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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山记》和《进城记》都是由焦波导演的纪录片，分别于2018年和2020年上映。《出山记》是全国首部反映易地扶贫搬迁的纪录片，讲述了贵州省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石朝乡大漆村的脱贫故事。大漆村是极贫乡里的极贫村，影片以一年的时间记录了在脱贫攻坚进程中，这里发生的感人故事和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城记》是《出山记》的姊妹篇，持续跟踪《出山记》中的搬迁住户，记录他们如何走进城市、融入城市，如何从移民变为居民的故事。这两部纪录片都以真实作为基础的表达方式，没有剧本的安排，没有专业演员的出镜，以客观的视角记录了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内心情感的转变。尤其是在进入城市之后，他们是如何从不安、矛盾、纠结到逐渐适应，再到最后身与心都实现了“进城”的过程。
挺拔的大山连绵起伏，秀丽的景色云雾缭绕，陡峭的山路蜿蜒曲折，山里的人家一贫如洗……这是《出山记》的开篇镜头;灰白的楼房鳞次栉比，优美的小区绿树成荫，配套的设施一应俱全，搬迁的群众喜笑颜开……这是《进城记》的开篇镜头。两组镜头的强烈对比，生动诠释了易地扶贫搬迁带来的山乡巨变。在“十三五”期间，一场波澜壮阔的大迁徙在贵州大地全面展开，近200万人离开了自己生活的土地与村庄，将自己的生活空间转移到城市。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按时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的创新举措之一。从全国搬迁规模最大、任务最重的省份，到率先完成易地扶贫搬迁的省份，比宏大叙事更为激动人心的，是每一个贫困家庭、每一个贫困群众在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中的悄然改变。从《出山记》到《进城记》，导演焦波用真实的镜头对准了遵义这片土地，用时代的厚度和视角的温度，客观、朴实、冷静、深刻地记录易地扶贫搬迁的人与事，为广大观众带来通俗的解读和心灵的震撼。
一、叙事视角：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费孝通将传统中国概念化为“乡土中国”，对于安土重迁的中国人来说，村庄与土地是与他们的生命与情感联结在一起的。“乡土中国的特征可以从农民与土地、农民与村庄的关系梳理出，因为人的行为与制度规则嵌于人与土地的关系以及人与村庄的关系中”[1]，人们以村庄为基本生活单位，以村而治。他们以土地为生，同时也受到了土地的束缚。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从“出山”到“进城”的过程充满了复杂性。在《出山记》中，我们看到了当地村民对“离开土地”所表达的本能抗拒，其中既有对土地的不舍，也有对城市新生活的恐惧。对于他们来说，这里是家园。基层干部反复地做思想工作，传达国家脱贫攻坚政策及其必要性。
影片首先以客观镜头记录体现了这种必要性。在《出山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贫困的家园。大漆村阳井组村民申学王一家三口围着土灶和铁锅站着吃饭，整个屋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面对卧病在床的父亲，在外务工的大漆村泉里组村民申学科被迫辞工返乡。他不希望看到父亲像母亲那样“弄都没弄到医院去看就过世了”。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申学科和大叔、小叔一起，轮换着把父亲背下山去，坐车送到重庆治疗……泉里组是大漆村39个自然组之一，坐落在悬崖之上，当时还没修通公路，村民进出需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本著“通不了就搬，搬不了就通”的原则，大漆村在修建通组公路、发展特色产业、完善基础设施的同时，大力做好群众工作，准备实施搬迁。规划、测量、拆迁、建设，当村民们坐上了开往城市的大巴车，他们即将面对的是完全崭新的生活。
