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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时节，为了拍摄收割青稞的图片，我们专程驱车去还有庄稼的村寨。自从退耕还林后，播种庄稼的村寨已经不多了。
沿沟而进，稀疏的村寨散在庄稼地里，狹小的村道在山间蜿蜒盘环。胡豆带着绿意，青稞成熟变黄，偶尔几畦分散的土豆或者油菜，犹如镶嵌的华丽补丁，十分显眼。田地傍着山势，像巨大错乱的台阶向上延伸，尽头连着草坡。庄稼地和草坡的交界处围着一圈圈栅栏，栅栏里青草葳蕤，已经有人在收割，储蓄冬草了。
青稞早熟，那些割过的地里只剩下灰黄的麦秸，看上去有些空旷。地里忙碌的人这里一团，那里一簇，有的地方人多，有的地方人少，可是距离都远了，我们不便翻越栅栏在别人的庄稼地里随意穿行。
继续行走中，终于在路边找到了合适的场景。我们下车钻过简易的栅栏，见上下两台地里有十来个人在忙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还有个几岁大的孩子乖巧地坐在几个捆好的青稞“把子”（方言，指捆成小捆的庄稼）上，手里好像拿着什么糖果，后来拍照走近了才看清楚，是根细小的火腿肠。
麦地里的场景看上去非常熟悉，熟悉得像是回到了曾经走过的日子。地边狭小的草坪上支着石头锅桩，上面搭着漆黑的茶壶。锅桩旁边散着一抱柴禾。一个背篼斜放在地上，上面罩着一条红色的头巾，估计里面是酥油糌粑、馍馍凉菜这类的午餐。几件外套随意一裹，扔在背篼的旁边。
我们踩着麦秸朝劳作中的人群走去。捆好的青稞这里一堆那里一堆，码成小垛方便驮运。见有人背着相机出现，他们停下手里的活儿，好奇地看着我们。我听到有人在小声地开玩笑：“好好割哦，动作优雅一点，看照相的来了。”
我过去征询他们的意见，说想拍点他们收割青稞的照片。他们爽快地答应了。接下来，他们继续干他们的活儿，我们一边跟他们闲谈，一边各自找角度，按快门。在镜头的注视下，他们开始还显得有点忸怩和局促，不过很快就适应了。
阳光渐渐强烈起来，空气中飘散着麦草的香味。割青稞的人都是照传统的方式使用镰刀，只有一个小伙子除外，他手上的收割机让人眼前一亮，这种机器我还是第一次见。一根斜背的肩带，身后挂着嗡嗡作响的机器，前面的长金属杆上有两个扶手，末端是带齿的圆形刀片，还有一个凹形的遮挡板。手握现代化的机械，小伙子的架势看上去有些气度，他不慌不忙地移动着，割倒的青稞在他身后整齐地排成一溜。两三个人跟在他身后，将割好的青稞打成捆，堆成垛，速度比用镰刀收割快多了。
想不到如今还有这样的收割工具。我看着使用镰刀的人不断被机械超越，最后他们干脆避开机械的逼迫，移到地的另一角，开辟一个全新的阵地，心里蓦然升腾起一股久违的无力感。这种感觉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过了，但从前在村寨里却处处陪伴着我，如影随形，避无可避。
那时候还没有这样的机械出现，收割庄稼都是用最原始的方法。我跟着父母和那些来帮忙的人，从地边开始，一字摆开站成排，各自负责左右两米见方的距离。跟干其他的农活一样，我毫无悬念地落后于人。两边的人挥舞着镰刀“刷刷刷”地割着，捆着，像蚕食桑叶般地向前移动着。我被他们甩在后面，距离越变越长，留给我的青稞、小麦或者胡豆像条尾巴直直地伸到我的面前。有时候，这让人感到害臊的“尾巴”拖得太长了，左右两边的人看不过去，揶揄中几镰刀将“尾巴”连根切断，留给我一座狭长的“孤岛”，这时我的脑海中总会想起地理课本上宝岛台湾版图的模样。面子是个很累人的东西。我对他们疲倦一笑，只能更加卖力。
