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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江苏省丹阳市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通过建立Logistic模型，分析个体特征、社会因素、经济特征、适应性等方面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人年收入、是否失业、是否拥有医疗保险、在城市务工时间和在城市居住时间等因素对其市民化意愿有着显著影响。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S-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7-6611（2014）14-04516-05
Research on Factors Affecting Urbanization Will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an Example Based on Danyang， Jiangsu Province
ZHANG Chunhui et al（College of Finance，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5）
AbstractThe study took migrant workers in Danyang， Jiangsu province as research object and researched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will of urbanization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by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Logistic model， the study 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factors， belonging to aspects which included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social factors， economic character and adaptability， have effects on the will of urbaniz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actors， including age， level of education， personal income， unemployment， health insurance， time of working in the city and dwelling time in the city，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esire to integrate into citie
Key words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Urbanization will； Influencing factor
自从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以来，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根据全国总工会的界定，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新生代农民工受惠于计划生育和义务教育政策，人口素质和受教育水平明显提升，交通、通讯、传媒的高速发展增加了他们城市就业的成功率。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农经历、受教育水平、消费支出、市民化意愿等方面与上一代农民工表现出很大的不同。他们对城市的认同要远大于对农村的认同并迫切希望能融入城市。
十八大政府报告指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也要求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并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鄉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促进有能力在城镇合法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鉴于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当前农民工的主体，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有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有助于长期扩大内需，进而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强大而持久的拉动力，对确保城乡社会稳定乃至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
1文献回顾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中国社会的特殊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
李丽群[1]等通过对江西省永丰县新生代农民工现状的调查，分析得出享受型生活观念、文化程度较高与流动频繁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显著特征，并基于这些特征研究探讨了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动机。
王桂新[2]等以上海为例，从微观角度考察农民工的市民化特征，认为目前农民工总体上已达到54%的市民化水平，其社会关系、心理认同等非物质维度的市民化已接近60%的水平。许传新[3]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适应、人际适应等方面处于中等水平，而生活处于较低水平，相当部分存在相对剥夺感、社会差异感、社会距离感、混乱的身分认同和不满情绪。乔超[4]表示户籍壁垒、城市排斥等因素，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认同困境”的主要原因。刘应君[5]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心理融入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社会层面的“融入”，需要从法律、制度、心理维护等方面完善农民工市民化，从而应对他们心理上的“孤岛化”的状态。