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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着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极剧扩张，扩张背后不仅引发了教育机构类型的多元，而且导致入学群体地域的差异。本文将从布尔迪约（BourdieuPierre）的“文化资本”视角解读第一代大学生在升学、就读、择业方面所面临的窘境。
【关键词】：第一代大学生；文化资本；升学选择；就读选择；择业选择
一.前言
按照西方学术界的通用定义，第一代大学生（First-generation）是指学生父母任何一方都未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是家庭（乃至家族）第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非第一代大学生（continuing-generation）是指学生父母至少有一位接受过高等教育[1]。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极剧扩张，越来越多来自农村、父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经历的“寒门”群体虽可以成为高等院校的一份子，但与此同时“寒门再难出贵子”，“拼爹”，“输在起跑线”等词随之而出，较形象的反映出第一代大学生的“窘境”。
本文将从布尔迪约（BourdieuPierre）的“文化资本”视角解读第一代大学生在升学、就读、择业方面所面临的窘境。目标旨在透过对第一代大学生升学、就读、择业的情况分析，探讨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下第一代大学生所面临的影响机制及高等院校所面临的学生群体的特异等问题。
二.升学之窘—選择面前的不平等
高等教育升学选择，是学生基于多种综合判断而做出的对自己未来职业的预期。显而易见，第一代大学生无论是在父母受教育水平（未受过高等教育），职业地位（多为农民和工人），还是家庭收入等方面都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即家庭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与非第一代大学生相比存在巨大差异。不仅如此，高学历的父母会在较早阶段为子女顺利进入大学做相应准备。
在中国，第一代大学生来自农村居多，他们在升学选择过程中父母家人的参考建议或者指导意见较为有限，由于父母并没有相应的高等教育经历，且也很难从朋友同伴中获得相应的信息支持，结果导致第一代大学生在升学选择中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选择范围或者无法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兴趣。与此同时，第一代大学生在专业的选择上，多选择稳定易就业的门类，他们将升学视为获得好工作“光宗耀祖”的主要途径，即便这些院校和专业并不适合他们。如教育类专业中第一代大学生的比例严重高于艺术体育类。
法国BourdieuPierre深刻剖析不平等的根源在于阶级社会中家庭文化背景的差异。非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中已形成得以传承的阶层文化，他们拥有各种根深蒂固的形态和阶级精神气质，这种文化资本对其社会结构的再制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第一代大学生家庭是不具备这些文化资本的，虽然他们有自己的惯习。总之，文化资本的差异导致第一代大学生在选择高等教育机会时面临诸多不平等。
三.就读之窘—选择的不平等
第一代大学生在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方面均处于劣势，入学之后学业成绩较低，且面临更高的辍学风险。由于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处于劣势条件，与非第一代大学生相比，第一代大学生在入学前倾向于更少的学业和心理准备，故入学之后的学业成绩也相对低，在从家庭到学校两个不同场域的过度适应中，第一代大学生常常面临焦虑、文化冲突、社交关系紧张等问题[2]。文化资本是一种非正式的人际交往技巧、习惯、态度、语言风格，它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个体，并弥散在个体成长的整个过程中。
在BourdieuPierre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中，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是造成不同个体之间教育机会及学业差异的主要原因，这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第一代大学生在“985”和“211”院校中的比例逐年减少或者现时代常出现的“寒门再难出贵子”的现象。BourdieuPierre还深刻剖析不平等的另一根源是学校教育中对待阶级文化的不平等[3]。家庭文化资本通过独特的家庭环境对个体产生文化熏陶，使不同个体之间形成文化不平等（cultural inequalities），进而影响个体的学业表现，这是一种内生性的结构资源，第一代大学生在家庭中被自己的父母和阶层间接支配，故无法获得此类熏陶。
