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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5000年文明,造就的是无数的经典著作。然而在当今社会,“经典”的名号正在被滥用。究竟怎样算是经典?我们应当怎样面对经典?本文试从布鲁姆《西方正典》中的理论出发,尝试探讨我们应当怎样重读经典的问题。
关键词:布鲁姆《西方正典》 经典作品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布鲁姆的《西方正典》是一本值得我们仔细品读的书,他在书中表达了自己关于所谓“经典”的分析与思考,串讲、赏析和评论了他心目中26位大师级人物的经典作品,主张发挥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反对所谓“憎恨学派”,阐述了自己对眼下文学状况的担忧。其中《经典悲歌》这部分,从题目到内容都显示了布鲁姆对当今文学界的重重忧虑:真正的“经典阅读”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复存在,我们无法实现对真正经典之作的界定与阅读。当下中国就存在“经典”泛滥的情形以及普遍功利性的阅读方式,我们应当深刻思考的是现今社会应当怎样对待经典著作才是正视了“经典阅读”。
一 经典考量:有所选择和崇拜,但不迷信
在《经典悲歌》中,布鲁姆首先提出的就是关于读书的选择问题。首先“读书必有取舍,因为实际上一个人没有足够时间读尽一切,即使他万事不做光读书也罢。”布鲁姆认为这种想法有道理,然而未必太过理想化。的确读一些不好的书会给我们带来不好的影响,然而也无法说读好书就能够教化自身,更何况“一切劣诗都是真诚的”,即使是不好的作品也有其值得阅读之处。那么究竟应如何定义和规范这种视野呢?面对浩瀚如海书籍,我们应当怎样甄别、判断和选择呢?对此,作者并没有显出非常焦急的情绪来,因为这个问题或许“只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关切”,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并且应当凭自己的喜好选择适合自己的书籍。对于一本书的优劣界定属于文学批评的范畴。文学理论甚至文学本身就是精英化的,所以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其任务仅仅是选择自己喜欢的书籍,文学欣赏又是个人性的,它因为应当归属于审美领域而有其独特性,我们无法简单地、普遍意义上地对待它。
然而现状却不容乐观,因为“许多同行们避开了审美领域”,他们“把审美降为了意识形态”,不再持有文学作品的“无用论”,而是开始将文学作品放在社会中考量,文学评论家们所做的事变成了将文学评论这一学科的水准降低,正因如此,才有越来越多的人才从这里流失,它走向了“下坡路”。而与此同时,伪专家们开始包装“经典”,这一定义于是发生了错乱。
可是究竟怎样的作品才能算是经典呢?布鲁姆没有为其下定义,而是追溯到它的起源,并与现在进行了比较。所谓“经典”,已经不同于它的最初意义了,并且现代社会还在不断改变着经典的意义,甚至有的评论家都认为经典是被包装和炒作出来的。布鲁姆反对眼下的所谓“憎恨学派”,它们导致了文学研究的分裂。经典需要重新被唤醒,经典的评定需要精神上的回归。
想要探究布鲁姆的思想,首先我们就要承认,一个人活在世上是必须通过读书来获得知识的,然而眼下书籍浩瀚如烟,我们即使穷尽一生都无法读尽,所以此时我们就必须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我们要选择应该读的、好的著作来进行阅读,而这种著作无疑应当属于经典著作范畴之中。
但是笔者认为,我们应该选择和崇拜经典,却也不能过于迷信经典。正如奥登所说(这也是被布鲁姆所赞同的),即使是不好的作品,也不过是艺术创作上的问题使它不能够被称作经典,只要其中依然饱含真挚的情感,依然有感染读者的力量,它就没有失去阅读的价值。我们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在于过于迷恋经典,这种行为助长了文学界的不正之风——在当下市场化的时代,作家总是希望作品大卖,出版商也竭尽全力炒作,并且有了“经典”的包装,作品会好卖得多。这些被包装出来的“经典”被大众所追捧,甚至被奉为若干“唯一具有可读性的作品”,这样一来,混乱状况出现了,作品价值、地位的界定变得模糊。这就涉及到了布鲁姆所提及的他的同行们出现的情形,很多文学批评家所做的已经不再是文学批评,而转入了文化批评的领域中去,审美领域进入了一种尴尬的局面,众人都绕开它谈一些其他的问题,作品审美领域中的价值仿佛不再那么重要,它们被放入了社会领域中去进行衡量和比较。
