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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1）05—0110—09
自2020年春节前开始，我国举国上下同心协力开展了一场持续数月的抗疫防疫伟大斗争。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可圈可点的凡人行动。据此，我国一批学者较早地对中国抗疫精神进行考察分析，从不同方面梳理中国抗疫精神。如，徐文秀认为，中国抗疫精神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的守望相助精神;二是闻令而动、雷厉风行的英勇战斗精神;三是顾全大局、壮士断腕的“一盘棋”精神;四是舍生忘死、逆行而上的英雄主义精神;五是充满信心、敢于胜利的积极乐观精神。桑林峰认为，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军民用众志成城、坚忍不拔的精神书写了抗疫史诗，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徐艳玲也概括出五种“抗疫精神”：一是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使命精神;二是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团结精神;三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奋斗精神;四是尊重规律、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五是命運与共、共克时艰的天下精神。
在疫情得到初步控制后，有学者对我国抗疫防疫相对完整的斗争行动进行了必要的梳理，对抗疫精神做出比较具体的表述。宇文利认为，全民抗疫体现了新时代的中国精神。党中央科学决策、各地精准施策、医疗行业科学救治、在保证社会生产和生活正常运转的前提下为切断传染链的全民宅居、部门行业的联防联控、社区纵横衔接的网格化群防群控等，都体现了尊重科学治理、发现抗疫规律的伟大创造精神;科研人员锐意攻关、医护战士勇敢逆行、广大民众勇斗病魔，都彰显了共克时艰、奋力抗争的伟大奋斗精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全民投入、四方驰援，多元一体、协力协同，都展示了携手并肩、同向同行的伟大团结精神。曲青山、王全春等认为，伟大抗疫精神的内涵有：守护生命、人民至上的为民精神，举国一致、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舍生忘死、奋勇向前的牺牲精神，依靠科学、精准施策的求是精神，大爱无疆、共克时艰的互助精神，风雨同舟、命运与共的协作精神。
2020年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国家勋章获得者钟南山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伯礼、张定宇、陈薇颁授勋章奖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就伟大抗疫精神进行了系统阐述：“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他进一步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伟大抗疫精神，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是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总书记对中国伟大抗疫精神20字的高度概括，为我们学习中国抗疫精神提供了明确指引。
根据对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的检索，自抗疫防疫伟大斗争开始至今，我国各界共发表以“抗疫精神”为主题的文献755篇，其中学术期刊351篇，报纸325篇，其他79篇;篇名含有“抗疫精神”的文献共564篇，其中学术期刊210篇，报纸306篇，其他48篇。这些文献基本上是综论性的文献，作者政治站位都很高，涉及内容覆盖广，较好地概括了全国人民在抗疫防疫行动中的实际表现，较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较早发表的文献尽管概括并非特别精当，但对我国全民抗疫防疫工作确实起到了提升士气和鼓舞斗志的作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在我国基本得到有效控制后，国内学术界对“中国抗疫精神”的关注度进一步提高，试图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从不同学科视野对中国抗疫精神进行深化认识和科学提炼。
我们注意到，当前学术界对我国抗疫精神的讨论和研究，从已发表的文献来看，基本上是以“全域视角”或“综观视野”来思考和总结的，专题视角或中观视野的思考和总结基本上付诸阙如。基于此，本文将对中国抗疫精神中的信息时代精神进行分析，从而为我国一年来在抗疫防疫过程中所体现的科学抗疫、全民抗疫、协同抗疫等富有贴近性、针对性、群众性、时代性的抗疫精神的传播提供一个新视点，作出一种新阐释。
从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讲，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是信息时代，或者说我们当今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是信息社会。1973年，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丹尼尔·贝尔出版《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一书，他当时的主张是将信息时代或信息社会称之为“后工业社会”。1980年，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指出：“我们现在正在变成一个‘信息社会”。1982年，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一书中指出：“现在情况很明显，后工业社会就是信息社会”。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时代精神，信息时代有信息时代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可以称之为信息时代精神。像其他的时代精神一样，信息时代精神也会渗透到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对人的行为起引导与支配作用。为了较好地理解信息时代精神，有必要对信息、信息时代、信息主义等概念加以阐释。
“信息”一词在中文文献中最早见之于南唐李中的《暮春怀故人》，其中有“梦断美人沈信息，目穿长路倚楼台”。这里的信息即讯息、消息之意。1923年，美国富兰克·H.奈特在其博士论文中讨论了“信息”，并将信息看作“主要商品”之一，认为应当把“大量的资金”和“巨大的资本”投入到信息活动中。目前，关于信息的不同定义很多，不了解什么是信息，信息有哪些特征，便不能合理地理解信息时代的涵义，更不能合理地理解信息时代精神的涵义。信息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信息是事物存在状态与运动形式的表征;狭义的信息则是事物存在状态与运动形式的陈述，它常以语言、文字、图像、数据等形式表现出来，供人们传递、处理和利用。信息具有以下基本功用：一是减少不定性;二是减少无序度;三是减少疑义度;四是减少模糊度。一个高度重视信息价值并通过现代技术开发利用和广泛传播信息的时代，则是所谓的信息时代。 “信息主义”一词的最早提出者是谁目前难以考辨。但可知的是，在社会学领域，“信息主义”这一概念出自曼纽尔·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卡斯特可说是一个信息主义者，更是一个网络信息主义者，他试图超越“通常”的社会研究，发掘新兴社会秩序的完美主题和形式。在《信息时代》三部曲中，他依据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思路讨论信息主义与信息主义精神的问题。卡斯特认为，网络根植于信息和信息技术，而信息和信息技术衍生信息主义。信息主义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普遍范式。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卡斯特并未对“信息主义”这一基本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按照笔者的理解，所谓信息主义，是指崇尚信息技术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其他各方面的功能与作用，把知识和信息视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其他各方面发展与变革的基础，把社会的信息化看作社会发展的主导趋势和基本动力的思想观念。
