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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25日下午，在中环中国会第四届香港国际诗歌节开幕酒会上，北岛致辞后坐在记者席里，20位国际诗人中一位最年长的女士发言时的仪态和笑容，让人最感信赖和亲切，不愧为教育家风范，她就是78岁的日本诗人、城西大学理事长水田宗子女士。
在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东亚诗歌”论坛时，坐在她旁边的诗人王小妮注意到，水田宗子的提纲用英文密密麻麻地写在一张纸上，但她发言时压根就没有看提纲，“似乎她全部记下来了”。水田宗子用松尾芭蕉的俳句为例阐述日本诗歌处理“冲突”时的“沉默”的艺术，一时把诗人们的讨论吸引到“沉默”上。“日本文化不是罪与罚的文化，而是健忘文化、内向文化、耻文化，它没有作为绝对标准的价值观、道德观与真实。”水田宗子说，“沉默是这种文化的深层表达形式，沉默中有他者的意识、记忆与声音。”
水田宗子是名门之后，出身两代日本政治家族，父亲水田三喜男曾担任三届大藏大臣（后改为财务大臣）12年，外祖父也曾是日本邮政和交通部的长官。
她的母亲水田清子也是俳句诗人，因为出生大清国的沈阳而被外祖父起名叫“清子”。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那年出生的她，在父亲的故乡浮岛乡下躲避空袭六年，战后回到东京都，在皇太子读书的基督教会学校双叶学园读五年级时开始写诗。1961年到美国耶鲁大学读英美文学硕士和博士，参与了六十年代美国学生运动，毕业后在美国大学任教。1974年4月她父亲作为日本代表与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会见时，水田宗子近距离目睹了这一幕。
1985年父亲去世后，水田宗子回国协助母亲经营父母所创办的大学，现在，她是城西大学、城西国际大学和城西短期大学的学校法人和理事长。
面对理工科挤压文科的局面，身为诗人的水田宗子今年在她的大学里创办了国际诗歌中心，第一届即邀请了中国诗人西川。
“水田宗子的诗打开或收拢历史与个人的瞬间，留下文字与声音的痕迹，寻找家园的难以辨认的道路，那是女性的坚韧的内在力量。”北岛说。因为显赫的家庭出身，她反而在诗歌中有意逃离这种现实。“政治家，所有的人都在注视着你，因为和现实问题是绑在一起的，解决现实问题才是政治家的责任；我学习文学，写诗歌，某种层面上是脱离现实的活动。”水田宗子说。
“11月30日我要跟所有日本的诺贝尔奖得主聚会，因为我是瑞典驻日本大使馆瑞典文化协会的会长。”2013年水田宗子曾获得东京瑞典大使馆颁发的马丁松国际诗歌奖。
从乡下姑娘突然进入了皇太子的学校
朱又可：先从你受的家庭教育开始吧，你的母亲也是诗人，我想从你的父母对你家庭教育开始，先谈谈你的童年教养。
水田宗子：我幼年时代日本是渐渐已经进入战争的状态，在我有记忆的时候战争已经近在眼前，那时候我疏散到了乡下千叶县，尽管我没有体验到东京大空袭。我祖父是当时的邮政和交通部的长官，我的奶奶是第一届进入日本师范大学读书的人，受到很好的教育。我的妈妈也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家庭是武士出身的，从小家教非常严格。我从小受我外公的影响，我从小告诉自己我将来成为老师，我父亲的家是在千叶非常偏僻的山区，在当年是很大的地主。我爷爷就是当时的村长，某种意义上当村长就是当政治家，要把所有的事情处理好。其实影响日本近代化最大的就是乡下的农村人。我很幸运我有两种家庭背景，第一，在乡下政治的家庭，同时又有我外公高等教育的家庭，在这两种环境长大的，太棒了。所以我很早就开始接触到文学，大概六岁七岁就开始阅读外公家的书，教育之家这种环境对我的影响是无可估量的。战争期间因为我疏散到了乡下，度过了和乡下人一样的日子。1948年从疏散的父亲老家到了东京都开始上学，上的小学就叫双叶学园，是皇太子在上学的地方，一个基督教的学校，学法语、英语还有西洋哲学。我是从双叶学园开始写诗的，小学五年级。
朱又可：在千叶县浮岛住的时候你和父亲不在一起吗？
水田宗子：尽管是父亲的家，但父亲在东京有工作，我和姐姐、妈妈一起。这是我唯一的乡村经验。
朱又可：它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水田宗子：在千叶的五六年期间，我只是一个乡下的姑娘，光着脚丫子，突然到了东京的上层社会，这种变化落差在内心的冲击很大。我记得这种陌生感非常强烈，但是这个地方恰恰支持我走上了文学。
朱又可：乡村对你来说最宝贵的是什么？
水田宗子：因为是战争期间，某种意义上到了农村疏散之后觉得好像突然间离开了现实，和现实脱节了的感觉。之后我的父亲被选上国会议员，经常报纸上出现名字，慢慢当大臣。如果我父亲不是一个公众人物的话，对我来说肯定是影响的，可能是默默无闻地在写作，思考，有可能更自由，而且我疏散的地方是在海边，非常自由的地方，那里是我生命的原乡。我还在我外公家住过，跟他也一起疏散过。外公也是写俳句的。
朱又可：所以你妈妈也是写俳句的？
水田宗子：我们一家人都写俳句，都受到影响。其实我从母亲受到的影响不大，是外婆的影响更大。我的父亲从政之后就是公众人物了，他比较忙，所以我跟他交流得比较少。同时这是两个很大的反差，我在日本典型的乡村经验和大了之后读过很多西洋文学作品，这种融合对我来说很重要。
朱又可：你妈妈一直写俳句？
水田宗子：她出版了《俳句集》，我母亲叫水田清子，妈妈出生时我外公和外婆都在中国沈阳，在清朝，所以叫清子，活了101岁去世的。
朱又可：父亲的乡村和东京都外祖父家分别对你的性格有什么影响？
水田宗子：其实我在回顾自己人生经历的时候，我在想出身在乡下的父亲在思考问题的时候视野很开阔，首先考慮很大的世界，国家怎么办？父亲的农村是带有梦想的地方，我父亲的哥哥和弟弟都来过中国上过大学，去了日本之外的地方。我妈妈的这个家庭在城市，每天想的是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怎么才能考上东京大学，局限在个人的生活当中。 我目睹了1974年父亲跟邓小平在纽约的会见
朱又可：你父亲在战争期间开一个公司，并且是反战的？