费孝通认为，“人和土地在乡土社会中有着强烈的情感联系，即一种桑梓情谊”[2]。在谈论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时，在经济之外，政治、社会与文化因素也是不能忽略的。村庄对于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来说，不仅是遮风避雨的屋棚，同时也是精神上的归宿。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安土重迁观念从未消逝，人们对于土地的感情已经成长为一种精神气质。他们对于土地的割舍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一遍遍讲政策、一次次摆道理、一个个算细账……为了说服群众搬迁，数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县、乡、村干部走进田间地头，深入农家小院，召开田坎会、院坝会，逐一解开贫困群众的心结。无论是《进城记》还是《出山记》，给观众展示的都是一个个真实的镜头，一个个生动的故事，矛盾冲突时常出现在干部群众的争执中。影片《出山记》以大漆村党支部书记申修军为典型代表人物，记录了基层干部在此过程中的艰辛。在群众的反对、妻子的埋怨、兄弟的指责等重重困难下，即便被群众打折了手臂，申修军仍然告诉村“两委”干部，“我今天要去医院检查，这里的工作，大家不要泄气，不要认为我今天发生这个事，思想上就觉得恐慌，工作还要继续开展。”申修军是中国数万基层干部的缩影，他们直面困难、勇于担当，和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以苦干实干诠释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书写了一部部绝境突围、决战贫困的英雄传奇，树立起一座座令人敬仰、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出山记》的历史与情感价值也正在于此。影片并不是一部政治宣传片，而是以诚实的镜头记录下了在搬迁过程中安土重迁的人们所遭遇的情感的破碎，同时也直接反映这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再通过对矛盾冲突的记录与典型人物的塑造，呈现了在此过程中一心为民的基层干部的现实处境与情感诉求，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一个缩影。在影片的最后，是一个无奈的提问，一个小男孩在新家门口对着镜头发问：“这是谁的家？这也是我的家？”情感上的矛盾或许比影片所呈现的更加琐碎而深刻，但影片最终表达了一种乐观的态度，即在无奈的现实之下，惠民政策切实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便利，以及他们对于新生活的逐渐适应。
作为《出山记》的姊妹篇，《进城记》围绕《出山记》结尾的悬念，以2018年6月底遵义市易地扶贫搬迁群众走出大山、进入城市开始新生活为素材，持续跟踪搬迁住户，记录了以覃猛、杨多晏等为代表的搬迁群众如何适应新生活、创造新生活的点滴变化。
在《进城记》中，观众看到的是一个安居的乐园，进城让生活更加便捷。在新蒲新区的幸福社区，超市、医院、养老院、学校、社区服务中心、就业车间等配套设施完善齐备，给来自大山深处的搬迁群众带来更多便利，使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劳有所得、学有所教。树荫下，老人们围成一圈下起象棋，满面笑容;广场上，音乐响起、舞姿翩翩;校园里，孩子们在教室里享受优质教育，在足球场上踢几脚球、赛几趟跑，童声回荡、乐趣十足。同时，政府也为人们提供了就业保障。幸福社区为搬入的322户1383人举办了多次招聘会和技能培训会，就业率达80%以上，确保了有劳动力的家庭户均一人以上就业的目标。在《进城记》的首映礼台上，影片主要拍摄对象之一、社区书记熊文霖向观众介绍，影片中的这批移民现在已经渐渐适应了城市的生活，“这里有更好的教育、医疗资源，也有很好的工作。未来，我们会共同奋斗，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从“出山”到“进城”，四年的创作拍摄时光，1400多个日日夜夜，焦波用镜头真实记录了遵义脱贫攻坚这一生动实践，为时代留下珍贵记忆。 二、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建构
“记忆”一词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既指个体或群体对于过去事件的认知（内容意义），又指人们获得和保持自身经验的一种活动（行为意义）。记忆对人类社会延续和个人生存有着重要影响……不论是个体记忆还是强调纪念，或由统治群体主导的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都是作为人类对于过去经历的一种记录和保存”[3]，从某种程度上说，集体记忆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个体在此过程中通过由集体生活经验所构成的记忆确立个体的身份认同，正如伏尔泰所说，“只有记忆才能建立起身份，即您个人的相同性”[4]。大漆村的村民世代生活在这里，他们已经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已经与土地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情感联结，从乡村搬进城市，搬迁群众要面对的，不仅是生活环境的改变，还有生活习惯、生产方式、思想观念、子女教育、社会融入等一系列问题，这是一个固守与突破同步进行的过程，也是一个痛苦和幸福相互交织的过程。