卡斯特在信息主义思想基础上还提出了一个“信息主义精神”的概念。但可惜的是，他对“信息主义精神”同样没有作出界定，只知道这是他站在西方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角度而提出的一个概念，至于这个概念的涵义是什么，确实不易理解。从卡斯特的“信息主义精神”乃参照马克斯·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而提出的一个概念来理解，其中的“信息”乃是一种超越“资本”的新资本，而“信息主义精神”则是超越“资本主义精神”的新精神。谈到什么是信息主义精神，卡斯特只是说，信息主义精神是“一种共通的文化符码”，“是多重面向虚拟文化”。后来，派卡·海曼的《黑客伦理与信息时代精神》一书，其中第六章虽然专章讨论了“信息主义精神”，但也未对信息主义精神进行明确界定，只是对卡斯特的“信息主义精神”进行了某些方面的追问和点评。比如，卡斯特说信息主义精神是“一种短暂的文化”，海曼则认为，信息主义精神应当是具有集体价值和永恒价值的。
由上可知，信息主义精神概念的创立者甚至评论者对信息主义精神这一概念基本上未进行过明确的界定，这虽然在学术史上是一种遗憾，但也给后来的信息主义精神研究者提供了学术讨论的空间，更具体地说，也给我们目前借用“信息主义精神”这一概念并根据各自的知识背景来理解信息时代精神留下了一条相对自由的探索之路。笔者认为，从更根本的意义上来说，信息主义精神（Spirit of Infomlationalism）是信息时代、网络社会新出现的一个伦理学概念，是建基于信息主义基础上的一种时代精神，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事物的过程中高度重视信息活动及其重要科学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等的精神积淀。信息主义精神在社会的不同领域有不同的体现，在社会的公共领域，具体体现为尊重客观规律、强调知识创新，尊重信息价值、强调信息公开，尊重信息权益、强调信息公平，尊重信息交流、重视信息共享，尊重信息劳动、重视数字生活等的时代精神。
信息主义精神可以说是信息时代的时代精神或网络时代的时代精神。王金山认为，人类正悄然走向信息社会，信息社会作为一种新的历史时段，必然具有全新的时代精神内容。由此，他将信息社会的时代精神概括为七个方面，即创新精神、平等精神、奉献精神、学习精神、国际精神、人性精神和团结精神。胡启恒院士更特别强调：“信息时代的人就应该有信息时代的精神”。因为信息主义精神属于信息时代精神，所以信息主义精神虽然比信息时代精神颇能体现出信息时代的特性，但它只是信息时代精神的基礎内容，并带有某种经济意识色彩。当然，只有在信息时代尤其是网络时代，才会形成一种信息主义精神;只有形成了信息主义精神，才会真正形成一种信息主义思潮，才会透过信息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和深刻影响在社会中形成一种信息时代精神。
信息时代精神对社会的经济领域和公共领域均产生了巨大作用。从经济领域来讲，信息时代精神促进了企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巨大变革，促进了研发者、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等的协同合作;从公共领域来讲，信息时代精神增强了人们对信息价值的自觉关注和自觉利用，增强了公共部门对信息采集和信息公开的高度重视。透过本次重大疫情防控实践考察信息时代精神，人们将会发现，中国社会的信息时代精神已经基本形成并得以初步弘扬。当然，信息时代精神并非一种独立于其他精神之外的精神，它是实事求是精神、科学抗疫精神、全民抗疫精神、团结抗疫精神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中国抗疫的其他精神融为一体，构成系统完整的新时代的中国抗疫精神，从而使中国抗疫行动在现实中表现出多方面的特征，如求实、科学、快速、精准、全面、阳光、高效、沟通、合作等。
中国抗疫的信息时代精神作为一种信息时代或网络时代的时代精神，其最直接针对的问题是新型冠状病毒的“人类传播特性”和“社会扩散特性”，其最直接发挥的功用是能克服重大疫情防控必需的人们之间的空间区隔带来的负面影响，充分利用信息社会诸种有效信息手段来进行抗疫防疫工作、推进复工复产复学和保障正常生活秩序。按照这一理解，可以透过权威机构发布的2020年中国网络信息利用情况某些数据的变化，来考察进人网络时代的中国人民是如何克服各种困难、运用网络信息手段来进行抗疫防疫，并开展工作学习和保障有效生活的，由此佐证中国抗疫信息时代精神的集群化体现。
1.抗疫之年网络人口得以迅速增长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自2020年3月至12月，我国网民增长8540万，网民总数达到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0.4%，较2020年3月提升5.9个百分点。同时，手机网民较2020年3月增长8885万，手机网民规模达到9.86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高达99.7%，较2020年3月提升0.4个百分点。农村网民较2020年3月增长5471万，农村网民规模达3.09亿。数据表明，在2020年的疫情防控中，适应疫情防控信息化、网络化的需要，我国网络人口得到较大幅度的增长。通过近5年（2016—2020）有关数据的比较，可以看出2020年网络人口的增长总量和增加幅度为近5年最大（见表1）。这说明，在抗疫防疫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过去因各种原因未能上网的人，已积极加入信息化抗疫之中。
说明：（1）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本表以年度为单位进行了重新统计;（2）由于2019—2020年有两次统计（即46次和47次）未按“每半年统计一次”的惯例进行，本表对有关数据根据月度平均值进行了年度数据调整。
2.抗疫之中网络防疫得以积极推行
根据《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2020年我国采取了先进的网络防疫措施。全国一体化政府服务平台推出了“防疫健康码”，累计申领该健康码者近9亿人，总使用次数超过400亿人次。这其中还不包括各地自行推出的“防疫健康码”的申领和使用情况。在2020年抗疫工作中，全国大部分省份甚至不少城市也积极建立和推行了本地“健康码”，在各地疫情防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各地标准不统一、数据不共享、缺乏互认机制等问题的存在，也给人员跨地区流动带来了不便。为此，国务院办公厅会同各地区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有关方面，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快速推动各省（区、市）全面建立了“健康码”信息的跨省互认机制，升级了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防疫健康信息码”，为人员跨地区流动和复工复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大疫之下网络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2020年疫情期间，我国倡导居民居家抗疫，为保障抗疫防疫的社会生活秩序，积极推进了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网络化服务，广大居民则自觉主动地进入了网络生活状态，通过网上购物、网上学习、网上工作、网上办事、网上娱乐、网上交往等，以空间换时间，为打赢抗疫防疫战役做出了重要贡献。从《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可以看出，2020年，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7.82亿，占网民整体的79.1%;网上零售额达到11.76万亿元，较2019年增长10.9%;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8.54亿，占网民整体的86.4%;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用户规模分别达到3.42亿和2.15亿;远程办公用户达3.46亿，占网民整体的34.9%;互联网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8.43亿，占网民总体的85.3%;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达9.27亿，占网民整体的93.7%。这些都明显地超过往年。
