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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九月的大学开学季，各大学的新生照例要举行入学典礼。对于武汉大学1983级图书发行专业的新生来说，他们的开学典礼有点不寻常。除了参加全校新生共有的典礼外，学校在行政楼第一会议室，还专门为该班60名学生，另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典礼[1]。场面虽小，规格却不低。莅临典礼现场的有学校副校长、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和湖北省新华书店经理。学生得享殊荣，不为其他，只因他们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届以图书发行为专业的本科生。中国的出版高等教育，由此发端，逶迤于今，正好30年。
古人云，三十而立。这是对个人生命成长的要求和简括。而对于一个专业或学科来说，30年也许不必应然为成熟与否的标记，但回顾一下走过的足迹，可以有助于我们对未来规划的思考。回顾是纪念，更是期待；是总结，亦是反思。回顾的主体方面，固然是这个学校这个专业的历史，但更想从中映射出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这个为之培养人才的行业，这个教育体系中的学科的发展轨迹，询问其中包含着怎样的时代、文化产业和教育自身的逻辑？
当1983年4月1日，教育部以（83）教计字第044号文批复了武汉大学同意设立图书发行专业，相隔4天后，新华社专门发表了消息，《光明日报》及多家报纸亦予以报道。作为新闻点，关注的重心，当是这个新专业的诞生，至于花落谁家，由谁率先承办，倒还在其次。新闻背后的潜台词，是我国图书出版发行行业飞速发展的现实需要和未来预期。经过“文革”十年的书荒，一朝改革开放，极大释放了人们对知识的渴求。新华书店站在与读者眼波交会的前沿处，春江水暖，从排成长龙的广大购读人群中，感受到行业发展人才短缺的瓶颈。于是，新华书店总店牵头发起，积极谋划，奔走于国家出版局和教育部之间，一手促成了这个新专业的诞生。1983年9月武汉大学校方特邀新华书店方面的高层出席开学典礼，既表明对这个新专业的重视与支持，也是对专业推动者的感谢与敬意。
时隔29年，2012年9月的又一个开学季，武汉大学的梅园小操场上，又迎来了一个簇新专业——数字出版专业的新生，虽然不再有首届学长们的恩荣，但可肯定的一点，这个同样是全国首度招新的专业，也一定会在中国出版高等教育史上留存下印迹。当初，图书发行专业的创办，以人才需求方——新华书店为主导，而数字出版专业的创立，则是以办学方——武汉大学伙同兄弟院校的专业同行主动索求的结果。主导模式虽然有别，但所面临的出版境地却是相同的，即社会转型带来了出版转型，进而要求出版人才培养的跟进与嬗变。如果说，图书发行专业创办的时代前提是国家的改革开放，基之于政治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而带来出版规模的大幅提升，和生产组织结构方式的变化；那么，数字出版专业所遭遇的出版现实语境，则是数字技术的异军突起，出版产业形态愈来愈明显的数字化趋势，昭然若揭。前者的转型是体制推动，后者的转型是技术推动，都释放了生产力，都内在地要求教育培养目标与之随转，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新专业的创设。而现在的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恰因这两个新专业的先行接办，从教育的端口处，见证了时代与出版转型的轨迹，有某种典型意义。
2012年9月，与数字出版专业同时招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就读本科的，还有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新生。这个专业的脉络流传，早先的源头就是1983年开始首批招生的图书发行管理学。10年后的1993年，教育部发布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设编辑学和出版发行学两个并列二级学科，于是，有专业名称的第一次更换。未久，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2]将此专业，从原来图书馆学系中分离出来，独立为“出版发行学系”，系名就是专业名，两者对应一致。1998年，国家教育部又出台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归并了1993年目录中的编辑学和出版发行学，统合为编辑出版学。于是，又有专业名称的第二次更换。饶有意味的是，这次随之更改的系名，没有与国家规定的专业名称保持响应，另名为“出版科学系”。这背后不曾言明的心理，是否可理解为对“编辑出版”这个在上下位概念上多少有点含混的专业名称的心存置疑？抑或是在隐隐中坚持大出版的概念，不乐见“发行”的轻轻抹去？毕竟，中国的高等出版教育，是从“发行”开始起步，与“编辑”专业、“印刷”专业一道，共同构筑了现有的出版高等教育体系。