在《出山记》中，从申周一家搬迁前的一组对话，可以看出搬与不搬的矛盾交锋，这表面上是一家人搬与不搬的争执，而更深之处体现的却是农村老年人面对城市生活的惶恐与担忧、胆怯与退缩。当申周表示想要搬到务川去时，父亲说，“搬下去容易吗，连我自己都不敢决定，维持不了生活”，母亲考虑的则是“搬下去猪、羊、鸡都不可能养”。两种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异，让他们对自己“城里人”的新身份感到非常不适应。申周带着父母去逛超市，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他们眼花缭乱。在内心感到新奇的同时，他们却连标签上的价格都看不懂，一支2元的牙刷以为是20元;“红家伙不能走，非得要红家伙变成绿家伙才能过”，在过斑马线时，他们要像孩子一样从“红灯停、绿灯行”学起，逐步懂得城市的交通规则和生活法则……《进城记》记录了社会与政府帮助他们建立起新的身份认同的过程，政府提供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免费住房、子女入学、医疗保障等各个方面都有所辐射。但对于脱贫攻坚工作来说，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只有解决好搬迁群众的就业问题，让他们有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才能让他们真正能够养活自己，让家庭这个社会的最小单元维持稳定，从而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出山记》中，30多岁的大龄青年申周最大的心愿，就是搬进城里、娶上老婆、开个超市，然而窘迫的生活让他的这些愿望都遥不可及。他的父母常年生活在大山里，只跟庄稼、牛羊打交道，不敢想象搬去城里该如何生活。两代人的观念无法调和，甚至动起手脚，关系濒临破裂。一个小家庭的争执折射出大漆村移民搬迁面临的困境。和申周父母一样，大漆村村民朴实、良善，但他们在人生的经验中已经形成了固有的思维与生活方式。他们觉得自己离开了村子，便是“断了生存的活路”。老家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他们亲手搭建和培育的，在他们心中，只有土地才是赖以为生的希望。从这个角度来说，易地搬迁无疑是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一次深刻变革。农民走出脚下的大山困难，但翻越精神上的大山更难。
如何真正实现村民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进城记》尝试性地给出了答案。例如，在影片开头的招聘会上，“新市民”覃猛以阳光爽朗的形象首次露面。他来自务川自治县石朝乡一个贫困家庭，爸爸残疾，妈妈有智力缺陷，但他始终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覃猛和妻子在社区开了一家餐馆，由于生意不景气，小两口经常闹矛盾。在社区的帮助下，他结合自己的特长，组织亲朋好友合伙开了一个婚庆公司，善于学习的覃猛最后成为一家影视公司的摄影师，“政府给我的这套房子不仅是一个房子，而是一个舞台，展示人生的平台”。能够寻求新的谋生方式，意味着人们对于自我身份认同的一种转变。再如，搬迁前，45岁的杨多晏在大山深处以养羊为生，一家人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搬迁后，杨多晏先是在一家社区车间工作，因为视力的原因被辞退。在多次应聘失败后，他主动寻求社区的帮助，争取到一笔5万元的“特惠贷”，做起贩羊的生意，生活逐渐好转。
