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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民工潮”，到近几年出现的“民工荒”，20多年间，我国农民工市场正在悄然发生变化。2011年春节过后，“民工荒”来势似乎更加“凶猛”，历来作为农民工输出地的中西部也加入了农民工争夺行列，这使得东部的用工缺口更大。如何看待民工荒这一现象，如何缓解“民工荒”带来的矛盾，成为当前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民工荒”凸现的矛盾
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一方面是愈演愈烈的“民工荒”，另一方面是压力越来越大的“就业难”。“民工荒”与“就业难”的叠加出现，恰恰暴露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
一、农民工有限供给与用工需求刚性增长的矛盾。从农民工供应来看，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我国已进入到低生育阶段，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开始减慢。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1年《经济蓝皮书》指出，在2004年～2011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每年减少13.6%。农民工的总体供应也在逐年递减，目前农民工后备力量年供应量比高峰时减少了600多万人。虽然我国有可供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近1亿人，但这其中有一半左右的人年龄已在40岁以上，不太适合转移就业，实际能够转移的适龄农村剩余劳动力仅有5000万人左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释放空间逐渐缩小。民工荒现象的频频出现，标志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主导而带来的“人口红利”逐渐逝去。
同时，随着中西部地区投资条件逐渐改善，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步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地区用工需求明显增长。以重庆为例，近年来以电子信息加工制造为主的新兴产业集群，在这里异军突起，惠普、富士康等一批全球性IT巨头落户，带来了数以十万计的就业岗位，吸引了一大批其他产业的年轻工人乃至沿海返乡工人的加入，加剧了农民工供需矛盾。
二、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诉求与现实用工环境的差距。目前我国有2.3亿农民工，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约1亿人，80后、90后的年轻人成为农民工的主力。与父辈的“生存型、节约型”务工方式不同，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发展型、消费性和家庭型”务工方式，他们职业期望值更高、融入城市并转换身份的意愿更强、消费观念更为开放、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更加注重。他们渴望被城市接纳，渴望有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渴望实现自身的价值。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个群体面对的却是工资报酬偏低、劳动生活环境较差、工作稳定性不高、社会保障水平缺失、职业安全隐患较多、企业人文关怀不到位的就业环境。现实与期望的落差，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的失衡，“民工荒”也许正是他们“用脚投票”的一种表现。
三、中西部快速经济增长与东部缓慢经济升级的差异。2010年9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规定列入国家鼓励类产业的所得税率按15%计，这意味着比沿海所得税低了10个百分点。在这样大背景下，一大批制造企业纷纷从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内迁到四川、湖北、安徽、河南等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抢抓发展机遇”，也成为内地很多地方的发展口号。中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为农民工选择留在家乡或者附近打工提供了机遇。而且，为了吸引农民工，中西部地区不断提高工资水平，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工资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09年外出打工者的月均收入，东部地区为1455元、中部地区为1389元、西部地区为1382元，东部比中西部只高出5%，而农民工在东部打工的生活成本比内地高出近25%。沿海地区招工的竞争优势不断弱化，而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就业数量与比重大幅度提升。
相对中西部利用后发优势加速追赶的态势，东部沿海尤其是珠三角和闽东南地区的产业转型与产业升级滞后，企业加工贸易占比较大，产业结构仍处于低端，技术含量和出口附加值不高。一部分企业仍旧抱着传统的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赚取利润的发展模式，用工不规范，严重侵犯了农民工的个人权益，就业质量无法得到保障，失去了对农民工的吸引力。相比之下，长三角地区由于产业结构升级较快，工资水平和涨幅高于珠三角，“民工荒”的程度就相对较轻。因此，东西部农民工争夺战更多地折射出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的不足。
四、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脱节。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的工业化率已达70%，而城市化率仅为48%，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也就是说，农业人口的城市化并没有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同步增长。虽然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使一大批农民转移到二、三产业，却不能顺利地被城市化，转为城市居民。农民进城务工只是暂时转移，并未落地生根，流失率高、返乡率高、对生活环境认可度低，“两高一低”特征表现极为明显。