水田宗子：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左翼，反战运动的领袖，毕业于京都大学的法学部。我父亲跟别的政治家出身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们在东京大学毕业，进入到日本的财政部，一步一步当财政部长，我父亲不是的，主要是从反战开始的。大饥荒时代，日本有个“大米事件”非常轰动，那个时候吃不饱，失业率特别高，他当时工作在东京都，跟我母亲结婚的时候没有正式工作，所以我的外祖父非常伟大，说他很优秀，你们可以结婚。我父亲周围经常有警察跟着盯梢，因为他是反战运动者。他创立了一个做窗帘的公司，经营了一年多，1945年败战之后，我父亲很快被选上了国会议员。因为那时候所有的日本国会议员只要是参与过战争的，必须得辞掉，我父亲因为没有参加过战争，从当上议员之后，很幸运地担当了很重要的职位。对日本来说战争的精神打击太大了，包括各个方面的，宪法不行了，经济支援全部没有了，资本全部冻结了，几百万的男性在战争中牺牲了。东京都也算是繁华的城市，变成一座废墟，然后就成了美国和英国的占领地。我觉得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个时代是日本最坏的时期。我父亲从废墟开始到复兴，担当了那个时代的重要角色。
朱又可：你父亲是从1960年到1972年做大藏大臣的？
水田宗子：1952年他已经是经济计划长官，是独立于通产省的。他开始做通产大臣是1960年。1950年代他就做自民党政调会的会长，决定政策的人，比如教育政策、国民保险政策、税金政策，全是我父亲决定的，战后我父亲非常活跃。日本在战后由废墟重新复兴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余力来考虑别的事情的，必须要复兴。当时日本和中国也没有建交，完全是在非常混乱的时代开始的。东京大空袭之后是一片火海，到处是烧焦的尸体和房屋。同时每个日本人都面临着是不是有原子弹投下來这种恐怖，在那个时代辐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非常恐怖。辐射造成白血病和癌症，对女性来说不能生育也是非常严重。日本在进入1960年的那些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年代，所以我想那个年代的日本应该是不被世界理解的。
我父亲当政的时候叫大藏大臣，之后金融大臣跟大藏大臣分开了，金融是光管钱的，比如说银行和别的金融机构什么的。因为这是一个国家的命脉，最重要的部分。
朱又可：你父亲当大藏大臣12年间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水田宗子：因为日本是在复兴中，而且是作为一个侵略国，能不能被世界认可和接纳是最大的课题。比如著名的东京审判，参与战争的很多人被判死刑的时候，日本的政府认为战争责任也许被审判给解决了。但是，审判之后西方包括美国接纳了日本，被害的中国和韩国还有东亚还没有。我父亲很重要的工作是战后赔偿，菲律宾的赔偿是我父亲决定的。我父亲做了一件在日本家喻户晓的事，就是改变美元对日本的兑换。当时是一美元换360日元，把日元和美元的兑换扭在一起的是我父亲，某种意义上日本的战后时期在这时候结束了。日元慢慢高涨。那时候才想到教育多么重要，我父亲创办了很多大学。他当财政部长的时候我正在美国留学，没在身边。我是1961年去的美国。我在基督教东京女子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去美国耶鲁大学读英美文学的硕士和博士。我和父亲经常联系。作为名门之后、政治家的女儿还是很辛苦的。
朱又可：辛苦是哪方面？
水田宗子：政治家，所有的人都在注视着你，看着你，因为和现实问题是绑在一起的，解决现实问题才是政治家的责任。我学习文学，写诗歌，某种层面上是脱离现实的活动。我父亲这一点非常伟大，从来没有强迫我来做什么，非常自由，他放任我，尊重我的选择。那时候我觉得我父亲应该想到了，尽管很年轻的女孩子离开祖国去国外留学去国外发展，我父亲还是很开放的。如果1960年代我不去美国留学，一直留在日本，那我的人生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生。
朱又可：你在美国的时候很近距离地见过邓小平？
水田宗子：是的，1974年，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我父亲是日本代表，我在旁边看他们对话，他个子非常矮，但直觉他非常亲切。我父亲因为个子比较高，他俩在一起反差很大，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是一段非常美好和难忘的记忆。
朱又可：会见是私下场合还是？
水田宗子：不是私下的，日本和中国政府两国间正式的会谈，地点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那时候还有一个人在旁边，就是今天担任我们城西国际大学的校长柳泽伯夫。我在旁边坐着，因为那时的中国国内的大学好像是关闭的，1970年代末中国大学恢复高考之后是日本投资中国政府的最盛期，ODA，当时成立了日本特区，就是日本到中国的投资特区，包括了大连、广州和云南，丰田汽车在广东有投资。那个时代是日本和中国走得最近的时代，关系最亲密，当时中国的经济还没有发展。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82年，当时到北京的机场还没有柏油路，没有钱修。我的先生是中国经济专家，1972年就来中国了，住在昆明。我父亲也是建交那年来的中国，跟周恩来见过很多次面。中国人是友情很深厚的民族，一旦成为朋友会成为永久的朋友，当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之后简直不能相信这两个国家曾经是对立的。
我是19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中的一员
朱又可：因为你刚好经历了1960年代美国的黑人运动、越战还包括学生运动，当时是很混乱的，那个年代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水田宗子：我正是他们中间的一员，我是参与者，目击者，见证者，那是个重要的人生出发点。1960年代是美国的改革年代，黑人运动，还有越南战争，这也是我人生的原点之一。从1961年一直到1985年我都在美国，这之间有两次回来过日本，也去过一年伦敦。
