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我到巴格达采访，在外国记者聚集的酒店看到几个日本老人。我很好奇，因为美军正在轰炸，所以这个时候不太可能还有游客，而且，就算是平时，到伊拉克旅行，也算是很特别的选择。
　　走上去和他们聊天，才知道原来他们是来做人盾的，都是反战人士。他们每天会轮流到巴格达的一些重要设施，比如发电厂、医院、学校等，抗议美军的轰炸，抗议这场战争。
　　现代战争，轰炸已经非常精准，除非情报有误，把非军事设施标注成军事设施。也因为这样，他们去做人盾的地方，相对还算安全，就好像记者们聚集的酒店，当时是大家心目中默认的最安全的地方，有一点可以肯定：美国的炸弹不会把这个地方当成目标。
　　尽管这样，我还是很惊讶于他们的行动，因为我以往看到做人盾的，通常都是欧美人，而我对日本人一直抱着一种刻板印象，总觉得他们和国际政治很遥远，更不要说，他们还是日本的老人。
　　萨达姆倒台后，在广场上遇到一个会讲中文的日本年轻人，聊起来，原来他是复旦大学的留学生。开战之后，他去了约旦，在一个教堂做起了志愿者，等待着进入巴格达的机会。后来他和教会的其他志愿者一起，每天在广场上，为巴格达人收集信件，因为这个时候，通信中断，里面的人急于和外面联系，外面的人也焦急地想知道里面的人的音讯，志愿者的工作，就是把收集的信件，代为送到国外。
　　这对于我来说，又是很惊讶的事情，让我开始反省和提醒自己，不要再用先入为主的方法来看待日本人。
　　我的一个老同事是北京人，移居日本之后，娶了一个日本老婆，每次谈到南京大屠杀问题，这个老同事总是会和饭桌上的大家争执起来，因为他总是坚持自己的不相信，不相信发生过南京大屠杀。他的理由很简单，去日本看看那些日本人。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
　　其实我很理解他的这种想法，每次到日本，看到日本的秩序，感受到日本人的那种彬彬有礼之后，实在无法想象，就在几十年前，军国主义下的日本，日本人是那样凶残。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即便现在的日本社会改变了，通过政府、社会和日本公民的努力，日本的价值观和现代文明社会接轨了，但历史就在那里，现在的好，无法否定过去的邪恶。
　　前段时间采访一些华籍日本劳工和慰安妇，原来当年最早帮助这些人向日本政府和企业提出索赔的，正是几个日本人。一名一直和日本律师一起帮助这些人的中国律师认为，日本人这样做也是为了国家利益，他们很想向国际社会展示一个负责任、遵守国际规则、尊重人权的日本形象，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大国，这没有任何问题。
　　倒是在节目中和一个内地保钓人士聊起这点，他很不屑：“日本人帮我们，是为了让自己好过一些，不是真的为了帮我们。”我突然不知道如何回应对方，因为如果形容对方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在有点政治不正确，尤其是在目前这个风口浪尖，会被视为亲日，不爱国。
　　激进的反日人士，往往会让我想起日本的那些右翼分子，因为思维方式很类似。每次去采访中国领导人访问日本，酒店还有一些活动场所的外围，总是会有几辆右翼组织的卡车。最惊险的一次，是在早稻田大学门口，我们几家香港媒体正在拍摄和做直播，几个右翼人士站到我们面前开始谩骂，阻碍我们的工作，最终惊动警察。这次近距离的接触，我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原来这些右翼人士里面，有不少中国人，那几个情绪最激烈的，都带着闽南口音，年纪都已经不轻。
　　2011年，太平洋战争70周年的时候，日本电视台NHK向日本民众征集战争证言，当被问到“是否愿意为国捐躯”的时候，年轻人们回绝得异口同声，其中那句“要人家为它而死的国家，就让它灭亡好了”，这段时间，又开始在中国网络上传播。
　　也因为这样，不管是钓鱼岛还是独岛，关心的日本人并不多。但不关心这些，是不是就能证明他们不爱国？至少在日本，这不是一种衡量的标准。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们更关心身边的事情，要求停建核电站的抗议人数，远远要比右翼团体的集会多得多。
　　有怎样的人，就有怎样的社会，日本人在变，那中国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