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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人均GDP跨越6000美元大关时，中国人越来越谈癌色变。据权威部门统计，自2007年开始，恶性肿瘤已连续6年成为北京市首位死因。
这其中又以肺癌为“众癌之首”。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教授、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介绍，肺癌从1990年代中叶起，就成为中国发病率第一的癌症，而且其死亡率还在以每年4.45%的速度上升。
穷癌与富癌此消彼长
在医学界，癌症经常被简单分为两类：穷癌和富癌。前者是指由于营养缺乏，食物粗糙、卫生条件差等引起，如目前已得到公认的由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胃癌、由乙肝病毒引起的肝癌、由于卫生条件差或感染引起的宫颈癌以及由食物过烫或粗糙对食管造成伤害发炎进而引发的食管癌等；后者则是由于饮食高油高盐、生活压力大、环境污染辐射等引起，如结直肠癌、乳腺癌、肺癌、甲状腺癌等。
在《中国肿瘤死亡报告——全国第三次死因回顾抽样调查》一书中可发现，不看绝对数值，去除老龄化影响，从单个癌症的中标率（即将原数值按照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做调整）变化曲线分析，中国的富癌死亡率从1990年代至21世纪初呈明显上升趋势，穷癌则相应呈现出下降趋势。
经济水平不同的城乡区域以及中国东西部区域的癌症死亡率呈现出一定地域特点。
全国第三次死因回顾抽样调查显示，肺癌在中国城市地区癌症死亡率中位居第一，为40.98/10万，占整体死亡率的27.29%。农村地区位居死亡率第一的是肝癌，为26.93/10万，占整体死亡率的20.94%。
一些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高速的经济发展对于癌症的发病和死亡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人民生活卫生水平在提高，医疗条件在改善，癌症的治疗水平在进步。另一方面，环境污染、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和生活压力的增加，使原本低发的癌症逐年增加。目前，正负作用属于抗衡阶段。
有分析人士指出，目前中国的癌症种类构成正处于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过渡的阶段，即从肝癌、胃癌、食管癌等多发到前列腺癌、甲状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等多发的阶段。由于人口基数大，原有的高发癌症依然居高不下，新的强势癌症又不断增多，加之人口老龄化的重叠效应，导致当下中国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处于不断上升趋势。
烟草与雾霾
中国癌症的整体发病率远低于美国、瑞士等发达国家，但是死亡率却远高于这些国家。以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ARC）发布的2012年癌症数据为例，中国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为173.97/10万和122.19/10万，美国相应的数字为317.97/10万和105.78/10万，瑞士相应的数字为286.97/10万和92.48/10万。为何会有这样的倒挂现象发生？
在全球癌症迄今为止的研究中，最为千夫所指的即为抽烟。世界卫生组织认为，2004年，抽烟导致全球510万人死亡以及全球71%的肺癌发生，而空气污染导致120万人死亡，以及全球8%的肺癌发生。
中国医学科学院教授杨功焕表示，欧美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禁烟，现在就已经开始生效。中国的烟草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开始流行，现在的肺癌高发与此关系密切。
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副主任王宁同样认为，目前的肺癌高发现象，主要还是因为过去的控烟工作没有做好。
然而，2013年10月17日，烟草的不光彩角色有了新的继任者。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当天在日内瓦宣布，将大气污染列为致癌物质。
早在2013年7月10日，丹麦癌症社会研究中心就在《柳叶刀肿瘤学》（The Lancet Oncology）杂志发表文章说，即使在欧洲的空气标准阀值下，空气污染也应被列为肺癌的致病原因之一。
该文章表示，每立方米空气中的PM2.5每增加5微克时，患肺癌的风险会增加18%；每立方米空气中的PM10每增加10微克时，患肺癌特别是肺腺癌的风险会增加22%。