朱又可：你也参与了学生运动？
水田宗子：耶鲁大学正是黑人运动的中心，有很多人去美国南部参加黑人运动，当然也有当时古巴的社会问题，但主流的还是对越南的反战运动。1960年代对美国来说就是以大学生为中心的反战时代，同时也是解放女性的运动时期。也是嬉皮士开始的年代。 朱又可：有多少时间是静静坐在课桌上的？
水田宗子：因为我不是本科生，是研究生，那时是很忙的，因为在美国大学要定期发表、做报告、写论文。我作为学者的基础就在耶鲁大学打下的，那时学生运动都是本科生。
朱又可：你参与那个花时间吗？
水田宗子：在日本也读过一年硕士，因为在美国的硕士生、博士生首先得确定自己的阅读计划，非常详细的阅读计划，整个的读书时间都得计划好。当然华盛顿的游行我参加了，但大部分时间我还是在研究室查阅资料，而且那个时候我结婚了，而且生了孩子，以家庭为主。大儿子是1964年在美国出生的，我一方面在读博，一方面又是年轻妈妈。
朱又可：在1960年代两种东西对你的影响是什么？一个是反战学生运动，一个是耶鲁学习研究的环境，两个分别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水田宗子：因为当时也正是美国改革的转型时期，也觉得在这种环境当中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没觉得太矛盾。
朱又可：你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时代吗？
水田宗子：对美国来说是好的时代，因为那时耶鲁大学的学生来自全世界，比如来自匈牙利、瑞典、中国、韩国、英国、法国，很多朋友都是从大学认识的。某种意义上当时的美国打开国门，接纳了全世界的学生，这种开放性，胸怀的宽广性，对我启发很大，美国把自己的学生也送到国外去。因为当时我作为日本人，是被美国占领的国家，心情还是存在很不舒服的一面。当时写作的朋友说为什么要去美国？但是我的理由是因为我学的是美国文学，所以我必须去美国。美国在1960年代确实是大胆改革的时代，某种意义上没有1960年代就没有现在的美国。美国社会在越南战争之后、很多残兵回到美国，社会受到的打击和冲击非常大，而且美国为对越南空袭制造了很多化学武器！美国的1980年代是犯罪和毒品的时代，这是对美国是非常残酷无情的时代。
朱又可：你关注女性是不是和1960年代女性解放有關？
水田宗子：我最初关注女性是1969年到1971年之间，因为从19世纪女性解放运动已经开始了，但是女性学批评这个概念是从1969年到1971年之间开始的，作为大学研究正式确立的是1971年，因为当时我已经在美国做教师了，跟有很多人一起研究女性学领域。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代，因为我发现了一个新的课题，找到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因为女性学在某种意义上是超越国家而且超越文化的。比如说文学专业，你学的是英国文学，美国文学，日本文学，对语言是有地域限制的。但研究战争、研究女性就是超越国家的。那时候我在我的比较文学专业里研究过，关注过，也写过城市文学和战争文学。比较文学某种意义上也是超越国家的，超越国家再比较两种文学。当时日本没有比较文学这个专业，所以比较文学专业也是我研究的一个支点。
比如说黑人学者中研究黑人文学的很多，但研究莎士比亚的寥寥无几。不是他们不研究，莎士比亚研究又是以白人为主的，他们排斥黑人来研究，白人一般不太关注黑人文学。这是一种资格，看不见的资格。尽管有这种问题，但我觉得美国是开放型的教育方式，不管你是不是外国人，你一定要在你的专业特别出类拔萃，这样你能成为教授，跟国籍没关系，这是美国值得称赞的一点。
私立大学的知识权威有时候也会左右政治
朱又可：后来你怎么又回国呢？
水田宗子：当时我父亲过世了，母亲是大学的理事长，母亲说正想创办一所女子短期大学，你回来担当负责人。1983年我短期回到日本创办了城西短期女子大学。那个时候日本法律还没有规定男女平等地接受大学教育的权利，所以创办了女子大学，因为当时日本法律规定女性到50岁必须退休，男性55岁，这也是对女性的歧视。她当时觉得有一种责任要创办一个改变女性命运的短期大学。之后开始创办城西国际大学，我从校长开始一直做到理事长。
朱又可：刚创办短期大学，一开始很难吗？
水田宗子：首先你得按日本的传统和习惯，女性结婚生孩子之后必须在家守着照顾孩子，这是一个传统。你生完孩子还继续工作的话，这对女性来说是比较难做好的一件事情。一开始就创办短期大学，是两年制中专，在两年毕业之后转入本科的三年生，日本有这样的规定。当然也存在两年毕业之后就职上班。城西大学是理工科为主，城西国际大学是人文学为主。城西国际大学有语言学、人文学还有护理学、传播学院。城西大学是我父亲创办的，城西国际大学是父母一起创办的。
朱又可：你父亲开始创办大学是什么时候？为什么要创办？
水田宗子：1964年东京奥运会之前，我父亲在1963年开始创办大学。因为日本已经越过了战后年代，开始被西方世界接纳，我父亲认为立国之本应从教育入手。当时日本大学的男性入学率是12%，很低，女性的入学是2.1%，更低，所以1960年代对日本来说是私立大学创办最多的年代。现在日本的入学率是50%。那时候我父亲在想，得让更多的日本孩子能上大学，接受好的教育，出于这样的责任感创办了大学。其实日本私立大学的传统很重要。因为国立大学是背负着国家权力的大学，而私立大学则肩负自己的理想。日本的私立大学一般跟国家权力保持距离，这样更客观地来监督政权。私立大学在学问领域也慢慢建立了一种权威，这种在知识、学术等方面所形成的权威，有时候也会左右政治的。即使你不是政治家，没有政治权力，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的力量还是存在的。20世纪日本表现出两个倾向，一个是私立大学和学问对政治形成的说服力，一个是文学形成一种权威。日本近代化过程，也是大学作为学问权威和教育者的权威，一直和政治权力相互对抗的时期。
日本政治家创办的大学有两所，一个是早稻田大学，一个是城西大学。早稻田创办于明治时代，战后就是我父亲创办的城西大学。
朱又可：你父亲创办大学的经费怎么来？
水田宗子：当时日本的私立大学规定是捐赠，但是日本人捐赠大学的人很少，现在还是，经营四年之后大学跟国家申请是可以得到资金的，然后是靠学生的学费来运营。这四年时间的经费包括：大学教授的薪水，教职员的薪水，水电费，土地的使用费，教学楼的费用是巨大的开支。他当时为了建这个大学把所有的资产全部抵押给了银行，你破产了就会被银行抵押拍卖。 朱又可：他同时还担任大臣吗？