但相比年轻的覃猛，杨多晏一家三代三口人所面临的生存压力更大。杨多晏搬进城市的目的只有一个：让儿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走出山村，改变命运。正因为如此，每当儿子贪玩调皮、不爱学习时，便是他最伤心难过的时候，为此他特意带儿子回了趟山里老家。当看到昔日熟悉的一切都不复存在，再也找不到爷爷住的老屋、找不到曾经关羊的地方时，不禁唏嘘。在众多的“新市民”中，像杨多晏这样的搬迁群众不在少数，他们是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作中绕不开的帮扶对象。他们搬到城市，希望老人有良好的就医条件，希望自己有满意的就业岗位，希望子女有优质的教育环境，却因为自身体能、文化、年龄等因素难以在城市谋生，无法在新的环境中实现自我身份的建构，面临着成为城市“边缘人”的困境。但在《进城记》中，我们欣喜地看到，社区积极想办法帮助他们解决就业问题。社区流转周边土地时，召集搬迁群众开会，让大家共同谋划集体产业;打造蔬菜基地、开办惠民超市等，让大家真正成为城市的一分子，这是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的生动缩影。
在惠民政策的帮助下，大漆村的村民在长久的村居生活中所形成的集体记忆虽已成为不可磨灭的印记，例如对土地的眷恋，老一代人依然喜欢在家中种菜等，但他们已经具备了能在城市中谋生的能力，实现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年轻一代也有了更多的机会与人生的可能性，个体与环境产生了正向的联结。在这个五彩斑斓的大舞台上，他们努力地构建全新的自我身份认同。
结语
从《出山记》到《进城记》，搬迁群众实现了从“身”到“心”的“进城”，他们对于未来生活有了更多的向往，对于自我发展也有了更多的信心。從他们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党的惠民政策一步步落细、落小、落实。金秋时节，大漆村的万亩香榧开始有了收获，以土地入股的村民第一次看到了收成……在幸福社区，以覃诗洁和杨子涵为代表的幼年一代正在健康快乐地成长。导演焦波用朴实的镜头记录了这些发展变革，记录了社会发展下的普通人、普通家庭，也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思考：原来便民利民的好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会遭遇这么多困难。并促使人们思考这背后的原因，这不仅仅关乎现在与未来，更关乎历史与群体记忆，村民们的背井离乡让影片始终弥漫着淡淡的乡愁，但社会的发展是需要向前看的，影片的现实意义由此体现出来。
参考文献：
[1]刘守英，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 J ].管理世界，2018（10）：129.
[2]费孝通.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M].赵旭东，秦志杰，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53.
[3]潘立川.记忆与叙述：口述历史中的身份认同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7：6.
[4][德]格赛罗.身份认同的困境[M].王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33.
挺拔的大山连绵起伏，秀丽的景色云雾缭绕，陡峭的山路蜿蜒曲折，山里的人家一贫如洗……这是《出山记》的开篇镜头;灰白的楼房鳞次栉比，优美的小区绿树成荫，配套的设施一应俱全，搬迁的群众喜笑颜开……这是《进城记》的开篇镜头。两组镜头的强烈对比，生动诠释了易地扶贫搬迁带来的山乡巨变。在“十三五”期间，一场波澜壮阔的大迁徙在贵州大地全面展开，近200万人离开了自己生活的土地与村庄，将自己的生活空间转移到城市。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按时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的创新举措之一。从全国搬迁规模最大、任务最重的省份，到率先完成易地扶贫搬迁的省份，比宏大叙事更为激动人心的，是每一个贫困家庭、每一个贫困群众在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中的悄然改变。从《出山记》到《进城记》，导演焦波用真实的镜头对准了遵义这片土地，用时代的厚度和视角的温度，客观、朴实、冷静、深刻地记录易地扶贫搬迁的人与事，为广大观众带来通俗的解读和心灵的震撼。
一、叙事视角：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费孝通将传统中国概念化为“乡土中国”，对于安土重迁的中国人来说，村庄与土地是与他们的生命与情感联结在一起的。“乡土中国的特征可以从农民与土地、农民与村庄的关系梳理出，因为人的行为与制度规则嵌于人与土地的关系以及人与村庄的关系中”[1]，人们以村庄为基本生活单位，以村而治。他们以土地为生，同时也受到了土地的束缚。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从“出山”到“进城”的过程充满了复杂性。在《出山记》中，我们看到了当地村民对“离开土地”所表达的本能抗拒，其中既有对土地的不舍，也有对城市新生活的恐惧。对于他们来说，这里是家园。基层干部反复地做思想工作，传达国家脱贫攻坚政策及其必要性。