胡江[6]通过对重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的专题调研，分析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四种方法和阻碍市民化程度的主要因素，并为各级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王春光[7]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问题上面临三大难题：政策的小幅调整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渴求有距离；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向往与他们实现城市化的能力有差距；国家城市化政策与地方落实城市化措施不一致。张华[8]认为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有：接纳心态不正，农民工维权难，素质不高成障碍，城市生活成本过高，城市承载能力有限，现行农村土地制度束缚。 黄锟[9]认为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须按照有利于明确和保护土地物权的思路，建立以承包权为核心的农地产权制度、基于承包权的农地流转制度和基于土地物权的农地征用制度。郭青[10]认为要在提高认识、开展试点的同时，对农民工开展相应培训，并满足其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需求，推动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社会融合。宋华明[11]等就如何破除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有效市民化而形成的“三重”约束提出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投资、扩大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和谐氛围五点方法。周密[12]等采用需求可识别的 Biprobit 模型和 Oaxaca 分解方法，测度出了案例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和影响案例地区市民化程度差异的因素，总结出职业阶层的回报差异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差异的重要因素，而受教育程度与职业阶层密切相关的结论，并提出了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提高其职业阶层，实现市民化的政策建议。
国外学者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就业方面。Ming[13]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提出政府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就业人群的基本生存权利；Coke[14]认为中国新生代农民工资待遇低、工作环境差，并且由于中国统计数字的巨大分歧，分析和解决其就业问题十分复杂。关于农民工进城打工的原因，多数学者认为经济因素起重要作用，最为经典的解释是迁入地与迁出地之间收入的差异。而农民打工目的地与出发地的距离对其是否外出务工有很强的负面影响，因为随着距离的增加，信息会递减，迁移心理成本会增加。然而，距离对受过更高教育者的阻碍作用要远小于对受教育水平较低者。与距离的作用相反，社会关系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有积极作用，它能降低务工者的心理成本并为其提供实现迁移所必要的信息[15]。Stark[16]提出了新经济转移理论，该理论强调家庭是决策主体，收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是家庭成员决定是否外出的重要因素。家庭会为了规避收入风险和使收入来源多元化而决定其成员是否外出打工，会为了克服资金约束和制度供给短缺或与周围人收入水平相对照来决定外出打工与否。Robert[17]认为现行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是造成打工者回流的两个重要原因。Peter[18]等认为中国的户籍制度导致和加剧了城乡分割，严重阻碍了城乡之间人口的流动。White[19]指出由于中国城乡分割，政府只对城镇居民提供社会保障，而对农民几乎没有提供保障，这会影响社会稳定。
2研究设计
笔者以江苏省丹阳市新生代农民工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通过建立Logistic模型，分析个体特征、社会因素、经济特征、适应性等方面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
2.1数据来源江苏省丹阳市皇塘、横塘、珥陵三镇去城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很大，若对丹阳市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将具有代表性。且本研究小组中有一位组员家乡是丹阳市，获取调查数据较为便利。综合各方面因素，本研究小组最终选取江苏省丹阳的皇塘、横塘、珥陵镇的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对象。小组成员于2013年8月下旬开始在皇塘、横塘、珥陵三镇进行随机调查，调查地点包括街区、施工地、网吧、餐馆、菜市场、私人企业等场所，严格筛选出新生代农民工参与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62份，回收率达87.33%，其中有效问卷为234份，占比78%。在有效问卷中，来自横塘的有99份，来自珥陵和皇塘的分别为73和62份。
本次接受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有154人，占66%，女性80人，占34%。21～32岁的青年是构成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年龄区间，其中，21～24岁的人相对较多，占样本总数的41%，另外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下的占样本总人数的75%，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总体上受教育水平不高（表1）。此外，被调查的新生代中有58%受过工作培训，49%已婚并且75%的已婚调查者与配偶住在同一个城市，说明其结婚对象也有可能大部分是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中有60%的人曾失過业，并有64%的人年薪在30 000元以下，说明大部分农民工工作不够稳定且收入较低。有71%的被调查者在定居城市居住时间在3年以下，说明农民工大多没有在务工城市长期居住。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的人占了被调查者的绝大部分比重，而参加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接近被调查人数的一半，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全面的社会保障。
2.2变量选择一般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会受到自身个体特征及适应能力、外界社会因素及经济特征等因素的影响，本研究拟针对此四方面进行研究，针对四方面选取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验证。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Y（个体特征、社会因素、经济特征、适应性等），将其选作为因变量。
