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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制造业面临升级，一些企业到非洲发展前景广阔，在非洲可以找到碧水蓝天。”原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林毅夫7月21日在“CMRC中国经济观察”论坛上表示，劳动密集型企业是到非洲做生意的时刻了。
其实，林毅夫并不是第一个鼓励企业到非洲“吃螃蟹”的人。上世纪60年代，多数经济学家就认为非洲比亚洲更有希望，那里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尤其是庞大的人口规模。但近半个世纪过去，许多非洲国家还是原地踏步，有些地方的产业结构甚至出现倒退。
经济发展是一个持续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的过程，这取决于一个国家如何利用和整合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本和基础设施。
林毅夫在世行任上14次考察非洲，他认为，非洲政府若能学习中国政府的一站式工业园区服务，并由政府首脑亲自招商引资，将会极大增强中国企业家投资非洲的信心，而非洲庞大的劳动力市场也将为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转移提供巨大空间。
20年内经济增长可保8%
1979年的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特别贫困人口达到85%以上，人均收入只有180美元。林毅夫回忆道，当时中国比世界上最穷的非洲大陆的个别地区还穷。
在过去的33年，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平均达到9.8%，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增加24倍。2012年，人均收入达到6100美元，变成中等收入国家，人均收入比非洲国家平均高出4倍。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中国国民人均收入要在2010年的基础之上翻一番。“我算了一下，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从2013年到2020年之间，我们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要达到7.5%。”林毅夫说。
在历经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中国经济有没有可能在未来十年继续以平均每年7.5%的速度增长？
“我认为，中国还有20年平均每年增长8%的潜力。”林毅夫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呢？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现在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现状相当于1950年代的日本，1960年代的新加坡，还有1970年代的台湾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上述东亚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日本取得20年平均每年9.2%的增长率；新加坡8.6%；台湾8%以上；韩国7.6%。
林毅夫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轨迹、发展模式跟上述东亚经济体是一样。如果利用后发优势，从技术和产业的实力来讲，应该还能保持20年平均每年8%的经济增长潜力。当然，要把这个潜力挖掘出来需要很多努力，包括深化改革开放，把经济转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解决掉。
“那么，怎么来解决？十八大有很多规划，2013年的三中全会我想会有一个布局，从发展的轨迹和潜力来讲，我相信到2020年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水平之上翻一番是可以达到的。”林毅夫说，达到这一目标意义重大。201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400美元，翻一番就是8800美元。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人均收入可以达到1.25万美元。
按照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人均收入达到了1.25万美元就是高收入国家。“我们在18世纪以前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18世纪以后我们逐渐衰弱，变成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到2020年，我们很可能再一次变成发达国家。”林毅夫说。
劳动密集型企业已到转移时刻
人均收入达到1.25万美元，对中国的企业有什么含义呢？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发展起来的产业多数是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目前，国内一线工人的工资水平在400美元到500美元之间，如果十八大提出的发展目标能实现，到2020年，蓝领工人的工资至少一个月是在1000美元到1200美元之间。这意味着当前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资成本会非常高，这个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工资，若工资大幅上升对其是个致命打击。
劳动密集型企业如何面对工资上涨的挑战呢？林毅夫抛出三剂药方：第一种办法是发展高科技，把产品的质量和附加价值提高。
第二种是转型生产其他制造业，选择资本更密集技术更密集的制造业，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
第三种则是把劳动加工密集的技术环节转移到工资比国内低很多的地方去。这样企业可以提高竞争力，甚至可以扩大市场。而且，劳动力密集环节转移出去后，企业将高科技生产线留在国内，有利于经济结构转型。
“我两个月前到浙江宜兴的纺织企业考察，这几年纺织业向海外转移很快，这是企业面对经济发展、工资上升所采取的对策，也是经济结构升级转型的基础。”林毅夫解释道。
