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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和经济参与无疑是国际舆论的热点论题之一。2009年，美国学者黛博拉·布罗蒂加姆的专著《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一经出版，就吸引了广泛关注。2011年，该书再版，并出版中文译本，很快又在中国掀起一阵“龙”旋风，媒体和学术刊物纷纷发表书评和访谈。中国在非洲做了什么？对这一问题中国人同样充满了好奇和兴趣，特别是透过一个外国人的眼睛。
近30年的执着研究
黛博拉被称为国际上关于“中国参与非洲”研究领域的一线权威专家。她的研究兴趣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她早年在亚洲教书，曾在中国台湾学习中文，最初研究的是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1980年，黛博拉第一次到访中国。作为当代问题的研究者，她从一开始就不满足于仅仅对文本文献进行梳理分析，而是不遗余力地去亲眼见证、亲耳倾听和亲身体会。
1982年，黛博拉在美国最古老和最富盛名的国际关系研究院之一——塔夫斯大学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获得硕士学位，之后继续攻读国际发展专业博士学位。她将论文方向确定为中国对非洲的援助，这在当时的中国问题研究领域还少人问津。1983年，她踏上非洲大陆开始调研之旅。那一年，她在《中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对中国援非的早期观察文章——《利成于益——中国援外新模式强调互利》。几年后，她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对西非的农业援助：对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冈比亚的三个中国水稻项目的技术、经济和机构分析》。由于是冷门研究，黛博拉在1998年出版的专著《中国援助和非洲发展：输出绿色革命》仅售出几百本。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令世界瞩目，中非关系迅速成为研究的热门领域，一时间涌现出大量研究成果，但质量和水平却千差万别，那些为赶潮而匆忙发表的成果中甚至存在着许多错讹之处，拼凑编造了关于中国援助的“数据库”。
相比之下，《龙的礼物》得到重视、好评和大量转引，首先是因为人们对黛博拉近30年执着研究的敬重。尤为突出的是，黛博拉坚持不懈地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研和访谈活动。她多次到访非洲，从中国长期援助的国家（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资源丰富的国家（津巴布韦和尼日利亚）、战后重建的国家（塞拉利昂和莫桑比克），到治理较好的国家（毛里求斯和南非），其足迹几乎遍及整个非洲，着重调研几十个中国援助和投资项目的案例。从中国到非洲，从美国到欧洲，她进行了数百次的采访，有中国和非洲的政府官员、使馆人员，有中国参与在非经济的一线工作人员和普通非洲民众，还有银行家和学者……黛博拉的调研成果对中国国内学者更侧重文献档案的研究方式来说，的确是十分有益的补充和启示。
从历史视角出发
当西方将中国称作“新兴援助者”（emerging donor）时，黛博拉正在分析由她的国际助理研究员团队提供的有关中国援助的资料汇编。以此为基础，她在《龙的礼物》中用三个章节展现了中国对非洲援助和参与非洲发展的50多年的历程：中国人并不是非洲新的援助者，他们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对非援助，这给予中国在非洲稳定的存在、信誉和坚实的基础；中国并不是不可信赖的伙伴，并没有在毛泽东去世后对非洲进行“倾销”，也并非只是因为资源需求的上涨才回到非洲；尽管许多西方国家直到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之后才开始关注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参与，但当时中国加速进入非洲已经有十年之久，而这是建立在中国几乎从一开始就承诺将会遵循“互惠互利”原则的数十年援助的基础之上的。中国从未离开非洲——她指出，应该从这一角度观察中国当前在非洲的显著崛起。
黛博拉十分了解西方国家的援助史：从早期援助基础设施和工业，到后来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和（短期的）人类基本需求，再到转向结构调整，然后是治理与民主等，富裕国家有关援助如何才能最有效地促进发展的信念一直都在发生变化，然而在非洲，这些不断变化的处方并没有对消除贫困产生多大影响。
黛博拉认为，中国的援助和经济合作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中国从未宣称知道非洲必须如何发展。中国认为不应对援助施加任何政治和经济条件，各国应自主寻找摆脱贫困的道路。直到现在，中国的援助仍然取决于20世纪50年代所建立的外交政策框架——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中国的援助和经济合作计划主要依据受援国自身的发展经验和请求，重点放在基础设施、生产和大学奖学金等传统捐助者已经不再重视的领域。它遵循了一套截然不同的关于发展的核心理念，这一理念的形成与发展在改革开放后受到两种新的因素的影响：一是中国自身作为受援国和外国投资接收国的经历；二是中国具有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特征（国家主导型参与模式）。