模型中，“个体特征 ”包括年龄（AGE）、性别（GENDER）、受教育程度（EDUCATION）、培训与否（TRAIN）等。一般情况下，年纪轻、受教育程度高、参加过培训的农民工个体比较倾向于在城市生活。“社会因素”包括婚姻（MARRIGE）、家庭配偶（SPOUSE）、社会保险（INSURANCE）等因素。一般认为未婚或者已婚且配偶也在同一城市的农民工以及享有社会保障的农民工具有较高的市民化倾向。“经济特征”主要指年收入（INCOME），通常年收入比较高的个体或家庭，市民化倾向比较强烈。“适应性”用三个指标衡量，包括在城市打工时间（WORK TIME）、居住的时间（HABITANT TIME）以及曾经失业状况（EMPLOYMENT）等。一般来说，随着在城市打工、居住时间的增加且没有经过失业的农民工，其市民化意愿较强。模型中各变量定义如表2所示。
调研中发现234个新生代农民工样本中有58%的新生代农民工样本接受过技能培训，而技能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并没有通过检验，这主要是由于农民工主要从事体力性为主的工作，没有参与专业精细化的技能培训，加之培训费用的分担会增加其生活成本支出，因而即使接受过技能培训也大抵是一些简单粗化的经验传导，此外，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一般而言对技能的要求并不高，大多是些经验活，故其对市民化意愿影响不明显，影响效果不显著。 3.2社会因素方面已婚人士的市民化意愿在统计回归上并不显著，说明婚姻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并不大，这主要是因为在接受调查的样本群体中，51%的样本群体未婚，只有49%的样本群体已婚，而已婚农民工本就年轻，积蓄不多，且育有子女，生活压力较大，因此在经济上很难承受市民化所带来的经济方面的压力，因此对市民化的意愿并不强；此外如果与配偶在同一城市，很可能夫妻双方均为农民工，收入较低，城市生活压力大，对市民化意愿不显著。
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由于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选择人数较少且部分样本群体甚至不知此类保险，因而在回归时将其剔除，以便增加样本回归的自由度，提高显著性。分析可知，接近80%新生代农民工样本群体拥有养老保险，然而养老保险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不够显著，主要因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大多是自己承担或者是自己与企业共同承担一部分，对于他们而言，这是自己从收入中支出的一笔开销，虽保障其老年生活，却也增大其当下的生活压力，因而对市民化意愿影响不显著；而医疗保险的样本群体有92%，对其市民化意愿产生显著性较弱的影响，在90%置信区间以上显著，回归系数为-0.811，拥有医疗保险的人群比没有医疗保险的人群市民化意愿要弱一些。这可能是因为这部分人已经实现市民化；未实现市民化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由于医疗保险也是一笔开支，增加了其生活压力，而他们企图生活安稳，因此拥有医疗保险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意愿相对较弱。
3.3经济特征方面家庭年收入也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表现个人年收入越增加，愿意市民化的倾向越明显，影响系数为 0.492，而且在统计上达到95%以上的显著。家庭收入越高，其支付城市生活成本的能力就越强，能够承担的城市生活压力越大，因而家庭收入高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市民化有着较强的意愿。
3.4适应性方面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长短也影响市民化的意愿。一般在城市工作时间长的，市民化的意愿强，在统计上非常显著，由于工作时间比较长，市民化能够使得工作更加便捷；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时间长短也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表现为正效应，在统计上达到95%以上的显著。 打工时间及居住时间在统计上非常显著主要是因为在城市打工及居住时间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工作经验和生活经验积累的主要表征。打工及居住时间越长，工作经验越丰富，技能越娴熟，其获取物质资本的能力也越强；另外随着在城市居留时间增加，他们对城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更加熟悉，对城市的认同感增强，进而其市民化意愿会显著增强。农民曾经失业的情况也影响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统计上达到95%以上的显著，其回归系数为-0.814。这是因为技能不够娴熟，工作转换引起的摩擦性失业，而且与每年的春节时间基本重叠，该群体一般对工作的预期不是很高，普遍认为只要不怕脏、累、苦，工作报酬比务农高就行。然而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成家立业的问题，生活压力大，因此有失业过的群体的市民化意愿一般比未失业过的弱。
分析可知，不管是个体因素、社会因素、经济特征、适应性方面，都或多或少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而政府应该根据这些影响因素，针对性的制定相关法律法案，提高其市民化意愿，有序的推进市民化的进程。
4政策建议
4.1加强教育培训力度，促进农民工收入增长政府应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状况的关注程度，增加对农村教育的经费投入；强化农村义务教育，开展职业教育和技能提升教育。这样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知识储备和人力资本，提高其生产率和竞争力。目前，由于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教育程度较低，工作相关技能较弱，大多从事以体力为主的工作，这类工作对技术和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较低，工资也相应地较低。而劳动生产率较高的技术、管理类工作，由于具有较高的管理、组织形式和科学技术水平，生产方式比较先进，收入也普遍较高，这些工作要求有较高文化素质和工作能力的劳动者。政府应重视提高农民工教育程度，使農民工向向管理、技术等部门就业，从而使农民工能获得较高收入。此外，政府还应积极完善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加强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对劳动者基本生活的保障功能，从而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
