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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虞弘墓中的门砧狮体现了中国古代墓葬的传统习惯，虞弘墓的墓葬形制、葬具、随葬品与中国丧葬的做法极其相似，但我们从虞弘墓的石椁图像中可以看出，虞弘墓带有浓郁的粟特祆教文化特征。通过虞弘墓的门砧石狮现象与粟特祆教墓葬形制作比较，从而在中国式微缩现实世界的墓葬中，窥探其将自己的信仰系统与中国流行的葬式相结合的形式，及其粟特人墓葬在华汉化的表现。
关键词：门砧石狮；虞弘墓；祆教；汉化
一、门砧石狮的发展演变
门砧，古时候门下面的垫基，带有凹槽，用于支撑门的转轴，一般为石刻。《营造法式》中记载：“造门砧之制，长三尺五寸。”墓葬中的门砧最先是石虎的形态，而后随着狮子入华及佛教的传入，又演变成石狮的形态。东汉时就有明确记载外国来华使节向朝廷贡奉狮子的细节。《后汉书·章帝纪》记载，章和元年（87年），“是岁，西域长史班超击莎车，大破之，月氏国遣使献扶拔、师子。”可知，早期中国境内的狮子，多是由外国来华使节进贡而来。
与此同时，佛教在中国盛行，由此催生大量佛教石窟出现。佛教中，狮子代表着威严、正义、有着护法的功能。我们在早期佛教石窟雕塑中也可找到狮子的雄伟身影，如云冈石窟第十窟前室西壁屋形龛里，在交脚菩萨的两旁各雕有一狮子。狮子蹲坐状，张口扭头面向菩萨。又如龙门石窟古阳洞的北壁列龛，也是在交脚菩萨两旁各立一狮子，狮子均昂首挺胸，侧视菩萨。可见，狮子在佛教中具有辟邪镇恶的功能。因此，帝王将相墓葬前常立有石狮以守卫墓主，如唐代乾陵、昭陵前的石狮。同时狮子作为保护神，也出现在寺庙等宗教场所。由此可见，南北朝隋唐时期将墓中门砧做成狮子状，应该也是为了辟邪护卫。
二、粟特人的墓葬形制
虞弘墓作为信仰祆教的粟特人墓葬出现了门砧石狮，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通过上述论证，我们知道陵墓中放置动物的造型在中国古代是很普遍的，如：北魏大同方山永固陵的墓门下有虎状门砧，唐高宗和武后合葬墓的乾陵墓门两侧置蹲狮一对等现象，由此也说明门两侧或者门砧上塑造动物造型，不管是出于美观，还是出于辟邪，或者为了体现墓主身份的目的，这虽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现象，确实是中国古代的传统习惯。而粟特人信仰祆教，其墓葬方式是否也是如此呢？
通过文献考证，发现五世纪以后在索格特有一种风俗，把死者的肉从骨头上清除掉，然后把尸骨葬在骨瓮里。《隋书·石国传》载：“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烧余之骨，金瓮盛之，置于床上，巡绕而行，散以花香杂果，王率臣下设祭焉。”除此之外，在《通典·西蕃记》发现记载了有关康国人的葬俗：“国城外，别有二百余户，专知丧事。别筑一院。其内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之。内尽，收骸骨埋殡，无棺椁。”从上述可知，骨瓮为中亚地区粟特人的主要葬具，其内盛有死者的骨头。