4.疫控期间网络安全得到更好维护
2020年的疫情防控，使绝大多数居民进入了网络生活、网络工作和网络交往的状态，如何保证国家、集体的网络安全和居民个人的信息安全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切实加强了网络安全维护，增大了对网络犯罪或信息犯罪的打击力度，居民个人的网络安全意识和信息安全意识也在反复使用网络的过程中得到不断提高，从而使我国的网络安全和居民的信息安全得到更好地维护。根据《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0年网民遭遇网络安全问题的比例均比前些年有所下降，未遭遇过网络安全问题的网民比例有所上升。即使在2020年度内，截至2020年12月，67.1%的网民表示过去半年在上网过程中未遭遇过网络安全问题，与2020年3月相比，总体提升了5.4%。可想而知，抗疫防疫中的全民网络生活实际上也促进了人们网络安全意识的提升。
从信息时代精神的内涵来考察中国疫情防控会发现，由于信息时代精神包含尊重客观规律、尊重信息价值、重视信息活动、重视信息权益、强调信息公开、强调信息共享，因而中国疫情防控的信息时代精神便导出了求实疫情防控、阳光疫情防控、科学疫情防控、精准疫情防控、合作疫情防控、高效疫情防控等的综合疫情防控理路，从而使中国疫情防控真正体现出疫情信息公开透明、疫控决策信息支撑、确保人民信息权益、全民参与网络防控、国际合作信息共享、虚假信息及时澄清等的疫情防控行为特征。
1.疫情信息公开透明，积极回应各方关切
在这次疫情防控中，疫情信息公开透明是一个亮点，积极回应各方是一种明确态度。习近平总书记在给美国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的回信中指出，在“抗疫”的过程中，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国内外发布疫情信息，积极回应各方关切，加强与国际社会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的公共卫生安全。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的主编理查德·霍顿非常中肯、明确地指出，是中国科学家在2000年1月24日首次描述了这种新疫病对人类的威胁，是中国科学家首次记录了人传人病例，是中国科学家首次对病毒的基因组进行测序，是中国科学家呼吁注意扩大个人防护设备、检测和隔离的重要性，是中国科学家发出大流行病威胁的预警。中国科学家们为保护民众健康，采取了果断、负责任的行动。
2.抗疫决策信息支撑，努力做到精准施策
信息是科学决策的前提和基础，科学决策是基于充分信息依据基础上的理性决策。决策的过程就是信息的输入（决策基础）—处理（作出决策）—输出（决策实施）的过程，决策的科学性是同信息的準确性、及时性、适用性成正比的。关于信息对决策的重要性，毛泽东很早就告诉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陈云也曾明确地说过，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90%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决定，用不到10%的时间就够了。由此可见信息对于科学决策的极端重要性。在新冠病毒疫情防控的决策过程中，党中央、国务院在极短的时间内通过疾控中心、专家组和委托地方相关部门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从而做到了对疫情防控的精准施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所指出的，我们“通过上下组织联动、运用信息化手段等方式灵活开展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听取第一线声音，努力把情况摸清、问题找准、对策提实”。 3.多种渠道传递信息，确保人民信息权益
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与身心健康，我国采用多种渠道传递疫情疫控信息：既有官方渠道，也有民间渠道;既有组织渠道，又有人际渠道;既有传统媒体渠道，更有互联网络渠道。有关疫情防控信息在央视主要频道、各个地方频道滚动播出，有关疫情统计信息在互联网上及时推送、更新，有关提醒信息甚至通过社区干部上门送达，目的就是为人民群众抗疫防疫提供信息支持，确保人民群众的知情权等信息权益，确保人民群众的信息安全。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各地县级融媒体中心纷纷投入战“疫”，面向县域基层群众及时传递权威信息，夯实基层主流舆论引导的主阵地功能;回应县域群众关切，及时解决问题，助力发挥县域信息枢纽功能;提供多元特色服务，解决群众所需，助力综合服务平台功能;同时还充当了地方政府组织发动当地群众的重要参谋和助手等功能。
4.全民参与网络防疫，自觉进人数字生活
网络防疫是新型冠状病毒肆虐期间出现的一个新概念，是指在抗议防疫期间，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进人居家抗疫，充分利用网络进行生活、学习和工作，各类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通过网络为群众提供生活服务，以尽量保持社交距离、与新冠病毒隔离、为抗疫防疫做出贡献的过程。在疫情防控中，绝大部分公众，不管他们过去是否依靠网络生活，或是否对网络生活有兴趣，但在疫情迫使下，都自觉地学起了网络应用于生活的有关知识和技能，并以一种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通过日复一日的实践逐步适应了数字化生活。政府和企业等通过相关服务软件的应急开发和网络服务的有效提供，将我国人口的绝大部分训练成了较好掌握网络使用技能和适应网络生活方式的熟练的数字化生活者，达到了抗疫防疫的目标。
5.疫控信息全球共享，大力推进国际合作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2020年5月19日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国本着早、快、透明的原则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国家分享疫情信息，做到了三个“第一”：一是2020年1月3日，在造成此次疫情的病原体尚不清楚时，向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国家通报了中国的疫情;二是1月7日，在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并确认其为造成不明原因肺炎的罪魁祸首时，立刻向世界卫生组织和相关国家进行了通报;三是在弄清病毒的基因序列后，第一时间上传、通报、分享给世界卫生组织，并将整个基因序列上传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共享数据平台。同时，还邀请世卫组织专家来华实地考察，加强沟通合作。谭德塞总干事表示，中方公开透明地发布信息，在短时间内创纪录地甄别出病原体，并及时主动地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家分享有关病毒基因序列。
6.有效管控信息泛滥，虚假信息及时澄清
信息时代和信息时代精神所崇尚的信息是真实信息，它是事物存在状态与运动形式的表征及其陈述。虚假信息不是真实的信息，而是闲来无聊或别有用心的人捏造出来的假象，或是不知实情的人误传误播的虚情。虚假信息对疫情防控只有害处没有益处，虚假信息传播实际上是一种反信息时代精神的行为。虚假信息会影响疫情防控决策、误导人们防疫行动甚至造成疫时社会恐慌，因而必须对虚假信息及其传播进行严密的监控，同时要通过真实信息的传播及时对有关信息加以澄清。在本次疫情防控中，我国对虚假信息及其传播行为进行了有效防控：一方面是通过官方发布疫情防控权威信息，如通过钟南山院士等一批权威专家发布信息;另一方面是开辟专门的辟谣网站或网页，对虚假信息进行及时澄清，并对虚假信息传播行为进行揭露和依法开展打击行动。