据北京印刷学院王彦祥文章《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规模调研和地域分布分析》，国内开办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的院校，2011年上半年的数据是62所[3]，这恐怕已是全球第一的规模。武汉大学从最先创办发行专业到现在，早也由“第一”变成了“之一”，由“先行”变成了“同行”，这一方面固然值得额手称庆，因为专业学科由独木长成森林，印证了擎火者的吾道不孤，固有其价值在；另一方面也深可惕虑的是，“之一”者曾经领先的地位如何保持，或者，退一步说，特色和优势何在？
追溯1993年武汉大学图书发行管理学专业开设的主干课程，课程名称中镶嵌有“发行”字样的，就有图书发行学概论、图书发行目录学、图书发行财务与会计、发行企业管理学、图书发行自动化、发行应用文写作、音像制品出版与发行、图书出版发行史。另外，图书进销学、读者学、图书储运学、图书市场信息学、图书分类学、对外图书贸易等课程[4]，虽无发行之名，却有发行之实。“发行”与“图书”是课程体系中最为核心的两个关键词，凸显着这个专业前10年令人瞩目的亮色。至如今，20年又过去了，“发行”依然是武汉大学该专业的标签与招牌，被外界认可，自己更不轻言放弃；尽管，后来的课程目录中，“发行”之名几被“出版”字样替代，“图书”亦换成了“书业”，载体形态之一的“期刊”也开始在课程中露脸，“电子”“网络”“数字”更作为出版新宠，被吸纳进课程体系中来。当课程边界日益扩大，变的印迹，似乎更容易被指认出来，曾经“发行”独大的亮色慢慢隐退，但并没有消逝，还保持在底色中。这里有不变之变，有变之不变，这，是否可视为一个应用型专业本该有的专业生存哲学？一方面在不变中有所坚守，希望保持专业原有的发行特色与优势；另一方面又在变中与时俱进，不至于在社会转型和出版行业的大变局中，失去朝气与活力。 需要在中国出版高等教育的整体格局与历史脉络中，才能更好看出武汉大学这个专业不变与变的历史与现实因由。在武汉大学图书发行管理学专业创办的第二年，得之于胡乔木的大力支持与推动，教育部授意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创办编辑学专业，因而在学界，有将1984年作为中国出版高等教育元年的说法。对历史起点认识分歧的现象背后，反映了当时计划经济主导时代，在出版大系统中，编辑与发行各不相属的事实，进而导致了编辑学教育与发行学教育的各行各道。事实上，武汉大学图书发行管理学专业1993年之前的教学计划中，就不见有任何编辑学课程的踪影，“发行”得近乎纯粹。而在1987年的武汉大学同一校园里，又有中文系编辑学专业的炉灶新起，原本同根的两个专业，却分属于同一所学校的不同院系，鸡犬之声相闻，彼此相安十余载。这样的图景，缩略了中国早期出版高等教育体系中，编辑学与发行学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历史现实，在专业教育的服务对象和培养目标上，确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分途。而这种分途培养模式，局限性是明显的，它窄化了出版人才的知识能力结构，亦背离了越来越市场化的中国出版业对复合型出版人才的需求。教育部1998年将两专业归并，有其现实合理性。在1990年代中后期，武汉大学原出版发行学专业，主动增设编辑学方面的课程，以全程性的大出版观，组织相关专业教学，逐渐摆脱原先单一“发行”的教学格局。这种变化，与教育部专业目录调整的内在理路，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另外，由于一直强力支持武汉大学办学的新华书店总店，在自身经济实力与行业号召能力上的弱化，也促使武汉大学在外部依赖性减弱的情况下，拓展新的教学领域，以拓宽学生就业空间。事实上，武汉大学前十年主要为新华书店输送人才，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学生到出版社就业的比例明显增多[5]，可见，变有变的价值。
1999年起高校扩招，随后又有编辑出版学专业由国家控制专业变为自由申报专业[6]，开办和试办编辑出版学专业的高校，一下子从十几所陡增到几十所，量化倍增导致学生就业方面的压力，如何避免办学同质化，是出版教育界共同面临的问题之一。更为揪心的焦虑还在于，高校编辑人才的培养方式，因缺少相关学科背景为专业依托，一直存在行业认可度低的尴尬局面。武汉大学素来侧重于发行与出版经营管理的办学模式，一定程度上避开了这一困窘，在近来发表的相关出版教学探讨文章中，这一模式被人视之为特色，屡屡提及，可见，不变也有不变的好处。