中亚地区发现的数百个骨瓮也证实了文献的说法，如莫拉·库尔干出土的一件骨瓮，正面装饰三拱，中间一拱饰火坛，两侧拱各站一戴口罩的袄教祭司，拱上刻画袄教中的神。可见，由于信仰袄教的粟特人埋葬时“无棺椁”，仅用小型的骨瓮收藏经过处理的尸骨，因此不难想象，在这类葬具旁是很难出现狮子等动物造型，以此护卫死者灵魂的。在新疆吐鲁番巴达木墓地的康氏墓园、交河故城沟西墓地的康氏家族墓。这些墓葬大部门有封门或者墓门，但未见有门砧，更不见有狮形门砧者。同时，在这些墓葬的出土物中，我们也没有发现狮子形象。因此，我们可以说，中亚和新疆的粟特人墓葬中，并不流行狮子的因素，也不流行在墓门处设置辟邪性质的动物门砧，更不用说设置狮形门砧了。
三、粟特人墓葬的汉化表现
普遍学者认为虞弘墓的墓主是一位虔诚的祆教徒，我们发现浮雕上的狮子在祆教中并非善的形象，石椁上出现了狮子与人，或者牛，或者骆驼，或者象搏斗的情景。如石撑正面左壁刻画的图像，姜伯勤定为“手持石榴之密特拉神”，图案下栏为一只狮子正在撕咬一头牛。又如石椁东壁北部刻画的图案，姜伯勤定为“张弓的胜利之神瓦赫拉姆”，图案上栏为骑在骆驼上的神正在张弓拔箭射向一只迎面扑来的狮子，而骆驼和旁边的狗也在合力咬另外的狮子。而在袄教教义中，牛、骆驼等都是美好的动物。如《蒂尔·亚什特》第六章载：“威严的蒂什塔尔在每月中间十个夜晚现形，化作一头金倚角的牛，在星光中飞驰。”可知，既然牛、骆驼等代表的是善的一边，那狮子便是邪恶的一边。所以，即使在信仰祆教的粟特人墓葬中真的出现了动物造型的墓门门砧，应该就是粟特人墓葬汉化的结果。
为虞弘送葬的人，可能懂得和接受了中国当地的基本礼俗，墓葬形制、葬具、随葬品都选择了中国丧葬的做法，在中国式微缩现实世界的墓葬中，尽量表达虞弘生前的信仰和理想，依据波斯文化的文本进行了具象的雕刻创作，尽管一些细节、组合未必十分精确，却实现了保持自身文化，在死后埋葬时尽量加以体现的目的。必须指出，这些雕刻的内容并非是来华外国人现实生活的写照，那些骑骆驼、骑象与猛兽搏斗等场面不可能在现实中发生，图像只是夸张地表现出穿越时空的异域信仰和习俗，以怀旧情绪谋求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坚持。以虞弘墓为代表的近年发现的具有浓厚外来文化色彩的雕刻，也表明了北朝至隋代，来华外国人已将自己的信仰系统与中国流行的葬式相结合了起来，这是不同的文化前所未有的契合，为后来唐代历史文化上传奇式化大幅度转型奠定了基礎。
总结
综上所述，在迄今为止发现的袄教性质的墓葬中，我们也看到了狮子守卫的影子，而且这些狮子在造型上也与当地的门砧石狮造型相似，而这些墓葬中本不应该出现守卫的狮子形象，由此，如果说内地蹲坐状的狮子造型是佛教影响汉文化的结果，信仰袄教的粟特人墓葬中出现门砧石狮，则是汉文化影响袄教文化的结果，是粟特人墓葬在华汉化的结果。
虞弘墓图像中骑骆驼、骑象与狮子搏斗不可能发生在中国北方，即便在西亚中亚也未必是写实的场景。其他图像如宴饮场面虽然生活中有原型，出现在石椁图像中也并非是要反映现实。虞弘是新移民，其死后石椁上的图像，应该是穿越时空移植异国的文化与信仰，试图通过理想化场景的展示，以求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坚持。当然，虞弘墓依据波斯文化及美术形式在中国进行雕刻的过程中必然会有所改变，一些细节、组合未必十分精确地按照本土的样式来制作，加上工匠创作时理解的差异，出现一些带有中国色彩的变化。
参考文献
[1]齐东方.读太原隋虞弘墓[J].中国文物报.2006.5
[2]齐东方.虞弘墓人兽搏斗图像及其文化属性[J].文物.2006 年第8期
[3]杨巨平.虞弘墓祆教文化内涵试探[J].世界宗教研究.2006 年第3期
[4]张金龙.隋代虞弘族属及其祆教信仰管窥[J].文史哲.2006 年第2期
作者简介
