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28年，36卷，3600余万字，河南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这套《袁世凯全集》，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一套袁世凯文字著述全集，收集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韩国、日本保存的袁氏传世文字，包括已刊、未刊档案，以及公私收藏。其内容有章奏、文告、律令、公牍、函电、诗文、题词以及著作。时跨1875年（光绪元年）-1916年（袁世凯16岁-58岁）42年。有文必录，以全取胜。
　　提到袁世凯，我们的脑海中第一反应往往是窃国大盗、独夫民贼、老奸巨猾的野心家，从迫使孙中山让位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到遭世人唾骂的“洪宪”称帝，一个脸谱化的袁世凯形象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可是你是否知道，袁世凯也是坚定的改革派，袁世凯早年倾向维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期间，袁世凯倡导并力行晚清新政，包括废除科举、兴办学校、督办新军、发展工商实业，主张政治改革，实行君主立宪等，溥仪登基后，摄政王载沣罢了他的官，他的改革主张也大受挫折。
　　就任中华民国首任总统之后，袁世凯在军事、经济、教育、文化、政治等方面都各有建树，特别是颁布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扶持民族工商业，提倡国货，增加进口税并减少出口税，加强国货竞争力，扩大国货销售市场。自1912年到1914年这3年间，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企业，得到长足发展，使中国经济在晚清后出现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袁世凯绝非碌碌无为之辈。
　　主编《袁世凯全集》的骆宝善、刘路生夫妇是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他们收集整理这套全集的态度就是要客观地还原袁世凯这个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毕竟，袁世凯曾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袁世凯者，乱世之枭雄，治世之能臣，立宪运动的领袖人物张謇许其为日本明治维新的铁腕首领大久保利通。在《袁氏当国》一书中唐德刚先生如是评价袁世凯：他是“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大小政务一把抓。事必躬亲。其为人也，虽乏远大的政治理想，然亦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不治私产”。“袁世凯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卫晚年之做汉奸，异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契机只在一念之间。悲夫！”
　　有人说袁世凯一生的悲剧仅在于称帝，即使在臭名昭著的称帝一事上，近年来史学界对此的评价也不再简单粗暴地一棍子打死，是大权独揽高高在上的君主制，还是袁世凯一生追求的君主立宪制？这有本质的差别。从“洪宪”的年号，我们就可看出些端倪，“洪”是“利用思明覆清之心理”，“绾洪合武”，“宪”则是为了有别于历史上的历朝历代，表明政体是君主立宪制，可见即使袁世凯在称帝时，也没有完全忘记中华民国宪法。
　　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如果不依据可靠的史料，做真实的历史叙述和符合中国历史进程的评论，而只做传统“定论”的解说，那就大谬不然了。历史的永恒在于真实，背离真实的“定论”，无论如何美妙，都是不能长久的。
　　袁世凯有没有告密？
　　《新民周刊》：在晚清，袁世凯一直是倾向于改革维新的，其实是改革派？
　　骆宝善：应该是。袁世凯的政治生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如果将袁世凯的人生历程划分为几个阶段，在甲午战争之前，他是个道员，属于中下级官员，虽有主张，但还没有决策权。甲午战争、小站练兵之后，他才真正地登上历史舞台独当一面，义和团运动时期，1899年年末，他成了封疆大吏，从山东巡抚到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在此之后，1907年，他被调到中央，任军机大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了。他是晚清十年新政改革的倡导者和力行者，也是预备立宪的实际领导者。1908年，光绪、慈禧驾崩后，他被罢了官，两年多的时间，他赋闲在家。从一个低级的官员，到封疆大吏、当朝权臣，再到辛亥革命之前，他都是个改革者，而且是个颇有见识、甚有建树的改革者。