中国抗疫的信息时代精神与卡斯特所讲的信息主义精神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卡斯特所讲的信息主义精神，主要聚焦于社会的经济领域，而中国抗疫的信息时代精神，主要聚焦于社会的公共领域，具体地说是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领域，也即全民防控新冠疫情的公共领域。不过，中国抗疫信息时代精神之社会效用既是多方面的，也是多层次的。即使是社会的经济领域，我国也透过信息时代精神的作用，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限于篇幅，在此暂提出以下认识，供人们深入研究参考。
1.增强了科学应对突发事件的信息意识
信息意识是信息社会学、信息心理学的一个概念，是指客观存在的信息和信息活动在人们头脑中的能动反映，表现为人们对所关心的事物和现象的信息敏感力、观察力和分析判断能力，以及对信息的创新能力。新冠疫情是一种特殊的重大突发事件，面对新冠疫情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如果没有敏锐的信息意识，便可能使突发事件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甚至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在新冠疫情这一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现、分析、决策和应对的过程中，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始终体现出了一种信息时代精神。医学专家对疫情的信息敏感，政府部门基于信息透明的科学决策，抗疫一线人员对抗疫防疫信息的及时处理，新闻媒体有关疫情信息的及时发布，网信机构对抗疫防疫工作的网信支持，广大人民群众基于权威信息的防疫行动，无不体现出中国抗疫防疫中强烈的信息时代精神。中国抗疫的信息时代精神，其直接的社会效应就是增强了全社会科学应对突发事件的信息意识。
2.引导了举国上下疫情防控的协同行动
协同行动是社会协同学的一个概念，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不同社会主体协同一致地实现某一目标的过程。科学的协同行动不仅需要团结合作的精神，而且需要步调谐和的行為。步调谐和的行为是建立在接受共同的信息指令或开展深入的信息交流的基础之上的。信息是社会系统存在的关键因素，信息在协同学中至关重要。协同学创始人哈肯认为，“信息不只与通道容量相联系，也不只与系统的中枢神经对各部分的发号施令有关，它还具有‘媒介’的作用，系统的各部分对此媒介的存在作出贡献，又从它那里得到怎样以相干的、合作的方式来行动的信息。”在中国抗疫过程中，信息时代精神使人们在极短的时间里通过传播媒介发布了疫情防控的权威信息，建立了疫情防控的信息系统，政府机构、社区组织和社会组织等均提供了疫情防控的行动指南，这些不仅较好地统一了人们抗疫防疫的思想，而且规范了人们抗疫防疫的行为，从而引导了举国上下疫情防控的协同行动。 3.历练了人民群众特殊时期的网络生活
网络生活是网络社会学的一个概念，也被称为网络化生活、数字化生活、信息化生活，它有网络空间中的生活、基于网络手段的现实生活等多层涵义。新冠疫情确实严重影响也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人们由以往习惯的生活方式转变成了网络生活方式。经历过这次疫情防控的人都会知道，如果不能找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人们的生活将会无着。在此情况下，信息时代精神给人们以鼓舞。于是，各种网络服务平台、社会服务机构借由互联网为人民群众提供了诸如数字生活、网上工作、网上教学、网上办事等多种社会生活服务，人民群众则积极适应疫情下的网络生活。由于信息时代精神的鼓舞和网络先进技术的支撑，人们能够以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扎实了解网络功用，不断学习网络生活技能，并通过日复一日的实践逐步适用了网络生活。这种较长时间的网络生活历练，将成为中国日后应对特殊情况的一笔重要的社会财富。
4.塑造了以人民为本、心忧天下的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是政府公共关系学中的一个概念，是指广大社会公众对一个国家综合认识后形成的总体印象和总体评价，也是一个国家主要理念、重要行为和特定标识在广大社会公众心目中的投射。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我们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为抗疫防疫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抗疫防疫的重大胜利。这其中有着许多可圈可点的抗疫理念、抗疫行动和抗疫成果，体现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抗疫精神。中国立足于信息时代的特点，切实发扬信息时代精神，充分利用各种先进的信息手段，积极主动地向国内国际传播信息，真正做到了疫情信息公开透明、抗疫信息及时发布、防疫信息主动提供，不仅有效保证了国内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动员和引导国内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心、协同行动，打好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而且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准确、及时、充分的疫情信息和抗疫防疫信息，推动了国际协同抗疫进程，从而塑造了我国以人民为本的国家形象。
本文试图从中国抗疫精神的角度，发掘出一种能够体现当今所处的信息时代或网络社会的新的时代精神，这种新的时代精神我们概括为信息时代精神。围绕信息时代精神这一主题，首先梳理了有关信息时代精神已有的相关学术成果，并对信息时代精神进行界定，认为信息时代精神是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事物过程中高度重视信息、信息活动及其重要科学价值、社会价值等的一种精神积淀。在此基础上，本文根据权威统计数据对中国抗疫的信息时代精神进行了佐证，并对中国抗疫信息时代精神的行为体现做出了具体总结。最后分析了中国抗疫的信息时代精神之社会效应。中国抗疫的信息时代精神研究目前还只能说是一项初步的研究，挂一漏万，希望学术界各位专家学者多予指正。
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信息技术渗透着人类社会的先进理念，信息时代体现着当今社会的一种时代精神。然而这一点易为人们所忽视。人们通常将信息技术和信息活动仅仅视为一种手段，而未考虑到基于信息技术和信息活动所型构的信息时代也催生出一种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就是信息时代精神。信息时代精神生发于信息时代或网络社会。信息时代精神在中国新冠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体现在坚持信息透明，追求信息共享;堅持信息报备，强化信息管理;坚持网络沟通，保持交往距离;坚持数字防控，提高抗疫效率;坚持网上工作，确保社会运行;坚持信息规范，力求社会稳定等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抗疫的信息时代精神反映了中国抗疫的科学创新、协同抗疫等精神。
信息时代客观上是我国所处“新时代”的重要内涵之一，信息时代精神也是我国“新时代精神”的一种重要体现，它内含着实事求是精神、与时俱进精神、科学发展精神、科学决策精神、科学治理精神、智慧抗疫精神、有序抗疫精神、协同抗疫精神、高效抗疫精神、公共利益精神、顾全大局精神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领域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相互促进，互联网已经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因此，无论是面对重大疫情而开展的疫情防控，还是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程中，我们都应发挥这种具有明显的“新时代精神”特色的信息时代精神。
责任编辑：秦开凤
一、引言