2005年1月7日的《中国图书商报》上，曾刊载有一篇英国出版人保罗·理查森的长文。他把当时近十年来的出版专业课程纷纷进驻多国高校教育系统，看作是全球“出版业最积极的新发展之一”。他解释说，出版行业环境的复杂和出版职业技能要求的提高，是产业与教育联姻的主要原因[7]。比对于中国，新世纪以来，中国多所高校一拥而上兴办编辑出版学专业，虽主要受大学扩招的教育因素驱动，但倒也扣合了当前正处于迅速变革中的中国出版业急需人才的产业逻辑。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武汉大学初办图书发行管理学专业的时候，书业环境自没有现在这般复杂，而新华书店总店之所以下大力气推动出版教育入驻高校，除了振奋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大好读书形势外，迫在眉睫的压力则是要解决十年动乱造成的出版发行队伍严重破坏的问题——“那时，各省各级新华书店普遍反映‘四多’问题，即：不熟悉业务的人员多，新进的人员多，文化水平低的人员多，安插的人员多（甚至个别精神病患者也被安插进书店）。队伍状况，委实令人堪忧”[8]。新华书店总店及各省市店，为此成立专门的人事教育处或教育科，抽调专门人员抓员工培训，编写相应业务教材，以纾一时之困。而转换思路，选择高校来承办出版专业教育，则反映了当时新华书店总店高级管理层的战略性视野与务实性态度，既体现了社会化分工的现代性质素，又减轻了行业负担，提升了人才培养层次。
从办学过程与最终结果来看，以新华书店总店为代表的图书发行行业与以武汉大学为代表的高等院校，校企联手的成果堪称丰硕。1993年前，全国办过发行专业的高校除武汉大学外，尚有安徽大学、成都大学等17所[9]，共培养各类发行人才5000余人。其中，武汉大学培养了2673人，有四年制本科、两年制专修科、三年制大专函授，以及大专层次专业知识水平的专业证书班。“自从有了这个专业，全国新华书店的干部和职工的大专以上的人数已由1987年的3.9%上升到1991年的9.12%；特别是领导和业务骨干的文化层次明显提高”[10]。校企双方的合作亦十分愉快。多年以后，新华书店总店的总经理汪轶千先生、教育人事处副处长王旭先生以及最初具体联系办学的李廷真先生，都写有深情回忆文章，对当时主政武汉大学的刘道玉校长的热情与开明，对负责图书馆学系的黄宗忠、彭斐章、傅敬生等领导的积极与支持，以及对具体承担教学的孙冰炎等老师的辛劳与付出，多有肯定与感谢。汪轶千先生被聘为这个专业早期的兼职教授，多次到武汉大学，给学员作报告，给本科生上课。他退休以后，还将其个人珍藏的400余册专业书籍，捐赠给了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资料室。这是“一段美好‘姻缘’的‘爱情结晶’”，2003年9月26日的《中国图书商报》“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20周年专刊”上，记者曾以此为题，记叙了这段校企双方堪称美满的合作办学过程。
对于武汉大学来说，收获的不仅是一个新专业，还收获了新华书店为这个专业高达280万元的专业投资，改善了学校的教学和办公条件，更大的收获，还在于曾成功探索了一条产学深度结合的教学模式，于今犹有现实启发价值。“办学之初缺乏师资和教材，新华书店抽出有丰富实践经验和较高理论水平的专家编写教材、登台授课[11]。教师进行实际调查，学生开展毕业实习，函授和专业证书班的开办，新华书店总店都亲自过问，甚至向全国发文，精心安排，免费提供各种方便。”“新华书店系统所给予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巨大支持，是我院图书发行专业建立、生存和发展的保证。正是他们对图书发行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对图书发行学教育的执著追求，为我国图书发行学教育开拓出一条校企联合办学的大道。”[12]从这些教学当事人办学十年的总结陈词中，表达的不仅是对业界——新华书店的感谢，也是对自身“一只脚在学界，一只脚在业界”这种办学模式的高度认可。尽管后来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这种合作未能延续，但作为一种宝贵经验，余音袅袅，一直回响在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后来的专业教学中，形成专业传统。比如，重视学生实习环节，广泛联系实习基地；聘请出版业界和出版行政一线管理人员任兼职教授；2012年出版科学系创建数字出版专业，在设计课程前，多方走访调查，问道于业界，反复征求意见等，都反映了这个专业在办学过程中，努力使教育逻辑合轨于文化产业逻辑的自觉意识。