在古老的亚里士多德时代,关于诗歌的有用和无用之争就十分激烈,文学作品仿佛只应该是一种愉情的东西,我们需要从中获得的是审美的享受,是感受到从作品中传达出来的美的张力。然而一直以来却有更多人持有另一种观点,那就是文学应当有其社会功用,他们将文学作品放到社会中去衡量,而衡量的目的并不是在文本层面上分析这部作品怎样受到了当时社会的影响,而是去衡量它在社会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就仿佛儒家的“诗教”,即使是作诗,也绝不可是单纯抒发自己情感,更不应当是闲来戏笔,这类作品是被视为有悖于正宗的,诗歌就应当反映社会现实,有鞭策的作用,要对整个社会起到教化的作用,这才是真正的诗歌。
笔者比较赞同的是文学作品的“无用论”。文学的价值本来就在于其审美性,可是给人带来愉悦的感受却在当今社会被看成是最无用的东西,正是这种“无用”使得文人的地位遭受到了降低的命运。面对这种状况,一些人就开始疯狂地试图证明文学对于社会是有用的,而另一些人就执拗地在绝望中发出无力的呐喊,试图让“无用”回归人们的心中,争执于是出现。时至今日,人们往往处于疑惑之中,究竟应该如何界定、品评和看待文学成为了一个艰难的问题。
文学批评不属于大众,也不针对大众,它只是少部分精英所从事的工作,并且文学批评并不会给社会带来什么直接的好处,文学和文学批评都不能够使这个社会变得更好或者更坏,他们都是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不能被其他条件所左右,包括我们不能强迫一个人去认为某个作品是好或是坏,因为每个人会因为有不同的审美眼光而对作品的看法有所不同。所以文学作品阅读的选择应该是个人的事情,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需要,可能出于某种功利的目的,也可能的确只是为了愉情,而与此同时,对文学是否是经典的界定应该交还到文学批评家的手中,从大众的品评下脱离出来,大众的品评应当只留存于个人的欣赏领域之中。
二 经典品评:炒作使“经典”越来越走形
中国当下的文学界,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正如布鲁姆所焦虑的并不是个人怎样面对文学作品,而是整个社会如何面对文学作品,是社会如何定义经典、文学评论家们如何对待经典。当整个社会和文学批评家都无法以平衡的心态去面对经典时,文学就进入了分崩离析的阶段。
大约在本世纪初,在国家大力倡导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我国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国学热。原本只是一些高校设立国学系,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培养一些专业人才,以求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中华文明,然而经过几年的演变,竟然成为了一场全民国学热。还隐约记得国学热初兴之时,每每走到书店,都可以看到架子上一排排的“古籍”,有的印成了精装本,有的是线装本,各个出版社、书局都积极发行这些书籍,无论是《诗经》还是唐诗宋词,无论是《史记》还是春秋三传,各种古典文学作品纷纷上架,从小孩到老人,都喜欢捧上一本来读。事实上,这不应是坏事,毕竟全民增加古文素养是很好的,也的确有利于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然而问题就在于如同上文所说,在激烈的竞争下,“经典”逐渐成为了卖书的砝码,并且这种势头愈演愈烈,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国学经典”、“某某大师推荐经典国学教程”等等字样,印在了封面或书脊上,仿佛有了“经典”这个词,才更有权威,才能把自己推销出去。尤其是近几年,国学热演变成了各家各派竞相“重读”中国古代文学,哪一家更权威、哪一家更值得一读成为了出版社竞争的噱头,在宣传和出版时离不开“经典”二字,或是大大地印在海报上,或是作为书本的副标题。这是我们迷信经典的结果,并且更加促成了我们深深地陷入“经典”的漩涡中。
