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走到了２１世纪的今天，当硝烟已经在人们的记忆中悄悄散去之时，人们突然发现６０年前的那场战争中，轴心国德国和日本同样都是战争的元凶，同样无条件投降，但结果却大相径庭——一个诚心地谢罪，另一个则千方百计美化他们的侵略。人们更不会想到，日本投降的背后还存在着许许多多令人震惊的事件。
　　
　　一、战与降的争吵
　　
　　 从１９４３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军队经过一年多的对日军的艰苦奋战，终于赢得了战争的主动。
　　 在海战中，美军先后攻占了塞班岛、关岛和提尼安岛，全部歼灭了岛上的约７万多日本守军，日军在太平洋上的战略防御体系遭到了毁灭性打击。由于海上核心地区的丧失，日本大本营规定的“绝对确保的国防圈”面临崩溃，美国军队已经基本控制了中太平洋上的制海权和制空权。日本海军在失去了远洋作战的空中支援后，美军在此领域就有了更大的行动上的主动权。
　　与此同时，在二战的欧洲战场上，盟军诺曼底登陆成功，法国解放了；前苏联红军收复了乌克兰，解放了波罗的海的三个国家，进攻德国已经是指日可待，德国失败的局面已经不可避免。
　　在中国起飞的美军轰炸机开始对日本本土进行猛烈轰炸，战火直燃日本本土。１９４５年７月２６日，由中国、美国、英国和前苏联四国签署的《波茨坦公告》向世界发布，宣言强烈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
　　马里亚纳群岛的失陷和日本本土遭到的轰炸，加剧了日本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波茨坦公告》的发布，日本国内主降派与主战派的争吵由此开始愈演愈烈。主降派有：新任首相铃木贯太郎、海相米内光政和外相东乡茂德。主降派认为，投降虽然在日本国体上留下了污点，但是从美英两国的舆论看，仅就投降而言，尚无须为国体忧虑。
　　主战派有：陆相阿南惟儿、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他们认为，日本还没有战败，还有决战本土的机会，决战本土会让美国人遭到沉重的打击，说不定还会扭转战局。
　　对于如何回应《波茨坦公告》，日本内阁召开会议。会上就《波茨坦公告》是否公诸于人民，进行了激烈争论。
　　最后，会议通过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政府既不对这一公告完全置之不理，又不在界定自己的立场之前把它公布出来。因此，内阁决定发表一个措辞含糊的消息，政府不表态，报纸也不渲染，可删节，但不可评论。
　　然而，由于日本强硬派占据着上风，《朝日新闻》不仅刊登了《波茨坦公告》原文，而且还在评论中将公告说成是“没有多大价值的玩艺儿”。
　　铃木首相在记者招待会上竟然直言“我们对它根本不屑一顾……政府决心继续进行这场战争，直至胜利。”
　　日本的态度激怒了美国人，１９４５年８月６日，日本广岛遭到第一颗原子弹的轰炸，８月９日，日本长崎遭到第二颗原子弹的轰炸。两颗原子弹炸蒙了日本人，而就在美国向日本投放原于弹的同时，前苏联也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占领了库页岛，使得日本一些还存在幻想的动摇派彻底放弃了继续战争的想法。
　　内阁会议上，首相铃木第一个发言，他说：“鉴于广岛事件和苏联出兵满洲，日本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再继续战争……我们除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外，别无其他选择。”
　　海相米内说：“我们是无条什投降还是提出条件？我们应该在此时此地来讨论一下。”
　　于是，其他与会者纷纷表达了各自的观点。
　　铃木、米内、东乡主张在保留君主政体的基础上，接受盟国的最后通碟。阿南、梅津美治郎、丰田希望必须加上另外的条件。
　　


　　农业、运输和工商等几个大臣都表示了反对的意见，他们说：轰炸造成的损失和农作物的减产，已经没有实力支持日本坚持打下去了。
　　内阁会议一时解决不了分歧，铃木只好把这个情况向日本天皇裕仁作了汇报，请求他来裁定。
　　裕仁召集了内阁大臣首相铃木贯太郎，海相米内光政，外相东乡茂德，陆相阿南惟儿，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海军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另外还有平沼男爵到皇宫开会。
　　日本天皇裕仁用沉重的语调说：“继续战争只能造成日本人民的毁灭……显然，日本己经无力进行战争，能否继续保卫自己的国土也令人值得怀疑了。”“毋庸讳言，眼见朕之忠心耿耿的军队被解除武装，实在难以忍受……但是，现在需要忍所不能忍，耐所不能耐。所以，我打算全盘接受他们的条件。”
　　裕仁讲完话后，最高委员会的委员们满面泪痕。陆相阿南跪下高声嘶叫：“请陛下不要投降！”裕仁转身走出房门。
　　委员们遵照裕仁的指示，向瑞典和瑞士发出了一封电报，转给中、美、英、苏四国，内容是：如果日本皇室及国家主权不受任何损害的话，日本即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
　　８月１０日上午７时３３分，美国收到了这个电码。杜鲁门召集国务卿贝尔纳斯、陆军部长史汀生等人开会。
　　会上，史汀生向杜鲁门建议，日本的天皇是可以保留的，因为保留天皇对美国是有用处的。美国需要天皇的帮助，使分散在各地的日本军队尽快投降。而福雷斯特尔则反对保留，认为这是从无条件投降的倒退。下午２点，杜鲁门在白宫宣读了由国务卿草拟的复文：日本天皇与日本政府对国家的统治权应当隶属于盟军最高司令。日本政府的最终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建立。