王宁对此分析表示，肺癌包含鳞癌和腺癌，目前临床公认，前者与吸烟的关系更为密切，后者则与空气污染、二手烟和厨房油烟等环境因素的关系更为密切。
1998年至2007年，在北京市有组织学诊断的肺癌病例中，鳞癌的构成比例由30.41%下降至24.16%，腺癌则由42.83%上升至46.80%，鳞癌与腺癌的比值由0.71下降至0.52。这也从侧面映证了各国际癌症研究组织对于大气污染致癌性的看法。
对此，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潘小川却持相对保守的意见：“毒理学上其实早已证明，大气污染中肯定含有某些致癌物，但是在整体致癌原因中，大气污染所起的作用并不突出。”
他向记者展示了世卫组织公布的2002年-2003年对人体健康造成伤害的20个危险因素中，排在1-15位的均为营养原因、缺乏运动等个人可控因素及后天行为，室内空气污染和室外空气污染分别位居第18和19位，位于第16和17位的分别是水污染、公共卫生和全球气候变暖，排在第20位的是职业环境危害。也就是说，所有环境危险因素都排在后五名。
杨功焕于2013年6月在《柳叶刀肿瘤学》发表了32页的题为《1990—2010年中国人群健康模式快速转变：全球疾病负担研究2010之启示》一文。文中对中国的环境因素在全民致癌中所起的作用有量化的分析，他认为这个比重大约在8%左右。
地域因素
全国肿瘤登记中心乔友林等人2012年和2013年在专业杂志上发表数篇关于“中国癌症归因分析”的论文，结果表明，中国57.4%的癌症都是可以避免的，避免措施包括控制吸烟、减少感染、个人卫生、加强运动、平衡饮食等。
潘小川认为，在努力减少社会工业排放的同时，个人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长期可持续的关键行为。
王宁表示，以在中国太行山脉一带，即河南、河北和山西等地高发的食管癌为例，这主要是由于当地人爱吃腌菜、爱喝滚烫的粥和面汤以及高度白酒等有关系。食管没有神经，无法感觉到食物的温度，人在喝的时候只在嘴里感觉到烫，一旦咽下去就觉得挺舒服，但是这样对食管造成的烫伤日益积累，最终就造成癌变。王宁的母亲是山西人，至今她都对当地人的这个饮食习惯心有余悸。 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副主任陈万青也向记者举例，广东南澳岛上的居民的食管癌发病率一直比周边地区高很多，后经过对历史的研究发现，这些居民祖上是从河南、山西移居过来的，侧面说明生活方式对于癌症的影响。
中国云南省的肺癌高发率一直居全国首位。这除了与大家熟知的当地烟草业发达有关，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也关系密切。王宁表示，云南产的煤属于高硫煤，燃烧后的排放气体对人体健康非常有害。陈万青也观察到，云南农村喜欢用大灶台烧火，并习惯将食材高悬于灶台之上被熏染，长期下来，不仅人直接受到排放物伤害，食物也被污染，再吃下去便是二次伤害。云南个旧的癌症高发则主要源于当地锡矿的开采所带来的氡化物气体的排放。
同样不乏正面案例。世卫组织曾调查发现，中国在1982-1992年期间实行了煤炉改造项目，之后的评估结果显示，在用带烟囱的清洁煤炉替代老式开放型煤炉后，所在区域的肺癌患者人数减少了约40%。
癌症是个社会问题
根据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副主任陈万青的预测，未来10年，中国的癌症发病率与死亡率仍将继续攀升。预计到2020年，中国每年的癌症死亡总数将达300万左右，患病总数将达660万。这催生了对心理呵护、康复指导、社会支持的旺盛需求。
事实上，针对癌症患者心理治疗、康复指导的缺失，早在90年代，部分社会公益组织便已开始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1998年11月18日，李嘉诚基金会捐资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创建了全国首家宁养院，免费到贫苦患者家里进行服务。
项目负责人罗敏洁说，大家常说的“姑息医学”在国际上更趋向叫“纾缓医学”，宁养指的不单单是给患者止痛，而是满足患者和家属的身体、心理、灵性和社会等方面的需求。
宁养院在宁养理念的指导下，形成了一套家居免费镇痛治疗的“身-心-灵-社”全人服务模式。
此外，一些由癌症患者自发组织形成的非政府自救互助组织也在逐渐发挥作用。1989年，上海市一部分有能力、有影响力的癌症患者出于“同病相怜”，开始“抱团取暖”，成立了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这是全国第一家以病种分类的社会组织。在多年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集体心理治疗”、“创造新生活”、“气功体能锻炼”、“五全理念”、“自己的健康自己参与管理”等新的治疗理念和健康教育模式。
1993年11月，俱乐部创办了上海市癌症康复学校，对癌症患者进行癌症康复教育。