然而，无可讳言的是，目前包括武汉大学在内的国内几乎所有高校，在出版专业教育的产业实践性方面还存在相当不足，联系业界的主动性明显不够，闭门造车出门不合辙的现象广泛存在，成为我国当前出版教育的软肋。相比于英国、澳大利亚、荷兰、美国等出版高等教育相对发达的一些国家的教育同行，在致力于产学协作的办学旨趣及教学实践上，我们还相距甚远。出版高等教育若得不到行业的高度认可，办学单位数量即便再多，也不好说是繁荣吧？ 值得思考的是，行业认可度并不那么尽如人意的中国出版高等教育，何以仍有如此大的规模？其中是否有更强大的自洽的教育逻辑作支撑？不惟如此，在办学层次上，我国的出版高等教育也比国外任何国家都要丰富。武汉大学因为办这个专业最早，又挂靠在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之下，1985年起就开始招收硕士生，2002年起开始招收出版发行学方向博士生，2007年又成功申报博士后流动站，（这招收博士生的时间点似乎不准确，需要再考证。应该是90年代中期开始招收出版方向博士研究生。博士后流动站不是我们专业的，是图情档一级学科的。）各层次教育的起始时间既早，毕业生数量亦多，因而深具某种典型代表性。在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体制之下，一个专业的生存与发展，是难以逸脱出教育评价体系的共同规约而安然自存的。比如说，在意于教育部颁布的本科和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希望在目录中“必也正名乎”，摆脱目前的依附性局限，并有更高学科级别的吁求，以获得制度性的确认。又比如说，重视对学术的考量，要求于在职教师的，更多的是学历层次而不是从业经历，强调学术成果的出版与发表，计较于课题的级别及经费的多寡，以及学术获奖情况等。凡此种种，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都有相当不错的表现。而三次国际学术会议的先后举办，《出版科学》学术刊物的具体承办等与学术密切关联的活动，也有助于提升这个专业在这个评价体系中的竞争力。
近些年来，编辑无学、出版无学的言论，已不多见。这表明了编辑出版学专业经过30的建设与发展，已初步具有了学科雏形。一个学科的建制成形，大约有三个方面的标志：一是有一批高等院校以培养相关人才；二是有一批学术成果出版或发表以供学术研究；三是有相关的学术共同体以供沟通交流。我国的编辑出版学在这三个方面都有所建树。
武汉大学作为该专业的诞生地，办学时间长，师资规模大，培养学生人数多。本科生除了1989年因故停招外，年年都有新生入学；新世纪以来，每年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招生数量，已与本科生持平，甚至略多。30年来，从这个专业毕业的各级各类学生数量已近6000名（这个人数是20年时统计的，现在应该高于它，具体多少也说不准。如果把各类短训班算上，7000人应该是可信的），成为出版发行行业的一支劲旅[13] 。硕博士毕业生中，去其他高校编辑出版专业任教的亦复不少，间接地为中国出版高等教育的发展添砖加瓦。至于教师授课之余，编写教材、发表论文、出版专著、申报课题、参加学术会议及组织团体等学术活动，虽说是个人化的学术行为，但最终都会汇集到同一个学术场域中，为学科的共同发展拾柴积薪。作为湖北省编辑学会会刊的《出版科学》，自2006年第5期起由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具体承办后，学术化色彩日益浓厚，2011年起，入选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是目前这个学科有影响的重要学术平台之一。该刊创办于1993年，于今已有20年。第一任主编蔡学俭先生，曾担任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同新华书店总店汪轶千先生一样，蔡学俭先生也曾被聘为武汉大学的兼职教授，以地方之力，对武汉大学原中文系编辑学专业多有支持，局校携手，一时口碑载道。编辑学专业合并到信息管理学院以后，局校关系一如既往。在此过程中，蔡先生牵线搭桥，出力良多。《出版科学》后来为武汉大学承办，亦是蔡先生多方协调努力的结果。在从专业到学科的建设之路上，因为得益于许多像汪轶千、蔡学俭这样业内有识之士的强力外援，才使这条路不至于那么崎岖难行。
一个具有30年历史且年年招生的专业，是值得庆贺和纪念的。庆贺于这个专业已基本上基础稳定，开始臻于成熟；纪念于一路走来的那些人和事，那些曾经的赞扬与批评、质疑与问难，都值得咀嚼与回忆。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以教学为中心的专业的成熟，并不意味着以学理为中心的学科的成熟。学科的系统性要求更强，学理性要求更高。如今，作为全国60余所开办这个专业的高校中的一员，我们所要共同努力的，除了致力于与产业更高的黏合度，以及专业学科目录中更高的名分待遇外，我们还要与全国学术界一起，重新审视这个学科的边界与核心，框定其统辖范围、理论背景、学理方法、价值意义等一向较为混乱的研究范畴。有专家说，如果一个学科的基本概念尚不能统一与明确，命题的阐释以及由此而来的命题关系的组织结构尚未得到展开式研讨，那么，这个学科形态充其量还只是一个潜学科[14]。 由此说来，我们还走在从专业到学科的漫漫长路上，任重而道远。