　　日本外相东乡研究了这个回文后，认为日本应该接受这个复文。根据这个照会的条款，日本的君主政体将得以保留，如果拒绝这个照会，日本就会在这个地球上消失。
　　８月１３日上午１０点，裕仁在皇宫召开内阁阁员、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和他的几位高级政府官员参加的御前会议。裕仁用低沉的口气缓缓地说道：
　　“战争拖下去，徒劳无益。我也研究同盟国的回文中所提条款，结论是，这些条件完全承认了我们几天前发出的照会中所表明的立场，我认为这个回文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我们继续打下去，日本就将成为一片焦土，迅速、和平地终止战争总比看到日本被消灭要好……我希望内阁立即起草终战诏书。”
　　８月１５日中午１１时３０分，日本广播协会大楼周围戒备森严。日本天皇裕仁的投降诏书录音送到了这里。
　　接近正午，日本举国上下都在恭候着天皇的声音。１２点整，收音机里传出裕仁低沉而缓慢的声音：“朕深鉴于世界之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以非常之措施，收拾时局，兹告尔忠良之臣民：朕己命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接受其联合公告……”
　　日本终于放下屠刀了！
　　
　　 二、日本主降大臣遭遇疯狂行刺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这一天对于普通的日本公民来讲意味着安宁，而反对投降的青年军官竟然想用政变的方法来推翻裕仁，决定杀死裕仁身边的几个主降大臣。
　　这天凌晨４时，由警备队司令佐佐木大尉率领的所谓”国家神风团”敢死队３０多人，乘着卡车向东京疾驰。这伙人杀气腾腾，扬言要杀死国家之“叛逆”。
　　“国家神风团”到达总理府后，佐佐木带人冲进总理府。他们得知铃木不在总理府，而是在丸山的家中时，佐佐木叫人搬来汽油，倒在地毯上，佐佐木掏出打火机，把手帕沾上汽油点燃，扔向地毯，总理府顷刻之间就被大火吞噬。
　　


　　“国家神风团”敢死队又跳上卡车，向龙山铃木的私宅冲去。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了总理大臣铃木的儿子。话筒里传来总理府警卫官山口的声音：“情况紧急。快告诉总理，赶快离开私宅，赶快离开！”
　　当铃木的车子刚刚开上公路时，佐佐木率领的”国家神风团”敢死队，与铃木的车擦身而过。
　　铃木逃过了一劫。与此同时，东条英机的女婿古贺秀正少佐、阿南的内弟竹下等一批少壮军官串通起来，他们要用武力除去内阁中的主降派，迫使天皇接受他们继续战争的要求。
　　要想进入皇宫，实现这样的目标，就要首先取得近卫师团长官森将军的支持，因为他负责皇宫地区的守卫任务。
　　１５日凌晨１点多钟，参与反叛的井田中佐来到森将军的寓所，劝说这位将军支持他们的行动。
　　森将军说他已经发誓要遵从天皇的圣断，不能违抗。就在这时，反叛军官上原重太郎大尉和中健次少佐来到这里，与森将军发生了争执。森将军和在场的内弟白石中佐被枪杀。这时，皇宫已经被叛军占领。
　　叛军正在搜寻裕仁天皇的投降诏书的录音时，日本东部军田中大将率领副官等人来到近卫师团司令部，这时，第一联队全体官兵正全副武装，准备开往皇宫，见到田中大将联队长渡边大佐急忙立正敬礼。
　　田中问：“给第一联队的作战命令是由谁下达的？”
　　“就在隔壁房间。”
　　“传他进来！”
　　石原脸色苍白，来到田中面前。
　　“你好大的胆子！”“你身为皇军军官，竟然敢违抗圣命！”随后吩咐道：“把他抓起来，交给军事法庭！”
　　逮捕了石原后，田中立刻给已经占领皇宫的第二联队队长八贺大佐打电话，严肃地向八贺命令道：“从现在起我亲自指挥皇家近卫师团。现在，我命令你马上率领你的部队撤离皇宫。”
　　政变失败了。此时的皇宫外的草坪上，石原少佐用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在他的不远处，中健少佐举起战刀，将它插进了自己的肚子……
　　
　　三、两个《诏书》的猫腻
　　
　　日本投降了！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中国、美国、英国和前苏联就在各自的国家播放了各国领导人的讲话，宣布日本已经投降。但是，在裕仁的所谓《诏书》播出后，全世界一片哗然。愤怒的人们向日本发出了强烈的谴责。无奈之下，日本天皇只好在９月２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当天，再一次向世界人们发布了他的第二个《诏书》，而这个诏书才有了一些真正的投降意味。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对外广播的《诏书》，也就是被盟国拒绝的《诏书》内容是：
　　