当然，不可否认，第一代大学生可以通过个体能动性来冲破文化的限制，进而弥补结构差异产生的不平等，使与非第一代大学生之间的差异逐渐减小，然而这种家庭文化资本差距却是很难消除的。
四.择业之窘—被选择的不平等
大学生职业地位的获得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对于第一代大学生而言，作为家庭首个受高等教育的成员，在其步入职场后也往往缺乏来自家庭关系网络的有效支持，职业地位的获得可能要比非第一代大学生来的艰难。
事实上，第一代大学生职业地位的获得是弱势群体通过高等教育实现阶层流动的主要途径，在他们入学之际就对职业地位的获得拥有强烈的渴望，他们将升学视为获得好工作“反哺家庭”的主要途径[4]。在毕业后学业选择方面，第一代大学生倾向于更早的投入工作，较少选择攻读硕士或者博士学位，这与他们想要尽早反哺家庭的责任有关，在职业选择过程中第一代大学生获得的家庭资本支持有限，这也在一方面制约其职业发展。如非第一代大学生毕业后多数回到父母同行业，甚至同部门工作，而第一代大学生可能就要加入“飘族”去自谋生路，所以由于缺乏父母的对其的职业指导与规划，其在职业发展过程中走弯路的可能性增大。家庭社会资源对个体行动具有一定的作用，像父母职业这些先赋性因素对学生个体职业的选择也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非第一代大学生可以充分利用所在家庭资本的帮助。处于一定的结构位置就意味着占有这一位置所赋予的资源与机会，这种群体间的不平等关系可能使第一代大学生在择业时面临非能力问题却被淘汰的后果。
当然，第一代大学生在择业时的受挫也有教育本身的问题。第一代大学生家庭的低收入特征，使其更容易出现“兼职”，“勤工俭学”等现象，导致在求学阶段精力投入不足或者学习方法不当等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在对高等教育“符号暴力”提出诸多批评的同时，也应深刻思考以“拼爹”为代表的先赋性因素对弱势群体地位获得的影响，不再将寒门学子拒之门外。
参考文献：
[1]Choy，S.（2001）.Students whose parents did not go to college： Postsecondary access， persistence， and attainment （NCES 2001—126）.Washington，DC：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2]Riehl，R.J.The academic preparation，aspiration，and first—year performance of first—genaration students [J].College and University，1994，70（1）：14-19.
[3]P.布尔迪约，J.-C.帕斯隆著.邢克超译.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M].商务印书馆.2002.
[4]刘进，马永霞，庞海芍.第一代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研究—基于L大学（1978-2008年）毕业生的调查分析.教育学术月刊.2016（02）.
【关键词】：第一代大学生；文化资本；升学选择；就读选择；择业选择
一.前言
按照西方学术界的通用定义，第一代大学生（First-generation）是指学生父母任何一方都未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们是家庭（乃至家族）第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非第一代大学生（continuing-generation）是指学生父母至少有一位接受过高等教育[1]。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极剧扩张，越来越多来自农村、父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经历的“寒门”群体虽可以成为高等院校的一份子，但与此同时“寒门再难出贵子”，“拼爹”，“输在起跑线”等词随之而出，较形象的反映出第一代大学生的“窘境”。
本文将从布尔迪约（BourdieuPierre）的“文化资本”视角解读第一代大学生在升学、就读、择业方面所面临的窘境。目标旨在透过对第一代大学生升学、就读、择业的情况分析，探讨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下第一代大学生所面临的影响机制及高等院校所面临的学生群体的特异等问题。
二.升学之窘—選择面前的不平等
高等教育升学选择，是学生基于多种综合判断而做出的对自己未来职业的预期。显而易见，第一代大学生无论是在父母受教育水平（未受过高等教育），职业地位（多为农民和工人），还是家庭收入等方面都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即家庭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与非第一代大学生相比存在巨大差异。不仅如此，高学历的父母会在较早阶段为子女顺利进入大学做相应准备。
在中国，第一代大学生来自农村居多，他们在升学选择过程中父母家人的参考建议或者指导意见较为有限，由于父母并没有相应的高等教育经历，且也很难从朋友同伴中获得相应的信息支持，结果导致第一代大学生在升学选择中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选择范围或者无法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兴趣。与此同时，第一代大学生在专业的选择上，多选择稳定易就业的门类，他们将升学视为获得好工作“光宗耀祖”的主要途径，即便这些院校和专业并不适合他们。如教育类专业中第一代大学生的比例严重高于艺术体育类。