打破思维定式
有关中国对非行动的众多错误信息和草率结论，通过媒体报道、特别是经由网络迅速传播，使不少人对中国的印象开始变成简单的习惯思维。而黛博拉尽力将那些虚构的传言从现实中剥离出来，为21世纪前十年中国参与非洲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均衡、更有历史依据和更加复杂的画面”，描绘出那个在所有问题背后的“真实的故事”。
中国到底提供了多少援助？
国际媒体、研究机构不断发布关于中国援助的新数据，却没有多少能用权威、科学和严谨来定性。2006年，时任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访问非洲期间，公布自1956年以来中国向非洲共提供444亿元人民币援助，但美联社却报道称中国总理说提供了“440多亿美元的援助”，这个“新数据”之后被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引用，“而这一报告又似乎影响了其他记者的分析”。
黛博拉指出，中国的援助分为三部分：中国财政部的对外援助支出、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优惠贷款及债务减免。不能将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参与都划入官方援助的范畴。中国以自然资源为抵押的发展贷款，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按照西方传统援助国的标准，都算不上是官方发展援助。
根据多年的学术研究经验，黛博拉认为，以媒体报道为基础的研究是有严重缺陷的。不出意料，她研究得出的对中国援非金额的估算，远远小于媒体耸人听闻的报道。她承认，中国的援助计划确实比较大且呈上升之势，但并没有达到庞大的程度，只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的一小部分。 尽管黛博拉的著作备受关注，但关于中国援助的神话仍在继续。2011年4月，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公布自1950年到2009年底，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助金额达2562.9亿元人民币。然而当年9月，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发布报告称：纽约大学魏格纳学院根据媒体报道计算，2002年到2007年中国对外经济援助总额为745.51亿美元（约合4696.7亿元人民币）。据此报告，中国的网络媒体也加入了制造中国援助神话的行列，2012年网易新闻数读专栏发文题为《中国式对外援助：五年豪砸近五千亿》。
中国援助：
全是为了石油、矿产、资源？
中国为什么向非洲提供援助？存在的习惯思维是：为了攫取非洲的资源，中国是在搞“新殖民主义”。黛博拉认为，这至多是一个片面的和误导性的答案。她的调研显示：基本上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完全甚或主要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提供援助的。实际上，中国对每一个遵循“一个中国”原则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都提供了援助。中国也并没有向资源丰富的国家提供更多的援助，中国向非洲各国公平地提供赠款和无息贷款，优惠贷款主要提供给具有良好信用和偿还能力的国家，在信誉不好的国家则提供给能确保获得收益的项目。
黛博拉指出，20世纪80年代末后，西方国家对非洲农业、制造业和基础建设的援助降到了历史最低点，由此出现的真空是由中国来填补的。非洲之所以被纳入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并非仅仅是因为自然资源，还因为在贸易、建筑和工业领域的发展机会。中国对非援助模式正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自身发展经验的翻版。黛博拉对“中国责任论”的看法更显客观，她认为，作为一个仍然存在大量严重贫困人口的国家，中国仅仅为了其他国家（许多国家拥有更高的收入水平）的利益而拨出大量资金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因此不应对中国所宣称的对非经济参与将促进“互利共赢”的说法进行批评。
中国是“流氓捐助者”？
2007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总编摩西·纳伊姆给中国贴上了“流氓援助”（Rogue Aid）的标签，他声称中国的援助“有毒”，“扼杀了真正的进步，伤害了普通的民众”，是“对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威胁”，会加剧“腐败、混乱和专制”。
但黛博拉不以为然，她指出中国“看起来并没有使治理恶化”。黛博拉用电影《罗生门》来比喻中国面临的舆论处境。安哥拉在内战期间欠下了巴黎俱乐部（由19个富裕债权国组成）巨额的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安哥拉进行一系列改革，包括提高所得税、实行贸易自由化、提高石油收入透明度等。不过，这并没有阻止安哥拉继续从西方银行获得高息石油抵押贷款。直到2004年，中国以自己的模式——石油抵押贷款（安哥拉以石油收入支付中国提供的各种设备、物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费用，利息较低，还款期限较长）参与安哥拉战后重建，中国由于“不附加任何条件”开始承受“罪责”：“完全是因为中国的援助，安哥拉才没有清除腐败的压力”。在只有中国登上报纸头条的背后，事实是，西方银行不需要透明性就支付了贷款，是西方企业出口了安哥拉的石油，为执政党提供了现金流；中国的贷款并非没有风险，但对安哥拉而言仍然是一种革命：安哥拉的资源第一次有望被真正直接转化为发展项目，这是解决困扰许多非洲国家的“自然资源诅咒”的一种可行的方法。