　　 朕深鉴于世界之大势及帝国现状，决定采取非常措施，以收拾时局，兹告尔忠良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接受其联合宣言。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斯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拳拳服膺者。往年，帝国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出于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至如排斥他国主权，侵犯其领土，因非朕之本志。但自交战以来已阅四载，尽管陆海将士勇敢奋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克己奉公，然而战局未能好转，世界大势亦于我不利。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新式残酷的炸弹，使无辜国民惨遭杀伤，残害所及，殊难估计，如仍继续交战，不仅终将招致我民族之灭亡，且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全亿兆之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朕对于始终与帝国为解放东亚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表示遗憾。念及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属，则五内如焚。对负战伤、蒙战祸、损失家业者之生计，朕至为轸念。帝国今后之苦难固非寻常，朕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所趋，朕欲忍其所难忍，以为万世之太平计耳。
　　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赖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如情之所激，妄滋事端，或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因而迷误大道，失信于世界，此朕所戒。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洲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建设未来，笃守道义，坚定志操，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尔等臣民其克体朕意。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四日
　　仔细阅读“８·１４诏书”这是一个应彻底弄清楚的问题。“８·１４诏书”内容的实质，即护皇应变、颂扬侵略、谋图军国之再起。
　　该《诏书》是日本高层文秘与内阁官员，日皇裕仁也亲自参与的集体作品。
　　在研究中我们发现，《诏书》是精雕细琢，所用词语是非常讲究和精炼的。我们应该认真地、仔细地剖析它的真正主题和深远用意。
　　《诏书》的颁布和录音广播，都是日本国内的事情，并没有当做外交公文送达中、美、英、苏四国。
　　《诏书》通篇不说“投降”，连“战败”也不说，只说采取非常措施，“收拾时局”。《诏书》这种态度反映出一是维护天皇的面子，因为日本有“生不受俘虏”的圣谕律令；二是以“内外有别”，以外交照会向中、美、英、苏宣告无条件投降；同时以《诏书》向日本军队和国民做思想政治工作。第二层意图尤为重要。
　　《诏书》通篇没有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有半点悔意，反倒仍在颂扬日本法西斯侵略暴行，把侵略目的辩护为“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解放东亚”。这些诏告，正被今天日本右翼势力重复鼓吹。
　　从《诏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死不认输的逻辑是：之所以现在投降，并非因为日本现在已经战败，而是因为预见到“如仍继续交战，不仅终将招致民族之灭亡，且将破坏人类之文明”。明明是日本战败，明明是日本破坏人类文明遭到世界人们共同讨伐，反而颠倒黑白说成日皇是为了挽救人类之文明而接受联合公告。似乎是一份在没有失败的情况下接受的“文告”，连日本也有学者以批判态度指出这份诏书通篇找不出一句“败了”的话。
　　更有甚者，《诏书》继续顽固地仇视和轻蔑中国。《诏书》中写道：“自交战以来己阅四载”。什么意思呢？就是日本根本不承认“九一八”以来的１４年中日战争，也不承认“七七事变”以来的８年中日战争，而只承认“向美英两国宣战”以来这短短的４年。此种说法的意思是诏告日本国民，所谓“收拾时局”，就是收拾向美英两国宣战以来的４年战争的时局。
　　《诏书》还大念“忍”字经，对于因发动侵略战争而给其他国家人民造成的劫难，没有丝毫的自责，反而为被迫放下屠刀后的处境，大讲“忍其所难忍”。“忍”什么呢？忍，就是心中不服，无奈之选择。日本至今未能效学德国有所反省，公开道歉，《诏书》中的“忍”字起着很大的作用的。
　　 《诏书》逐层深入之后，亮出中心主题：诏告臣民对天皇保持“赤诚”，“维护国体”，“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而且要将此誓言“子孙相传”。所谓国体之精华指的是天皇统治，是武士道，是日照神道。这一中心主题，就是天皇统治的根本。由于中、美、英、苏四国８月１１日的“复电”中提出“从投降时刻起，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隶属于盟军司令部”，“日本政府的最终形态，根据波茨坦宣言，将依日本国民自由表示之意志建立”。也就是说，日本天皇在日本投降后，即将被剥夺主权，暂留皇位，以后前途未定，有待国民选择。所以，天皇赶紧利用颁布《诏书》的机会，使用“誓必”的重词，诏告臣民“发扬国体之精华”，其谋划之深远，非同一般。
　　


　　对于《诏书》，学者指出实质就是“讳言战败，讳言投降，颂扬侵略，轻蔑中国，大念忍经，发誓要发扬天皇国体的‘精华’”，是一篇十足的“护皇应变诏书”。