古人云，三十而立。这是对个人生命成长的要求和简括。而对于一个专业或学科来说，30年也许不必应然为成熟与否的标记，但回顾一下走过的足迹，可以有助于我们对未来规划的思考。回顾是纪念，更是期待；是总结，亦是反思。回顾的主体方面，固然是这个学校这个专业的历史，但更想从中映射出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这个为之培养人才的行业，这个教育体系中的学科的发展轨迹，询问其中包含着怎样的时代、文化产业和教育自身的逻辑？
当1983年4月1日，教育部以（83）教计字第044号文批复了武汉大学同意设立图书发行专业，相隔4天后，新华社专门发表了消息，《光明日报》及多家报纸亦予以报道。作为新闻点，关注的重心，当是这个新专业的诞生，至于花落谁家，由谁率先承办，倒还在其次。新闻背后的潜台词，是我国图书出版发行行业飞速发展的现实需要和未来预期。经过“文革”十年的书荒，一朝改革开放，极大释放了人们对知识的渴求。新华书店站在与读者眼波交会的前沿处，春江水暖，从排成长龙的广大购读人群中，感受到行业发展人才短缺的瓶颈。于是，新华书店总店牵头发起，积极谋划，奔走于国家出版局和教育部之间，一手促成了这个新专业的诞生。1983年9月武汉大学校方特邀新华书店方面的高层出席开学典礼，既表明对这个新专业的重视与支持，也是对专业推动者的感谢与敬意。
时隔29年，2012年9月的又一个开学季，武汉大学的梅园小操场上，又迎来了一个簇新专业——数字出版专业的新生，虽然不再有首届学长们的恩荣，但可肯定的一点，这个同样是全国首度招新的专业，也一定会在中国出版高等教育史上留存下印迹。当初，图书发行专业的创办，以人才需求方——新华书店为主导，而数字出版专业的创立，则是以办学方——武汉大学伙同兄弟院校的专业同行主动索求的结果。主导模式虽然有别，但所面临的出版境地却是相同的，即社会转型带来了出版转型，进而要求出版人才培养的跟进与嬗变。如果说，图书发行专业创办的时代前提是国家的改革开放，基之于政治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而带来出版规模的大幅提升，和生产组织结构方式的变化；那么，数字出版专业所遭遇的出版现实语境，则是数字技术的异军突起，出版产业形态愈来愈明显的数字化趋势，昭然若揭。前者的转型是体制推动，后者的转型是技术推动，都释放了生产力，都内在地要求教育培养目标与之随转，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新专业的创设。而现在的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恰因这两个新专业的先行接办，从教育的端口处，见证了时代与出版转型的轨迹，有某种典型意义。
2012年9月，与数字出版专业同时招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就读本科的，还有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新生。这个专业的脉络流传，早先的源头就是1983年开始首批招生的图书发行管理学。10年后的1993年，教育部发布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设编辑学和出版发行学两个并列二级学科，于是，有专业名称的第一次更换。未久，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2]将此专业，从原来图书馆学系中分离出来，独立为“出版发行学系”，系名就是专业名，两者对应一致。1998年，国家教育部又出台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归并了1993年目录中的编辑学和出版发行学，统合为编辑出版学。于是，又有专业名称的第二次更换。饶有意味的是，这次随之更改的系名，没有与国家规定的专业名称保持响应，另名为“出版科学系”。这背后不曾言明的心理，是否可理解为对“编辑出版”这个在上下位概念上多少有点含混的专业名称的心存置疑？抑或是在隐隐中坚持大出版的概念，不乐见“发行”的轻轻抹去？毕竟，中国的高等出版教育，是从“发行”开始起步，与“编辑”专业、“印刷”专业一道，共同构筑了现有的出版高等教育体系。