黛博拉并非是要为关于中国的所有负面评价正名。例如，黛博拉认同关于“中国以较低的环境和社会标准赢得商机”的判断，但她同时看到，中国国内自身在环境问题与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也在经历曲折的学习过程，中国正在做出改变。有人批评黛博拉对中国“太过宽容”，但黛博拉说，她是想对关于中国参与非洲的定式思维提供更为平衡合理的看法。她认为，西方国家需要对中国的参与有更加现实的了解，需要避免危言耸听和过度偏执，需要承认自己的缺点，或许还需要对中国始终如一地奉行不干涉内政的政策（可能要比西方国家自己经常干涉别国内部事务，或使用武力来促进政治变革更为可取）这一观点进行探讨。黛博拉是学者，也是“发展工作者”，也许正是这个身份，正是她对非洲发展的真诚关切，使她对中国在非洲的参与采取了更为开明的立场。
在书的结语中，黛博拉说，中国自身的试验已经让上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他们相信投资、贸易和技术是发展的手段，他们正在参与非洲的过程中使用这些手段，这是他们在国内学到的经验。他们认识到他们自己的自然资源可以成为现代化和繁荣的资产，认识到中央政府对发展“市场经济”（黛博拉称为capitalist business）的承诺可以迅速降低贫困，认识到经济特区可以从西方国家和日本吸引成熟的产业集群，可以提供就业和技术。这些经验所注重的并不是援助，而是试验；并不是家长式管理，而是竞争这一“创造性破坏”和萌生新机会的可能。这也许是中国这条巨龙最终的礼物。
关于黛博拉·布罗蒂加姆
（Deborah Brautigam）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发展和比较政治学教授、国际发展项目主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员，在美国的美利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挪威的伯根大学亦拥有教职，是联合国、透明国际、世界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德国技术合作公司、美国国际开发署、英国国际开发署、丹麦国际开发局等组织和政府部门的顾问，并为《金融时报》、《卫报》、《纽约时报》、CNN、VOA、CCTV等众多媒体撰写时评。主要从事中非关系、对外援助、工业化、国家治理和发展问题等领域的研究，曾两度获得美国富布莱特研究奖。代表著作有：《中国援助和非洲发展：输出绿色革命》（1998）、《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2009）。2010年，开建博客http：//www.chinaafricarealstory.com（“中国非洲真实的故事”），截至2013年7月已发表日志205篇。
近30年的执着研究
黛博拉被称为国际上关于“中国参与非洲”研究领域的一线权威专家。她的研究兴趣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她早年在亚洲教书，曾在中国台湾学习中文，最初研究的是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1980年，黛博拉第一次到访中国。作为当代问题的研究者，她从一开始就不满足于仅仅对文本文献进行梳理分析，而是不遗余力地去亲眼见证、亲耳倾听和亲身体会。
1982年，黛博拉在美国最古老和最富盛名的国际关系研究院之一——塔夫斯大学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院获得硕士学位，之后继续攻读国际发展专业博士学位。她将论文方向确定为中国对非洲的援助，这在当时的中国问题研究领域还少人问津。1983年，她踏上非洲大陆开始调研之旅。那一年，她在《中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对中国援非的早期观察文章——《利成于益——中国援外新模式强调互利》。几年后，她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对西非的农业援助：对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冈比亚的三个中国水稻项目的技术、经济和机构分析》。由于是冷门研究，黛博拉在1998年出版的专著《中国援助和非洲发展：输出绿色革命》仅售出几百本。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令世界瞩目，中非关系迅速成为研究的热门领域，一时间涌现出大量研究成果，但质量和水平却千差万别，那些为赶潮而匆忙发表的成果中甚至存在着许多错讹之处，拼凑编造了关于中国援助的“数据库”。
相比之下，《龙的礼物》得到重视、好评和大量转引，首先是因为人们对黛博拉近30年执着研究的敬重。尤为突出的是，黛博拉坚持不懈地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研和访谈活动。她多次到访非洲，从中国长期援助的国家（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资源丰富的国家（津巴布韦和尼日利亚）、战后重建的国家（塞拉利昂和莫桑比克），到治理较好的国家（毛里求斯和南非），其足迹几乎遍及整个非洲，着重调研几十个中国援助和投资项目的案例。从中国到非洲，从美国到欧洲，她进行了数百次的采访，有中国和非洲的政府官员、使馆人员，有中国参与在非经济的一线工作人员和普通非洲民众，还有银行家和学者……黛博拉的调研成果对中国国内学者更侧重文献档案的研究方式来说，的确是十分有益的补充和启示。
