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数十年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建设道路。
　　吴良镛，他是新中国建筑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是我国建筑与城市规划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是活跃在国际舞台的世界著名建筑与城市理论家。著名的美籍华裔建筑学家贝聿铭曾经说过：“不管你到哪个国家，说起中国的建筑，大家都会说起吴良镛。”然而，这位1922年出生的建筑大师却异常谦逊：“我的作品不多，都是大家一起做的。”
　　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导向，不说空话，只做实事，是吴良镛一生的坚持。数十年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建设道路。
　　“与公共建筑相比，我更在意民居。”吴良镛常说。他经常告诫学生：“建筑学的意义不仅在于要盖房子，更要避免盖低劣的房子，不要以为在一个地方盖一座大房子就可以扬名，如果盖得不好，那就是历史的罪人。”在吴良镛的心中，创造良好的、与自然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能诗情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是他一生不变的梦想。
　　北京菊儿胡同有一个41号院，原是一座寺庙衍生出的大杂院，也是菊儿胡同最破的地方。
　　上世纪80年代，北京开始展开危旧房改造项目。但是，菊儿胡同又属于古都风貌的保护范围。北京市房改办找到了吴良镛。出乎意料的是，吴良镛对于这个建筑面积仅2700多平方米、设计费用仅1万元的项目显示出极大热情。其实，早在1978年起，吴良镛就开始对北京旧城区中心地段的整治进行研究。他认为，北京旧城可以说是世界城市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最后结晶”，因此，北京的旧城改造，不仅要满足现代生活的舒适要求，还要与原有的历史环境密切结合，要创造一种社会住宅。
　　据吴良镛的助手左川回忆，在菊儿胡同方案审批时费尽周折，前后审查了7次之多。但吴良镛不厌其烦、反复修改。到了施工图阶段，光图纸就出了95张。“年轻的时候，我曾在书本上了解到，西方城市有交通拥挤、住宅缺乏、失去自然等毛病，当时天真地认为，这些跟中国没什么关系。”吴良镛回忆说，“直到怀着满腔热情从海外回国参加建设时，我都依然认定所谓的‘城市病’只是資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中国不仅可以避免，而且还能建设得更好。”然而，数十年间，中国城乡变化虽然巨大，却并没能绕开“城市病”。
　　让吴良镛感到揪心的是，城市文化建设面临着重重误区，有些城市呈现出不健康的规划格局：“不是不能借鉴西方建筑，但不能照搬照抄，拾人牙慧。”
　　如今，改造后的菊儿小区里，精心保留了原有的树木。一水儿的2层、3层小楼白墙黛瓦，与周边的老房子浑然一体，丝毫不觉得突兀。一进套一进的小院子，面积虽然不大，却并不觉得压抑。这样一座“类四合院”，完全没有高楼大厦那种冰冷、孤立的感觉，“大爷”“大妈”“叔叔”“阿姨”……邻里间出来进去的都打声招呼，情境间，生活仿佛回到了过去的北京城。体现出吴良镛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相对于大拆大建，吴良镛倡导的“有机更新”理念，延续了城市原有的历史环境，对于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城市来说，可谓是探索了一条旧城更新和危房改造的新路子。1992年，菊儿胡同改造获得亚洲建筑师协会金质奖，1993年获得联合国“世界人居奖”。
　　“我们需要激情、力量和勇气，自觉思考21世纪建筑学的未来。”1999年6月下旬，在国际建协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上，时任大会科学委员会主席的吴良镛宣读了由他起草的《北京宪章》并获得通过，标志着“广义建筑学”与“人居环境”学说已为世界建筑师所普遍接受和推崇，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西方建筑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局面。作为国际建协成立50年来的首部宪章，它成为指导新世纪世界建筑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文献，并在2002年以中、英、法、西、俄5种语言出版。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世界人居学会主席……数不清的荣誉、成就，却没能让吴良镛停下前进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