4.2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农民工就业体系城乡割裂式二元户籍制度给农民工带来了诸如就业、生育等多方面不公，这样简单的二元对立已不能不满足中国社会的发展。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做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实行不同规模城市差别化落户政策。把有能力、有意愿并长期在城镇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及其家属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对未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建立居住证制度。使更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纳入城镇教育、实现异地升学，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使农业转移人口和城镇居民共建共享城市现代文明。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缩小阶层化概念，有利于消除户口管理上的种种社会经济差别，让长期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农民工融入城市，享有当地居民一样的福利待遇和生活条件，并使新生代农民工与地居民在就业和其他发展机会上真正享受平等的待遇，以减少农民工的失业率，增长其务工时间以及在城市居住的时间，增强其市民化意愿。
4.3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是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三大组成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主要在条件较差的外部劳动力市场，因工致伤、致残、致命的事故时有发生，工伤保险应当作为最基本的社会保障项目尽快得到确立。建立健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必须做好相关的管理工作。一方面，要通过教育宣传等方式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忧患意识和参保意识，另一方面，要全面加强企业、单位劳动用工合同的监管，并通过经济、行政和法律等手段对不按合同要求给新生代农民工办理参加社会保障手续的企业、单位予以严肃处理。企业分担新生代农民工一部分或全部参保压力后，农民工自身社会保障加强，其市民化意愿也得以增强。 參考文献
[1] 李丽群，胡明文，黄大星.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与创业动机分析[J].江苏农业科学，2011，39（3）：581-583.
[2] 王桂新，沈建法，刘建波.中国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以上海为例[J].人口与发展，2008（1）：3-23.
[3] 许传新.“落地未生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研究[J].南方人口，2007（4）：52-59.
[4] 乔超.城市经济发展与新生代农民工“认同困境”[J].特区经济，2010（8）：145-146.
[5] 刘应君.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对策探讨[J].经济纵横，2012（3）：101-103.
[6] 胡江.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与对策——以重庆为例的调查研究[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1，30（6）：123-128.
[7] 王春光.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及问题的社会学分析[J].青年探索，2010（3）：5-15.
[8] 张华.农民工市民化的制约因素与对策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2（11）：114-117.
[9] 黄锟.农村土地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与制度创新[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1，32（2）：196-199，229.
[10] 郭青.关于推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相关问题的分析[J].河北学刊，2011，31（3）：121-123.
[11] 宋华明，汤秋芳.破除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三重”约束的路径探析[J].农村经济，2012（3）：109-112.
[12] 周密，张广胜，黄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测度[J].农业技术经济，2012（1）：9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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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FANG LEE COOKE.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Employment Relations in China：An Evaluation of the Rising Level of Labour Disputes[J].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2008，50（1）：111-138.
[15] DWAYNE BENJAMIN，LOREN BRANDT，PAUL GLEWWE，et al.Markets，Human Capital，and Inequality.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R].Unpublished Paper，University of Toronto，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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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ROBERT E，LUCAS J.Life Earnings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4，12（S1）：29.
[18] SAUNDERS P，SHANG X Y.Social Security Reform in China a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J].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2001，35（3）：274-289.