从历史视角出发
当西方将中国称作“新兴援助者”（emerging donor）时，黛博拉正在分析由她的国际助理研究员团队提供的有关中国援助的资料汇编。以此为基础，她在《龙的礼物》中用三个章节展现了中国对非洲援助和参与非洲发展的50多年的历程：中国人并不是非洲新的援助者，他们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对非援助，这给予中国在非洲稳定的存在、信誉和坚实的基础；中国并不是不可信赖的伙伴，并没有在毛泽东去世后对非洲进行“倾销”，也并非只是因为资源需求的上涨才回到非洲；尽管许多西方国家直到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之后才开始关注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参与，但当时中国加速进入非洲已经有十年之久，而这是建立在中国几乎从一开始就承诺将会遵循“互惠互利”原则的数十年援助的基础之上的。中国从未离开非洲——她指出，应该从这一角度观察中国当前在非洲的显著崛起。
黛博拉十分了解西方国家的援助史：从早期援助基础设施和工业，到后来的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和（短期的）人类基本需求，再到转向结构调整，然后是治理与民主等，富裕国家有关援助如何才能最有效地促进发展的信念一直都在发生变化，然而在非洲，这些不断变化的处方并没有对消除贫困产生多大影响。
黛博拉认为，中国的援助和经济合作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中国从未宣称知道非洲必须如何发展。中国认为不应对援助施加任何政治和经济条件，各国应自主寻找摆脱贫困的道路。直到现在，中国的援助仍然取决于20世纪50年代所建立的外交政策框架——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中国的援助和经济合作计划主要依据受援国自身的发展经验和请求，重点放在基础设施、生产和大学奖学金等传统捐助者已经不再重视的领域。它遵循了一套截然不同的关于发展的核心理念，这一理念的形成与发展在改革开放后受到两种新的因素的影响：一是中国自身作为受援国和外国投资接收国的经历；二是中国具有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特征（国家主导型参与模式）。
打破思维定式
有关中国对非行动的众多错误信息和草率结论，通过媒体报道、特别是经由网络迅速传播，使不少人对中国的印象开始变成简单的习惯思维。而黛博拉尽力将那些虚构的传言从现实中剥离出来，为21世纪前十年中国参与非洲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均衡、更有历史依据和更加复杂的画面”，描绘出那个在所有问题背后的“真实的故事”。
中国到底提供了多少援助？
国际媒体、研究机构不断发布关于中国援助的新数据，却没有多少能用权威、科学和严谨来定性。2006年，时任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访问非洲期间，公布自1956年以来中国向非洲共提供444亿元人民币援助，但美联社却报道称中国总理说提供了“440多亿美元的援助”，这个“新数据”之后被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引用，“而这一报告又似乎影响了其他记者的分析”。
黛博拉指出，中国的援助分为三部分：中国财政部的对外援助支出、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优惠贷款及债务减免。不能将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参与都划入官方援助的范畴。中国以自然资源为抵押的发展贷款，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按照西方传统援助国的标准，都算不上是官方发展援助。
根据多年的学术研究经验，黛博拉认为，以媒体报道为基础的研究是有严重缺陷的。不出意料，她研究得出的对中国援非金额的估算，远远小于媒体耸人听闻的报道。她承认，中国的援助计划确实比较大且呈上升之势，但并没有达到庞大的程度，只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的一小部分。 尽管黛博拉的著作备受关注，但关于中国援助的神话仍在继续。2011年4月，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公布自1950年到2009年底，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助金额达2562.9亿元人民币。然而当年9月，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发布报告称：纽约大学魏格纳学院根据媒体报道计算，2002年到2007年中国对外经济援助总额为745.51亿美元（约合4696.7亿元人民币）。据此报告，中国的网络媒体也加入了制造中国援助神话的行列，2012年网易新闻数读专栏发文题为《中国式对外援助：五年豪砸近五千亿》。
中国援助：
全是为了石油、矿产、资源？