水田宗子：因为大臣收入的来龙去脉要弄清楚，这是非常可怕的。日本的私立大学成立之后国家只讲法令，只要你严格遵守法令，但是教育的内容比国立大学更开放，更自由。我们大学是从经济学部和理学部开始的，当时只有365人。现在我们有三个大学，城西大学、城西国际大学和城西短期大学，我是三个大学的共同法人，三个大学的学生加起来是14000人。在日本从1960年代以后私立大学是主流，对美国、韩国、日本来说，私立大学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可能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私立大学，相信也会变得很重要。
1980年代初也是日本大学的改革时代，因为当时跟美国的大学差距非常大，当时我也在想，大学必须要改革，不改革没有未来。日本是在进入了90年代之后才开始发生泡沫经济的，大学的经营也越加困难。我作为一个私立大学的经营者，不得不把大学经营下去，这要下很多功夫的。
朱又可：日本早期的大學和美国比应该没有太大差距吧？
水田宗子：那不一样，那就是精英的精英，因为战前的大学已经从明治开始经营一百年了，比中国早。那时的日本大学水准是绝对不会输给西洋的。
朱又可：到1980年代反而有差距了？
水田宗子：因为当时日本的大学太少了，人口暴涨。闭着眼睛就有很多学生来报名上学。当时我们创办大学的时候学生暴涨了10倍，那时候国家给大学带来的利益很多，对大学的经营来说不用费心。1980年代初美国和日本的教育始终是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经常开互相促进教育的交流会议。日本的基础教育绝对比美国好得多，这是日本最重视的，所以在日本考上大学非常难，一旦考上非常容易出来。因此现在的学生不怎么学习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当时的日本正值经济的高度增长期，也就是泡沫经济，你只要能毕业就能找到好工作，拿到高薪水。这对大学教育来说打击很大。
朱又可：那你的改革改什么？
水田宗子：首先我是从老师下手的，你的内容要充实，你得有研究业绩，老师都光想研究不想上课，都有这种想法。很多老师在研究业绩上成就斐然，但是在教书上没有热情这是不行的。1991年是战后日本很大的教育改革的分水岭。之前26岁博士毕业一直到70岁就可以永久在大学当教授，但是在1990年代的时候对它进行了改革。真正变好的就是1990年代日本大学，1980年代学生因为0.01分考不上大学，竞争很激烈，但是现在正相反，因为少子化，生源减少了，同时这也是对大学最好的挑战，这个挑战包括你的大学会不会被世界选择，你会不会进入大学排行榜。
朱又可：前一段时间看到中国媒体报道，日本近年几乎每年都有人获诺贝尔奖，日本政府有个刺激诺奖的计划？
水田宗子：那这个传闻从哪儿来？完全的误会。因为自然科学的研究，人家拿诺贝尔奖研究一辈子，一丝不苟地就研究这点问题。我见过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研究了20年，一辈子就钻研他的物理学。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日本这点做得非常好。日本的基础教育非常重视，从小学、幼儿园到高中，是很重要的，跟这个是有关的。某种意义上日本人得到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基础太好了。
诗歌跟政治有雷同的一面
朱又可：你为什么在大学成立一个诗歌中心？
水田宗子：日本其实跟其他西方国家有点像，人文学科总是被自然学科压迫着。自然学科的经费拨得特别多，比如说原子能研究、武器的研究，理工科拿到的研究经费特别多。日本政府给各个大学拨款的时候首先要培养科学家，给你很多的经费，这是全球现象，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把所有的人才聚集在一起让他们创造业绩拿到诺贝尔奖。所以人文学科渐渐被边缘化。优秀的文学，你写书，出版，如果是畅销了，这个出版社能支撑，一般的很专业的学术书卖得很少。比如在美国教经济学和医学的教授工资和普通教授完全不一样。诗人永远不会拿到很高的工资，因为你给国家没带来什么经济利益。但比如说你要经营像迪士尼乐园这样的东西那完全不得了，你为国家带来的利益太大了，你营业给国家交税，诗歌产生什么税？没有的。在教授医学部脑专业的学生和心脏专业的学生的时候难度很大，医学部教授的报酬高肯定是正常的。但是，照顾孩子幼儿园的阿姨工资很低的，这都渗透到教育的各个领域之中是不平等的，差异很大。
我觉得大学就是继承文化的机构，所有的文化形态中诗是最棒的，但是诗歌对这个社会基本上是没用的。拍一部电影，卖好了赚很多钱，给你带来利益，诗歌很难给你带来利益。写诗你再成功，也不可能达到像一个世界级明星似的。
朱又可：谷川俊太郎可以吧？
水田宗子：日本的明星一年收入几个亿，谷川俊太郎一年才六七千万。因为诗歌是人类文化最古老的一种表现形式，在积累文化的过程中，诗歌是最古老、最重要的存在。尽管诗歌的读者很少，但是通过我们的努力传播，让更多的人来为诗歌感动，与诗歌共鸣，关注诗歌与诗歌批评，这是我们的目的。城西国际大学有几个诗人，尽管没有商业价值，给我们带不来经济利益，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精神财富。因此我想把这种最棒的表现形式传承下去。因为我们是国际诗歌中心，不单单研究日本的诗歌，也有西洋的诗歌，也有中国的诗歌，让所有不同语言的诗歌在我们这儿碰撞、交流。这是人类的文化遗产。今年刚成立，主要成员有我、吉增刚造、田原（中国）、Jordan Smith（美国）四位教授组成，诗歌中心的重要任务是翻译和交流，让不同语言的人都欣赏到彼此的作品。我把这种没有经济力量的人聚集在一起，把不会给我利益的人聚在一起，让更年轻的人来了解和关心诗歌，阅读和创作诗歌。
朱又可：为什么诗歌教育是重要的？
水田宗子：作为教育工作者如果教授文学，肯定要阅读文学，因为对文学感兴趣的人会越来越少，教育就是对文学的继承，文化在相互影响和碰撞中存在下去。尽管教育家担负的不是小说家和诗人的使命，但教育肯定要包括诗人、作家、小说家的作品。比如你教授电影或诗歌方面的知识，你教授的学员中也许不一定会出现一个导演、一个诗人，但是一定对推广诗歌和电影会有用的。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教育者是制造文化强大力量的重要存在。诗歌跟政治其实是有雷同的一面，是非常矛盾的存在，正是因为矛盾的存在，他们才彼此相互地发展自己。