[19] WHITE G.Social security reforms in China：towards an East Asian model？[M].London：Routledge，1998.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S-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7-6611（2014）14-04516-05
Research on Factors Affecting Urbanization Will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an Example Based on Danyang， Jiangsu Province
ZHANG Chunhui et al（College of Finance，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5）
AbstractThe study took migrant workers in Danyang， Jiangsu province as research object and researched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will of urbanization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by the method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Logistic model， the study 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factors， belonging to aspects which included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social factors， economic character and adaptability， have effects on the will of urbaniz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actors， including age， level of education， personal income， unemployment， health insurance， time of working in the city and dwelling time in the city，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esire to integrate into citie
Key words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Urbanization will； Influencing factor
自从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以来，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根据全国总工会的界定，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新生代农民工受惠于计划生育和义务教育政策，人口素质和受教育水平明显提升，交通、通讯、传媒的高速发展增加了他们城市就业的成功率。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农经历、受教育水平、消费支出、市民化意愿等方面与上一代农民工表现出很大的不同。他们对城市的认同要远大于对农村的认同并迫切希望能融入城市。
十八大政府报告指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也要求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并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鄉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促进有能力在城镇合法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鉴于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当前农民工的主体，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有助于加快城市化进程，有助于长期扩大内需，进而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强大而持久的拉动力，对确保城乡社会稳定乃至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
1文献回顾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中国社会的特殊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
李丽群[1]等通过对江西省永丰县新生代农民工现状的调查，分析得出享受型生活观念、文化程度较高与流动频繁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显著特征，并基于这些特征研究探讨了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动机。
王桂新[2]等以上海为例，从微观角度考察农民工的市民化特征，认为目前农民工总体上已达到54%的市民化水平，其社会关系、心理认同等非物质维度的市民化已接近60%的水平。许传新[3]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适应、人际适应等方面处于中等水平，而生活处于较低水平，相当部分存在相对剥夺感、社会差异感、社会距离感、混乱的身分认同和不满情绪。乔超[4]表示户籍壁垒、城市排斥等因素，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认同困境”的主要原因。刘应君[5]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心理融入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社会层面的“融入”，需要从法律、制度、心理维护等方面完善农民工市民化，从而应对他们心理上的“孤岛化”的状态。胡江[6]通过对重庆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的专题调研，分析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四种方法和阻碍市民化程度的主要因素，并为各级政府提供政策建议。王春光[7]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问题上面临三大难题：政策的小幅调整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渴求有距离；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向往与他们实现城市化的能力有差距；国家城市化政策与地方落实城市化措施不一致。张华[8]认为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有：接纳心态不正，农民工维权难，素质不高成障碍，城市生活成本过高，城市承载能力有限，现行农村土地制度束缚。 黄锟[9]认为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必须按照有利于明确和保护土地物权的思路，建立以承包权为核心的农地产权制度、基于承包权的农地流转制度和基于土地物权的农地征用制度。郭青[10]认为要在提高认识、开展试点的同时，对农民工开展相应培训，并满足其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需求，推动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社会融合。宋华明[11]等就如何破除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有效市民化而形成的“三重”约束提出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投资、扩大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构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和谐氛围五点方法。周密[12]等采用需求可识别的 Biprobit 模型和 Oaxaca 分解方法，测度出了案例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和影响案例地区市民化程度差异的因素，总结出职业阶层的回报差异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差异的重要因素，而受教育程度与职业阶层密切相关的结论，并提出了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提高其职业阶层，实现市民化的政策建议。