自2020年春节前开始，我国举国上下同心协力开展了一场持续数月的抗疫防疫伟大斗争。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可圈可点的凡人行动。据此，我国一批学者较早地对中国抗疫精神进行考察分析，从不同方面梳理中国抗疫精神。如，徐文秀认为，中国抗疫精神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的守望相助精神;二是闻令而动、雷厉风行的英勇战斗精神;三是顾全大局、壮士断腕的“一盘棋”精神;四是舍生忘死、逆行而上的英雄主义精神;五是充满信心、敢于胜利的积极乐观精神。桑林峰认为，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军民用众志成城、坚忍不拔的精神书写了抗疫史诗，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徐艳玲也概括出五种“抗疫精神”：一是勇于担当、甘于奉献的使命精神;二是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团结精神;三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奋斗精神;四是尊重规律、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五是命運与共、共克时艰的天下精神。
在疫情得到初步控制后，有学者对我国抗疫防疫相对完整的斗争行动进行了必要的梳理，对抗疫精神做出比较具体的表述。宇文利认为，全民抗疫体现了新时代的中国精神。党中央科学决策、各地精准施策、医疗行业科学救治、在保证社会生产和生活正常运转的前提下为切断传染链的全民宅居、部门行业的联防联控、社区纵横衔接的网格化群防群控等，都体现了尊重科学治理、发现抗疫规律的伟大创造精神;科研人员锐意攻关、医护战士勇敢逆行、广大民众勇斗病魔，都彰显了共克时艰、奋力抗争的伟大奋斗精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全民投入、四方驰援，多元一体、协力协同，都展示了携手并肩、同向同行的伟大团结精神。曲青山、王全春等认为，伟大抗疫精神的内涵有：守护生命、人民至上的为民精神，举国一致、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舍生忘死、奋勇向前的牺牲精神，依靠科学、精准施策的求是精神，大爱无疆、共克时艰的互助精神，风雨同舟、命运与共的协作精神。
2020年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国家勋章获得者钟南山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伯礼、张定宇、陈薇颁授勋章奖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就伟大抗疫精神进行了系统阐述：“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量中，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气概，铸就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他进一步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同困难作斗争，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伟大抗疫精神，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是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内涵。”总书记对中国伟大抗疫精神20字的高度概括，为我们学习中国抗疫精神提供了明确指引。
根据对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的检索，自抗疫防疫伟大斗争开始至今，我国各界共发表以“抗疫精神”为主题的文献755篇，其中学术期刊351篇，报纸325篇，其他79篇;篇名含有“抗疫精神”的文献共564篇，其中学术期刊210篇，报纸306篇，其他48篇。这些文献基本上是综论性的文献，作者政治站位都很高，涉及内容覆盖广，较好地概括了全国人民在抗疫防疫行动中的实际表现，较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较早发表的文献尽管概括并非特别精当，但对我国全民抗疫防疫工作确实起到了提升士气和鼓舞斗志的作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在我国基本得到有效控制后，国内学术界对“中国抗疫精神”的关注度进一步提高，试图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从不同学科视野对中国抗疫精神进行深化认识和科学提炼。
我们注意到，当前学术界对我国抗疫精神的讨论和研究，从已发表的文献来看，基本上是以“全域视角”或“综观视野”来思考和总结的，专题视角或中观视野的思考和总结基本上付诸阙如。基于此，本文将对中国抗疫精神中的信息时代精神进行分析，从而为我国一年来在抗疫防疫过程中所体现的科学抗疫、全民抗疫、协同抗疫等富有贴近性、针对性、群众性、时代性的抗疫精神的传播提供一个新视点，作出一种新阐释。
二、信息、信息主义与信息时代精神
从社会发展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讲，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是信息时代，或者说我们当今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是信息社会。1973年，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丹尼尔·贝尔出版《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一书，他当时的主张是将信息时代或信息社会称之为“后工业社会”。1980年，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指出：“我们现在正在变成一个‘信息社会”。1982年，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一书中指出：“现在情况很明显，后工业社会就是信息社会”。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时代精神，信息时代有信息时代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可以称之为信息时代精神。像其他的时代精神一样，信息时代精神也会渗透到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对人的行为起引导与支配作用。为了较好地理解信息时代精神，有必要对信息、信息时代、信息主义等概念加以阐释。
“信息”一词在中文文献中最早见之于南唐李中的《暮春怀故人》，其中有“梦断美人沈信息，目穿长路倚楼台”。这里的信息即讯息、消息之意。1923年，美国富兰克·H.奈特在其博士论文中讨论了“信息”，并将信息看作“主要商品”之一，认为应当把“大量的资金”和“巨大的资本”投入到信息活动中。目前，关于信息的不同定义很多，不了解什么是信息，信息有哪些特征，便不能合理地理解信息时代的涵义，更不能合理地理解信息时代精神的涵义。信息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信息是事物存在状态与运动形式的表征;狭义的信息则是事物存在状态与运动形式的陈述，它常以语言、文字、图像、数据等形式表现出来，供人们传递、处理和利用。信息具有以下基本功用：一是减少不定性;二是减少无序度;三是减少疑义度;四是减少模糊度。一个高度重视信息价值并通过现代技术开发利用和广泛传播信息的时代，则是所谓的信息时代。 “信息主义”一词的最早提出者是谁目前难以考辨。但可知的是，在社会学领域，“信息主义”这一概念出自曼纽尔·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卡斯特可说是一个信息主义者，更是一个网络信息主义者，他试图超越“通常”的社会研究，发掘新兴社会秩序的完美主题和形式。在《信息时代》三部曲中，他依据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思路讨论信息主义与信息主义精神的问题。卡斯特认为，网络根植于信息和信息技术，而信息和信息技术衍生信息主义。信息主义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普遍范式。然而，非常遗憾的是，卡斯特并未对“信息主义”这一基本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按照笔者的理解，所谓信息主义，是指崇尚信息技术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其他各方面的功能与作用，把知识和信息视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其他各方面发展与变革的基础，把社会的信息化看作社会发展的主导趋势和基本动力的思想观念。