（感谢诗人田原在香港采访时担任翻译）
在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东亚诗歌”论坛时，坐在她旁边的诗人王小妮注意到，水田宗子的提纲用英文密密麻麻地写在一张纸上，但她发言时压根就没有看提纲，“似乎她全部记下来了”。水田宗子用松尾芭蕉的俳句为例阐述日本诗歌处理“冲突”时的“沉默”的艺术，一时把诗人们的讨论吸引到“沉默”上。“日本文化不是罪与罚的文化，而是健忘文化、内向文化、耻文化，它没有作为绝对标准的价值观、道德观与真实。”水田宗子说，“沉默是这种文化的深层表达形式，沉默中有他者的意识、记忆与声音。”
水田宗子是名门之后，出身两代日本政治家族，父亲水田三喜男曾担任三届大藏大臣（后改为财务大臣）12年，外祖父也曾是日本邮政和交通部的长官。
她的母亲水田清子也是俳句诗人，因为出生大清国的沈阳而被外祖父起名叫“清子”。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那年出生的她，在父亲的故乡浮岛乡下躲避空袭六年，战后回到东京都，在皇太子读书的基督教会学校双叶学园读五年级时开始写诗。1961年到美国耶鲁大学读英美文学硕士和博士，参与了六十年代美国学生运动，毕业后在美国大学任教。1974年4月她父亲作为日本代表与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会见时，水田宗子近距离目睹了这一幕。
1985年父亲去世后，水田宗子回国协助母亲经营父母所创办的大学，现在，她是城西大学、城西国际大学和城西短期大学的学校法人和理事长。
面对理工科挤压文科的局面，身为诗人的水田宗子今年在她的大学里创办了国际诗歌中心，第一届即邀请了中国诗人西川。
“水田宗子的诗打开或收拢历史与个人的瞬间，留下文字与声音的痕迹，寻找家园的难以辨认的道路，那是女性的坚韧的内在力量。”北岛说。因为显赫的家庭出身，她反而在诗歌中有意逃离这种现实。“政治家，所有的人都在注视着你，因为和现实问题是绑在一起的，解决现实问题才是政治家的责任；我学习文学，写诗歌，某种层面上是脱离现实的活动。”水田宗子说。
“11月30日我要跟所有日本的诺贝尔奖得主聚会，因为我是瑞典驻日本大使馆瑞典文化协会的会长。”2013年水田宗子曾获得东京瑞典大使馆颁发的马丁松国际诗歌奖。
从乡下姑娘突然进入了皇太子的学校
朱又可：先从你受的家庭教育开始吧，你的母亲也是诗人，我想从你的父母对你家庭教育开始，先谈谈你的童年教养。
水田宗子：我幼年时代日本是渐渐已经进入战争的状态，在我有记忆的时候战争已经近在眼前，那时候我疏散到了乡下千叶县，尽管我没有体验到东京大空袭。我祖父是当时的邮政和交通部的长官，我的奶奶是第一届进入日本师范大学读书的人，受到很好的教育。我的妈妈也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家庭是武士出身的，从小家教非常严格。我从小受我外公的影响，我从小告诉自己我将来成为老师，我父亲的家是在千叶非常偏僻的山区，在当年是很大的地主。我爷爷就是当时的村长，某种意义上当村长就是当政治家，要把所有的事情处理好。其实影响日本近代化最大的就是乡下的农村人。我很幸运我有两种家庭背景，第一，在乡下政治的家庭，同时又有我外公高等教育的家庭，在这两种环境长大的，太棒了。所以我很早就开始接触到文学，大概六岁七岁就开始阅读外公家的书，教育之家这种环境对我的影响是无可估量的。战争期间因为我疏散到了乡下，度过了和乡下人一样的日子。1948年从疏散的父亲老家到了东京都开始上学，上的小学就叫双叶学园，是皇太子在上学的地方，一个基督教的学校，学法语、英语还有西洋哲学。我是从双叶学园开始写诗的，小学五年级。
朱又可：在千叶县浮岛住的时候你和父亲不在一起吗？
水田宗子：尽管是父亲的家，但父亲在东京有工作，我和姐姐、妈妈一起。这是我唯一的乡村经验。
朱又可：它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水田宗子：在千叶的五六年期间，我只是一个乡下的姑娘，光着脚丫子，突然到了东京的上层社会，这种变化落差在内心的冲击很大。我记得这种陌生感非常强烈，但是这个地方恰恰支持我走上了文学。
朱又可：乡村对你来说最宝贵的是什么？
水田宗子：因为是战争期间，某种意义上到了农村疏散之后觉得好像突然间离开了现实，和现实脱节了的感觉。之后我的父亲被选上国会议员，经常报纸上出现名字，慢慢当大臣。如果我父亲不是一个公众人物的话，对我来说肯定是影响的，可能是默默无闻地在写作，思考，有可能更自由，而且我疏散的地方是在海边，非常自由的地方，那里是我生命的原乡。我还在我外公家住过，跟他也一起疏散过。外公也是写俳句的。
朱又可：所以你妈妈也是写俳句的？
水田宗子：我们一家人都写俳句，都受到影响。其实我从母亲受到的影响不大，是外婆的影响更大。我的父亲从政之后就是公众人物了，他比较忙，所以我跟他交流得比较少。同时这是两个很大的反差，我在日本典型的乡村经验和大了之后读过很多西洋文学作品，这种融合对我来说很重要。
朱又可：你妈妈一直写俳句？
水田宗子：她出版了《俳句集》，我母亲叫水田清子，妈妈出生时我外公和外婆都在中国沈阳，在清朝，所以叫清子，活了101岁去世的。
朱又可：父亲的乡村和东京都外祖父家分别对你的性格有什么影响？
水田宗子：其实我在回顾自己人生经历的时候，我在想出身在乡下的父亲在思考问题的时候视野很开阔，首先考慮很大的世界，国家怎么办？父亲的农村是带有梦想的地方，我父亲的哥哥和弟弟都来过中国上过大学，去了日本之外的地方。我妈妈的这个家庭在城市，每天想的是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怎么才能考上东京大学，局限在个人的生活当中。 我目睹了1974年父亲跟邓小平在纽约的会见
朱又可：你父亲在战争期间开一个公司，并且是反战的？