2011年7月，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和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脂类医学技术研究中心共同组建了上海癌症康复研究基地，综合运用营养、运动、心理三位一体全面抗癌，促进康复，降低转移复发率。
俱乐部负责人说，通过心理治疗、体能训练、康复培训等一系列手段，上海市癌症俱乐部会员5年生存率超过70%，这一数字远远高于官方公布的5年平均生存率。
在癌症救助组织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由广州复大肿瘤医院院长徐克成发起、众多癌症患者自发组织的广州市生命之光癌症康复协会在成立之初，也同许多非盈利性的社团组织一样，由于早期没有完善社团登记，未得到政府行政拨款，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和活动场所，导致协会在很长时间内未能有较大的发展。2013年，协会获得广州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的资助，计划建立癌症康复中心，免费为广州的肿瘤患者提供服务，协会开始发挥较大的作用。
针对当前癌症高发，北京朝阳恒兴肿瘤医院院长丁剑认为，“民营医院发展的冲动更强烈”。据丁剑介绍，北京朝阳恒兴肿瘤医院正在计划建一个国际标准的肿瘤姑息病房，以容纳更多癌症患者。
安徽济民肿瘤医院院长刘爱国也持相同的观点：“由于癌症产生的原因是社会、心理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的结果，而且癌症的治疗是复杂的、综合的和长期的，因此必然会导致医疗、护理、救助、心理治疗等相关产业的形成，这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据刘爱国介绍，目前市场已经出现一些心理咨询公司、医疗陪护公司，这些公司暂时弥补了带瘤生存患者的一些心理和生活需求，但是专业性方面还亟待提高。
刚性需求的背后，相关的公共服务和产业未能跟上，江湖骗子应运而生。《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加了几个癌症治疗康复的QQ群后发现，群里不时有人发布各种抗癌药物和治疗方法的广告，有些疗法甚至声称治疗癌症康复率达到30%，有效率达到100%。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教授、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建议：“相关政府部门需要加强监管。真正的癌症防治一定是政府、社会、专业机构、非专业机构、民众团体的共同合作。”
这其中又以肺癌为“众癌之首”。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教授、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介绍，肺癌从1990年代中叶起，就成为中国发病率第一的癌症，而且其死亡率还在以每年4.45%的速度上升。
穷癌与富癌此消彼长
在医学界，癌症经常被简单分为两类：穷癌和富癌。前者是指由于营养缺乏，食物粗糙、卫生条件差等引起，如目前已得到公认的由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胃癌、由乙肝病毒引起的肝癌、由于卫生条件差或感染引起的宫颈癌以及由食物过烫或粗糙对食管造成伤害发炎进而引发的食管癌等；后者则是由于饮食高油高盐、生活压力大、环境污染辐射等引起，如结直肠癌、乳腺癌、肺癌、甲状腺癌等。
在《中国肿瘤死亡报告——全国第三次死因回顾抽样调查》一书中可发现，不看绝对数值，去除老龄化影响，从单个癌症的中标率（即将原数值按照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做调整）变化曲线分析，中国的富癌死亡率从1990年代至21世纪初呈明显上升趋势，穷癌则相应呈现出下降趋势。
经济水平不同的城乡区域以及中国东西部区域的癌症死亡率呈现出一定地域特点。
全国第三次死因回顾抽样调查显示，肺癌在中国城市地区癌症死亡率中位居第一，为40.98/10万，占整体死亡率的27.29%。农村地区位居死亡率第一的是肝癌，为26.93/10万，占整体死亡率的20.94%。
一些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高速的经济发展对于癌症的发病和死亡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人民生活卫生水平在提高，医疗条件在改善，癌症的治疗水平在进步。另一方面，环境污染、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和生活压力的增加，使原本低发的癌症逐年增加。目前，正负作用属于抗衡阶段。