卡斯特在信息主义思想基础上还提出了一个“信息主义精神”的概念。但可惜的是，他对“信息主义精神”同样没有作出界定，只知道这是他站在西方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角度而提出的一个概念，至于这个概念的涵义是什么，确实不易理解。从卡斯特的“信息主义精神”乃参照马克斯·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而提出的一个概念来理解，其中的“信息”乃是一种超越“资本”的新资本，而“信息主义精神”则是超越“资本主义精神”的新精神。谈到什么是信息主义精神，卡斯特只是说，信息主义精神是“一种共通的文化符码”，“是多重面向虚拟文化”。后来，派卡·海曼的《黑客伦理与信息时代精神》一书，其中第六章虽然专章讨论了“信息主义精神”，但也未对信息主义精神进行明确界定，只是对卡斯特的“信息主义精神”进行了某些方面的追问和点评。比如，卡斯特说信息主义精神是“一种短暂的文化”，海曼则认为，信息主义精神应当是具有集体价值和永恒价值的。
由上可知，信息主义精神概念的创立者甚至评论者对信息主义精神这一概念基本上未进行过明确的界定，这虽然在学术史上是一种遗憾，但也给后来的信息主义精神研究者提供了学术讨论的空间，更具体地说，也给我们目前借用“信息主义精神”这一概念并根据各自的知识背景来理解信息时代精神留下了一条相对自由的探索之路。笔者认为，从更根本的意义上来说，信息主义精神（Spirit of Infomlationalism）是信息时代、网络社会新出现的一个伦理学概念，是建基于信息主义基础上的一种时代精神，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客观事物的过程中高度重视信息活动及其重要科学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等的精神积淀。信息主义精神在社会的不同领域有不同的体现，在社会的公共领域，具体体现为尊重客观规律、强调知识创新，尊重信息价值、强调信息公开，尊重信息权益、强调信息公平，尊重信息交流、重视信息共享，尊重信息劳动、重视数字生活等的时代精神。
信息主义精神可以说是信息时代的时代精神或网络时代的时代精神。王金山认为，人类正悄然走向信息社会，信息社会作为一种新的历史时段，必然具有全新的时代精神内容。由此，他将信息社会的时代精神概括为七个方面，即创新精神、平等精神、奉献精神、学习精神、国际精神、人性精神和团结精神。胡启恒院士更特别强调：“信息时代的人就应该有信息时代的精神”。因为信息主义精神属于信息时代精神，所以信息主义精神虽然比信息时代精神颇能体现出信息时代的特性，但它只是信息时代精神的基礎内容，并带有某种经济意识色彩。当然，只有在信息时代尤其是网络时代，才会形成一种信息主义精神;只有形成了信息主义精神，才会真正形成一种信息主义思潮，才会透过信息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和深刻影响在社会中形成一种信息时代精神。
信息时代精神对社会的经济领域和公共领域均产生了巨大作用。从经济领域来讲，信息时代精神促进了企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巨大变革，促进了研发者、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等的协同合作;从公共领域来讲，信息时代精神增强了人们对信息价值的自觉关注和自觉利用，增强了公共部门对信息采集和信息公开的高度重视。透过本次重大疫情防控实践考察信息时代精神，人们将会发现，中国社会的信息时代精神已经基本形成并得以初步弘扬。当然，信息时代精神并非一种独立于其他精神之外的精神，它是实事求是精神、科学抗疫精神、全民抗疫精神、团结抗疫精神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中国抗疫的其他精神融为一体，构成系统完整的新时代的中国抗疫精神，从而使中国抗疫行动在现实中表现出多方面的特征，如求实、科学、快速、精准、全面、阳光、高效、沟通、合作等。
三、中国抗疫信息时代精神的数据佐证
中国抗疫的信息时代精神作为一种信息时代或网络时代的时代精神，其最直接针对的问题是新型冠状病毒的“人类传播特性”和“社会扩散特性”，其最直接发挥的功用是能克服重大疫情防控必需的人们之间的空间区隔带来的负面影响，充分利用信息社会诸种有效信息手段来进行抗疫防疫工作、推进复工复产复学和保障正常生活秩序。按照这一理解，可以透过权威机构发布的2020年中国网络信息利用情况某些数据的变化，来考察进人网络时代的中国人民是如何克服各种困难、运用网络信息手段来进行抗疫防疫，并开展工作学习和保障有效生活的，由此佐证中国抗疫信息时代精神的集群化体现。
1.抗疫之年网络人口得以迅速增长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自2020年3月至12月，我国网民增长8540万，网民总数达到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0.4%，较2020年3月提升5.9个百分点。同时，手机网民较2020年3月增长8885万，手机网民规模达到9.86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高达99.7%，较2020年3月提升0.4个百分点。农村网民较2020年3月增长5471万，农村网民规模达3.09亿。数据表明，在2020年的疫情防控中，适应疫情防控信息化、网络化的需要，我国网络人口得到较大幅度的增长。通过近5年（2016—2020）有关数据的比较，可以看出2020年网络人口的增长总量和增加幅度为近5年最大（见表1）。这说明，在抗疫防疫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中，过去因各种原因未能上网的人，已积极加入信息化抗疫之中。
表1 2016—2020年中国网络人口增长统计表
说明：（1）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本表以年度为单位进行了重新统计;（2）由于2019—2020年有两次统计（即46次和47次）未按“每半年统计一次”的惯例进行，本表对有关数据根据月度平均值进行了年度数据调整。
2.抗疫之中网络防疫得以积极推行
根据《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2020年我国采取了先进的网络防疫措施。全国一体化政府服务平台推出了“防疫健康码”，累计申领该健康码者近9亿人，总使用次数超过400亿人次。这其中还不包括各地自行推出的“防疫健康码”的申领和使用情况。在2020年抗疫工作中，全国大部分省份甚至不少城市也积极建立和推行了本地“健康码”，在各地疫情防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各地标准不统一、数据不共享、缺乏互认机制等问题的存在，也给人员跨地区流动带来了不便。为此，国务院办公厅会同各地区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有关方面，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快速推动各省（区、市）全面建立了“健康码”信息的跨省互认机制，升级了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防疫健康信息码”，为人员跨地区流动和复工复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大疫之下网络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2020年疫情期间，我国倡导居民居家抗疫，为保障抗疫防疫的社会生活秩序，积极推进了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网络化服务，广大居民则自觉主动地进入了网络生活状态，通过网上购物、网上学习、网上工作、网上办事、网上娱乐、网上交往等，以空间换时间，为打赢抗疫防疫战役做出了重要贡献。从《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可以看出，2020年，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7.82亿，占网民整体的79.1%;网上零售额达到11.76万亿元，较2019年增长10.9%;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8.54亿，占网民整体的86.4%;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用户规模分别达到3.42亿和2.15亿;远程办公用户达3.46亿，占网民整体的34.9%;互联网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8.43亿，占网民总体的85.3%;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达9.27亿，占网民整体的93.7%。这些都明显地超过往年。