　　甲午战争之后，戊戌变法时期，他已经表现出维新改革的强烈愿望。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给国人提出的第一道命题是要强国要强兵，当时，就算有见识的中国人，他们的认识也还没有达到要改革中国的政治制度这样的高度，只是感觉中国的军队太弱，想要学习西方的军队建设。康有为梁启超也有这样的诉求，但是袁世凯和一般的知识分子、一般的文职官员相比有他的优势，就是他在前线，看到了甲午战争的真实场面，更深切地认识到了中国军队存在的问题。所以他强烈要求编练新式近代军队。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中，光绪帝召见了他，命他陈述政见，他向光绪上一篇万言奏折，以编练近代陆军为中心，全面改革政治。无论其内容的完整性与可行性，都不在时人（包括康有为）的政治改革主张之下。当时国家临时军事指挥机构叫军务处，军务处大臣们向光绪皇帝建议，任命袁世凯主持小站练兵，即督办新建陆军。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小站练兵成军，光绪帝命袁世凯进呈练兵的文本成果《新建陆军兵略录存》，足见其对新建陆军钟情。过去论者们说及百日维新失败时，往往称京师大学堂是硕果仅存。其实，至少新建陆军是与之并存的双璧。
　　《新民周刊》：袁世凯到底有没有向荣禄告密？袁世凯亲信张一麐所著《心太平室集》和荣禄亲信陈夔龙所记《梦蕉亭杂记》，真实情况应是9月21日（八月初六）晚袁世凯听到杨崇伊从北京带来的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密谋已经泄露，为避免自己被牵扯上叛逆罪，于是将情况告知荣禄，这是不是比较接近真实？
　　骆宝善：八月初一，光绪皇帝第一次在颐和园召见袁世凯，任命袁世凯为候补工部侍郎，升了他的官。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的官职是直隶按察使，光绪皇帝直接升他做候补工部侍郎，等于现在候补副部长的职位。第二天，八月初二，袁世凯第二次去颐和园仁寿殿觐见光绪皇帝“谢恩”。光绪皇帝指示他好好练兵，并在初五日“请训”。
　　下一次接见是在八月初五，在中南海，这是最后一次接见。那么初二，袁世凯的住处就从颐和园搬到了城内的法华寺，离皇宫很近，便于进宫觐见。初三晚上，谭嗣同奉康有为之命，来法华寺见袁世凯，他们想鼓动袁世凯在天津起兵，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发动兵变。这就是史书上说的“围园劫后”。袁世凯和谭嗣同长谈后，已经过了凌晨零点，袁世凯深知康梁谭的建议只是军事冒险，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一方面是双方实力的悬殊，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只有一个师的兵力，7000多人，而在北京周围，国家的军队不下几十万，無异于以卵击石。更重要的，袁世凯在天津训练的军队平时都不发子弹，子弹在弹药库里放着，只有战争时期才发放子弹。袁世凯根本不可能带着空枪军队杀到北京城里，所以袁世凯很委婉地拒绝了康梁的书生之见，这只能说知识分子根本不懂军事，提出了这样的冒险计划。 　　正是因为这样，谭嗣同从袁世凯住处出来，连夜赶奔康有为住处，报告说此事不成，康有为才逃跑。初五早朝见了光绪皇帝之后，袁世凯坐火车回天津。当时的火车速度很慢，哪像现在高铁那么快，袁世凯坐了大半天才从北京到天津。有当时准确的火车时刻表可查，有当时报纸的报道为据，是到了黄昏时分才到天津的。因为他升官了，天津当地的官员要为他庆祝来欢迎袁世凯，所以他们在天津火车站还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一直到晚上，他才到荣禄的直隶总督衙门，向荣禄报告觐见皇帝的整个过程。因为有无关人员在场，还没有办法开口向荣禄报告谭嗣同的这件事。第二天又一次来到直隶总督衙门，才得到向荣禄报告的机会。袁世凯是一定要向荣禄报告的。首先他是荣禄的部下，第二，谭嗣同动员他“围园劫后”，他不报告荣禄，恐怕别人也会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又因为这件事关系太重大，关系到的不只是他的政治生命。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他一定得报告。
　　我觉得袁世凯表弟张镇芳的儿子张伯驹说过一句比较客观的话：“不管袁世凯告不告密，都是欺君之罪。”不报告维新党人的这场军事密谋，对于西太后，当然是欺君之罪；报告，他们是光绪皇帝的亲信，又是打着光绪皇帝密诏的旗号来的，事情一揭开，无论光绪皇帝知不知道，都威胁到其皇位以及安全，从这一点说也是欺君之罪。
　　他告密是必然的，但是他的告密，并不是慈禧太后初六日早晨政变的导火线。这已经成为学界共识了。
　　《新民周刊》：那么谭嗣同被杀是因为袁世凯吗？
　　骆宝善：八月初六，慈禧太后政变的上谕是康有为莠言乱政，下令逮捕康及其弟康广仁。足见并非因袁世凯的告密而起。初九日，下令逮捕谭嗣同等军机四卿，这时“围园劫后”的信息，已经到京。十三日，“六君子”不审而诛，显然与袁的告密有干系。据说，此举是为防备审出对光绪皇帝更不利的供词。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当然和袁世凯的报告是有关系的。但是他们被杀已经是八月初九的事，已经到了所有事情都尘埃落定的时候了。
　　袁世凯称帝：君主立宪？
　　《新民周刊》：袁世凯为什么一定要称帝？为什么他想要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
　　骆宝善：20世纪初，1905年-1911年，中国出现了一场立宪运动，不只是袁世凯一个人主张立宪，袁世凯只能说是立宪运动派的领袖。当时中国太落后了，中国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和官员，看到了西方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的崛起，他们就想改变中国的君主专制现状，实行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改革举措。而且，举国上下形成了一个实行君主立宪的运动。康梁在海外也在宣传实行君主立宪。