水田宗子：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左翼，反战运动的领袖，毕业于京都大学的法学部。我父亲跟别的政治家出身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们在东京大学毕业，进入到日本的财政部，一步一步当财政部长，我父亲不是的，主要是从反战开始的。大饥荒时代，日本有个“大米事件”非常轰动，那个时候吃不饱，失业率特别高，他当时工作在东京都，跟我母亲结婚的时候没有正式工作，所以我的外祖父非常伟大，说他很优秀，你们可以结婚。我父亲周围经常有警察跟着盯梢，因为他是反战运动者。他创立了一个做窗帘的公司，经营了一年多，1945年败战之后，我父亲很快被选上了国会议员。因为那时候所有的日本国会议员只要是参与过战争的，必须得辞掉，我父亲因为没有参加过战争，从当上议员之后，很幸运地担当了很重要的职位。对日本来说战争的精神打击太大了，包括各个方面的，宪法不行了，经济支援全部没有了，资本全部冻结了，几百万的男性在战争中牺牲了。东京都也算是繁华的城市，变成一座废墟，然后就成了美国和英国的占领地。我觉得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个时代是日本最坏的时期。我父亲从废墟开始到复兴，担当了那个时代的重要角色。
朱又可：你父亲是从1960年到1972年做大藏大臣的？
水田宗子：1952年他已经是经济计划长官，是独立于通产省的。他开始做通产大臣是1960年。1950年代他就做自民党政调会的会长，决定政策的人，比如教育政策、国民保险政策、税金政策，全是我父亲决定的，战后我父亲非常活跃。日本在战后由废墟重新复兴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余力来考虑别的事情的，必须要复兴。当时日本和中国也没有建交，完全是在非常混乱的时代开始的。东京大空袭之后是一片火海，到处是烧焦的尸体和房屋。同时每个日本人都面临着是不是有原子弹投下來这种恐怖，在那个时代辐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非常恐怖。辐射造成白血病和癌症，对女性来说不能生育也是非常严重。日本在进入1960年的那些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年代，所以我想那个年代的日本应该是不被世界理解的。
我父亲当政的时候叫大藏大臣，之后金融大臣跟大藏大臣分开了，金融是光管钱的，比如说银行和别的金融机构什么的。因为这是一个国家的命脉，最重要的部分。
朱又可：你父亲当大藏大臣12年间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水田宗子：因为日本是在复兴中，而且是作为一个侵略国，能不能被世界认可和接纳是最大的课题。比如著名的东京审判，参与战争的很多人被判死刑的时候，日本的政府认为战争责任也许被审判给解决了。但是，审判之后西方包括美国接纳了日本，被害的中国和韩国还有东亚还没有。我父亲很重要的工作是战后赔偿，菲律宾的赔偿是我父亲决定的。我父亲做了一件在日本家喻户晓的事，就是改变美元对日本的兑换。当时是一美元换360日元，把日元和美元的兑换扭在一起的是我父亲，某种意义上日本的战后时期在这时候结束了。日元慢慢高涨。那时候才想到教育多么重要，我父亲创办了很多大学。他当财政部长的时候我正在美国留学，没在身边。我是1961年去的美国。我在基督教东京女子大学本科毕业之后去美国耶鲁大学读英美文学的硕士和博士。我和父亲经常联系。作为名门之后、政治家的女儿还是很辛苦的。
朱又可：辛苦是哪方面？
水田宗子：政治家，所有的人都在注视着你，看着你，因为和现实问题是绑在一起的，解决现实问题才是政治家的责任。我学习文学，写诗歌，某种层面上是脱离现实的活动。我父亲这一点非常伟大，从来没有强迫我来做什么，非常自由，他放任我，尊重我的选择。那时候我觉得我父亲应该想到了，尽管很年轻的女孩子离开祖国去国外留学去国外发展，我父亲还是很开放的。如果1960年代我不去美国留学，一直留在日本，那我的人生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生。
朱又可：你在美国的时候很近距离地见过邓小平？
水田宗子：是的，1974年，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我父亲是日本代表，我在旁边看他们对话，他个子非常矮，但直觉他非常亲切。我父亲因为个子比较高，他俩在一起反差很大，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是一段非常美好和难忘的记忆。
朱又可：会见是私下场合还是？
水田宗子：不是私下的，日本和中国政府两国间正式的会谈，地点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那时候还有一个人在旁边，就是今天担任我们城西国际大学的校长柳泽伯夫。我在旁边坐着，因为那时的中国国内的大学好像是关闭的，1970年代末中国大学恢复高考之后是日本投资中国政府的最盛期，ODA，当时成立了日本特区，就是日本到中国的投资特区，包括了大连、广州和云南，丰田汽车在广东有投资。那个时代是日本和中国走得最近的时代，关系最亲密，当时中国的经济还没有发展。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82年，当时到北京的机场还没有柏油路，没有钱修。我的先生是中国经济专家，1972年就来中国了，住在昆明。我父亲也是建交那年来的中国，跟周恩来见过很多次面。中国人是友情很深厚的民族，一旦成为朋友会成为永久的朋友，当我们成为很好的朋友之后简直不能相信这两个国家曾经是对立的。
我是19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中的一员
朱又可：因为你刚好经历了1960年代美国的黑人运动、越战还包括学生运动，当时是很混乱的，那个年代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水田宗子：我正是他们中间的一员，我是参与者，目击者，见证者，那是个重要的人生出发点。1960年代是美国的改革年代，黑人运动，还有越南战争，这也是我人生的原点之一。从1961年一直到1985年我都在美国，这之间有两次回来过日本，也去过一年伦敦。
朱又可：你也参与了学生运动？
水田宗子：耶鲁大学正是黑人运动的中心，有很多人去美国南部参加黑人运动，当然也有当时古巴的社会问题，但主流的还是对越南的反战运动。1960年代对美国来说就是以大学生为中心的反战时代，同时也是解放女性的运动时期。也是嬉皮士开始的年代。 朱又可：有多少时间是静静坐在课桌上的？