影片首先以客观镜头记录体现了这种必要性。在《出山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贫困的家园。大漆村阳井组村民申学王一家三口围着土灶和铁锅站着吃饭，整个屋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面对卧病在床的父亲，在外务工的大漆村泉里组村民申学科被迫辞工返乡。他不希望看到父亲像母亲那样“弄都没弄到医院去看就过世了”。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申学科和大叔、小叔一起，轮换着把父亲背下山去，坐车送到重庆治疗……泉里组是大漆村39个自然组之一，坐落在悬崖之上，当时还没修通公路，村民进出需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本著“通不了就搬，搬不了就通”的原则，大漆村在修建通组公路、发展特色产业、完善基础设施的同时，大力做好群众工作，准备实施搬迁。规划、测量、拆迁、建设，当村民们坐上了开往城市的大巴车，他们即将面对的是完全崭新的生活。
费孝通认为，“人和土地在乡土社会中有着强烈的情感联系，即一种桑梓情谊”[2]。在谈论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时，在经济之外，政治、社会与文化因素也是不能忽略的。村庄对于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来说，不仅是遮风避雨的屋棚，同时也是精神上的归宿。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安土重迁观念从未消逝，人们对于土地的感情已经成长为一种精神气质。他们对于土地的割舍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一遍遍讲政策、一次次摆道理、一个个算细账……为了说服群众搬迁，数万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县、乡、村干部走进田间地头，深入农家小院，召开田坎会、院坝会，逐一解开贫困群众的心结。无论是《进城记》还是《出山记》，给观众展示的都是一个个真实的镜头，一个个生动的故事，矛盾冲突时常出现在干部群众的争执中。影片《出山记》以大漆村党支部书记申修军为典型代表人物，记录了基层干部在此过程中的艰辛。在群众的反对、妻子的埋怨、兄弟的指责等重重困难下，即便被群众打折了手臂，申修军仍然告诉村“两委”干部，“我今天要去医院检查，这里的工作，大家不要泄气，不要认为我今天发生这个事，思想上就觉得恐慌，工作还要继续开展。”申修军是中国数万基层干部的缩影，他们直面困难、勇于担当，和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以苦干实干诠释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书写了一部部绝境突围、决战贫困的英雄传奇，树立起一座座令人敬仰、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出山记》的历史与情感价值也正在于此。影片并不是一部政治宣传片，而是以诚实的镜头记录下了在搬迁过程中安土重迁的人们所遭遇的情感的破碎，同时也直接反映这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再通过对矛盾冲突的记录与典型人物的塑造，呈现了在此过程中一心为民的基层干部的现实处境与情感诉求，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中国崛起过程中的一个缩影。在影片的最后，是一个无奈的提问，一个小男孩在新家门口对着镜头发问：“这是谁的家？这也是我的家？”情感上的矛盾或许比影片所呈现的更加琐碎而深刻，但影片最终表达了一种乐观的态度，即在无奈的现实之下，惠民政策切实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便利，以及他们对于新生活的逐渐适应。
作为《出山记》的姊妹篇，《进城记》围绕《出山记》结尾的悬念，以2018年6月底遵义市易地扶贫搬迁群众走出大山、进入城市开始新生活为素材，持续跟踪搬迁住户，记录了以覃猛、杨多晏等为代表的搬迁群众如何适应新生活、创造新生活的点滴变化。