国外学者对我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就业方面。Ming[13]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提出政府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就业人群的基本生存权利；Coke[14]认为中国新生代农民工资待遇低、工作环境差，并且由于中国统计数字的巨大分歧，分析和解决其就业问题十分复杂。关于农民工进城打工的原因，多数学者认为经济因素起重要作用，最为经典的解释是迁入地与迁出地之间收入的差异。而农民打工目的地与出发地的距离对其是否外出务工有很强的负面影响，因为随着距离的增加，信息会递减，迁移心理成本会增加。然而，距离对受过更高教育者的阻碍作用要远小于对受教育水平较低者。与距离的作用相反，社会关系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有积极作用，它能降低务工者的心理成本并为其提供实现迁移所必要的信息[15]。Stark[16]提出了新经济转移理论，该理论强调家庭是决策主体，收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是家庭成员决定是否外出的重要因素。家庭会为了规避收入风险和使收入来源多元化而决定其成员是否外出打工，会为了克服资金约束和制度供给短缺或与周围人收入水平相对照来决定外出打工与否。Robert[17]认为现行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是造成打工者回流的两个重要原因。Peter[18]等认为中国的户籍制度导致和加剧了城乡分割，严重阻碍了城乡之间人口的流动。White[19]指出由于中国城乡分割，政府只对城镇居民提供社会保障，而对农民几乎没有提供保障，这会影响社会稳定。
2研究设计
笔者以江苏省丹阳市新生代农民工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通过建立Logistic模型，分析个体特征、社会因素、经济特征、适应性等方面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
2.1数据来源江苏省丹阳市皇塘、横塘、珥陵三镇去城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很大，若对丹阳市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将具有代表性。且本研究小组中有一位组员家乡是丹阳市，获取调查数据较为便利。综合各方面因素，本研究小组最终选取江苏省丹阳的皇塘、横塘、珥陵镇的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对象。小组成员于2013年8月下旬开始在皇塘、横塘、珥陵三镇进行随机调查，调查地点包括街区、施工地、网吧、餐馆、菜市场、私人企业等场所，严格筛选出新生代农民工参与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62份，回收率达87.33%，其中有效问卷为234份，占比78%。在有效问卷中，来自横塘的有99份，来自珥陵和皇塘的分别为73和62份。
本次接受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中男性有154人，占66%，女性80人，占34%。21～32岁的青年是构成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年龄区间，其中，21～24岁的人相对较多，占样本总数的41%，另外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下的占样本总人数的75%，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总体上受教育水平不高（表1）。此外，被调查的新生代中有58%受过工作培训，49%已婚并且75%的已婚调查者与配偶住在同一个城市，说明其结婚对象也有可能大部分是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中有60%的人曾失過业，并有64%的人年薪在30 000元以下，说明大部分农民工工作不够稳定且收入较低。有71%的被调查者在定居城市居住时间在3年以下，说明农民工大多没有在务工城市长期居住。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的人占了被调查者的绝大部分比重，而参加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接近被调查人数的一半，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全面的社会保障。
2.2变量选择一般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会受到自身个体特征及适应能力、外界社会因素及经济特征等因素的影响，本研究拟针对此四方面进行研究，针对四方面选取变量进行回归分析验证。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Y（个体特征、社会因素、经济特征、适应性等），将其选作为因变量。
模型中，“个体特征 ”包括年龄（AGE）、性别（GENDER）、受教育程度（EDUCATION）、培训与否（TRAIN）等。一般情况下，年纪轻、受教育程度高、参加过培训的农民工个体比较倾向于在城市生活。“社会因素”包括婚姻（MARRIGE）、家庭配偶（SPOUSE）、社会保险（INSURANCE）等因素。一般认为未婚或者已婚且配偶也在同一城市的农民工以及享有社会保障的农民工具有较高的市民化倾向。“经济特征”主要指年收入（INCOME），通常年收入比较高的个体或家庭，市民化倾向比较强烈。“适应性”用三个指标衡量，包括在城市打工时间（WORK TIME）、居住的时间（HABITANT TIME）以及曾经失业状况（EMPLOYMENT）等。一般来说，随着在城市打工、居住时间的增加且没有经过失业的农民工，其市民化意愿较强。模型中各变量定义如表2所示。
调研中发现234个新生代农民工样本中有58%的新生代农民工样本接受过技能培训，而技能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并没有通过检验，这主要是由于农民工主要从事体力性为主的工作，没有参与专业精细化的技能培训，加之培训费用的分担会增加其生活成本支出，因而即使接受过技能培训也大抵是一些简单粗化的经验传导，此外，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一般而言对技能的要求并不高，大多是些经验活，故其对市民化意愿影响不明显，影响效果不显著。 3.2社会因素方面已婚人士的市民化意愿在统计回归上并不显著，说明婚姻状况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并不大，这主要是因为在接受调查的样本群体中，51%的样本群体未婚，只有49%的样本群体已婚，而已婚农民工本就年轻，积蓄不多，且育有子女，生活压力较大，因此在经济上很难承受市民化所带来的经济方面的压力，因此对市民化的意愿并不强；此外如果与配偶在同一城市，很可能夫妻双方均为农民工，收入较低，城市生活压力大，对市民化意愿不显著。