有分析人士指出，目前中国的癌症种类构成正处于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过渡的阶段，即从肝癌、胃癌、食管癌等多发到前列腺癌、甲状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等多发的阶段。由于人口基数大，原有的高发癌症依然居高不下，新的强势癌症又不断增多，加之人口老龄化的重叠效应，导致当下中国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处于不断上升趋势。
烟草与雾霾
中国癌症的整体发病率远低于美国、瑞士等发达国家，但是死亡率却远高于这些国家。以国际癌症研究中心（IARC）发布的2012年癌症数据为例，中国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为173.97/10万和122.19/10万，美国相应的数字为317.97/10万和105.78/10万，瑞士相应的数字为286.97/10万和92.48/10万。为何会有这样的倒挂现象发生？
在全球癌症迄今为止的研究中，最为千夫所指的即为抽烟。世界卫生组织认为，2004年，抽烟导致全球510万人死亡以及全球71%的肺癌发生，而空气污染导致120万人死亡，以及全球8%的肺癌发生。
中国医学科学院教授杨功焕表示，欧美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禁烟，现在就已经开始生效。中国的烟草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开始流行，现在的肺癌高发与此关系密切。
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副主任王宁同样认为，目前的肺癌高发现象，主要还是因为过去的控烟工作没有做好。
然而，2013年10月17日，烟草的不光彩角色有了新的继任者。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当天在日内瓦宣布，将大气污染列为致癌物质。
早在2013年7月10日，丹麦癌症社会研究中心就在《柳叶刀肿瘤学》（The Lancet Oncology）杂志发表文章说，即使在欧洲的空气标准阀值下，空气污染也应被列为肺癌的致病原因之一。
该文章表示，每立方米空气中的PM2.5每增加5微克时，患肺癌的风险会增加18%；每立方米空气中的PM10每增加10微克时，患肺癌特别是肺腺癌的风险会增加22%。
王宁对此分析表示，肺癌包含鳞癌和腺癌，目前临床公认，前者与吸烟的关系更为密切，后者则与空气污染、二手烟和厨房油烟等环境因素的关系更为密切。
1998年至2007年，在北京市有组织学诊断的肺癌病例中，鳞癌的构成比例由30.41%下降至24.16%，腺癌则由42.83%上升至46.80%，鳞癌与腺癌的比值由0.71下降至0.52。这也从侧面映证了各国际癌症研究组织对于大气污染致癌性的看法。
对此，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潘小川却持相对保守的意见：“毒理学上其实早已证明，大气污染中肯定含有某些致癌物，但是在整体致癌原因中，大气污染所起的作用并不突出。”
他向记者展示了世卫组织公布的2002年-2003年对人体健康造成伤害的20个危险因素中，排在1-15位的均为营养原因、缺乏运动等个人可控因素及后天行为，室内空气污染和室外空气污染分别位居第18和19位，位于第16和17位的分别是水污染、公共卫生和全球气候变暖，排在第20位的是职业环境危害。也就是说，所有环境危险因素都排在后五名。
杨功焕于2013年6月在《柳叶刀肿瘤学》发表了32页的题为《1990—2010年中国人群健康模式快速转变：全球疾病负担研究2010之启示》一文。文中对中国的环境因素在全民致癌中所起的作用有量化的分析，他认为这个比重大约在8%左右。
地域因素
全国肿瘤登记中心乔友林等人2012年和2013年在专业杂志上发表数篇关于“中国癌症归因分析”的论文，结果表明，中国57.4%的癌症都是可以避免的，避免措施包括控制吸烟、减少感染、个人卫生、加强运动、平衡饮食等。
潘小川认为，在努力减少社会工业排放的同时，个人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长期可持续的关键行为。
王宁表示，以在中国太行山脉一带，即河南、河北和山西等地高发的食管癌为例，这主要是由于当地人爱吃腌菜、爱喝滚烫的粥和面汤以及高度白酒等有关系。食管没有神经，无法感觉到食物的温度，人在喝的时候只在嘴里感觉到烫，一旦咽下去就觉得挺舒服，但是这样对食管造成的烫伤日益积累，最终就造成癌变。王宁的母亲是山西人，至今她都对当地人的这个饮食习惯心有余悸。 全国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副主任陈万青也向记者举例，广东南澳岛上的居民的食管癌发病率一直比周边地区高很多，后经过对历史的研究发现，这些居民祖上是从河南、山西移居过来的，侧面说明生活方式对于癌症的影响。
