模在当年底超过日本的预测应该说已经基本实现。
但是，经济规模超过日本，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沾沾自喜，相反，它带给我们的是更多的忧思。历史经验表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往往难以逾越下一个“坎儿”，最终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的老大。我们不迷信任何诅咒，但同时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发展中国家往往要经历更多的挑战，才能获得经济的持续发展。超过日本之后，中国经济最直接让人担忧的事情就是会否染上“日本病”。
什么是“日本病”?
所谓“日本病”，是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初赶超美国经济时逐步染上的、严重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和体制老化僵化等病症。它使得日本经济一蹶不振，从90年代初至今仍未走出泥潭。“日本病”的表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内需不足，导致经济增长长期依赖外部市场，尤其是发达国家市场，因此在国际上贸易摩擦不断，本国货币升值压力持续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外资、游资不断涌入，使本国物价和资产价格水平不断高涨，从而导致本国的长期竞争力难以提升。
其第二个表象是在本国高储蓄率及外资期待本币升值的背景下，资产价格长期处于超高水平，资产泡沫持续膨胀。资产的泡沫导致本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短期内超常规地繁荣，而泡沫一旦破裂，又反过来导致本国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出现严重的破损，从而使这些金融机构贷款不力，背上沉重的呆账负担；而政府没有采取恰当的救市方式，又导致本国金融机构变成僵尸型机构，不能创造贷款、提供流动性，最终使得实体经济长期陷入低迷的泥潭。
“日本病”的深层次原因是经济发展过分依赖外部需求，导致内需无法启动，同时，企业的用工制度、金融机构的管理方式僵化，难以对资产泡沫破裂后的宏观经济环境作出应有的调整。
中国经济已现“日本病”征兆
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日本病”的征兆。
首先，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日本经济在其高速发展时期的水平。以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为例，中国目前的水平在65-70%之间，而日本即便是在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这一比重也未超过30%。再从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看，中国已经达到5-10%的水平，而日本即便在贸易顺差急剧增长的1983-1987年间，这一比重最高也不过是4.1%。
其次，中国的资产价格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2009年末、2010年初，A股市盈率已达35-40倍左右，这与日本经济高峰时期最高50倍左右的市盈率已相去不远；同时，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也非常高，国内的房价与租金比已经高达30倍以上，许多大城市的住宅售价中位数与家庭收入中位数的比例已达到15倍以上。与此紧密相关的是投资率和储蓄率，中国的投资率近年来持续维持在40%以上，而日本即便在经济发展的最快时期，投资率也在39%以下；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已经达到50%以上，而日本却很少达到这一水平。
杜绝“日本病”的关键是
走大国发展之路
虽然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日本病”的症状，但还不能说中国经济已经陷入“日本病”，而且，中国也完全可以杜绝“日本病”，这是因为有两个根本因素在起作用。
其一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比日本患上“日本病”的时期低许多。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今天的人均GDP水平在6000美元左右，而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的人均GDP已经高达2万美元以上（以2005年美元为标准，自1984年以后超过2万美元），因此，中国经济调整的空间比之日本经济要大许多，尤其是中国居民消费和城市化的提升空间，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不可同日而语。在相对如此之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上，中国完全可以在发展中解决自身的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这就好像处于青春期的少年完全可以通过适当的调理和建立良好的成长机制将自身的病因根绝。
中国可以根治“日本病”的第二个理由，也是更重要的理由，是中国经济的规模潜力远远超过日本。中国的人口规模是日本的十倍以上，如此巨大的人口基数蕴藏着比日本大得多的国内市场，只要我们进行深刻的体制改革，完全可以启动国内的大市场，走出一条大国发展道路，从而治理“日本病”的病根。大国与小国发展路径的根本区别，在于大国自身可以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这个市场既可以产生大企业，也能够催生自身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特殊的产业和技术，而这些产业、技术以及大企业能够为本国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长期动力。
因此，为了根治“日本病”病根，我们必须坚持大国发展道路。为此，有两个方面的改革急需解决。