宋亚敏（1990.10-），女，汉族，河南省许昌市，河南大学大学艺术学院，15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美术学，研究方向：美术史论。
（作者單位：河南大学艺术学院）
关键词：门砧石狮；虞弘墓；祆教；汉化
一、门砧石狮的发展演变
门砧，古时候门下面的垫基，带有凹槽，用于支撑门的转轴，一般为石刻。《营造法式》中记载：“造门砧之制，长三尺五寸。”墓葬中的门砧最先是石虎的形态，而后随着狮子入华及佛教的传入，又演变成石狮的形态。东汉时就有明确记载外国来华使节向朝廷贡奉狮子的细节。《后汉书·章帝纪》记载，章和元年（87年），“是岁，西域长史班超击莎车，大破之，月氏国遣使献扶拔、师子。”可知，早期中国境内的狮子，多是由外国来华使节进贡而来。
与此同时，佛教在中国盛行，由此催生大量佛教石窟出现。佛教中，狮子代表着威严、正义、有着护法的功能。我们在早期佛教石窟雕塑中也可找到狮子的雄伟身影，如云冈石窟第十窟前室西壁屋形龛里，在交脚菩萨的两旁各雕有一狮子。狮子蹲坐状，张口扭头面向菩萨。又如龙门石窟古阳洞的北壁列龛，也是在交脚菩萨两旁各立一狮子，狮子均昂首挺胸，侧视菩萨。可见，狮子在佛教中具有辟邪镇恶的功能。因此，帝王将相墓葬前常立有石狮以守卫墓主，如唐代乾陵、昭陵前的石狮。同时狮子作为保护神，也出现在寺庙等宗教场所。由此可见，南北朝隋唐时期将墓中门砧做成狮子状，应该也是为了辟邪护卫。
二、粟特人的墓葬形制
虞弘墓作为信仰祆教的粟特人墓葬出现了门砧石狮，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通过上述论证，我们知道陵墓中放置动物的造型在中国古代是很普遍的，如：北魏大同方山永固陵的墓门下有虎状门砧，唐高宗和武后合葬墓的乾陵墓门两侧置蹲狮一对等现象，由此也说明门两侧或者门砧上塑造动物造型，不管是出于美观，还是出于辟邪，或者为了体现墓主身份的目的，这虽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现象，确实是中国古代的传统习惯。而粟特人信仰祆教，其墓葬方式是否也是如此呢？
通过文献考证，发现五世纪以后在索格特有一种风俗，把死者的肉从骨头上清除掉，然后把尸骨葬在骨瓮里。《隋书·石国传》载：“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烧余之骨，金瓮盛之，置于床上，巡绕而行，散以花香杂果，王率臣下设祭焉。”除此之外，在《通典·西蕃记》发现记载了有关康国人的葬俗：“国城外，别有二百余户，专知丧事。别筑一院。其内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之。内尽，收骸骨埋殡，无棺椁。”从上述可知，骨瓮为中亚地区粟特人的主要葬具，其内盛有死者的骨头。
中亚地区发现的数百个骨瓮也证实了文献的说法，如莫拉·库尔干出土的一件骨瓮，正面装饰三拱，中间一拱饰火坛，两侧拱各站一戴口罩的袄教祭司，拱上刻画袄教中的神。可见，由于信仰袄教的粟特人埋葬时“无棺椁”，仅用小型的骨瓮收藏经过处理的尸骨，因此不难想象，在这类葬具旁是很难出现狮子等动物造型，以此护卫死者灵魂的。在新疆吐鲁番巴达木墓地的康氏墓园、交河故城沟西墓地的康氏家族墓。这些墓葬大部门有封门或者墓门，但未见有门砧，更不见有狮形门砧者。同时，在这些墓葬的出土物中，我们也没有发现狮子形象。因此，我们可以说，中亚和新疆的粟特人墓葬中，并不流行狮子的因素，也不流行在墓门处设置辟邪性质的动物门砧，更不用说设置狮形门砧了。