据北京印刷学院王彦祥文章《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规模调研和地域分布分析》，国内开办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的院校，2011年上半年的数据是62所[3]，这恐怕已是全球第一的规模。武汉大学从最先创办发行专业到现在，早也由“第一”变成了“之一”，由“先行”变成了“同行”，这一方面固然值得额手称庆，因为专业学科由独木长成森林，印证了擎火者的吾道不孤，固有其价值在；另一方面也深可惕虑的是，“之一”者曾经领先的地位如何保持，或者，退一步说，特色和优势何在？
追溯1993年武汉大学图书发行管理学专业开设的主干课程，课程名称中镶嵌有“发行”字样的，就有图书发行学概论、图书发行目录学、图书发行财务与会计、发行企业管理学、图书发行自动化、发行应用文写作、音像制品出版与发行、图书出版发行史。另外，图书进销学、读者学、图书储运学、图书市场信息学、图书分类学、对外图书贸易等课程[4]，虽无发行之名，却有发行之实。“发行”与“图书”是课程体系中最为核心的两个关键词，凸显着这个专业前10年令人瞩目的亮色。至如今，20年又过去了，“发行”依然是武汉大学该专业的标签与招牌，被外界认可，自己更不轻言放弃；尽管，后来的课程目录中，“发行”之名几被“出版”字样替代，“图书”亦换成了“书业”，载体形态之一的“期刊”也开始在课程中露脸，“电子”“网络”“数字”更作为出版新宠，被吸纳进课程体系中来。当课程边界日益扩大，变的印迹，似乎更容易被指认出来，曾经“发行”独大的亮色慢慢隐退，但并没有消逝，还保持在底色中。这里有不变之变，有变之不变，这，是否可视为一个应用型专业本该有的专业生存哲学？一方面在不变中有所坚守，希望保持专业原有的发行特色与优势；另一方面又在变中与时俱进，不至于在社会转型和出版行业的大变局中，失去朝气与活力。 需要在中国出版高等教育的整体格局与历史脉络中，才能更好看出武汉大学这个专业不变与变的历史与现实因由。在武汉大学图书发行管理学专业创办的第二年，得之于胡乔木的大力支持与推动，教育部授意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创办编辑学专业，因而在学界，有将1984年作为中国出版高等教育元年的说法。对历史起点认识分歧的现象背后，反映了当时计划经济主导时代，在出版大系统中，编辑与发行各不相属的事实，进而导致了编辑学教育与发行学教育的各行各道。事实上，武汉大学图书发行管理学专业1993年之前的教学计划中，就不见有任何编辑学课程的踪影，“发行”得近乎纯粹。而在1987年的武汉大学同一校园里，又有中文系编辑学专业的炉灶新起，原本同根的两个专业，却分属于同一所学校的不同院系，鸡犬之声相闻，彼此相安十余载。这样的图景，缩略了中国早期出版高等教育体系中，编辑学与发行学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历史现实，在专业教育的服务对象和培养目标上，确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分途。而这种分途培养模式，局限性是明显的，它窄化了出版人才的知识能力结构，亦背离了越来越市场化的中国出版业对复合型出版人才的需求。教育部1998年将两专业归并，有其现实合理性。在1990年代中后期，武汉大学原出版发行学专业，主动增设编辑学方面的课程，以全程性的大出版观，组织相关专业教学，逐渐摆脱原先单一“发行”的教学格局。这种变化，与教育部专业目录调整的内在理路，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另外，由于一直强力支持武汉大学办学的新华书店总店，在自身经济实力与行业号召能力上的弱化，也促使武汉大学在外部依赖性减弱的情况下，拓展新的教学领域，以拓宽学生就业空间。事实上，武汉大学前十年主要为新华书店输送人才，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学生到出版社就业的比例明显增多[5]，可见，变有变的价值。
1999年起高校扩招，随后又有编辑出版学专业由国家控制专业变为自由申报专业[6]，开办和试办编辑出版学专业的高校，一下子从十几所陡增到几十所，量化倍增导致学生就业方面的压力，如何避免办学同质化，是出版教育界共同面临的问题之一。更为揪心的焦虑还在于，高校编辑人才的培养方式，因缺少相关学科背景为专业依托，一直存在行业认可度低的尴尬局面。武汉大学素来侧重于发行与出版经营管理的办学模式，一定程度上避开了这一困窘，在近来发表的相关出版教学探讨文章中，这一模式被人视之为特色，屡屡提及，可见，不变也有不变的好处。