这种现象不只局限在国学类书籍中,其他书籍也是如此。在文学名著上冠以“经典读本”就不说什么了,连畅销小说都要用斗大的字写上“某某经典之作”、“百年经典之作横空出世”等等宣传语,这便令人不可理解了。最常见的大概要算是书报亭中卖的武侠作品,无论是谁写的,无论写得怎么样,但凡是想要炒作,就挂上一张色彩斑斓的海报,写上“经典”二字,还要突出出来以示其重要性,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究竟什么才是经典?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批判和对待经典?这是我们需要深思的问题。在当下社会,被冠以“经典之作”名号的有几种不同的情况。有时,那些书籍的确是经典之作,比如说在常销书中的文学名著,经历了几百年的洗礼,的确有被世界认同和肯定的价值,读来有发人深思和悦人心性的作用,成为经典确实有其道理。而有时,所谓“经典”就只成为了炒作的噱头,只是为了引得人们多看一眼,吸引那些不了解真实情况的买者,增加一份售出的筹码。更有时,所谓“经典”则是销售量最大的书,原本就有很多人对其感兴趣,于是冠以“经典”二字,并且还要将销量印在说明中,好像销售量也是衡量其是否是经典的指标之一,令人苦笑不止。我们现在就是在这样的混乱局势中滥用“经典”一词的。
原本经典就不应该是由大众决定的,所谓经典,当是由有相当天分或者经过相当程度努力的作家,以生花之妙笔,创作出直达人心的作品,然后经过岁月的锤炼和众人的见证,并且由文学批评家们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审视,最终才能够被定格成为“经典”的。然而现在我们有太多的“速成经典”,导致了经典泛滥,令人不知如何是好。而且现在尽管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发达,却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现代社会所固有的弊病。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被市场化的经济大潮牵着鼻子向前冲,完全失去了淡泊悠远的心境,连读书都变得功利起来。学生读书是为了学习,除了课本就只知道啃参考书,闲暇时间想要休闲一下,总是抓起毫无营养价值可言的垃圾杂志,看那些花花绿绿的小道消息。上班以后想要读书则更难,白天整日工作,晚上应酬连连,周末休息还要出去休闲或者做家务,即使拿起了书也很快就放下,很难再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了。好不容易退休了,还要帮着孩子照顾孙子孙女,况且现在出的书是字号越来越小,空白越来越大,看书,实在是很难。于是,真正的经典好书就在这样的社会中被搁置了,只有小孩子会被家长逼着看一些什么“必读书目”,然而我们能够指望小孩子从中读出什么人生的道理吗?
经典在现代的社会中就这样化成了灰烬,读不起、读不懂、没有时间读,读的都是冠着经典名的非经典读物,真正的经典束之高阁,文学评论家们放弃了经典而去研究文化现象,出版商们接着经典的名号火热地炒作,“经典”成为了一种符号,一种令人看起来感觉很麻木的符号,而不再是真正能够令人静心阅读、给人以审美愉悦的文学作品了。面对这种现状,即将直面文坛的我们应该想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呢?或许目前,我们能做的只有在火热的大潮之中冷静自己的心灵,捧起经历时间锤炼的真正的经典,重新去咀嚼它们,在哪怕一瞬间可以静心阅读的意念里,不带功利地、追求审美享受地去阅读那些作品,在心中触摸真正经典的标准,以唤醒几在时下“经典”浪潮中被冲花了眼,以期看清“经典”的面目。
三 结语:重读经典,心静自然凉
面对经典的浪潮,我们渺小到没有反抗的力量。或许“无用”可以也应该作为判别经典的标准之一。我们要面对的,不只有商业大潮,还有真正的文学批判的风浪,眼下的我们,真的应该好好思考一下什么才是经典,怎样去面对经典。如果时下这把“经典”的“火”不能熄灭,“经典”所包含的真正意义将一点点地燃尽。尤其是即将步入文学领域的年轻人,他们或许或者事实上的确不能伟大到迅速纠正“经典”泛滥的局势,然而至少要在内心定下标尺,清楚究竟什么才是经典、应该怎样去面对经典——首先自己不能乱了脚步,才能再去引导他人。心静自然凉,我们现在要在火热的浪潮中静下心来,重读经典,是文学的真正出路。
参考文献:
[1] 布鲁姆,江宁康译:《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简介:汪源,女,1988—,吉林长春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07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在读。
关键词:布鲁姆《西方正典》 经典作品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布鲁姆的《西方正典》是一本值得我们仔细品读的书,他在书中表达了自己关于所谓“经典”的分析与思考,串讲、赏析和评论了他心目中26位大师级人物的经典作品,主张发挥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反对所谓“憎恨学派”,阐述了自己对眼下文学状况的担忧。其中《经典悲歌》这部分,从题目到内容都显示了布鲁姆对当今文学界的重重忧虑:真正的“经典阅读”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复存在,我们无法实现对真正经典之作的界定与阅读。当下中国就存在“经典”泛滥的情形以及普遍功利性的阅读方式,我们应当深刻思考的是现今社会应当怎样对待经典著作才是正视了“经典阅读”。
一 经典考量:有所选择和崇拜,但不迷信
在《经典悲歌》中,布鲁姆首先提出的就是关于读书的选择问题。首先“读书必有取舍,因为实际上一个人没有足够时间读尽一切,即使他万事不做光读书也罢。”布鲁姆认为这种想法有道理,然而未必太过理想化。的确读一些不好的书会给我们带来不好的影响,然而也无法说读好书就能够教化自身,更何况“一切劣诗都是真诚的”,即使是不好的作品也有其值得阅读之处。那么究竟应如何定义和规范这种视野呢?面对浩瀚如海书籍,我们应当怎样甄别、判断和选择呢?对此,作者并没有显出非常焦急的情绪来,因为这个问题或许“只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关切”,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并且应当凭自己的喜好选择适合自己的书籍。对于一本书的优劣界定属于文学批评的范畴。文学理论甚至文学本身就是精英化的,所以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其任务仅仅是选择自己喜欢的书籍,文学欣赏又是个人性的,它因为应当归属于审美领域而有其独特性,我们无法简单地、普遍意义上地对待它。
然而现状却不容乐观,因为“许多同行们避开了审美领域”,他们“把审美降为了意识形态”,不再持有文学作品的“无用论”,而是开始将文学作品放在社会中考量,文学评论家们所做的事变成了将文学评论这一学科的水准降低,正因如此,才有越来越多的人才从这里流失,它走向了“下坡路”。而与此同时,伪专家们开始包装“经典”,这一定义于是发生了错乱。
可是究竟怎样的作品才能算是经典呢?布鲁姆没有为其下定义,而是追溯到它的起源,并与现在进行了比较。所谓“经典”,已经不同于它的最初意义了,并且现代社会还在不断改变着经典的意义,甚至有的评论家都认为经典是被包装和炒作出来的。布鲁姆反对眼下的所谓“憎恨学派”,它们导致了文学研究的分裂。经典需要重新被唤醒,经典的评定需要精神上的回归。
想要探究布鲁姆的思想,首先我们就要承认,一个人活在世上是必须通过读书来获得知识的,然而眼下书籍浩瀚如烟,我们即使穷尽一生都无法读尽,所以此时我们就必须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我们要选择应该读的、好的著作来进行阅读,而这种著作无疑应当属于经典著作范畴之中。
但是笔者认为,我们应该选择和崇拜经典,却也不能过于迷信经典。正如奥登所说(这也是被布鲁姆所赞同的),即使是不好的作品,也不过是艺术创作上的问题使它不能够被称作经典,只要其中依然饱含真挚的情感,依然有感染读者的力量,它就没有失去阅读的价值。我们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在于过于迷恋经典,这种行为助长了文学界的不正之风——在当下市场化的时代,作家总是希望作品大卖,出版商也竭尽全力炒作,并且有了“经典”的包装,作品会好卖得多。这些被包装出来的“经典”被大众所追捧,甚至被奉为若干“唯一具有可读性的作品”,这样一来,混乱状况出现了,作品价值、地位的界定变得模糊。这就涉及到了布鲁姆所提及的他的同行们出现的情形,很多文学批评家所做的已经不再是文学批评,而转入了文化批评的领域中去,审美领域进入了一种尴尬的局面,众人都绕开它谈一些其他的问题,作品审美领域中的价值仿佛不再那么重要,它们被放入了社会领域中去进行衡量和比较。
