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女人单独待在伦敦的一套住宅里……”这便是《金色笔记》那个有名的开篇。安娜和摩莉是新时代的“自由女性”，倘若我们以50年前的标准来看，她们绝对称得上站在时代前列，如摩莉所说：“我下过决心，要做一个完完全全的新女性。”
　　摩莉就像安娜的另一个自我，安娜才是这部厚达700页小说的主人公。这个形象多少有些自传性质，其人生轨迹与多丽丝·莱辛的前半生大体相仿：在非洲投身反殖民主义的早年经历，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追求与理想的幻灭——言谈举止不断涉及入党、退党、苏联、中国、斯大林、毛泽东……加上狂乱的梦境与严酷的现实，对男女关系的思考和无尽的焦虑，分门别类地记载到了黑、红、黄、蓝四本笔记之中，交错出现，并止于最后一本“金色笔记”。
　　《金色笔记》是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女性小说(未必是女权小说)和知识分子小说的结合体，亦是女性觉醒、行动，以及对身份困境进行痛苦反思的标志性文本。1962年，《金色笔记》在英国出版时，正值战后西方女权运动的初潮，此书亦被女权主义分子视作文学宣言书，莱辛本人却不想被简单定性，始终拒绝这一标签。事实上，在小说中，无论是“自由女性”还是“新女性”，这些称谓出现时，总是带着几分反讽的意味，安娜最后甚至认识到，应该以“找个男人”作为人生药方和紊乱生活的补救办法。“许多人称颂《金色笔记》是莱辛的女性主义宣言……却低估了它对共产主义和弗洛伊德这对双生神祗的批评。”卡罗尔·斯特恩(Carol Simgson Stern)在《当代小说家》(Contemporary Novelists)一书中写道。因此，此书的女性主义立场是有很大保留的，对作为一种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女性主义本身也充满了怀疑。小说结构上的复杂，映衬着现代女性在精神生活上的混沌状态，也验证着莱辛日后对女性主义运动把复杂问题弄的“过于简单化”的指责。
　　安娜这样的独立女性，既非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令人心碎的牺牲品，亦非手刃恶汉、或到处吹嘘睡了多少个男人的激进的娘子军，而是有思想自觉，有政治行动，但也因此深处痛苦漩涡，在自由与不自由、解放与未解放之间徘徊的女性，她们的困境，又何尝不是我们所有人——包括男性在内——的集体困境呢?
　　《金色笔记》是莱辛最著名、也是最重要的作品，瑞典学院在给她颁授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时，亦曾特别提及此书。在西方，许多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女读者，至今感念此书改变了她们的人生。我不知道它对中国女性能有多大的影响力，不仅仅因为中文版很晚才出现——1988年才以《女性的危机》为名面世，而且因为我们走了一条与西方完全不同步的妇女解放之路。但是，小说对于女性“自由”和“不自由”的思考，对男女两性关系和各自社会身份的探讨，对知识女性事业与家庭责任的分析，乃至对政治理想主义的反思，在今天这样一个消费主义盛行，且有人声称妇女解放大功告成，甚至已经完成了性解放的社会里，仍然大有意义。
　　
　　(作者为《中华读书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