　　所以，“８·１４诏书”广播一公开，其内容大大出人意外，自然受到舆论谴责。无奈，在盟军总部的安排下，裕仁被迫于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即东京湾签降的当天，又发表了“９．２诏书”，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投降诏书”，原文是：
　　朕业于受诺昭和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美国、中国、英国三国政府之首脑于波茨坦发表，而后且由苏联参加之宣言所揭载之各款项，对于帝国政府及大本营由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指示之降伏文件，代朕签字。且根据联合国最高司令官之指示公布对陆海军之一般命令，朕命令朕之臣民速停敌对行为，放弃武器，着实履行降伏文件之一切款项，及由大本营公布之一般命令。
　　日本天皇裕仁公开发表俯首投降的《诏书》是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
　　前后两份诏书，可见日本人之心态，可见日本天皇裕仁内心之龌龊。对比德国投降，其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忏悔，以及后来德国得到世界人民的谅解。日本是无论如何也学不来的，因为他们的内心深处永远埋藏着那揭不去的劣根。
　　战后已经６０年，日本《大本营陆军部》等史书只字不提“８·１５《四国公告》”，不提“９·２诏书”，却竭力提高“８·１４诏书”及“玉音广播”的地位，称之为“战争终结之诏书”，把二战终结的大功放到裕仁头上，可恶可笑！
　　不要忘记，对敌国的投降表示，审查真伪，核对目标，主持有效的宣布，下达双方停战命令，结束战争，乃是战胜国的权利、荣誉和力量的显示。日本无条件投降是中、美、英、苏四国同在一个时刻共同宣布的。即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早上７点，在中国的重庆，美国的华盛顿，英国的伦敦，前苏联的莫斯科同时由国家首脑宣布。
　　
　　四、日本真的是无条件投降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６０年了，每当人们回忆起刚刚停战时的喜悦心情，总是带有某种伤怀之感。
　　当年被中国派往东南亚盟军缅甸战场，后转派到为英国太平洋舰队做随军记者的黎秀石教授，为纪念二战６０周年撰写的文章中，回顾了日本投降的全过程，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令人警醒的观点。
　　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上午７时半，黎秀石作为重庆《大公报》随英军太平洋舰队的记者登上停泊在东京湾的美舰“密苏里”号的甲板上，他将亲眼目睹日本的投降签字仪式。
　　受降仪式开始。由于中国首先抗击日本侵略，奋战时间最长，因此九国代表入场的次序以中国为首。８时１５分，中国受降全权代表徐永昌上将率领随从５人走向举行受降仪式的甲板。他精神饱满，态度严肃而沉着。美国。前苏联、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的代表跟随在后面。８时４５分，日本外务大臣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日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大本营前来投降。
　　９时整，盟国受降仪式开始。主持受降仪式的麦克阿瑟首先讲话，他说，各参战国代表聚集于此来签署一项庄严的协定，以使和平得以恢复。
　　接着，麦克阿瑟指着甲板上摆好的桌子，叫日本代表前来在降书上签字，先是重光葵，后是梅津美治郎。
　　受降书签署由麦克阿瑟以盟军统帅的名义首先开始，其次是尼米兹海军上将以美国全权代表的名义签署。接着是中国全权代表徐永昌将军。黎教授在描写此时此景时写道：“此时是９时１０分，我眼眶充满了泪水，一种从来没有感受过的情绪涌上心头。”
　　受降仪式结束后，黎教授走向徐将军，请他说几句话。徐将军沉思了一会儿，一字一句慢慢地说道：“今天是要大家回想的一天。今天每一位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都可以回想一下过去，假如它的良心告诉它有错误，它就应当勇敢地承认错误而忏悔。”
　　黎教授请徐将军说明“忏悔”一词的含义。徐将军稍微摇一下头，不愿再说下去。
　　采访结束后，黎教授始终思考着徐将军说的“忏悔”一词。黎教授渐渐地懂得了其中所包含的东西：日本军阀和盲从军国主义的那部分日本人是造成亚太地区大灾难的罪魁祸首，自应认罪忏悔。而战胜国的忏悔，却更是令人心酸的忏悔。
　　中国应该忏悔。中国土广民众，但内战不息，竟让小日本有机可乘，步步进犯，结果招架无力，一再受辱，实在愧对祖宗。
　　英国自应忏悔。本世纪初，日本的侵略野心就已经暴露无遗，但英国却与日本结盟，养虎为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又与纳粹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助纣为虐，造成全球浩劫。更可耻的是１９４１年，日本为了抑制中国的抗战，对中国进行封锁，此时，英国便与日本妥协，封闭了盟军援华物资的惟一陆路交通滇缅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攻占南洋地区，当日本打到缅甸，英国政府转而求我国派遣远征军入缅，援助驻缅英军。英国政府当年的敌友不分，今天反思，能不惭愧？