由于我国特有的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城乡分割，一国两策”的治理体制，农民工虽工作、生活在城市，却不能享有城市户籍居民应有的合法权益，不能享受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等社会福利。由于在劳动就业、子女入学、住房分配、保险政策、社会福利等方面不能与城市职工享有同等的待遇，农民工成为边缘化的群体。农民工在职业上已卷入工业化，但在生存方式上却游离于城市，这种尴尬境地是当前工业化和城市化脱节的一个重要体现。
缓解“民工荒”的对策
一、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产业升级。从国际经验来看，“民工荒”往往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前奏。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就出现过这种现象，产业工人的短缺使日本制造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日本企业采取了推动设备投资扩大、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办法予以破解。因此，中小企业解决“民工荒”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增强创新能力，完成产业升级。通过技术改造和创新，提高自动化的程度，不断开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走技术密集型、智力密集型发展之路，逐渐减少对低端劳动力资源的依赖，化解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带来的矛盾。
二、改变用工模式，规范用工市场。“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为企业敲响了警钟，表明过去以牺牲劳工权益为代价、掠夺式的用工方式的结束。面对新的就业形势，新生代农民工新的就业意愿，企业必须改变原有的用工模式，树立以人为本理念，实施人性化的管理。遵守国家劳动法规，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尊重员工劳动价值，提高员工的社会地位，维护员工劳动权益。以优厚的物质待遇善待员工，以优良的人文环境留住员工，创造有利于员工成长发展的条件。
三、按照城乡统筹的要求，积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改革户籍制度及附加其上的各种福利制度，降低并逐步消除农民工进城入户门槛，实行城乡平等的就业制度，并依法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建立和健全劳动力市场制度，改善农民工务工环境，促进农民工稳定就业。此外，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提高以农民工为重点的社会保障覆盖率，解决农民在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实际问题，使之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待遇，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四、加强职业教育，提高员工素质。政府优化教育资源，调整教育结构，不断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扩充技术工人队伍。同时，根据农民工的特点和需求，提供更多的公益性培训，让农民工掌握实用性技能，先行缓解结构性短缺造成的“用工荒”。企业也应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要求，加强对农民工的在职培训，提升他们的技术水平，帮助他们增强职业竞争力。
作者：中共河北省委党校管理学教研部教授
（责编/张立新）
“民工荒”凸现的矛盾
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一方面是愈演愈烈的“民工荒”，另一方面是压力越来越大的“就业难”。“民工荒”与“就业难”的叠加出现，恰恰暴露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
一、农民工有限供给与用工需求刚性增长的矛盾。从农民工供应来看，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我国已进入到低生育阶段，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开始减慢。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1年《经济蓝皮书》指出，在2004年～2011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每年减少13.6%。农民工的总体供应也在逐年递减，目前农民工后备力量年供应量比高峰时减少了600多万人。虽然我国有可供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近1亿人，但这其中有一半左右的人年龄已在40岁以上，不太适合转移就业，实际能够转移的适龄农村剩余劳动力仅有5000万人左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释放空间逐渐缩小。民工荒现象的频频出现，标志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主导而带来的“人口红利”逐渐逝去。
同时，随着中西部地区投资条件逐渐改善，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步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地区用工需求明显增长。以重庆为例，近年来以电子信息加工制造为主的新兴产业集群，在这里异军突起，惠普、富士康等一批全球性IT巨头落户，带来了数以十万计的就业岗位，吸引了一大批其他产业的年轻工人乃至沿海返乡工人的加入，加剧了农民工供需矛盾。
二、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诉求与现实用工环境的差距。目前我国有2.3亿农民工，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约1亿人，80后、90后的年轻人成为农民工的主力。与父辈的“生存型、节约型”务工方式不同，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发展型、消费性和家庭型”务工方式，他们职业期望值更高、融入城市并转换身份的意愿更强、消费观念更为开放、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更加注重。他们渴望被城市接纳，渴望有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渴望实现自身的价值。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个群体面对的却是工资报酬偏低、劳动生活环境较差、工作稳定性不高、社会保障水平缺失、职业安全隐患较多、企业人文关怀不到位的就业环境。现实与期望的落差，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的失衡，“民工荒”也许正是他们“用脚投票”的一种表现。