水田宗子：因为我不是本科生，是研究生，那时是很忙的，因为在美国大学要定期发表、做报告、写论文。我作为学者的基础就在耶鲁大学打下的，那时学生运动都是本科生。
朱又可：你参与那个花时间吗？
水田宗子：在日本也读过一年硕士，因为在美国的硕士生、博士生首先得确定自己的阅读计划，非常详细的阅读计划，整个的读书时间都得计划好。当然华盛顿的游行我参加了，但大部分时间我还是在研究室查阅资料，而且那个时候我结婚了，而且生了孩子，以家庭为主。大儿子是1964年在美国出生的，我一方面在读博，一方面又是年轻妈妈。
朱又可：在1960年代两种东西对你的影响是什么？一个是反战学生运动，一个是耶鲁学习研究的环境，两个分别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水田宗子：因为当时也正是美国改革的转型时期，也觉得在这种环境当中是理所当然的。而且没觉得太矛盾。
朱又可：你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时代吗？
水田宗子：对美国来说是好的时代，因为那时耶鲁大学的学生来自全世界，比如来自匈牙利、瑞典、中国、韩国、英国、法国，很多朋友都是从大学认识的。某种意义上当时的美国打开国门，接纳了全世界的学生，这种开放性，胸怀的宽广性，对我启发很大，美国把自己的学生也送到国外去。因为当时我作为日本人，是被美国占领的国家，心情还是存在很不舒服的一面。当时写作的朋友说为什么要去美国？但是我的理由是因为我学的是美国文学，所以我必须去美国。美国在1960年代确实是大胆改革的时代，某种意义上没有1960年代就没有现在的美国。美国社会在越南战争之后、很多残兵回到美国，社会受到的打击和冲击非常大，而且美国为对越南空袭制造了很多化学武器！美国的1980年代是犯罪和毒品的时代，这是对美国是非常残酷无情的时代。
朱又可：你关注女性是不是和1960年代女性解放有關？
水田宗子：我最初关注女性是1969年到1971年之间，因为从19世纪女性解放运动已经开始了，但是女性学批评这个概念是从1969年到1971年之间开始的，作为大学研究正式确立的是1971年，因为当时我已经在美国做教师了，跟有很多人一起研究女性学领域。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代，因为我发现了一个新的课题，找到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因为女性学在某种意义上是超越国家而且超越文化的。比如说文学专业，你学的是英国文学，美国文学，日本文学，对语言是有地域限制的。但研究战争、研究女性就是超越国家的。那时候我在我的比较文学专业里研究过，关注过，也写过城市文学和战争文学。比较文学某种意义上也是超越国家的，超越国家再比较两种文学。当时日本没有比较文学这个专业，所以比较文学专业也是我研究的一个支点。
比如说黑人学者中研究黑人文学的很多，但研究莎士比亚的寥寥无几。不是他们不研究，莎士比亚研究又是以白人为主的，他们排斥黑人来研究，白人一般不太关注黑人文学。这是一种资格，看不见的资格。尽管有这种问题，但我觉得美国是开放型的教育方式，不管你是不是外国人，你一定要在你的专业特别出类拔萃，这样你能成为教授，跟国籍没关系，这是美国值得称赞的一点。
私立大学的知识权威有时候也会左右政治
朱又可：后来你怎么又回国呢？
水田宗子：当时我父亲过世了，母亲是大学的理事长，母亲说正想创办一所女子短期大学，你回来担当负责人。1983年我短期回到日本创办了城西短期女子大学。那个时候日本法律还没有规定男女平等地接受大学教育的权利，所以创办了女子大学，因为当时日本法律规定女性到50岁必须退休，男性55岁，这也是对女性的歧视。她当时觉得有一种责任要创办一个改变女性命运的短期大学。之后开始创办城西国际大学，我从校长开始一直做到理事长。
朱又可：刚创办短期大学，一开始很难吗？
水田宗子：首先你得按日本的传统和习惯，女性结婚生孩子之后必须在家守着照顾孩子，这是一个传统。你生完孩子还继续工作的话，这对女性来说是比较难做好的一件事情。一开始就创办短期大学，是两年制中专，在两年毕业之后转入本科的三年生，日本有这样的规定。当然也存在两年毕业之后就职上班。城西大学是理工科为主，城西国际大学是人文学为主。城西国际大学有语言学、人文学还有护理学、传播学院。城西大学是我父亲创办的，城西国际大学是父母一起创办的。
朱又可：你父亲开始创办大学是什么时候？为什么要创办？
水田宗子：1964年东京奥运会之前，我父亲在1963年开始创办大学。因为日本已经越过了战后年代，开始被西方世界接纳，我父亲认为立国之本应从教育入手。当时日本大学的男性入学率是12%，很低，女性的入学是2.1%，更低，所以1960年代对日本来说是私立大学创办最多的年代。现在日本的入学率是50%。那时候我父亲在想，得让更多的日本孩子能上大学，接受好的教育，出于这样的责任感创办了大学。其实日本私立大学的传统很重要。因为国立大学是背负着国家权力的大学，而私立大学则肩负自己的理想。日本的私立大学一般跟国家权力保持距离，这样更客观地来监督政权。私立大学在学问领域也慢慢建立了一种权威，这种在知识、学术等方面所形成的权威，有时候也会左右政治的。即使你不是政治家，没有政治权力，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的力量还是存在的。20世纪日本表现出两个倾向，一个是私立大学和学问对政治形成的说服力，一个是文学形成一种权威。日本近代化过程，也是大学作为学问权威和教育者的权威，一直和政治权力相互对抗的时期。
日本政治家创办的大学有两所，一个是早稻田大学，一个是城西大学。早稻田创办于明治时代，战后就是我父亲创办的城西大学。
朱又可：你父亲创办大学的经费怎么来？
水田宗子：当时日本的私立大学规定是捐赠，但是日本人捐赠大学的人很少，现在还是，经营四年之后大学跟国家申请是可以得到资金的，然后是靠学生的学费来运营。这四年时间的经费包括：大学教授的薪水，教职员的薪水，水电费，土地的使用费，教学楼的费用是巨大的开支。他当时为了建这个大学把所有的资产全部抵押给了银行，你破产了就会被银行抵押拍卖。 朱又可：他同时还担任大臣吗？