　　美国也应该忏悔。日本已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时，美国还把大量废铁卖给日本制造枪炮。更令人气愤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于１９４５年２月，在前苏联的雅尔塔背着中国签署《雅尔塔协定》，以侵犯中国利益和主权为交换条件，促使前苏联于德国战败后参加对日作战。美国政府这样对待抗日流血牺牲最大、奋战时间最长的盟国，能问心无愧？
　　忏悔的意义是警醒未来，希望在将来的日子里不再发生类似的悲剧。
　　在日本拒不道歉，右翼分子不断地美化侵略战争，否定南京大屠杀等等的事情面前，在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再度兴起的时候，通过这种种现象，回顾历史，我们将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当年日本果真是无条件投降了吗？
　　日本投降后，美国的有识之士提出来，怀疑放过天皇裕仁是一个很不明智的决定。
　　据黎教授讲，细看降书才发现，其中并没有“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字句，而只是写着：本代表（指受降代表）兹命令日本帝国大本营应立即对不论在任何位置之一切日本军队及在日本国支配下之一切军队之指挥官，命其本身及在其支配下之一切军队应立即无条件投降。”
　　军队投降与国家投降，两者区别很大。１９４３年１１月，中、美、英举行的开罗会议明确宣告，中、美、英三国对日继续作战“直至日本无条件投降”。为什么到日本正式投降之日，无条件变为有条件，废除军国主义的日皇体制变为保全日皇裕仁的地位呢？
　　日皇裕仁于１９４５年６月２２日召集重臣及军方首脑，研究讲和工作。当时日本的败局已定，裕仁寄望于前苏联出面“调停”，交战双方达成“荣誉的和平”。当时，前苏联对日本来说还是个中立国，并且曾和日本签订过中立条约，但是已于１９４５年４月５日宣布废除此约。
　　７月２７日，日本驻前苏联大使佐藤第二次奉命请求前苏联出面调停时，中、美、英三国向全世界播放了《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其主要内容为：日本政府应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日本的军队必须完全解除武装；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永远铲除；日本战犯将交付审判，阻止日本人民民主的所有障碍必须消除；不准日本保有可供重新武装的工业。
　　《波茨坦公告》还警告日本政府，如不接受上列条件，日本将面临迅速而完全的毁灭。日本内阁于８月３日开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即”日本目前所应采取之惟一方策，即接受“波茨坦宣言”。而日皇裕仁也在求前苏联出面调停。
　　前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约日本驻苏大使于８日晚会谈。６日，他们听到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声。广岛全市顿成废墟，居民死伤无数。裕仁至此决心从速结束战争，此时前苏联也对日宣战。
　　


　　８月９日，美国扔下了第二颗原子弹，长崎居民和广岛一样死伤无数。
　　８月１０日，裕仁在御前会议决定，在不改变日皇体制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条件，当天瑞典政府受日本委托把这个决定转告中、美、英、苏四国。８月１２日，美国以公开广播的形式答复日本，其内容为：“自投降之时起，日皇及日本政府之国家统治之权限，为实施投降条件起见，应置于采取其必要措施的盟军最高司令官限制之下。”
　　美国这样答复就等于同意不废除日皇，而只是使他的权力在必要时受制于盟军最高统帅。这完全违反了《波茨坦公告》中两大受降条件：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永久铲除，日本战犯将交付审判。
　　谁都不能否认历史事实。日皇是三军统帅，各次侵略战争，从侵华至偷袭珍珠港，无一不是他决定进行的。日皇本应得到审判，但是美国在他还没有投降前就答应他可以继续当“天皇”。
　　为什么美国对日政策来了一个１８０度的转变呢？当时，美国当局虽然知道日皇求和了，但还没有决心派兵在日本登陆。美军鉴于打下冲绳岛付出的沉重代价和该岛军民至死不降的顽抗精神，担心盟军如强行登陆，会遭遇到比在冲绳岛顽强得多的抵抗，如果废除了日皇，至死不悟的军部主战派一旦不受到约束，势必蛮干到底，日本本土的局势将难以收拾。华盛顿的决策者就是以此为理由，一反原来的政策，取消要打倒日皇的决定，转而维护他的皇位，利用他在日本人民中的地位以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
　　 美国此举是权宜之计，达到了美军平安进驻日本本土的目的。但从长远计，是失策。为什么６０年后的今天，日本右派势力日益猖狂呢？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偶像依然存在。
　　正是这一决策，给了日本人得寸进尺的机会。裕仁１２日得知美国答应他保存皇位，１４日他向国内人民颁布“终战”诏书，竟一字不提向盟国投降，而只是接受中、美、英、苏的共同宣言，并且把日本的侵略解释为“当初开战是为了自存与东亚的安定”。日本政府直到今天不肯承认曾侵略中国，就是以此为根据！
　　盟国在受降书上，把原定要求“日本国”无条件投降改为“日军”无条件投降，但事实上进驻日本的美军也没有监督日军无条件地投降。