在古老的亚里士多德时代,关于诗歌的有用和无用之争就十分激烈,文学作品仿佛只应该是一种愉情的东西,我们需要从中获得的是审美的享受,是感受到从作品中传达出来的美的张力。然而一直以来却有更多人持有另一种观点,那就是文学应当有其社会功用,他们将文学作品放到社会中去衡量,而衡量的目的并不是在文本层面上分析这部作品怎样受到了当时社会的影响,而是去衡量它在社会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就仿佛儒家的“诗教”,即使是作诗,也绝不可是单纯抒发自己情感,更不应当是闲来戏笔,这类作品是被视为有悖于正宗的,诗歌就应当反映社会现实,有鞭策的作用,要对整个社会起到教化的作用,这才是真正的诗歌。
笔者比较赞同的是文学作品的“无用论”。文学的价值本来就在于其审美性,可是给人带来愉悦的感受却在当今社会被看成是最无用的东西,正是这种“无用”使得文人的地位遭受到了降低的命运。面对这种状况,一些人就开始疯狂地试图证明文学对于社会是有用的,而另一些人就执拗地在绝望中发出无力的呐喊,试图让“无用”回归人们的心中,争执于是出现。时至今日,人们往往处于疑惑之中,究竟应该如何界定、品评和看待文学成为了一个艰难的问题。
文学批评不属于大众,也不针对大众,它只是少部分精英所从事的工作,并且文学批评并不会给社会带来什么直接的好处,文学和文学批评都不能够使这个社会变得更好或者更坏,他们都是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不能被其他条件所左右,包括我们不能强迫一个人去认为某个作品是好或是坏,因为每个人会因为有不同的审美眼光而对作品的看法有所不同。所以文学作品阅读的选择应该是个人的事情,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需要,可能出于某种功利的目的,也可能的确只是为了愉情,而与此同时,对文学是否是经典的界定应该交还到文学批评家的手中,从大众的品评下脱离出来,大众的品评应当只留存于个人的欣赏领域之中。
二 经典品评:炒作使“经典”越来越走形
中国当下的文学界,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正如布鲁姆所焦虑的并不是个人怎样面对文学作品,而是整个社会如何面对文学作品,是社会如何定义经典、文学评论家们如何对待经典。当整个社会和文学批评家都无法以平衡的心态去面对经典时,文学就进入了分崩离析的阶段。
大约在本世纪初,在国家大力倡导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我国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国学热。原本只是一些高校设立国学系,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培养一些专业人才,以求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中华文明,然而经过几年的演变,竟然成为了一场全民国学热。还隐约记得国学热初兴之时,每每走到书店,都可以看到架子上一排排的“古籍”,有的印成了精装本,有的是线装本,各个出版社、书局都积极发行这些书籍,无论是《诗经》还是唐诗宋词,无论是《史记》还是春秋三传,各种古典文学作品纷纷上架,从小孩到老人,都喜欢捧上一本来读。事实上,这不应是坏事,毕竟全民增加古文素养是很好的,也的确有利于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然而问题就在于如同上文所说,在激烈的竞争下,“经典”逐渐成为了卖书的砝码,并且这种势头愈演愈烈,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国学经典”、“某某大师推荐经典国学教程”等等字样,印在了封面或书脊上,仿佛有了“经典”这个词,才更有权威,才能把自己推销出去。尤其是近几年,国学热演变成了各家各派竞相“重读”中国古代文学,哪一家更权威、哪一家更值得一读成为了出版社竞争的噱头,在宣传和出版时离不开“经典”二字,或是大大地印在海报上,或是作为书本的副标题。这是我们迷信经典的结果,并且更加促成了我们深深地陷入“经典”的漩涡中。