4.疫控期间网络安全得到更好维护
2020年的疫情防控，使绝大多数居民进入了网络生活、网络工作和网络交往的状态，如何保证国家、集体的网络安全和居民个人的信息安全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切实加强了网络安全维护，增大了对网络犯罪或信息犯罪的打击力度，居民个人的网络安全意识和信息安全意识也在反复使用网络的过程中得到不断提高，从而使我国的网络安全和居民的信息安全得到更好地维护。根据《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0年网民遭遇网络安全问题的比例均比前些年有所下降，未遭遇过网络安全问题的网民比例有所上升。即使在2020年度内，截至2020年12月，67.1%的网民表示过去半年在上网过程中未遭遇过网络安全问题，与2020年3月相比，总体提升了5.4%。可想而知，抗疫防疫中的全民网络生活实际上也促进了人们网络安全意识的提升。
四、中国抗疫信息时代精神之行为体现
从信息时代精神的内涵来考察中国疫情防控会发现，由于信息时代精神包含尊重客观规律、尊重信息价值、重视信息活动、重视信息权益、强调信息公开、强调信息共享，因而中国疫情防控的信息时代精神便导出了求实疫情防控、阳光疫情防控、科学疫情防控、精准疫情防控、合作疫情防控、高效疫情防控等的综合疫情防控理路，从而使中国疫情防控真正体现出疫情信息公开透明、疫控决策信息支撑、确保人民信息权益、全民参与网络防控、国际合作信息共享、虚假信息及时澄清等的疫情防控行为特征。
1.疫情信息公开透明，积极回应各方关切
在这次疫情防控中，疫情信息公开透明是一个亮点，积极回应各方是一种明确态度。习近平总书记在给美国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的回信中指出，在“抗疫”的过程中，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对本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负责，也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尽责;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时向国内外发布疫情信息，积极回应各方关切，加强与国际社会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全球的公共卫生安全。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的主编理查德·霍顿非常中肯、明确地指出，是中国科学家在2000年1月24日首次描述了这种新疫病对人类的威胁，是中国科学家首次记录了人传人病例，是中国科学家首次对病毒的基因组进行测序，是中国科学家呼吁注意扩大个人防护设备、检测和隔离的重要性，是中国科学家发出大流行病威胁的预警。中国科学家们为保护民众健康，采取了果断、负责任的行动。
2.抗疫决策信息支撑，努力做到精准施策
信息是科学决策的前提和基础，科学决策是基于充分信息依据基础上的理性决策。决策的过程就是信息的输入（决策基础）—处理（作出决策）—输出（决策实施）的过程，决策的科学性是同信息的準确性、及时性、适用性成正比的。关于信息对决策的重要性，毛泽东很早就告诉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陈云也曾明确地说过，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90%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决定，用不到10%的时间就够了。由此可见信息对于科学决策的极端重要性。在新冠病毒疫情防控的决策过程中，党中央、国务院在极短的时间内通过疾控中心、专家组和委托地方相关部门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从而做到了对疫情防控的精准施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所指出的，我们“通过上下组织联动、运用信息化手段等方式灵活开展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听取第一线声音，努力把情况摸清、问题找准、对策提实”。 3.多种渠道传递信息，确保人民信息权益
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与身心健康，我国采用多种渠道传递疫情疫控信息：既有官方渠道，也有民间渠道;既有组织渠道，又有人际渠道;既有传统媒体渠道，更有互联网络渠道。有关疫情防控信息在央视主要频道、各个地方频道滚动播出，有关疫情统计信息在互联网上及时推送、更新，有关提醒信息甚至通过社区干部上门送达，目的就是为人民群众抗疫防疫提供信息支持，确保人民群众的知情权等信息权益，确保人民群众的信息安全。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各地县级融媒体中心纷纷投入战“疫”，面向县域基层群众及时传递权威信息，夯实基层主流舆论引导的主阵地功能;回应县域群众关切，及时解决问题，助力发挥县域信息枢纽功能;提供多元特色服务，解决群众所需，助力综合服务平台功能;同时还充当了地方政府组织发动当地群众的重要参谋和助手等功能。
4.全民参与网络防疫，自觉进人数字生活
网络防疫是新型冠状病毒肆虐期间出现的一个新概念，是指在抗议防疫期间，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进人居家抗疫，充分利用网络进行生活、学习和工作，各类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社区、社会组织、志愿者通过网络为群众提供生活服务，以尽量保持社交距离、与新冠病毒隔离、为抗疫防疫做出贡献的过程。在疫情防控中，绝大部分公众，不管他们过去是否依靠网络生活，或是否对网络生活有兴趣，但在疫情迫使下，都自觉地学起了网络应用于生活的有关知识和技能，并以一种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通过日复一日的实践逐步适应了数字化生活。政府和企业等通过相关服务软件的应急开发和网络服务的有效提供，将我国人口的绝大部分训练成了较好掌握网络使用技能和适应网络生活方式的熟练的数字化生活者，达到了抗疫防疫的目标。
5.疫控信息全球共享，大力推进国际合作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2020年5月19日下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国本着早、快、透明的原则和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国家分享疫情信息，做到了三个“第一”：一是2020年1月3日，在造成此次疫情的病原体尚不清楚时，向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国家通报了中国的疫情;二是1月7日，在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并确认其为造成不明原因肺炎的罪魁祸首时，立刻向世界卫生组织和相关国家进行了通报;三是在弄清病毒的基因序列后，第一时间上传、通报、分享给世界卫生组织，并将整个基因序列上传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共享数据平台。同时，还邀请世卫组织专家来华实地考察，加强沟通合作。谭德塞总干事表示，中方公开透明地发布信息，在短时间内创纪录地甄别出病原体，并及时主动地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家分享有关病毒基因序列。
6.有效管控信息泛滥，虚假信息及时澄清
信息时代和信息时代精神所崇尚的信息是真实信息，它是事物存在状态与运动形式的表征及其陈述。虚假信息不是真实的信息，而是闲来无聊或别有用心的人捏造出来的假象，或是不知实情的人误传误播的虚情。虚假信息对疫情防控只有害处没有益处，虚假信息传播实际上是一种反信息时代精神的行为。虚假信息会影响疫情防控决策、误导人们防疫行动甚至造成疫时社会恐慌，因而必须对虚假信息及其传播进行严密的监控，同时要通过真实信息的传播及时对有关信息加以澄清。在本次疫情防控中，我国对虚假信息及其传播行为进行了有效防控：一方面是通过官方发布疫情防控权威信息，如通过钟南山院士等一批权威专家发布信息;另一方面是开辟专门的辟谣网站或网页，对虚假信息进行及时澄清，并对虚假信息传播行为进行揭露和依法开展打击行动。
五、中国抗疫信息时代精神之社会效应
