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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萨林斯在《文化与实践理性》中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话可以看出，萨林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文化的和自然的两个环节，历史唯物主义代表着后一个环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化，这个环节限制了其担当宏大文化理论或历史哲学之责。从更广泛的理论背景看，萨林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二重解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长期存在着的对“实践”的二重解读并行不悖，而他以人类学实践例证了那些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具有基础意义的问题；特别是，在他那里，马克思主义不再继续是当代人类学的潜在竞争对手，而一跃成为显性的，并且含蓄地成为以意义为基础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