林毅夫提醒到，国内东西部之间的产业转移已经没有太大空间。“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中西部的劳动力已经转移到东部沿海地区，所以才有2.7亿的农民工，现在东部沿海地区跟中西部的工资差距顶多是30%。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到海外去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林毅夫说。
反观日本1960年代以来，经历20多年的快速发展后，面临工资上涨，它就把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
亚洲四小龙正是借助此次日本产业外迁获得腾飞的良机。20年后的1980年代，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亚洲四小龙经过20年的高速增长，工资水平也上去了，它们也把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用三来一补、来料加工的方式转移到中国。
“你可以看到的轨迹是，1960年代日本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1980年代亚洲四条小龙又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所以我们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低工资地区，是多国历史经验也是经济规律的总结。”林毅夫说。
转移到非洲是首选
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什么要转移到非洲呢？
按照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转移经验来看，产业一般是就近转移，首选是国内中西部地区，但是中西部地区跟东部地区差距不大，或者为什么不转移到越南、柬埔寨、缅甸呢？ 在世行工作的四年，林毅夫的足迹遍布非洲、拉丁美洲、南亚等60多个发展中国家，去得最多的就是非洲——四年去了14次。林毅夫发现，非洲仍有大约14亿人饿着肚子入睡，还有超过六分之一的人口在贫困中挣扎。如何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成为他在世行思考最多的问题。
林毅夫意识到，产业升级提高了中国的工资水平，推动中国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更密集的产业转型升级。这些产业将裁减劳动力，从而为工资水平较低国家启动劳动密集型工业化进程带来机遇，这一进程就是他提及的“领头龙模式”。
“转移到那么远的非洲，我想关键有几个问题。第一是人口的规模问题，越南的人口是8800万人，柬埔寨的人口是1400万人，缅甸的人口是4800万人，我们加工制造业到底有多少工人呢？我做了一个比较细致的统计分析，我们国内的加工制造业雇佣劳动力在1.5亿人之多，在这种状况下，把我们加工制造业的劳动力往越南、柬埔寨去转移，当然是比较近，但是转移过去后对劳动力的需求一下子扩大，那些地方的工资也会飞快上涨。”林毅夫解释道。
2010年，林毅夫对国内的制鞋业和越南的制鞋业做了一个对比，当时国内制鞋业的雇工是1900万人，越南是120万人，当时国内每个月的工资是350美元，越南是80美元。这两年国内的制鞋业陆陆续续转移到越南，到2013年国内的工资是400美元到500美元，而越南的工资已经迅速涨到250美元。
林毅夫说，越南劳动力市场小，这么多产业转过去工资一下就涨上来，就像一个人到大海游泳，海水不会上涨，但如果到浴缸游泳，水一下子就涨起来。
对庞大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来讲，它们的大海在什么地方？
林毅夫首推非洲，因为非洲有10亿人口，它的人均收入只有中国的1/4，还有很多国家的收入水平连中国1/10都达不到。
“我们印象中的非洲好像是落后肮脏、政府无能、社会不稳定、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地方，我去过很多非洲国家，我看到的非洲有相当多的国家社会相当稳定，教育水平比我们80年代的教育水平高，基础设施比我们80年代的基础设施好。”
2011年3月，林毅夫对埃塞俄比亚与越南的工资水平做了一次对比，发现越南工资是中国的1/4，而埃塞俄比亚的工资在中国的1/8到1/10之间。跟越南相比，埃塞俄比亚在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上存在着很大的竞争力。以制鞋业为例，国内制鞋业的雇工是1900万人，越南是120万人，埃塞俄比亚是8000人。
2011年3月，林毅夫向时任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分析了其皮革制鞋业的比较优势：这个国家以牛羊放牧为主，盛产皮革。他建议梅莱斯到中国针对皮革与制鞋业招商。
2011年8月，梅莱斯利用来华出席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的机会，邀请一批中国企业家到埃塞俄比亚考察。应邀访问的华坚公司负责人在三个月后，即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郊区“东方工业园”投产，招募几十名当地员工到中国培训。不久，华坚生产的皮鞋装进了运往美国的集装箱。如今，华坚已成为埃塞俄比亚最大的出口企业，当地皮革品出口增长57%。
2013年3月，林毅夫带领中国考察团再到华坚的埃塞俄比亚基地参观，公司已经雇佣了1600人，每天为GUESS等国际品牌贴牌生产几千双鞋。“加工贸易类制造业逐渐向非洲低收入国家转移是有空间的。”林毅夫说，华坚已经决定自己设立一个工业园，在未来三五年之内，把它发展成一个最先进的产业集群，雇佣三万人左右，最后达到十万人。
有学者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走向非洲”提出质疑：中国制造业产能选择非洲的环境风险如何克服？比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仍然缺失建立制造业基地的基本要素，包括金融资本、创业技能、同全球市场的联系等等。
“每次到非洲访问，内心都有很大的触动，我看到那里的小孩，就想起自己刚到大陆时所看到的中国农民、小孩一样，从1950年代到现在，两代人的时间过去了，他们跟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大，他们一直是在贫困线，但是他们在贫困线并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思路决定出路。”林毅夫动情地说道，很不幸的是非洲在政治上摆脱了殖民，但是在发展上，还是一直按照发展中国家的思路来发展。