中国抗疫的信息时代精神与卡斯特所讲的信息主义精神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卡斯特所讲的信息主义精神，主要聚焦于社会的经济领域，而中国抗疫的信息时代精神，主要聚焦于社会的公共领域，具体地说是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领域，也即全民防控新冠疫情的公共领域。不过，中国抗疫信息时代精神之社会效用既是多方面的，也是多层次的。即使是社会的经济领域，我国也透过信息时代精神的作用，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现经济正增长。限于篇幅，在此暂提出以下认识，供人们深入研究参考。
1.增强了科学应对突发事件的信息意识
信息意识是信息社会学、信息心理学的一个概念，是指客观存在的信息和信息活动在人们头脑中的能动反映，表现为人们对所关心的事物和现象的信息敏感力、观察力和分析判断能力，以及对信息的创新能力。新冠疫情是一种特殊的重大突发事件，面对新冠疫情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如果没有敏锐的信息意识，便可能使突发事件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甚至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在新冠疫情这一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现、分析、决策和应对的过程中，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始终体现出了一种信息时代精神。医学专家对疫情的信息敏感，政府部门基于信息透明的科学决策，抗疫一线人员对抗疫防疫信息的及时处理，新闻媒体有关疫情信息的及时发布，网信机构对抗疫防疫工作的网信支持，广大人民群众基于权威信息的防疫行动，无不体现出中国抗疫防疫中强烈的信息时代精神。中国抗疫的信息时代精神，其直接的社会效应就是增强了全社会科学应对突发事件的信息意识。
2.引导了举国上下疫情防控的协同行动
协同行动是社会协同学的一个概念，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不同社会主体协同一致地实现某一目标的过程。科学的协同行动不仅需要团结合作的精神，而且需要步调谐和的行為。步调谐和的行为是建立在接受共同的信息指令或开展深入的信息交流的基础之上的。信息是社会系统存在的关键因素，信息在协同学中至关重要。协同学创始人哈肯认为，“信息不只与通道容量相联系，也不只与系统的中枢神经对各部分的发号施令有关，它还具有‘媒介’的作用，系统的各部分对此媒介的存在作出贡献，又从它那里得到怎样以相干的、合作的方式来行动的信息。”在中国抗疫过程中，信息时代精神使人们在极短的时间里通过传播媒介发布了疫情防控的权威信息，建立了疫情防控的信息系统，政府机构、社区组织和社会组织等均提供了疫情防控的行动指南，这些不仅较好地统一了人们抗疫防疫的思想，而且规范了人们抗疫防疫的行为，从而引导了举国上下疫情防控的协同行动。 3.历练了人民群众特殊时期的网络生活
网络生活是网络社会学的一个概念，也被称为网络化生活、数字化生活、信息化生活，它有网络空间中的生活、基于网络手段的现实生活等多层涵义。新冠疫情确实严重影响也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人们由以往习惯的生活方式转变成了网络生活方式。经历过这次疫情防控的人都会知道，如果不能找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人们的生活将会无着。在此情况下，信息时代精神给人们以鼓舞。于是，各种网络服务平台、社会服务机构借由互联网为人民群众提供了诸如数字生活、网上工作、网上教学、网上办事等多种社会生活服务，人民群众则积极适应疫情下的网络生活。由于信息时代精神的鼓舞和网络先进技术的支撑，人们能够以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扎实了解网络功用，不断学习网络生活技能，并通过日复一日的实践逐步适用了网络生活。这种较长时间的网络生活历练，将成为中国日后应对特殊情况的一笔重要的社会财富。
4.塑造了以人民为本、心忧天下的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是政府公共关系学中的一个概念，是指广大社会公众对一个国家综合认识后形成的总体印象和总体评价，也是一个国家主要理念、重要行为和特定标识在广大社会公众心目中的投射。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我们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为抗疫防疫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抗疫防疫的重大胜利。这其中有着许多可圈可点的抗疫理念、抗疫行动和抗疫成果，体现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抗疫精神。中国立足于信息时代的特点，切实发扬信息时代精神，充分利用各种先进的信息手段，积极主动地向国内国际传播信息，真正做到了疫情信息公开透明、抗疫信息及时发布、防疫信息主动提供，不仅有效保证了国内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动员和引导国内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心、协同行动，打好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而且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准确、及时、充分的疫情信息和抗疫防疫信息，推动了国际协同抗疫进程，从而塑造了我国以人民为本的国家形象。
六、小结
本文试图从中国抗疫精神的角度，发掘出一种能够体现当今所处的信息时代或网络社会的新的时代精神，这种新的时代精神我们概括为信息时代精神。围绕信息时代精神这一主题，首先梳理了有关信息时代精神已有的相关学术成果，并对信息时代精神进行界定，认为信息时代精神是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事物过程中高度重视信息、信息活动及其重要科学价值、社会价值等的一种精神积淀。在此基础上，本文根据权威统计数据对中国抗疫的信息时代精神进行了佐证，并对中国抗疫信息时代精神的行为体现做出了具体总结。最后分析了中国抗疫的信息时代精神之社会效应。中国抗疫的信息时代精神研究目前还只能说是一项初步的研究，挂一漏万，希望学术界各位专家学者多予指正。
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信息技术渗透着人类社会的先进理念，信息时代体现着当今社会的一种时代精神。然而这一点易为人们所忽视。人们通常将信息技术和信息活动仅仅视为一种手段，而未考虑到基于信息技术和信息活动所型构的信息时代也催生出一种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就是信息时代精神。信息时代精神生发于信息时代或网络社会。信息时代精神在中国新冠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体现在坚持信息透明，追求信息共享;堅持信息报备，强化信息管理;坚持网络沟通，保持交往距离;坚持数字防控，提高抗疫效率;坚持网上工作，确保社会运行;坚持信息规范，力求社会稳定等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抗疫的信息时代精神反映了中国抗疫的科学创新、协同抗疫等精神。
信息时代客观上是我国所处“新时代”的重要内涵之一，信息时代精神也是我国“新时代精神”的一种重要体现，它内含着实事求是精神、与时俱进精神、科学发展精神、科学决策精神、科学治理精神、智慧抗疫精神、有序抗疫精神、协同抗疫精神、高效抗疫精神、公共利益精神、顾全大局精神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对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领域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相互促进，互联网已经融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因此，无论是面对重大疫情而开展的疫情防控，还是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程中，我们都应发挥这种具有明显的“新时代精神”特色的信息时代精神。
责任编辑：秦开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