第一是想方设法提高内需。短期来看，这有赖于通过坚定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大格局，具体说来，就是通过大规模减税提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国居民消费的上升空间巨大，但是根据笔者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金融系博士生陈实的计算，目前约束中国消费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上升速度缓慢，一旦居民可支配收入能够进入一个持续上升的通道，中国内需上升的空间就将进一步打开，从而能够从根本上减少对外部市场的需求。与此相关的是我们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城市化不仅能够带动短期内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上升、内需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可以相对较快地吸收农村剩余人口，这有利于改变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格局。根据笔者和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刘玲玲、王红领的测算，当中国的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汇率计算达到8000美元时，也就是再过3年左右的时间，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将会进入上升通道，一旦这一格局形成，中国居民消费比例不断上升的良好局面就会出现。
第二是必须在资本市场上下功夫，不断扩大这一市场上优良资产的供给，为占GDP比重高达170%（相当于8万亿美元）的存款提供有效的投资方向，以此化解资产价格不断上涨的压力。如果中国的资本市场尤其是股市迅速扩张，能够在未来五六年内通过资产供给扩张的方式，使深沪两市A、B股的总市值从2009年底的24.39万亿元翻一番，达到50万亿元，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化解资产价格泡沫的压力。同时，巨大的资本市场也能够自如地应对国际跨境资本流入所带来的冲击，就好像巨大的湖泊能够更好地容纳洪水的冲击一样。到那时，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就可以最终放开，人民币国际化的美好前景也将成形。
总之，我们必须直面中国经济总体规模超越日本经济所带来的忧思，认真研究“日本病”的形成机理，针对中国经济中已经初现端倪的“日本病”症状，加快结构调整及相关的体制改革，通过启动内需、迅速扩大资本市场上优良资产供给的方式，从根本上消灭病根。当然，杜绝了“日本病”，中国也可能发展出自己的病症，这需要我们进一步从经济结构和体制上进行调整和完善，从而保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快速发展，最终在人均发展水平上赶上日本等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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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30年持续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2009年有力地应对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以8.7%的GDP增速保住了较快的增长趋势，截至2009年末，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已经超过4.9万亿美元。相比之下，金融危机让经历了12年衰退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2009年出现了2%左右的下滑，其总体经济规模已经回落到4.9万亿美元左右。因此，笔者2009年初作出的中国经济总体规模在当年底超过日本的预测应该说已经基本实现。
但是，经济规模超过日本，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沾沾自喜，相反，它带给我们的是更多的忧思。历史经验表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往往难以逾越下一个“坎儿”，最终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的老大。我们不迷信任何诅咒，但同时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发展中国家往往要经历更多的挑战，才能获得经济的持续发展。超过日本之后，中国经济最直接让人担忧的事情就是会否染上“日本病”。
什么是“日本病”?
所谓“日本病”，是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初赶超美国经济时逐步染上的、严重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和体制老化僵化等病症。它使得日本经济一蹶不振，从90年代初至今仍未走出泥潭。“日本病”的表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内需不足，导致经济增长长期依赖外部市场，尤其是发达国家市场，因此在国际上贸易摩擦不断，本国货币升值压力持续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外资、游资不断涌入，使本国物价和资产价格水平不断高涨，从而导致本国的长期竞争力难以提升。
其第二个表象是在本国高储蓄率及外资期待本币升值的背景下，资产价格长期处于超高水平，资产泡沫持续膨胀。资产的泡沫导致本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短期内超常规地繁荣，而泡沫一旦破裂，又反过来导致本国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出现严重的破损，从而使这些金融机构贷款不力，背上沉重的呆账负担；而政府没有采取恰当的救市方式，又导致本国金融机构变成僵尸型机构，不能创造贷款、提供流动性，最终使得实体经济长期陷入低迷的泥潭。
“日本病”的深层次原因是经济发展过分依赖外部需求，导致内需无法启动，同时，企业的用工制度、金融机构的管理方式僵化，难以对资产泡沫破裂后的宏观经济环境作出应有的调整。
中国经济已现“日本病”征兆
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日本病”的征兆。
首先，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日本经济在其高速发展时期的水平。以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为例，中国目前的水平在65-70%之间，而日本即便是在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这一比重也未超过30%。再从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看，中国已经达到5-10%的水平，而日本即便在贸易顺差急剧增长的1983-1987年间，这一比重最高也不过是4.1%。