水田宗子：因为大臣收入的来龙去脉要弄清楚，这是非常可怕的。日本的私立大学成立之后国家只讲法令，只要你严格遵守法令，但是教育的内容比国立大学更开放，更自由。我们大学是从经济学部和理学部开始的，当时只有365人。现在我们有三个大学，城西大学、城西国际大学和城西短期大学，我是三个大学的共同法人，三个大学的学生加起来是14000人。在日本从1960年代以后私立大学是主流，对美国、韩国、日本来说，私立大学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可能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私立大学，相信也会变得很重要。
1980年代初也是日本大学的改革时代，因为当时跟美国的大学差距非常大，当时我也在想，大学必须要改革，不改革没有未来。日本是在进入了90年代之后才开始发生泡沫经济的，大学的经营也越加困难。我作为一个私立大学的经营者，不得不把大学经营下去，这要下很多功夫的。
朱又可：日本早期的大學和美国比应该没有太大差距吧？
水田宗子：那不一样，那就是精英的精英，因为战前的大学已经从明治开始经营一百年了，比中国早。那时的日本大学水准是绝对不会输给西洋的。
朱又可：到1980年代反而有差距了？
水田宗子：因为当时日本的大学太少了，人口暴涨。闭着眼睛就有很多学生来报名上学。当时我们创办大学的时候学生暴涨了10倍，那时候国家给大学带来的利益很多，对大学的经营来说不用费心。1980年代初美国和日本的教育始终是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经常开互相促进教育的交流会议。日本的基础教育绝对比美国好得多，这是日本最重视的，所以在日本考上大学非常难，一旦考上非常容易出来。因此现在的学生不怎么学习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当时的日本正值经济的高度增长期，也就是泡沫经济，你只要能毕业就能找到好工作，拿到高薪水。这对大学教育来说打击很大。
朱又可：那你的改革改什么？
水田宗子：首先我是从老师下手的，你的内容要充实，你得有研究业绩，老师都光想研究不想上课，都有这种想法。很多老师在研究业绩上成就斐然，但是在教书上没有热情这是不行的。1991年是战后日本很大的教育改革的分水岭。之前26岁博士毕业一直到70岁就可以永久在大学当教授，但是在1990年代的时候对它进行了改革。真正变好的就是1990年代日本大学，1980年代学生因为0.01分考不上大学，竞争很激烈，但是现在正相反，因为少子化，生源减少了，同时这也是对大学最好的挑战，这个挑战包括你的大学会不会被世界选择，你会不会进入大学排行榜。
朱又可：前一段时间看到中国媒体报道，日本近年几乎每年都有人获诺贝尔奖，日本政府有个刺激诺奖的计划？
水田宗子：那这个传闻从哪儿来？完全的误会。因为自然科学的研究，人家拿诺贝尔奖研究一辈子，一丝不苟地就研究这点问题。我见过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研究了20年，一辈子就钻研他的物理学。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日本这点做得非常好。日本的基础教育非常重视，从小学、幼儿园到高中，是很重要的，跟这个是有关的。某种意义上日本人得到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基础太好了。
诗歌跟政治有雷同的一面
朱又可：你为什么在大学成立一个诗歌中心？
水田宗子：日本其实跟其他西方国家有点像，人文学科总是被自然学科压迫着。自然学科的经费拨得特别多，比如说原子能研究、武器的研究，理工科拿到的研究经费特别多。日本政府给各个大学拨款的时候首先要培养科学家，给你很多的经费，这是全球现象，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把所有的人才聚集在一起让他们创造业绩拿到诺贝尔奖。所以人文学科渐渐被边缘化。优秀的文学，你写书，出版，如果是畅销了，这个出版社能支撑，一般的很专业的学术书卖得很少。比如在美国教经济学和医学的教授工资和普通教授完全不一样。诗人永远不会拿到很高的工资，因为你给国家没带来什么经济利益。但比如说你要经营像迪士尼乐园这样的东西那完全不得了，你为国家带来的利益太大了，你营业给国家交税，诗歌产生什么税？没有的。在教授医学部脑专业的学生和心脏专业的学生的时候难度很大，医学部教授的报酬高肯定是正常的。但是，照顾孩子幼儿园的阿姨工资很低的，这都渗透到教育的各个领域之中是不平等的，差异很大。
我觉得大学就是继承文化的机构，所有的文化形态中诗是最棒的，但是诗歌对这个社会基本上是没用的。拍一部电影，卖好了赚很多钱，给你带来利益，诗歌很难给你带来利益。写诗你再成功，也不可能达到像一个世界级明星似的。
朱又可：谷川俊太郎可以吧？
水田宗子：日本的明星一年收入几个亿，谷川俊太郎一年才六七千万。因为诗歌是人类文化最古老的一种表现形式，在积累文化的过程中，诗歌是最古老、最重要的存在。尽管诗歌的读者很少，但是通过我们的努力传播，让更多的人来为诗歌感动，与诗歌共鸣，关注诗歌与诗歌批评，这是我们的目的。城西国际大学有几个诗人，尽管没有商业价值，给我们带不来经济利益，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精神财富。因此我想把这种最棒的表现形式传承下去。因为我们是国际诗歌中心，不单单研究日本的诗歌，也有西洋的诗歌，也有中国的诗歌，让所有不同语言的诗歌在我们这儿碰撞、交流。这是人类的文化遗产。今年刚成立，主要成员有我、吉增刚造、田原（中国）、Jordan Smith（美国）四位教授组成，诗歌中心的重要任务是翻译和交流，让不同语言的人都欣赏到彼此的作品。我把这种没有经济力量的人聚集在一起，把不会给我利益的人聚在一起，让更年轻的人来了解和关心诗歌，阅读和创作诗歌。
朱又可：为什么诗歌教育是重要的？
水田宗子：作为教育工作者如果教授文学，肯定要阅读文学，因为对文学感兴趣的人会越来越少，教育就是对文学的继承，文化在相互影响和碰撞中存在下去。尽管教育家担负的不是小说家和诗人的使命，但教育肯定要包括诗人、作家、小说家的作品。比如你教授电影或诗歌方面的知识，你教授的学员中也许不一定会出现一个导演、一个诗人，但是一定对推广诗歌和电影会有用的。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教育者是制造文化强大力量的重要存在。诗歌跟政治其实是有雷同的一面，是非常矛盾的存在，正是因为矛盾的存在，他们才彼此相互地发展自己。
（感谢诗人田原在香港采访时担任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