2005年1月7日的《中国图书商报》上，曾刊载有一篇英国出版人保罗·理查森的长文。他把当时近十年来的出版专业课程纷纷进驻多国高校教育系统，看作是全球“出版业最积极的新发展之一”。他解释说，出版行业环境的复杂和出版职业技能要求的提高，是产业与教育联姻的主要原因[7]。比对于中国，新世纪以来，中国多所高校一拥而上兴办编辑出版学专业，虽主要受大学扩招的教育因素驱动，但倒也扣合了当前正处于迅速变革中的中国出版业急需人才的产业逻辑。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武汉大学初办图书发行管理学专业的时候，书业环境自没有现在这般复杂，而新华书店总店之所以下大力气推动出版教育入驻高校，除了振奋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大好读书形势外，迫在眉睫的压力则是要解决十年动乱造成的出版发行队伍严重破坏的问题——“那时，各省各级新华书店普遍反映‘四多’问题，即：不熟悉业务的人员多，新进的人员多，文化水平低的人员多，安插的人员多（甚至个别精神病患者也被安插进书店）。队伍状况，委实令人堪忧”[8]。新华书店总店及各省市店，为此成立专门的人事教育处或教育科，抽调专门人员抓员工培训，编写相应业务教材，以纾一时之困。而转换思路，选择高校来承办出版专业教育，则反映了当时新华书店总店高级管理层的战略性视野与务实性态度，既体现了社会化分工的现代性质素，又减轻了行业负担，提升了人才培养层次。
从办学过程与最终结果来看，以新华书店总店为代表的图书发行行业与以武汉大学为代表的高等院校，校企联手的成果堪称丰硕。1993年前，全国办过发行专业的高校除武汉大学外，尚有安徽大学、成都大学等17所[9]，共培养各类发行人才5000余人。其中，武汉大学培养了2673人，有四年制本科、两年制专修科、三年制大专函授，以及大专层次专业知识水平的专业证书班。“自从有了这个专业，全国新华书店的干部和职工的大专以上的人数已由1987年的3.9%上升到1991年的9.12%；特别是领导和业务骨干的文化层次明显提高”[10]。校企双方的合作亦十分愉快。多年以后，新华书店总店的总经理汪轶千先生、教育人事处副处长王旭先生以及最初具体联系办学的李廷真先生，都写有深情回忆文章，对当时主政武汉大学的刘道玉校长的热情与开明，对负责图书馆学系的黄宗忠、彭斐章、傅敬生等领导的积极与支持，以及对具体承担教学的孙冰炎等老师的辛劳与付出，多有肯定与感谢。汪轶千先生被聘为这个专业早期的兼职教授，多次到武汉大学，给学员作报告，给本科生上课。他退休以后，还将其个人珍藏的400余册专业书籍，捐赠给了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资料室。这是“一段美好‘姻缘’的‘爱情结晶’”，2003年9月26日的《中国图书商报》“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20周年专刊”上，记者曾以此为题，记叙了这段校企双方堪称美满的合作办学过程。
对于武汉大学来说，收获的不仅是一个新专业，还收获了新华书店为这个专业高达280万元的专业投资，改善了学校的教学和办公条件，更大的收获，还在于曾成功探索了一条产学深度结合的教学模式，于今犹有现实启发价值。“办学之初缺乏师资和教材，新华书店抽出有丰富实践经验和较高理论水平的专家编写教材、登台授课[11]。教师进行实际调查，学生开展毕业实习，函授和专业证书班的开办，新华书店总店都亲自过问，甚至向全国发文，精心安排，免费提供各种方便。”“新华书店系统所给予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巨大支持，是我院图书发行专业建立、生存和发展的保证。正是他们对图书发行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对图书发行学教育的执著追求，为我国图书发行学教育开拓出一条校企联合办学的大道。”[12]从这些教学当事人办学十年的总结陈词中，表达的不仅是对业界——新华书店的感谢，也是对自身“一只脚在学界，一只脚在业界”这种办学模式的高度认可。尽管后来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这种合作未能延续，但作为一种宝贵经验，余音袅袅，一直回响在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后来的专业教学中，形成专业传统。比如，重视学生实习环节，广泛联系实习基地；聘请出版业界和出版行政一线管理人员任兼职教授；2012年出版科学系创建数字出版专业，在设计课程前，多方走访调查，问道于业界，反复征求意见等，都反映了这个专业在办学过程中，努力使教育逻辑合轨于文化产业逻辑的自觉意识。然而，无可讳言的是，目前包括武汉大学在内的国内几乎所有高校，在出版专业教育的产业实践性方面还存在相当不足，联系业界的主动性明显不够，闭门造车出门不合辙的现象广泛存在，成为我国当前出版教育的软肋。相比于英国、澳大利亚、荷兰、美国等出版高等教育相对发达的一些国家的教育同行，在致力于产学协作的办学旨趣及教学实践上，我们还相距甚远。出版高等教育若得不到行业的高度认可，办学单位数量即便再多，也不好说是繁荣吧？ 值得思考的是，行业认可度并不那么尽如人意的中国出版高等教育，何以仍有如此大的规模？其中是否有更强大的自洽的教育逻辑作支撑？