林毅夫预计，如果非洲利用中国这次产业升级的机会，能够像亚洲四小龙抓住日本产业升级的机会，相信非洲国家可以取得20年经济平均每年8%的增长，他们也有可能在一代人当中摆脱贫困，在两代人当中变成一个中等收入的社会，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企业走向非洲，不仅是因为他给我们创造了机会，而是我们真的能够建立人类的共同发展。
其实，林毅夫并不是第一个鼓励企业到非洲“吃螃蟹”的人。上世纪60年代，多数经济学家就认为非洲比亚洲更有希望，那里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尤其是庞大的人口规模。但近半个世纪过去，许多非洲国家还是原地踏步，有些地方的产业结构甚至出现倒退。
经济发展是一个持续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的过程，这取决于一个国家如何利用和整合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本和基础设施。
林毅夫在世行任上14次考察非洲，他认为，非洲政府若能学习中国政府的一站式工业园区服务，并由政府首脑亲自招商引资，将会极大增强中国企业家投资非洲的信心，而非洲庞大的劳动力市场也将为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转移提供巨大空间。
20年内经济增长可保8%
1979年的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特别贫困人口达到85%以上，人均收入只有180美元。林毅夫回忆道，当时中国比世界上最穷的非洲大陆的个别地区还穷。
在过去的33年，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平均达到9.8%，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增加24倍。2012年，人均收入达到6100美元，变成中等收入国家，人均收入比非洲国家平均高出4倍。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中国国民人均收入要在2010年的基础之上翻一番。“我算了一下，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从2013年到2020年之间，我们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要达到7.5%。”林毅夫说。
在历经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中国经济有没有可能在未来十年继续以平均每年7.5%的速度增长？
“我认为，中国还有20年平均每年增长8%的潜力。”林毅夫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呢？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现在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现状相当于1950年代的日本，1960年代的新加坡，还有1970年代的台湾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上述东亚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日本取得20年平均每年9.2%的增长率；新加坡8.6%；台湾8%以上；韩国7.6%。
林毅夫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轨迹、发展模式跟上述东亚经济体是一样。如果利用后发优势，从技术和产业的实力来讲，应该还能保持20年平均每年8%的经济增长潜力。当然，要把这个潜力挖掘出来需要很多努力，包括深化改革开放，把经济转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解决掉。
“那么，怎么来解决？十八大有很多规划，2013年的三中全会我想会有一个布局，从发展的轨迹和潜力来讲，我相信到2020年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水平之上翻一番是可以达到的。”林毅夫说，达到这一目标意义重大。201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400美元，翻一番就是8800美元。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人均收入可以达到1.25万美元。
按照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人均收入达到了1.25万美元就是高收入国家。“我们在18世纪以前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18世纪以后我们逐渐衰弱，变成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到2020年，我们很可能再一次变成发达国家。”林毅夫说。
劳动密集型企业已到转移时刻
人均收入达到1.25万美元，对中国的企业有什么含义呢？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发展起来的产业多数是劳动密集型加工业。目前，国内一线工人的工资水平在400美元到500美元之间，如果十八大提出的发展目标能实现，到2020年，蓝领工人的工资至少一个月是在1000美元到1200美元之间。这意味着当前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资成本会非常高，这个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工资，若工资大幅上升对其是个致命打击。
劳动密集型企业如何面对工资上涨的挑战呢？林毅夫抛出三剂药方：第一种办法是发展高科技，把产品的质量和附加价值提高。
第二种是转型生产其他制造业，选择资本更密集技术更密集的制造业，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
第三种则是把劳动加工密集的技术环节转移到工资比国内低很多的地方去。这样企业可以提高竞争力，甚至可以扩大市场。而且，劳动力密集环节转移出去后，企业将高科技生产线留在国内，有利于经济结构转型。
“我两个月前到浙江宜兴的纺织企业考察，这几年纺织业向海外转移很快，这是企业面对经济发展、工资上升所采取的对策，也是经济结构升级转型的基础。”林毅夫解释道。
林毅夫提醒到，国内东西部之间的产业转移已经没有太大空间。“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中西部的劳动力已经转移到东部沿海地区，所以才有2.7亿的农民工，现在东部沿海地区跟中西部的工资差距顶多是30%。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到海外去是一个必然的选择。”林毅夫说。