三、粟特人墓葬的汉化表现
普遍学者认为虞弘墓的墓主是一位虔诚的祆教徒，我们发现浮雕上的狮子在祆教中并非善的形象，石椁上出现了狮子与人，或者牛，或者骆驼，或者象搏斗的情景。如石撑正面左壁刻画的图像，姜伯勤定为“手持石榴之密特拉神”，图案下栏为一只狮子正在撕咬一头牛。又如石椁东壁北部刻画的图案，姜伯勤定为“张弓的胜利之神瓦赫拉姆”，图案上栏为骑在骆驼上的神正在张弓拔箭射向一只迎面扑来的狮子，而骆驼和旁边的狗也在合力咬另外的狮子。而在袄教教义中，牛、骆驼等都是美好的动物。如《蒂尔·亚什特》第六章载：“威严的蒂什塔尔在每月中间十个夜晚现形，化作一头金倚角的牛，在星光中飞驰。”可知，既然牛、骆驼等代表的是善的一边，那狮子便是邪恶的一边。所以，即使在信仰祆教的粟特人墓葬中真的出现了动物造型的墓门门砧，应该就是粟特人墓葬汉化的结果。
为虞弘送葬的人，可能懂得和接受了中国当地的基本礼俗，墓葬形制、葬具、随葬品都选择了中国丧葬的做法，在中国式微缩现实世界的墓葬中，尽量表达虞弘生前的信仰和理想，依据波斯文化的文本进行了具象的雕刻创作，尽管一些细节、组合未必十分精确，却实现了保持自身文化，在死后埋葬时尽量加以体现的目的。必须指出，这些雕刻的内容并非是来华外国人现实生活的写照，那些骑骆驼、骑象与猛兽搏斗等场面不可能在现实中发生，图像只是夸张地表现出穿越时空的异域信仰和习俗，以怀旧情绪谋求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坚持。以虞弘墓为代表的近年发现的具有浓厚外来文化色彩的雕刻，也表明了北朝至隋代，来华外国人已将自己的信仰系统与中国流行的葬式相结合了起来，这是不同的文化前所未有的契合，为后来唐代历史文化上传奇式化大幅度转型奠定了基礎。
总结
综上所述，在迄今为止发现的袄教性质的墓葬中，我们也看到了狮子守卫的影子，而且这些狮子在造型上也与当地的门砧石狮造型相似，而这些墓葬中本不应该出现守卫的狮子形象，由此，如果说内地蹲坐状的狮子造型是佛教影响汉文化的结果，信仰袄教的粟特人墓葬中出现门砧石狮，则是汉文化影响袄教文化的结果，是粟特人墓葬在华汉化的结果。
虞弘墓图像中骑骆驼、骑象与狮子搏斗不可能发生在中国北方，即便在西亚中亚也未必是写实的场景。其他图像如宴饮场面虽然生活中有原型，出现在石椁图像中也并非是要反映现实。虞弘是新移民，其死后石椁上的图像，应该是穿越时空移植异国的文化与信仰，试图通过理想化场景的展示，以求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坚持。当然，虞弘墓依据波斯文化及美术形式在中国进行雕刻的过程中必然会有所改变，一些细节、组合未必十分精确地按照本土的样式来制作，加上工匠创作时理解的差异，出现一些带有中国色彩的变化。
参考文献
[1]齐东方.读太原隋虞弘墓[J].中国文物报.2006.5
[2]齐东方.虞弘墓人兽搏斗图像及其文化属性[J].文物.2006 年第8期
[3]杨巨平.虞弘墓祆教文化内涵试探[J].世界宗教研究.2006 年第3期
[4]张金龙.隋代虞弘族属及其祆教信仰管窥[J].文史哲.2006 年第2期
作者简介
宋亚敏（1990.10-），女，汉族，河南省许昌市，河南大学大学艺术学院，15级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专业：美术学，研究方向：美术史论。
（作者單位：河南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