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徐永昌这个人，是在2014年6月。那时本刊的华东站站长陈磊联系上编辑同事白伟志，说有这么一个历史类的题材，适合我去做。这个题材就是徐永昌。刚听到徐永昌这个名字时，我还误以为是徐世昌，一查之下发现不是，而且发现两人的名字虽是一字之差，但行事风格却谬以千里。
　　陈磊接触到这个题材，也是因为知道李玺林推动兴建徐永昌纪念馆受阻这件事。李先生的事已经在徐永昌封面报道中提及，他与徐永昌一样，都是出身于山西大同，由于对徐这位乡先贤有极深的感情，他近年试图推动大同市建一个徐永昌纪念馆。刚开始时，他接触了大同原市长耿彦波，耿对此事也很上心，但由于后来调离了大同，建纪念馆这件事也停滞了下来。李玺林为此东奔西走，但完全没有进展。我在上海采访了李先生，交谈中发现，他言辞间常为耿彦波调走而痛惜不已。当时给我的感慨就是，“人走茶凉”这4个字，实在说得再精当不过了。
　　无论如何，对于徐永昌这样一位国军陆军一级上将来说，在其成长地没有一个纪念馆，是说不过去的。
　　之后，我从广州飞去大同，重访将军故里。出发那天，大雨滂沱，航班延误。由于广州飞大同的航班一天只有一班，如果当天飞不了，就意味着只能改日出发。在机场里等得焦躁的时候，随手上网查阅资料，无意中看到了徐永昌的毛笔字，写得古朴遒劲，中正雅重的气息扑面而来，瞬间静下心去。等了一个小时后，飞机顺利起飞。
　　历史类题材的稿子向来不好写，而徐永昌这个选题更不好写。最大的限制便是资料短缺。本来国人普遍对这位将军所知不多，我也不例外。国共内战后，徐永昌追随蒋介石到了台湾。而受制于两岸的特殊关系，台湾方面的很多资料无法一一获得，于是只能在手头所得的各种资料中，按图索骥，不断扩充，才慢慢得以充实。其实资料是看不完的，直到稿子写出来后，依然觉得还有很多書需要寓目。
　　这是一个矛盾：为了选题的写作，不得不多看相关的书，而看得越多，则发现需要看的书更多，这时候提笔，诸多顾忌就如影随形。历史题材吃力不讨好之处，就在这里。
　　读了5个月的资料，我开始动笔。通篇稿子都在试图解决这两个问题：徐永昌是谁？他有什么遗泽赠予今人？徐身历晚清民国两个时期，见证了满清垮台、北伐、抗战、内战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他为孙岳、阎锡山、蒋介石三人奔走，都竭智穷力，又保持了自我的独立。在蒋麾下时，主要从事幕后工作，事功并不浮在水面上，可谓是个“水面下的人”。好在历史并不总是书写那些水面上的人物，否则一部二十四史只写帝王本纪就可以了，世家、列传可以都不要了——事实上，列传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本纪。
　　凝视徐永昌那手古朴厚重的毛笔字时，联想到徐的心志和行事风格，我脑海中突然闪过了一句话：这是一位士君子。后来，“士人与将军”这5个字成了主文的标题。士之所以成其为士，其要在修身。《大学》：“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徐永昌留给今人的遗泽也在这里，值得书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严格说起来，徐永昌依然属于“水面上的人”，因为他是军令部部长，抗战胜利后又代表中国政府赴日受降，可谓万众瞩目。然而缔造抗战胜利的，还有大量的无名英雄，这些真正的“水面下的人”，同样值得后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