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由于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选择人数较少且部分样本群体甚至不知此类保险，因而在回归时将其剔除，以便增加样本回归的自由度，提高显著性。分析可知，接近80%新生代农民工样本群体拥有养老保险，然而养老保险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不够显著，主要因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大多是自己承担或者是自己与企业共同承担一部分，对于他们而言，这是自己从收入中支出的一笔开销，虽保障其老年生活，却也增大其当下的生活压力，因而对市民化意愿影响不显著；而医疗保险的样本群体有92%，对其市民化意愿产生显著性较弱的影响，在90%置信区间以上显著，回归系数为-0.811，拥有医疗保险的人群比没有医疗保险的人群市民化意愿要弱一些。这可能是因为这部分人已经实现市民化；未实现市民化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由于医疗保险也是一笔开支，增加了其生活压力，而他们企图生活安稳，因此拥有医疗保险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意愿相对较弱。
3.3经济特征方面家庭年收入也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表现个人年收入越增加，愿意市民化的倾向越明显，影响系数为 0.492，而且在统计上达到95%以上的显著。家庭收入越高，其支付城市生活成本的能力就越强，能够承担的城市生活压力越大，因而家庭收入高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市民化有着较强的意愿。
3.4适应性方面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长短也影响市民化的意愿。一般在城市工作时间长的，市民化的意愿强，在统计上非常显著，由于工作时间比较长，市民化能够使得工作更加便捷；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时间长短也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表现为正效应，在统计上达到95%以上的显著。 打工时间及居住时间在统计上非常显著主要是因为在城市打工及居住时间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工作经验和生活经验积累的主要表征。打工及居住时间越长，工作经验越丰富，技能越娴熟，其获取物质资本的能力也越强；另外随着在城市居留时间增加，他们对城市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更加熟悉，对城市的认同感增强，进而其市民化意愿会显著增强。农民曾经失业的情况也影响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统计上达到95%以上的显著，其回归系数为-0.814。这是因为技能不够娴熟，工作转换引起的摩擦性失业，而且与每年的春节时间基本重叠，该群体一般对工作的预期不是很高，普遍认为只要不怕脏、累、苦，工作报酬比务农高就行。然而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成家立业的问题，生活压力大，因此有失业过的群体的市民化意愿一般比未失业过的弱。
分析可知，不管是个体因素、社会因素、经济特征、适应性方面，都或多或少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而政府应该根据这些影响因素，针对性的制定相关法律法案，提高其市民化意愿，有序的推进市民化的进程。
4政策建议
4.1加强教育培训力度，促进农民工收入增长政府应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状况的关注程度，增加对农村教育的经费投入；强化农村义务教育，开展职业教育和技能提升教育。这样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知识储备和人力资本，提高其生产率和竞争力。目前，由于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教育程度较低，工作相关技能较弱，大多从事以体力为主的工作，这类工作对技术和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较低，工资也相应地较低。而劳动生产率较高的技术、管理类工作，由于具有较高的管理、组织形式和科学技术水平，生产方式比较先进，收入也普遍较高，这些工作要求有较高文化素质和工作能力的劳动者。政府应重视提高农民工教育程度，使農民工向向管理、技术等部门就业，从而使农民工能获得较高收入。此外，政府还应积极完善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加强最低工资标准制度对劳动者基本生活的保障功能，从而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
4.2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完善农民工就业体系城乡割裂式二元户籍制度给农民工带来了诸如就业、生育等多方面不公，这样简单的二元对立已不能不满足中国社会的发展。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做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实行不同规模城市差别化落户政策。把有能力、有意愿并长期在城镇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及其家属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对未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建立居住证制度。使更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纳入城镇教育、实现异地升学，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使农业转移人口和城镇居民共建共享城市现代文明。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缩小阶层化概念，有利于消除户口管理上的种种社会经济差别，让长期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农民工融入城市，享有当地居民一样的福利待遇和生活条件，并使新生代农民工与地居民在就业和其他发展机会上真正享受平等的待遇，以减少农民工的失业率，增长其务工时间以及在城市居住的时间，增强其市民化意愿。
4.3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是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三大组成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主要在条件较差的外部劳动力市场，因工致伤、致残、致命的事故时有发生，工伤保险应当作为最基本的社会保障项目尽快得到确立。建立健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必须做好相关的管理工作。一方面，要通过教育宣传等方式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忧患意识和参保意识，另一方面，要全面加强企业、单位劳动用工合同的监管，并通过经济、行政和法律等手段对不按合同要求给新生代农民工办理参加社会保障手续的企业、单位予以严肃处理。企业分担新生代农民工一部分或全部参保压力后，农民工自身社会保障加强，其市民化意愿也得以增强。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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