不惟如此，在办学层次上，我国的出版高等教育也比国外任何国家都要丰富。武汉大学因为办这个专业最早，又挂靠在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之下，1985年起就开始招收硕士生，2002年起开始招收出版发行学方向博士生，2007年又成功申报博士后流动站，（这招收博士生的时间点似乎不准确，需要再考证。应该是90年代中期开始招收出版方向博士研究生。博士后流动站不是我们专业的，是图情档一级学科的。）各层次教育的起始时间既早，毕业生数量亦多，因而深具某种典型代表性。在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体制之下，一个专业的生存与发展，是难以逸脱出教育评价体系的共同规约而安然自存的。比如说，在意于教育部颁布的本科和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希望在目录中“必也正名乎”，摆脱目前的依附性局限，并有更高学科级别的吁求，以获得制度性的确认。又比如说，重视对学术的考量，要求于在职教师的，更多的是学历层次而不是从业经历，强调学术成果的出版与发表，计较于课题的级别及经费的多寡，以及学术获奖情况等。凡此种种，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都有相当不错的表现。而三次国际学术会议的先后举办，《出版科学》学术刊物的具体承办等与学术密切关联的活动，也有助于提升这个专业在这个评价体系中的竞争力。
近些年来，编辑无学、出版无学的言论，已不多见。这表明了编辑出版学专业经过30的建设与发展，已初步具有了学科雏形。一个学科的建制成形，大约有三个方面的标志：一是有一批高等院校以培养相关人才；二是有一批学术成果出版或发表以供学术研究；三是有相关的学术共同体以供沟通交流。我国的编辑出版学在这三个方面都有所建树。
武汉大学作为该专业的诞生地，办学时间长，师资规模大，培养学生人数多。本科生除了1989年因故停招外，年年都有新生入学；新世纪以来，每年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招生数量，已与本科生持平，甚至略多。30年来，从这个专业毕业的各级各类学生数量已近6000名（这个人数是20年时统计的，现在应该高于它，具体多少也说不准。如果把各类短训班算上，7000人应该是可信的），成为出版发行行业的一支劲旅[13] 。硕博士毕业生中，去其他高校编辑出版专业任教的亦复不少，间接地为中国出版高等教育的发展添砖加瓦。至于教师授课之余，编写教材、发表论文、出版专著、申报课题、参加学术会议及组织团体等学术活动，虽说是个人化的学术行为，但最终都会汇集到同一个学术场域中，为学科的共同发展拾柴积薪。作为湖北省编辑学会会刊的《出版科学》，自2006年第5期起由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具体承办后，学术化色彩日益浓厚，2011年起，入选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是目前这个学科有影响的重要学术平台之一。该刊创办于1993年，于今已有20年。第一任主编蔡学俭先生，曾担任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同新华书店总店汪轶千先生一样，蔡学俭先生也曾被聘为武汉大学的兼职教授，以地方之力，对武汉大学原中文系编辑学专业多有支持，局校携手，一时口碑载道。编辑学专业合并到信息管理学院以后，局校关系一如既往。在此过程中，蔡先生牵线搭桥，出力良多。《出版科学》后来为武汉大学承办，亦是蔡先生多方协调努力的结果。在从专业到学科的建设之路上，因为得益于许多像汪轶千、蔡学俭这样业内有识之士的强力外援，才使这条路不至于那么崎岖难行。
一个具有30年历史且年年招生的专业，是值得庆贺和纪念的。庆贺于这个专业已基本上基础稳定，开始臻于成熟；纪念于一路走来的那些人和事，那些曾经的赞扬与批评、质疑与问难，都值得咀嚼与回忆。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以教学为中心的专业的成熟，并不意味着以学理为中心的学科的成熟。学科的系统性要求更强，学理性要求更高。如今，作为全国60余所开办这个专业的高校中的一员，我们所要共同努力的，除了致力于与产业更高的黏合度，以及专业学科目录中更高的名分待遇外，我们还要与全国学术界一起，重新审视这个学科的边界与核心，框定其统辖范围、理论背景、学理方法、价值意义等一向较为混乱的研究范畴。有专家说，如果一个学科的基本概念尚不能统一与明确，命题的阐释以及由此而来的命题关系的组织结构尚未得到展开式研讨，那么，这个学科形态充其量还只是一个潜学科[14]。 由此说来，我们还走在从专业到学科的漫漫长路上，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