　　日军参谋本部命令部队烧毁一切机密文件，日军毁灭了它在侵略中施行毒气战、细菌战、“三光”政策等等罪行的记录。１９９５年６月１９日，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日军在中国抛弃的“化学”炮弹大约有２００万枚，大部分埋藏在地下。这些弹壳已腐蚀，化学物质（即毒气的液化）开始流出，危害居民的健康和环境卫生。６０多年后的今天，还没有把埋藏在各地的毒弹加以清除，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日军毁灭了有关它施行毒气战的记录，如今在各地找出全部毒弹困难不少。更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日本政府尚未负起清除这些毒弹的责任。日本也参加了禁止化学武器条约，该条约要求成员国１０年以内处理抛弃在其他成员国所有的化学武器，但是日本政府一直拖延到６０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认真履行。
　　这只是日军故意违反无条件投降销毁罪证造成的恶果之一。日军所谓的“销毁罪证”就是掩护战争罪犯，这也是明目张胆地抗拒盟军受降的一个条件：审判战争罪犯。
　　受降书另一规定：严禁日本拥有军事工业。但是，日本政府和军部下令把军需物资“紧急和秘密”地转为民用，更严重的是，盟国原来指定把日本８５０个军需工厂作为赔偿中、美、英、苏四国之用，但独揽统治日本大权的美国竟把这些工厂先后归还日本政府或私营企业。
　　更有甚者，美国不顾盟国关于不让日本再有重工业的决定，公然扶植日本重工业。这是为什么呢？其后几年亚太地区发生的战争，把答案和盘托出了：美国要使日本成为它称霸全球的一个卒子。
　　
　　五、天皇裕仁是傀儡还是元凶？
　　
　　在日本的正式教科书中，二战时期在位的裕仁天皇一直被描绘成一位和善而仁慈的海洋学家，他对战争没有任何罪行，甚至热爱和平，只是不幸充当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傀儡。
　　事实真是如此吗？最近，由美国历史学家哈尔伯特·比格斯撰写的《裕仁传》一书，揭开了这层蒙在裕仁身上的美丽画皮，把裕仁与日本在二战中的血腥罪行联系起来并加以重新审视。
　　在哈尔伯特·比格斯的作品中，详细援引了日本和美国保存的秘密材料，包括裕仁生前的一些信件，以及美国国家档案馆有关档案。经过梳理大量事实材料，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与日本教科书上完全不同的裕仁，一个实际上拥有无上权力的政治领导人，一个名副其实应对千百万惨遭杀戮的生命负责的战争罪犯！
　　裕仁生于１９０１年４月２９日，他从８岁起就接受军事训练。裕仁本人的爱好在生物研究上。即位后，他在皇宫里设立了生物研究所，陈列了６万多种植物标本，并出版过１７本这类书籍。因此，日本在世人面前极力宣传裕仁只是个生物学家，并把裕仁的诞辰４月２９日定为日本的“绿节”，以显示裕仁在生物学上的贡献。然而，事实是不会被永远埋没的。到了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３０年代初，裕仁与日本陆军强硬派结盟，拼命削弱政府的党派内阁制。正是靠他撑腰，日本军方最终得以顺利地击倒日本各民主政党，并野心勃勃的推行了军国主义体制。紧接着，裕仁又开始传播以天皇制为核心内容的反民主思想，并对反对派人士和任何敢对天皇权力提出质疑的人进行无情打击。
　　在削弱民主力量的过程中，裕仁自己的地位特别是他在日本军队中的地位日益得到加强，裕仁成为日本军队最高指挥官，从而成为实权在握的至高无上的日本元首。他有任免日本陆海空三军将帅和政府首相及内阁大臣的权力；日本军方将领可以绕开政府内阁，直接对天皇负责；裕仁和几个幕后重臣对日本国策的制定有决定性的权力。到了二战时期，裕仁实际上已经处于这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地位。根据《裕仁传》中所述，裕仁应对侵略中国的暴行负直接的责任。１９３１年，日本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裕仁在他致侵华日军的密诏中下令日本侵略军“向前推进”：１９３７年，侵华日军对中国发起全面侵略，裕仁亲自向日本将领们建议：“在要塞地区集中大量兵力实施压倒性的打击不是更好吗？”几个月后，侵华日军便制造了导致中国３０万军民惨遭杀害的南京大屠杀。
　　在侵略中国的一步步进逼的过程中，裕仁重赏对中国的侵略的日本军队官员。按照裕仁御诏，侵华日军应当“视所有１５岁以上、６０岁以下的中国男子为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敌人经常扮成当地的老百姓”，因此这些中国平民都应该被杀掉。在这场战争中，至少有２７０万的中国平民惨遭杀害。另外，在长达８年的中日全面战争中，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被日军俘虏，但到１９４５年日军投降的时候，却只发现了５６名中国战俘！裕仁对所有这些中国平民和战俘遇害都应该负直接的责任。
　　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比格斯在《裕仁传》中说，裕仁应该对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负直接的责任。正是裕仁一步一步地推进了偷袭珍珠港事件，将日本拖入了太平洋战争的深渊。比格斯在书中写道：“坐在皇宫宝座上，裕仁默默地看着他的大臣们在制定战争计划，军方将领们也在估算计划的成败。首相终于开口说话了：‘只要陛下您一声令下，我们都将努力为国效忠！’天皇点头表示同意！这次会议结束后不久，日本便进入了Ｘ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代号），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裕仁不断地和参谋机构的负责人会面，不断接到‘各入侵部队进入前线阵地的报告’。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日军偷袭了珍珠港，当偷袭得逞的消息传到东京时，天皇的一位助手在日记中写道：‘天皇穿上了海军军服，看上去心情非常好！’”可见其兴奋程度。