反观日本1960年代以来，经历20多年的快速发展后，面临工资上涨，它就把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
亚洲四小龙正是借助此次日本产业外迁获得腾飞的良机。20年后的1980年代，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亚洲四小龙经过20年的高速增长，工资水平也上去了，它们也把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用三来一补、来料加工的方式转移到中国。
“你可以看到的轨迹是，1960年代日本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1980年代亚洲四条小龙又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所以我们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低工资地区，是多国历史经验也是经济规律的总结。”林毅夫说。
转移到非洲是首选
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什么要转移到非洲呢？
按照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转移经验来看，产业一般是就近转移，首选是国内中西部地区，但是中西部地区跟东部地区差距不大，或者为什么不转移到越南、柬埔寨、缅甸呢？ 在世行工作的四年，林毅夫的足迹遍布非洲、拉丁美洲、南亚等60多个发展中国家，去得最多的就是非洲——四年去了14次。林毅夫发现，非洲仍有大约14亿人饿着肚子入睡，还有超过六分之一的人口在贫困中挣扎。如何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成为他在世行思考最多的问题。
林毅夫意识到，产业升级提高了中国的工资水平，推动中国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更密集的产业转型升级。这些产业将裁减劳动力，从而为工资水平较低国家启动劳动密集型工业化进程带来机遇，这一进程就是他提及的“领头龙模式”。
“转移到那么远的非洲，我想关键有几个问题。第一是人口的规模问题，越南的人口是8800万人，柬埔寨的人口是1400万人，缅甸的人口是4800万人，我们加工制造业到底有多少工人呢？我做了一个比较细致的统计分析，我们国内的加工制造业雇佣劳动力在1.5亿人之多，在这种状况下，把我们加工制造业的劳动力往越南、柬埔寨去转移，当然是比较近，但是转移过去后对劳动力的需求一下子扩大，那些地方的工资也会飞快上涨。”林毅夫解释道。
2010年，林毅夫对国内的制鞋业和越南的制鞋业做了一个对比，当时国内制鞋业的雇工是1900万人，越南是120万人，当时国内每个月的工资是350美元，越南是80美元。这两年国内的制鞋业陆陆续续转移到越南，到2013年国内的工资是400美元到500美元，而越南的工资已经迅速涨到250美元。
林毅夫说，越南劳动力市场小，这么多产业转过去工资一下就涨上来，就像一个人到大海游泳，海水不会上涨，但如果到浴缸游泳，水一下子就涨起来。
对庞大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来讲，它们的大海在什么地方？
林毅夫首推非洲，因为非洲有10亿人口，它的人均收入只有中国的1/4，还有很多国家的收入水平连中国1/10都达不到。
“我们印象中的非洲好像是落后肮脏、政府无能、社会不稳定、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地方，我去过很多非洲国家，我看到的非洲有相当多的国家社会相当稳定，教育水平比我们80年代的教育水平高，基础设施比我们80年代的基础设施好。”
2011年3月，林毅夫对埃塞俄比亚与越南的工资水平做了一次对比，发现越南工资是中国的1/4，而埃塞俄比亚的工资在中国的1/8到1/10之间。跟越南相比，埃塞俄比亚在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上存在着很大的竞争力。以制鞋业为例，国内制鞋业的雇工是1900万人，越南是120万人，埃塞俄比亚是8000人。
2011年3月，林毅夫向时任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分析了其皮革制鞋业的比较优势：这个国家以牛羊放牧为主，盛产皮革。他建议梅莱斯到中国针对皮革与制鞋业招商。
2011年8月，梅莱斯利用来华出席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的机会，邀请一批中国企业家到埃塞俄比亚考察。应邀访问的华坚公司负责人在三个月后，即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郊区“东方工业园”投产，招募几十名当地员工到中国培训。不久，华坚生产的皮鞋装进了运往美国的集装箱。如今，华坚已成为埃塞俄比亚最大的出口企业，当地皮革品出口增长57%。
2013年3月，林毅夫带领中国考察团再到华坚的埃塞俄比亚基地参观，公司已经雇佣了1600人，每天为GUESS等国际品牌贴牌生产几千双鞋。“加工贸易类制造业逐渐向非洲低收入国家转移是有空间的。”林毅夫说，华坚已经决定自己设立一个工业园，在未来三五年之内，把它发展成一个最先进的产业集群，雇佣三万人左右，最后达到十万人。
有学者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走向非洲”提出质疑：中国制造业产能选择非洲的环境风险如何克服？比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仍然缺失建立制造业基地的基本要素，包括金融资本、创业技能、同全球市场的联系等等。
“每次到非洲访问，内心都有很大的触动，我看到那里的小孩，就想起自己刚到大陆时所看到的中国农民、小孩一样，从1950年代到现在，两代人的时间过去了，他们跟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大，他们一直是在贫困线，但是他们在贫困线并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思路决定出路。”林毅夫动情地说道，很不幸的是非洲在政治上摆脱了殖民，但是在发展上，还是一直按照发展中国家的思路来发展。
林毅夫预计，如果非洲利用中国这次产业升级的机会，能够像亚洲四小龙抓住日本产业升级的机会，相信非洲国家可以取得20年经济平均每年8%的增长，他们也有可能在一代人当中摆脱贫困，在两代人当中变成一个中等收入的社会，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企业走向非洲，不仅是因为他给我们创造了机会，而是我们真的能够建立人类的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