　　其时，还有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主张共和立宪。是通过改革，实行君主立宪，还是通过革命，推倒清政府，实行共和立宪，双方的政治主张是不同的。但实行资本主义的宪政制度，则是共识。改革，是全国上下一致响应的举动，立宪，是共识，只是采取革命还是改革的手段，双方有分歧。
　　《新民周刊》：袁世凯称帝，是在当时共和政体的民国因事权牵掣造成纷扰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他对多党议会制度对总统权力的限制是否已经腻烦了？
　　骆宝善：在那样一个年代，不管是革命党人、立宪党人，还是袁世凯势力集团，大家对于共和政治、议会制度的了解和认识都是很浅薄的。民国初年的局势，袁氏当国的几年，所制定的制度和政策，从本质上来看，是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权，但是具体怎么建设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则，他们不了解、不懂得。这种制度的各个方面，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都有盲区，都有感到陌生之处。袁世凯有袁世凯的弱点，革命党也有革命党的弱点。袁世凯就觉得，他无法实施作为大总统的国家领导人的职权，遇到很多障碍，这既有他不适应共和制度的一面，也有议会制度造成的困扰。当时在国家议会制度下，很多议案无法达成共识，无法做出决议，这恐怕是他做出恢复帝制决定的根本原因之一。
　　这里有一个概念，共和立宪议会和君主立宪，都是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袁世凯要恢复帝制，并不等于他就是要回到清朝的君主专制制度时期。就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也有总统制内阁、君主立宪内阁之分，现在也是这个样子。比较客观地说，袁世凯的目标是这样的追求。袁世凯称帝之后，引起举国反对，那是因为大家觉得，已经共和了，恢复帝制就是倒退、就是反动。但在反对声中，袁世凯为什么还坚持要恢复帝制，这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这也不是某一个政治历史人物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他是觉得只有君主立宪制比较能贯彻他的立场和主张。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袁世凯一个人身上，其实，在某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某些政治声望以及威权达到登峰造极或自认为独具主张的政治人物，逆众议、众论而独断专行，最终至不可收拾者，古今中外，历史上大有人在。
　　维护祖国统一
　　《新民周刊》：经过讨价还价后签订的“二十一条”，实际只剩下十二条，那么大众知情吗？
　　骆宝善：任何人只要想知道，就能知道。大众其实都知道，我们的很多政治运动其实都是给政治家们给鼓动起来的。当时“二十一条”签订了几条，中日双方达成了怎样的妥协，《政府公报》都有正式公布，这是一份公开发行、可以自由购买的官方公报。以不知情为由就说袁世凯卖国，是不能成立的。
　　《新民周刊》：袁世凯早年随军赴朝鲜参与平定壬午军乱，又在朝鲜甲申政变中指挥军队击败日本，他对日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骆宝善：应该说在当时的中国政治人物中，他是少数对日本有比较深刻认识的人之一，他意识到了日本的扩张意图，当然他的意识也是有限的。他是在第一线和日本人打交道者中比較有头脑的人。他对日本人的深远战略意图可能不是那么清楚，但是他对日本有意吞并朝鲜这一点非常明白，他比那些在国内决策层的官员清醒得多，但是他不起决策作用。
　　《新民周刊》：在袁世凯的努力下，外蒙古曾于1915年6月7日取消独立，他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努力？
　　骆宝善：辛亥革命时期，外蒙古擅自宣布独立，作为临时大总统、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是坚决反对，坚持取缔的。外蒙古宣布独立时，袁世凯曾想派兵攻打外蒙古。正是在北洋政府时期，民国一度将已经独立的外蒙古收回中国，让外蒙古独立的绝不是袁世凯！现在保留有袁世凯坚持主张外蒙古是中国一部分的各种文献文件，他一直试图劝说外蒙古不要独立，继续留在中国的大家庭中。但是俄国在外蒙古驻兵，等于就是依靠武力强行独立，袁世凯也没有办法。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的军事实力与俄国相比还处于下风，如果强行收复外蒙古，等于就必须要与俄国决一死战。袁世凯还不敢走这一步，主要还是想以外交手段来处理这一问题，在袁世凯活着的时候，外蒙古曾一度取消独立。他派了军队到了现在外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当时叫库伦），后来俄国人又让外蒙古分离出去。在当时，举国一致声讨外蒙古独立，南北各省都督多有主张出兵讨平者。但袁世凯深知外蒙古独立的俄国深远背景，征蒙必然要冒与俄国开战的风险，这是当时国力所不及的，故只能谋求外交解决。以后，外蒙古再度独立，是袁世凯去世之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