其次，中国的资产价格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平。2009年末、2010年初，A股市盈率已达35-40倍左右，这与日本经济高峰时期最高50倍左右的市盈率已相去不远；同时，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价格也非常高，国内的房价与租金比已经高达30倍以上，许多大城市的住宅售价中位数与家庭收入中位数的比例已达到15倍以上。与此紧密相关的是投资率和储蓄率，中国的投资率近年来持续维持在40%以上，而日本即便在经济发展的最快时期，投资率也在39%以下；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已经达到50%以上，而日本却很少达到这一水平。
杜绝“日本病”的关键是
走大国发展之路
虽然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日本病”的症状，但还不能说中国经济已经陷入“日本病”，而且，中国也完全可以杜绝“日本病”，这是因为有两个根本因素在起作用。
其一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比日本患上“日本病”的时期低许多。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今天的人均GDP水平在6000美元左右，而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的人均GDP已经高达2万美元以上（以2005年美元为标准，自1984年以后超过2万美元），因此，中国经济调整的空间比之日本经济要大许多，尤其是中国居民消费和城市化的提升空间，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不可同日而语。在相对如此之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上，中国完全可以在发展中解决自身的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这就好像处于青春期的少年完全可以通过适当的调理和建立良好的成长机制将自身的病因根绝。
中国可以根治“日本病”的第二个理由，也是更重要的理由，是中国经济的规模潜力远远超过日本。中国的人口规模是日本的十倍以上，如此巨大的人口基数蕴藏着比日本大得多的国内市场，只要我们进行深刻的体制改革，完全可以启动国内的大市场，走出一条大国发展道路，从而治理“日本病”的病根。大国与小国发展路径的根本区别，在于大国自身可以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这个市场既可以产生大企业，也能够催生自身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特殊的产业和技术，而这些产业、技术以及大企业能够为本国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长期动力。
因此，为了根治“日本病”病根，我们必须坚持大国发展道路。为此，有两个方面的改革急需解决。
第一是想方设法提高内需。短期来看，这有赖于通过坚定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大格局，具体说来，就是通过大规模减税提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国居民消费的上升空间巨大，但是根据笔者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金融系博士生陈实的计算，目前约束中国消费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上升速度缓慢，一旦居民可支配收入能够进入一个持续上升的通道，中国内需上升的空间就将进一步打开，从而能够从根本上减少对外部市场的需求。与此相关的是我们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城市化不仅能够带动短期内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上升、内需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可以相对较快地吸收农村剩余人口，这有利于改变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格局。根据笔者和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刘玲玲、王红领的测算，当中国的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汇率计算达到8000美元时，也就是再过3年左右的时间，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将会进入上升通道，一旦这一格局形成，中国居民消费比例不断上升的良好局面就会出现。
第二是必须在资本市场上下功夫，不断扩大这一市场上优良资产的供给，为占GDP比重高达170%（相当于8万亿美元）的存款提供有效的投资方向，以此化解资产价格不断上涨的压力。如果中国的资本市场尤其是股市迅速扩张，能够在未来五六年内通过资产供给扩张的方式，使深沪两市A、B股的总市值从2009年底的24.39万亿元翻一番，达到50万亿元，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化解资产价格泡沫的压力。同时，巨大的资本市场也能够自如地应对国际跨境资本流入所带来的冲击，就好像巨大的湖泊能够更好地容纳洪水的冲击一样。到那时，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就可以最终放开，人民币国际化的美好前景也将成形。
总之，我们必须直面中国经济总体规模超越日本经济所带来的忧思，认真研究“日本病”的形成机理，针对中国经济中已经初现端倪的“日本病”症状，加快结构调整及相关的体制改革，通过启动内需、迅速扩大资本市场上优良资产供给的方式，从根本上消灭病根。当然，杜绝了“日本病”，中国也可能发展出自己的病症，这需要我们进一步从经济结构和体制上进行调整和完善，从而保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快速发展，最终在人均发展水平上赶上日本等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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