中国云南省的肺癌高发率一直居全国首位。这除了与大家熟知的当地烟草业发达有关，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也关系密切。王宁表示，云南产的煤属于高硫煤，燃烧后的排放气体对人体健康非常有害。陈万青也观察到，云南农村喜欢用大灶台烧火，并习惯将食材高悬于灶台之上被熏染，长期下来，不仅人直接受到排放物伤害，食物也被污染，再吃下去便是二次伤害。云南个旧的癌症高发则主要源于当地锡矿的开采所带来的氡化物气体的排放。
同样不乏正面案例。世卫组织曾调查发现，中国在1982-1992年期间实行了煤炉改造项目，之后的评估结果显示，在用带烟囱的清洁煤炉替代老式开放型煤炉后，所在区域的肺癌患者人数减少了约40%。
癌症是个社会问题
根据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副主任陈万青的预测，未来10年，中国的癌症发病率与死亡率仍将继续攀升。预计到2020年，中国每年的癌症死亡总数将达300万左右，患病总数将达660万。这催生了对心理呵护、康复指导、社会支持的旺盛需求。
事实上，针对癌症患者心理治疗、康复指导的缺失，早在90年代，部分社会公益组织便已开始了一些有益的尝试。
1998年11月18日，李嘉诚基金会捐资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创建了全国首家宁养院，免费到贫苦患者家里进行服务。
项目负责人罗敏洁说，大家常说的“姑息医学”在国际上更趋向叫“纾缓医学”，宁养指的不单单是给患者止痛，而是满足患者和家属的身体、心理、灵性和社会等方面的需求。
宁养院在宁养理念的指导下，形成了一套家居免费镇痛治疗的“身-心-灵-社”全人服务模式。
此外，一些由癌症患者自发组织形成的非政府自救互助组织也在逐渐发挥作用。1989年，上海市一部分有能力、有影响力的癌症患者出于“同病相怜”，开始“抱团取暖”，成立了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这是全国第一家以病种分类的社会组织。在多年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集体心理治疗”、“创造新生活”、“气功体能锻炼”、“五全理念”、“自己的健康自己参与管理”等新的治疗理念和健康教育模式。
1993年11月，俱乐部创办了上海市癌症康复学校，对癌症患者进行癌症康复教育。
2011年7月，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和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脂类医学技术研究中心共同组建了上海癌症康复研究基地，综合运用营养、运动、心理三位一体全面抗癌，促进康复，降低转移复发率。
俱乐部负责人说，通过心理治疗、体能训练、康复培训等一系列手段，上海市癌症俱乐部会员5年生存率超过70%，这一数字远远高于官方公布的5年平均生存率。
在癌症救助组织的发展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由广州复大肿瘤医院院长徐克成发起、众多癌症患者自发组织的广州市生命之光癌症康复协会在成立之初，也同许多非盈利性的社团组织一样，由于早期没有完善社团登记，未得到政府行政拨款，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和活动场所，导致协会在很长时间内未能有较大的发展。2013年，协会获得广州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的资助，计划建立癌症康复中心，免费为广州的肿瘤患者提供服务，协会开始发挥较大的作用。
针对当前癌症高发，北京朝阳恒兴肿瘤医院院长丁剑认为，“民营医院发展的冲动更强烈”。据丁剑介绍，北京朝阳恒兴肿瘤医院正在计划建一个国际标准的肿瘤姑息病房，以容纳更多癌症患者。
安徽济民肿瘤医院院长刘爱国也持相同的观点：“由于癌症产生的原因是社会、心理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的结果，而且癌症的治疗是复杂的、综合的和长期的，因此必然会导致医疗、护理、救助、心理治疗等相关产业的形成，这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
据刘爱国介绍，目前市场已经出现一些心理咨询公司、医疗陪护公司，这些公司暂时弥补了带瘤生存患者的一些心理和生活需求，但是专业性方面还亟待提高。
刚性需求的背后，相关的公共服务和产业未能跟上，江湖骗子应运而生。《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加了几个癌症治疗康复的QQ群后发现，群里不时有人发布各种抗癌药物和治疗方法的广告，有些疗法甚至声称治疗癌症康复率达到30%，有效率达到100%。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教授、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建议：“相关政府部门需要加强监管。真正的癌症防治一定是政府、社会、专业机构、非专业机构、民众团体的共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