三、中西部快速经济增长与东部缓慢经济升级的差异。2010年9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规定列入国家鼓励类产业的所得税率按15%计，这意味着比沿海所得税低了10个百分点。在这样大背景下，一大批制造企业纷纷从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内迁到四川、湖北、安徽、河南等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抢抓发展机遇”，也成为内地很多地方的发展口号。中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为农民工选择留在家乡或者附近打工提供了机遇。而且，为了吸引农民工，中西部地区不断提高工资水平，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工资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2009年外出打工者的月均收入，东部地区为1455元、中部地区为1389元、西部地区为1382元，东部比中西部只高出5%，而农民工在东部打工的生活成本比内地高出近25%。沿海地区招工的竞争优势不断弱化，而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就业数量与比重大幅度提升。
相对中西部利用后发优势加速追赶的态势，东部沿海尤其是珠三角和闽东南地区的产业转型与产业升级滞后，企业加工贸易占比较大，产业结构仍处于低端，技术含量和出口附加值不高。一部分企业仍旧抱着传统的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赚取利润的发展模式，用工不规范，严重侵犯了农民工的个人权益，就业质量无法得到保障，失去了对农民工的吸引力。相比之下，长三角地区由于产业结构升级较快，工资水平和涨幅高于珠三角，“民工荒”的程度就相对较轻。因此，东西部农民工争夺战更多地折射出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的不足。
四、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脱节。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的工业化率已达70%，而城市化率仅为48%，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也就是说，农业人口的城市化并没有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同步增长。虽然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使一大批农民转移到二、三产业，却不能顺利地被城市化，转为城市居民。农民进城务工只是暂时转移，并未落地生根，流失率高、返乡率高、对生活环境认可度低，“两高一低”特征表现极为明显。
由于我国特有的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城乡分割，一国两策”的治理体制，农民工虽工作、生活在城市，却不能享有城市户籍居民应有的合法权益，不能享受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等社会福利。由于在劳动就业、子女入学、住房分配、保险政策、社会福利等方面不能与城市职工享有同等的待遇，农民工成为边缘化的群体。农民工在职业上已卷入工业化，但在生存方式上却游离于城市，这种尴尬境地是当前工业化和城市化脱节的一个重要体现。
缓解“民工荒”的对策
一、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产业升级。从国际经验来看，“民工荒”往往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前奏。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就出现过这种现象，产业工人的短缺使日本制造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日本企业采取了推动设备投资扩大、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办法予以破解。因此，中小企业解决“民工荒”问题的根本出路就是增强创新能力，完成产业升级。通过技术改造和创新，提高自动化的程度，不断开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走技术密集型、智力密集型发展之路，逐渐减少对低端劳动力资源的依赖，化解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带来的矛盾。
二、改变用工模式，规范用工市场。“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为企业敲响了警钟，表明过去以牺牲劳工权益为代价、掠夺式的用工方式的结束。面对新的就业形势，新生代农民工新的就业意愿，企业必须改变原有的用工模式，树立以人为本理念，实施人性化的管理。遵守国家劳动法规，严格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尊重员工劳动价值，提高员工的社会地位，维护员工劳动权益。以优厚的物质待遇善待员工，以优良的人文环境留住员工，创造有利于员工成长发展的条件。
三、按照城乡统筹的要求，积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改革户籍制度及附加其上的各种福利制度，降低并逐步消除农民工进城入户门槛，实行城乡平等的就业制度，并依法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建立和健全劳动力市场制度，改善农民工务工环境，促进农民工稳定就业。此外，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提高以农民工为重点的社会保障覆盖率，解决农民在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实际问题，使之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待遇，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四、加强职业教育，提高员工素质。政府优化教育资源，调整教育结构，不断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扩充技术工人队伍。同时，根据农民工的特点和需求，提供更多的公益性培训，让农民工掌握实用性技能，先行缓解结构性短缺造成的“用工荒”。企业也应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要求，加强对农民工的在职培训，提升他们的技术水平，帮助他们增强职业竞争力。
作者：中共河北省委党校管理学教研部教授
（责编/张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