　　原子弹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爆炸，给日本带来灭顶之灾。虽然日本是罪有应得，但对于日本无辜的百姓来说，这个灾难应该归罪于裕仁。二战末期，裕仁有过许多结束战争的机会，但他为了使日本皇室逃脱战争的罪责，保住自己的天皇宝座，便拼命想拖延战争结束的时间，甚至想逃脱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命运，盘算着如何“退出战争”的策略。
　　《裕仁传》中说，当日本已穷途末路之际，裕仁及其部分顾问甚至“欢迎”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和前苏联介入战争，因为这样一来可以为裕仁炮制日军投降找到“完美的理由”，还能让他以“为国家带来和平曙光”为由平息当时日本国内对帝制的不满情绪，以期保存天皇制。可见，裕仁正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才不惜牺牲成千上万日本百姓的性命。因此，裕位应该对日本遭到核打击负责。
　　比格斯在书中还批评了美国对日本天皇的包庇态度。他说，战争结束后，裕仁对往事不思悔改，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个人对日本在国外的侵略行为所负的责任，从未承认过犯有战争罪。美国也蓄意对本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隐瞒了裕仁的战争责任问题。
　　比格斯揭露道，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很快改变了策略，把开罗会议上决定的”彻底铲除日本战争根源”政策转为扶植日本反共反苏的右翼势力。美国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在审判日本战犯时授意一些主要战犯“夹”供，隐瞒了关于裕仁的部分，使裕仁最终逃脱了正义的审判。
　　半个多世纪后再回顾历史，不难看出，正是由于放过裕仁，使得日本的军国主义难以斩草除根。这为后来日本从政治上认识战争的本质起了很大的误导作用。
　　比格斯在《裕仁传》序言中曾写道：“裕仁天皇绝非如同英国那样只是宪法上的君主，而是日本不折不扣的最高元首，应该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的滔天罪行负直接或者间接的责任！”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历史学教授道尔认为，裕仁天皇的真实面目因此书而大白于天下，他在战争中发挥了非同一般的作用，许多西方人对此闻所未闻，原因是二战结束后有人极力对此进行掩盖。
　　比格斯指出：“因为裕仁一直没有对战争负责，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同样也没有承担责任。许多与战争有牵连的日本人认为既然天皇没有责任，他们自然也就没有任何罪过了。”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２日，来自美国、英国、阿根廷、肯尼亚的法官、法律学者和人权工作者组成的“侵害女性权利国际战犯法庭”，经过３天的审理，对来自中国、东帝汶、印尼、马来西亚、荷兰和日本的检查官所提供的证据和７５名幸存的受害者提供的亲身经历以及历史学者、日本老兵的证言作了充分的听证。
　　审判团根据充分的犯罪事实和法律依据，在日本青年馆作出判决，认定裕仁天皇和其他高级军政官员支持、纵容和疏于阻止日军在二战中对被征服的亚太国家和地区的女性实施强奸和性奴役，犯有反人道罪，日本国违反了国际条约义务和国际习惯法，负有国家的责任。当首席审判官麦克唐娜宣布这个判决时，在场的１０００名听众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
　　因此，把裕仁定为战争的元凶是非常恰当的。历史的真相不容掩盖，并终将大白于天下。
　　
　　六、东京审判的真相
　　
　　根据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１日《开罗宣言》，１９４５年７月２６日《波茨坦公告》，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日本投降书和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２６日盟国授权麦克阿瑟将军于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９日颁布《特别通告》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决定在东京设庭审判日本首要战犯。
　　《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中曾郑重指出：“我们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这个国家，但对于战争中的人犯，包括虐待战俘者在内，都必将追究法律责任，并予以严厉制裁。”