在《进城记》中，观众看到的是一个安居的乐园，进城让生活更加便捷。在新蒲新区的幸福社区，超市、医院、养老院、学校、社区服务中心、就业车间等配套设施完善齐备，给来自大山深处的搬迁群众带来更多便利，使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劳有所得、学有所教。树荫下，老人们围成一圈下起象棋，满面笑容;广场上，音乐响起、舞姿翩翩;校园里，孩子们在教室里享受优质教育，在足球场上踢几脚球、赛几趟跑，童声回荡、乐趣十足。同时，政府也为人们提供了就业保障。幸福社区为搬入的322户1383人举办了多次招聘会和技能培训会，就业率达80%以上，确保了有劳动力的家庭户均一人以上就业的目标。在《进城记》的首映礼台上，影片主要拍摄对象之一、社区书记熊文霖向观众介绍，影片中的这批移民现在已经渐渐适应了城市的生活，“这里有更好的教育、医疗资源，也有很好的工作。未来，我们会共同奋斗，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从“出山”到“进城”，四年的创作拍摄时光，1400多个日日夜夜，焦波用镜头真实记录了遵义脱贫攻坚这一生动实践，为时代留下珍贵记忆。 二、历史记忆与身份认同建构
“记忆”一词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既指个体或群体对于过去事件的认知（内容意义），又指人们获得和保持自身经验的一种活动（行为意义）。记忆对人类社会延续和个人生存有着重要影响……不论是个体记忆还是强调纪念，或由统治群体主导的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都是作为人类对于过去经历的一种记录和保存”[3]，从某种程度上说，集体记忆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个体在此过程中通过由集体生活经验所构成的记忆确立个体的身份认同，正如伏尔泰所说，“只有记忆才能建立起身份，即您个人的相同性”[4]。大漆村的村民世代生活在这里，他们已经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已经与土地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情感联结，从乡村搬进城市，搬迁群众要面对的，不仅是生活环境的改变，还有生活习惯、生产方式、思想观念、子女教育、社会融入等一系列问题，这是一个固守与突破同步进行的过程，也是一个痛苦和幸福相互交织的过程。
在《出山记》中，从申周一家搬迁前的一组对话，可以看出搬与不搬的矛盾交锋，这表面上是一家人搬与不搬的争执，而更深之处体现的却是农村老年人面对城市生活的惶恐与担忧、胆怯与退缩。当申周表示想要搬到务川去时，父亲说，“搬下去容易吗，连我自己都不敢决定，维持不了生活”，母亲考虑的则是“搬下去猪、羊、鸡都不可能养”。两种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异，让他们对自己“城里人”的新身份感到非常不适应。申周带着父母去逛超市，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他们眼花缭乱。在内心感到新奇的同时，他们却连标签上的价格都看不懂，一支2元的牙刷以为是20元;“红家伙不能走，非得要红家伙变成绿家伙才能过”，在过斑马线时，他们要像孩子一样从“红灯停、绿灯行”学起，逐步懂得城市的交通规则和生活法则……《进城记》记录了社会与政府帮助他们建立起新的身份认同的过程，政府提供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免费住房、子女入学、医疗保障等各个方面都有所辐射。但对于脱贫攻坚工作来说，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只有解决好搬迁群众的就业问题，让他们有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才能让他们真正能够养活自己，让家庭这个社会的最小单元维持稳定，从而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出山记》中，30多岁的大龄青年申周最大的心愿，就是搬进城里、娶上老婆、开个超市，然而窘迫的生活让他的这些愿望都遥不可及。他的父母常年生活在大山里，只跟庄稼、牛羊打交道，不敢想象搬去城里该如何生活。两代人的观念无法调和，甚至动起手脚，关系濒临破裂。一个小家庭的争执折射出大漆村移民搬迁面临的困境。和申周父母一样，大漆村村民朴实、良善，但他们在人生的经验中已经形成了固有的思维与生活方式。他们觉得自己离开了村子，便是“断了生存的活路”。老家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他们亲手搭建和培育的，在他们心中，只有土地才是赖以为生的希望。从这个角度来说，易地搬迁无疑是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一次深刻变革。农民走出脚下的大山困难，但翻越精神上的大山更难。