中国为什么向非洲提供援助？存在的习惯思维是：为了攫取非洲的资源，中国是在搞“新殖民主义”。黛博拉认为，这至多是一个片面的和误导性的答案。她的调研显示：基本上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完全甚或主要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提供援助的。实际上，中国对每一个遵循“一个中国”原则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都提供了援助。中国也并没有向资源丰富的国家提供更多的援助，中国向非洲各国公平地提供赠款和无息贷款，优惠贷款主要提供给具有良好信用和偿还能力的国家，在信誉不好的国家则提供给能确保获得收益的项目。
黛博拉指出，20世纪80年代末后，西方国家对非洲农业、制造业和基础建设的援助降到了历史最低点，由此出现的真空是由中国来填补的。非洲之所以被纳入中国的“走出去”战略，并非仅仅是因为自然资源，还因为在贸易、建筑和工业领域的发展机会。中国对非援助模式正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自身发展经验的翻版。黛博拉对“中国责任论”的看法更显客观，她认为，作为一个仍然存在大量严重贫困人口的国家，中国仅仅为了其他国家（许多国家拥有更高的收入水平）的利益而拨出大量资金的做法是不负责任的，因此不应对中国所宣称的对非经济参与将促进“互利共赢”的说法进行批评。
中国是“流氓捐助者”？
2007年，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总编摩西·纳伊姆给中国贴上了“流氓援助”（Rogue Aid）的标签，他声称中国的援助“有毒”，“扼杀了真正的进步，伤害了普通的民众”，是“对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威胁”，会加剧“腐败、混乱和专制”。
但黛博拉不以为然，她指出中国“看起来并没有使治理恶化”。黛博拉用电影《罗生门》来比喻中国面临的舆论处境。安哥拉在内战期间欠下了巴黎俱乐部（由19个富裕债权国组成）巨额的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安哥拉进行一系列改革，包括提高所得税、实行贸易自由化、提高石油收入透明度等。不过，这并没有阻止安哥拉继续从西方银行获得高息石油抵押贷款。直到2004年，中国以自己的模式——石油抵押贷款（安哥拉以石油收入支付中国提供的各种设备、物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费用，利息较低，还款期限较长）参与安哥拉战后重建，中国由于“不附加任何条件”开始承受“罪责”：“完全是因为中国的援助，安哥拉才没有清除腐败的压力”。在只有中国登上报纸头条的背后，事实是，西方银行不需要透明性就支付了贷款，是西方企业出口了安哥拉的石油，为执政党提供了现金流；中国的贷款并非没有风险，但对安哥拉而言仍然是一种革命：安哥拉的资源第一次有望被真正直接转化为发展项目，这是解决困扰许多非洲国家的“自然资源诅咒”的一种可行的方法。
黛博拉并非是要为关于中国的所有负面评价正名。例如，黛博拉认同关于“中国以较低的环境和社会标准赢得商机”的判断，但她同时看到，中国国内自身在环境问题与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也在经历曲折的学习过程，中国正在做出改变。有人批评黛博拉对中国“太过宽容”，但黛博拉说，她是想对关于中国参与非洲的定式思维提供更为平衡合理的看法。她认为，西方国家需要对中国的参与有更加现实的了解，需要避免危言耸听和过度偏执，需要承认自己的缺点，或许还需要对中国始终如一地奉行不干涉内政的政策（可能要比西方国家自己经常干涉别国内部事务，或使用武力来促进政治变革更为可取）这一观点进行探讨。黛博拉是学者，也是“发展工作者”，也许正是这个身份，正是她对非洲发展的真诚关切，使她对中国在非洲的参与采取了更为开明的立场。
在书的结语中，黛博拉说，中国自身的试验已经让上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他们相信投资、贸易和技术是发展的手段，他们正在参与非洲的过程中使用这些手段，这是他们在国内学到的经验。他们认识到他们自己的自然资源可以成为现代化和繁荣的资产，认识到中央政府对发展“市场经济”（黛博拉称为capitalist business）的承诺可以迅速降低贫困，认识到经济特区可以从西方国家和日本吸引成熟的产业集群，可以提供就业和技术。这些经验所注重的并不是援助，而是试验；并不是家长式管理，而是竞争这一“创造性破坏”和萌生新机会的可能。这也许是中国这条巨龙最终的礼物。
关于黛博拉·布罗蒂加姆
（Deborah Brautigam）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SAIS）国际发展和比较政治学教授、国际发展项目主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员，在美国的美利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挪威的伯根大学亦拥有教职，是联合国、透明国际、世界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德国技术合作公司、美国国际开发署、英国国际开发署、丹麦国际开发局等组织和政府部门的顾问，并为《金融时报》、《卫报》、《纽约时报》、CNN、VOA、CCTV等众多媒体撰写时评。主要从事中非关系、对外援助、工业化、国家治理和发展问题等领域的研究，曾两度获得美国富布莱特研究奖。代表著作有：《中国援助和非洲发展：输出绿色革命》（1998）、《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2009）。2010年，开建博客http：//www.chinaafricarealstory.com（“中国非洲真实的故事”），截至2013年7月已发表日志205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