　　法庭宪章共５章１７条，规定任务、组成、诉讼程序及管辖权等。根据宪章规定，法庭将审判犯有以下三种罪行的罪犯：一是和平罪；二是战争罪；三是违反人道罪。
　　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１日，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等３９名战犯被宣布逮捕。１１月１９日，小叽国昭等１１名战犯被捕。１２月２日和１６日，平沼级一郎、广田弘毅、近卫、木户幸一等６８名战犯被捕，近卫在赴狱报到前服毒自杀。战犯被关押在东京巢鸭监狱候审。
　　中国、前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菲律宾、加拿大、新西兰和印度１０国各派出１名法官，澳大利亚的韦伯为首席法官，美国的约瑟夫·Ｂ凯南为首席检察官。宪章规定，被告有权选择辩护人，但法庭可随时不承认其选择的辩护人。
　　被告中没有日本国家元首、三军最高统帅裕仁天皇。关于国家元首应对发动侵略负刑事责任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德皇威廉二世的处理已有先例。《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也明确表示：“被告之官职及地位，无论系国家元首或政府各部门负责官吏，均不得为免除责任获减轻刑罚之理由。”
　　但是，美国为了在日本进行有效管理，避免美国人在日本岛内受到攻击，于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中回避了国家元首的责任问题。宪章中只说：“被告无论何时期内之官职及地位，均不能免除罪责”，有意删除了“国家元首”字样。这为后来日本右翼分子拒绝承认侵略埋下了伏笔。
　　由于美国人只为自身考虑，判决的结果是：皇室成员，日本侵华部队的司令官朝香宫未被列入被告名单；为中国人民所深恶痛绝的侵华战犯岗村宁次也逍遥法外；在中国进行了种种骇人听闻的残酷试验的日本“七三一细菌部队”司令官石井也不在被告之列。
　　１９４６年４月２９日，对东条英机等２８名被告正式起诉。１９４６年５月３日，东京国际远东军事法庭正式开庭。
　　开庭第一天和第二天，首席检察官宣读了长达４２页的起诉书，历数了２８名被告在战争中的罪行，列举５５项罪状，指控他们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
　　５月６日，全体出庭被告均声辩自己“无罪”。被告辩护方面还强调，战争是国家行为，是国家间的现象，主体是国家。国际法庭只审理主权国家的行为。
　　法庭认为，国家违反条约，发动侵略战争，责任总是在个人身上。
　　审理过程中，在涉及中国问题时，中国方面出证的有秦德纯、王冷斋和博仪等人。秦德纯和王冷斋主要就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对北大营攻袭，日军大肆掳掠的罪行作了揭露。博仪讲述了他如何被土肥原贤二从天津劫持到东北，板垣如何指示人毒死其亲妇，逼他讨娶日妇为后等情况。
　　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４日，法庭开始宣读１２３１页的判决书，至１２日宣读完毕，对２５名出庭被告判决如下：
　　判处绞刑７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东条英机。
　　判处无期徒刑１６人：荒木贞夭、烟俊六、星野直林、木户幸一、平沼级一郎、小叽国昭、南茨郎、冈敬纯、大岛浩、佐藤贤了、岛田繁太郎、铃木贞一、松本欣五郎、贺乌兴宣、白乌敏夫、梅津美治郎。
　　判处有期徒刑２０年１人：东乡茂德。
　　判处有期徒刑７年１人：重光葵。
　　审判过程中，被告松冈洋佑前外相和永野修身海军大将病死，日本侵略理论家大川明因发狂而中止受审，实际出庭被告２５人。
　　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于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２日批准了法庭的全部判决。
　　然而，麦克阿瑟并未按法庭宪章条例立即执行判决，而是将土肥原、广田、木产、佐藤、岛田、东乡等人的上诉书呈递给了美国最高法院，从而推迟执行了对所有被告的判决。
　　１２月６日，美国最高法院决定接受上诉，定于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６日着手分析案情。
　　消息传出，世界舆论大哗。东京法庭的中国法官梅汝敖指出：“如果代表一回国的国际法庭所作的决定要由某一国的法庭来重新审理，不管他是多么高级的法院，都当然会使人担心，任何国际决定和行为都要同样受到一个国家的重审和改变。”
　　东京法庭的荷兰法官罗体声称，美国最高法院的决定是“令人震惊的错误”。一位检察官批评麦克阿瑟说：“他已超越自己的权限，不会区分远东军司令和盟军司令两种职责的差别。”
　　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下，美国司法部副部长致函美国最高法院，指出它无权干涉东京法庭的判决。美国最高法院于１２月１６日决定延缓对“上诉书“的审理，最后于１２月２０日以６票对１票作出拒绝受理的决定。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４０天后，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３日，东京时间０：３０，东条英机等７名战犯在东京巢鸭监狱中被绞死。其余被判处的战犯入狱服刑。对这些罪大恶极的日本首要战犯作出的严正判决，受到了世界舆论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