如何真正实现村民从“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变，《进城记》尝试性地给出了答案。例如，在影片开头的招聘会上，“新市民”覃猛以阳光爽朗的形象首次露面。他来自务川自治县石朝乡一个贫困家庭，爸爸残疾，妈妈有智力缺陷，但他始终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覃猛和妻子在社区开了一家餐馆，由于生意不景气，小两口经常闹矛盾。在社区的帮助下，他结合自己的特长，组织亲朋好友合伙开了一个婚庆公司，善于学习的覃猛最后成为一家影视公司的摄影师，“政府给我的这套房子不仅是一个房子，而是一个舞台，展示人生的平台”。能够寻求新的谋生方式，意味着人们对于自我身份认同的一种转变。再如，搬迁前，45岁的杨多晏在大山深处以养羊为生，一家人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搬迁后，杨多晏先是在一家社区车间工作，因为视力的原因被辞退。在多次应聘失败后，他主动寻求社区的帮助，争取到一笔5万元的“特惠贷”，做起贩羊的生意，生活逐渐好转。
但相比年轻的覃猛，杨多晏一家三代三口人所面临的生存压力更大。杨多晏搬进城市的目的只有一个：让儿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走出山村，改变命运。正因为如此，每当儿子贪玩调皮、不爱学习时，便是他最伤心难过的时候，为此他特意带儿子回了趟山里老家。当看到昔日熟悉的一切都不复存在，再也找不到爷爷住的老屋、找不到曾经关羊的地方时，不禁唏嘘。在众多的“新市民”中，像杨多晏这样的搬迁群众不在少数，他们是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作中绕不开的帮扶对象。他们搬到城市，希望老人有良好的就医条件，希望自己有满意的就业岗位，希望子女有优质的教育环境，却因为自身体能、文化、年龄等因素难以在城市谋生，无法在新的环境中实现自我身份的建构，面临着成为城市“边缘人”的困境。但在《进城记》中，我们欣喜地看到，社区积极想办法帮助他们解决就业问题。社区流转周边土地时，召集搬迁群众开会，让大家共同谋划集体产业;打造蔬菜基地、开办惠民超市等，让大家真正成为城市的一分子，这是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的生动缩影。
在惠民政策的帮助下，大漆村的村民在长久的村居生活中所形成的集体记忆虽已成为不可磨灭的印记，例如对土地的眷恋，老一代人依然喜欢在家中种菜等，但他们已经具备了能在城市中谋生的能力，实现了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年轻一代也有了更多的机会与人生的可能性，个体与环境产生了正向的联结。在这个五彩斑斓的大舞台上，他们努力地构建全新的自我身份认同。
结语
从《出山记》到《进城记》，搬迁群众实现了从“身”到“心”的“进城”，他们对于未来生活有了更多的向往，对于自我发展也有了更多的信心。從他们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党的惠民政策一步步落细、落小、落实。金秋时节，大漆村的万亩香榧开始有了收获，以土地入股的村民第一次看到了收成……在幸福社区，以覃诗洁和杨子涵为代表的幼年一代正在健康快乐地成长。导演焦波用朴实的镜头记录了这些发展变革，记录了社会发展下的普通人、普通家庭，也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思考：原来便民利民的好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会遭遇这么多困难。并促使人们思考这背后的原因，这不仅仅关乎现在与未来，更关乎历史与群体记忆，村民们的背井离乡让影片始终弥漫着淡淡的乡愁，但社会的发展是需要向前看的，影片的现实意义由此体现出来。
参考文献：
[1]刘守英，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 J ].管理世界，2018（10）：129.
[2]费孝通.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M].赵旭东，秦志杰，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53.
[3]潘立川.记忆与叙述：口述历史中的身份认同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7：6.
[4][德]格赛罗.身份认同的困境[M].王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