法国BourdieuPierre深刻剖析不平等的根源在于阶级社会中家庭文化背景的差异。非第一代大学生家庭中已形成得以传承的阶层文化，他们拥有各种根深蒂固的形态和阶级精神气质，这种文化资本对其社会结构的再制是至关重要的，然而第一代大学生家庭是不具备这些文化资本的，虽然他们有自己的惯习。总之，文化资本的差异导致第一代大学生在选择高等教育机会时面临诸多不平等。
三.就读之窘—选择的不平等
第一代大学生在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方面均处于劣势，入学之后学业成绩较低，且面临更高的辍学风险。由于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处于劣势条件，与非第一代大学生相比，第一代大学生在入学前倾向于更少的学业和心理准备，故入学之后的学业成绩也相对低，在从家庭到学校两个不同场域的过度适应中，第一代大学生常常面临焦虑、文化冲突、社交关系紧张等问题[2]。文化资本是一种非正式的人际交往技巧、习惯、态度、语言风格，它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个体，并弥散在个体成长的整个过程中。
在BourdieuPierre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中，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是造成不同个体之间教育机会及学业差异的主要原因，这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第一代大学生在“985”和“211”院校中的比例逐年减少或者现时代常出现的“寒门再难出贵子”的现象。BourdieuPierre还深刻剖析不平等的另一根源是学校教育中对待阶级文化的不平等[3]。家庭文化资本通过独特的家庭环境对个体产生文化熏陶，使不同个体之间形成文化不平等（cultural inequalities），进而影响个体的学业表现，这是一种内生性的结构资源，第一代大学生在家庭中被自己的父母和阶层间接支配，故无法获得此类熏陶。
当然，不可否认，第一代大学生可以通过个体能动性来冲破文化的限制，进而弥补结构差异产生的不平等，使与非第一代大学生之间的差异逐渐减小，然而这种家庭文化资本差距却是很难消除的。
四.择业之窘—被选择的不平等
大学生职业地位的获得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对于第一代大学生而言，作为家庭首个受高等教育的成员，在其步入职场后也往往缺乏来自家庭关系网络的有效支持，职业地位的获得可能要比非第一代大学生来的艰难。
事实上，第一代大学生职业地位的获得是弱势群体通过高等教育实现阶层流动的主要途径，在他们入学之际就对职业地位的获得拥有强烈的渴望，他们将升学视为获得好工作“反哺家庭”的主要途径[4]。在毕业后学业选择方面，第一代大学生倾向于更早的投入工作，较少选择攻读硕士或者博士学位，这与他们想要尽早反哺家庭的责任有关，在职业选择过程中第一代大学生获得的家庭资本支持有限，这也在一方面制约其职业发展。如非第一代大学生毕业后多数回到父母同行业，甚至同部门工作，而第一代大学生可能就要加入“飘族”去自谋生路，所以由于缺乏父母的对其的职业指导与规划，其在职业发展过程中走弯路的可能性增大。家庭社会资源对个体行动具有一定的作用，像父母职业这些先赋性因素对学生个体职业的选择也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非第一代大学生可以充分利用所在家庭资本的帮助。处于一定的结构位置就意味着占有这一位置所赋予的资源与机会，这种群体间的不平等关系可能使第一代大学生在择业时面临非能力问题却被淘汰的后果。
当然，第一代大学生在择业时的受挫也有教育本身的问题。第一代大学生家庭的低收入特征，使其更容易出现“兼职”，“勤工俭学”等现象，导致在求学阶段精力投入不足或者学习方法不当等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在对高等教育“符号暴力”提出诸多批评的同时，也应深刻思考以“拼爹”为代表的先赋性因素对弱势群体地位获得的影响，不再将寒门学子拒之门外。
参考文献：
[1]Choy，S.（2001）.Students whose parents did not go to college： Postsecondary access， persistence， and attainment （NCES 2001—126）.Washington，DC：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2]Riehl，R.J.The academic preparation，aspiration，and first—year performance of first—genaration students [J].College and University，1994，70（1）：14-19.
[3]P.布尔迪约，J.-C.帕斯隆著.邢克超译.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M].商务印书馆.2002.
[4]刘进，马永霞，庞海芍.第一代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研究—基于L大学（1978-2008年）毕业生的调查分析.教育学术月刊.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