这种现象不只局限在国学类书籍中,其他书籍也是如此。在文学名著上冠以“经典读本”就不说什么了,连畅销小说都要用斗大的字写上“某某经典之作”、“百年经典之作横空出世”等等宣传语,这便令人不可理解了。最常见的大概要算是书报亭中卖的武侠作品,无论是谁写的,无论写得怎么样,但凡是想要炒作,就挂上一张色彩斑斓的海报,写上“经典”二字,还要突出出来以示其重要性,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究竟什么才是经典?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批判和对待经典?这是我们需要深思的问题。在当下社会,被冠以“经典之作”名号的有几种不同的情况。有时,那些书籍的确是经典之作,比如说在常销书中的文学名著,经历了几百年的洗礼,的确有被世界认同和肯定的价值,读来有发人深思和悦人心性的作用,成为经典确实有其道理。而有时,所谓“经典”就只成为了炒作的噱头,只是为了引得人们多看一眼,吸引那些不了解真实情况的买者,增加一份售出的筹码。更有时,所谓“经典”则是销售量最大的书,原本就有很多人对其感兴趣,于是冠以“经典”二字,并且还要将销量印在说明中,好像销售量也是衡量其是否是经典的指标之一,令人苦笑不止。我们现在就是在这样的混乱局势中滥用“经典”一词的。
原本经典就不应该是由大众决定的,所谓经典,当是由有相当天分或者经过相当程度努力的作家,以生花之妙笔,创作出直达人心的作品,然后经过岁月的锤炼和众人的见证,并且由文学批评家们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审视,最终才能够被定格成为“经典”的。然而现在我们有太多的“速成经典”,导致了经典泛滥,令人不知如何是好。而且现在尽管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发达,却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现代社会所固有的弊病。我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被市场化的经济大潮牵着鼻子向前冲,完全失去了淡泊悠远的心境,连读书都变得功利起来。学生读书是为了学习,除了课本就只知道啃参考书,闲暇时间想要休闲一下,总是抓起毫无营养价值可言的垃圾杂志,看那些花花绿绿的小道消息。上班以后想要读书则更难,白天整日工作,晚上应酬连连,周末休息还要出去休闲或者做家务,即使拿起了书也很快就放下,很难再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了。好不容易退休了,还要帮着孩子照顾孙子孙女,况且现在出的书是字号越来越小,空白越来越大,看书,实在是很难。于是,真正的经典好书就在这样的社会中被搁置了,只有小孩子会被家长逼着看一些什么“必读书目”,然而我们能够指望小孩子从中读出什么人生的道理吗?
经典在现代的社会中就这样化成了灰烬,读不起、读不懂、没有时间读,读的都是冠着经典名的非经典读物,真正的经典束之高阁,文学评论家们放弃了经典而去研究文化现象,出版商们接着经典的名号火热地炒作,“经典”成为了一种符号,一种令人看起来感觉很麻木的符号,而不再是真正能够令人静心阅读、给人以审美愉悦的文学作品了。面对这种现状,即将直面文坛的我们应该想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呢?或许目前,我们能做的只有在火热的大潮之中冷静自己的心灵,捧起经历时间锤炼的真正的经典,重新去咀嚼它们,在哪怕一瞬间可以静心阅读的意念里,不带功利地、追求审美享受地去阅读那些作品,在心中触摸真正经典的标准,以唤醒几在时下“经典”浪潮中被冲花了眼,以期看清“经典”的面目。
三 结语:重读经典,心静自然凉
面对经典的浪潮,我们渺小到没有反抗的力量。或许“无用”可以也应该作为判别经典的标准之一。我们要面对的,不只有商业大潮,还有真正的文学批判的风浪,眼下的我们,真的应该好好思考一下什么才是经典,怎样去面对经典。如果时下这把“经典”的“火”不能熄灭,“经典”所包含的真正意义将一点点地燃尽。尤其是即将步入文学领域的年轻人,他们或许或者事实上的确不能伟大到迅速纠正“经典”泛滥的局势,然而至少要在内心定下标尺,清楚究竟什么才是经典、应该怎样去面对经典——首先自己不能乱了脚步,才能再去引导他人。心静自然凉,我们现在要在火热的浪潮中静下心来,重读经典,是文学的真正出路。
参考文献:
[1] 布鲁姆,江宁康译:《西方正典》,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简介:汪源,女,1988—,吉林长春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07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