一年又一年，我在大人们的戏谑中铆足了劲干活，学习怎么割一把就能捆成一个“把子”，怎样捆“把子”才不会松散，能安全驮到家里，架上晾架。可是一来还没成人，二来身体也弱，尽管割的时候按照他们传授的方法，除了食指和拇指间，在中指、无名指和小指间也抓满麦杆，但直到我离开家乡的土地，远离那些从小干大的农活，一大把割下来从来都没有捆成过一个“把子”。
那时候我总盼着赶紧到点吃午饭。吃过中午，我的任务就是赶着两头黄牛驮运，活儿相对轻松一点。
庄稼地有远有近，最远的一天也就两个来回。黄牛是疲性子，走在路上慢慢悠悠地能急死人，为了赶时间只能拿条子狠狠地抽打，可要是把它们惹急了，发起脾气来，一头钻进路边的灌木丛里，十有八九拱翻驮子，徒增麻烦。
然而，再困难的事情一旦被环境所逼迫，不得不咬紧牙关面对时，许多以前干不了的事情也就无可推卸地承担下来了。父亲的离世成了一条时间的分界线，前面的事情在记忆中都很模糊，有的更像是梦境，但后面发生的事情却是无比清晰，桩桩件件，历历在目。
我是家里的长子，按说父亲走后该退学回去当家的。那年我十六岁，已经算是成年，结婚成家也是理所当然。很多亲戚都这样劝我。他们也这样劝母亲。可是在母亲的坚持下，我还是继续上学。毕业在即。
我考进了州内中专马尔康民族师范学校，离家四百多公里。许多农活成了新的考验。春耕时节，我正在学校，弟弟最初几年还掌不了犁，他和母亲只能跟人“对工”——他们去帮别人家干一天活儿，别人帮我们家耕一天地——如此把所有的地播完。那时候，要是有亲戚赶着牦牛来帮忙，那份恩情让人感激涕零。
暑假回家后，该是我忙碌的时候了。两个弟弟跟人上山挖贝母，直到九月份才回来，这期间的农活得靠我跟母亲去完成。
先是储备冬草。草山离村寨有几个小时的路程。割草的日子是定下的，每年都一样，而草场却没有分配，得自己去打记号抢占，因此天一擦黑表示这一天过去，大伙儿就拿着镰刀像受惊的野兔朝草山上狂奔。有人快，就有人慢，如果落在后面没有占到多少草场，只好央求关系好的人家分一点。每年开春大雪一场接一场，铺天盖地，笼山罩水，谁都怕在那个时候断了牲口的草料。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守规矩。有两年某些人耍奸猾，白天装作去砍柴，将卸下的镰刀藏在怀里，傍晚时分偷偷来到草山附近，砍根树枝装好镰刀，等天擦黑大家才从村寨里出发，他们已经在草最茂盛的地方做标记了。后来，这样欺瞒失信的事情被人发现后，那些人受到全村人的非议，最终被制止。
沿沟而进，稀疏的村寨散在庄稼地里，狹小的村道在山间蜿蜒盘环。胡豆带着绿意，青稞成熟变黄，偶尔几畦分散的土豆或者油菜，犹如镶嵌的华丽补丁，十分显眼。田地傍着山势，像巨大错乱的台阶向上延伸，尽头连着草坡。庄稼地和草坡的交界处围着一圈圈栅栏，栅栏里青草葳蕤，已经有人在收割，储蓄冬草了。
青稞早熟，那些割过的地里只剩下灰黄的麦秸，看上去有些空旷。地里忙碌的人这里一团，那里一簇，有的地方人多，有的地方人少，可是距离都远了，我们不便翻越栅栏在别人的庄稼地里随意穿行。
继续行走中，终于在路边找到了合适的场景。我们下车钻过简易的栅栏，见上下两台地里有十来个人在忙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还有个几岁大的孩子乖巧地坐在几个捆好的青稞“把子”（方言，指捆成小捆的庄稼）上，手里好像拿着什么糖果，后来拍照走近了才看清楚，是根细小的火腿肠。
麦地里的场景看上去非常熟悉，熟悉得像是回到了曾经走过的日子。地边狭小的草坪上支着石头锅桩，上面搭着漆黑的茶壶。锅桩旁边散着一抱柴禾。一个背篼斜放在地上，上面罩着一条红色的头巾，估计里面是酥油糌粑、馍馍凉菜这类的午餐。几件外套随意一裹，扔在背篼的旁边。
我们踩着麦秸朝劳作中的人群走去。捆好的青稞这里一堆那里一堆，码成小垛方便驮运。见有人背着相机出现，他们停下手里的活儿，好奇地看着我们。我听到有人在小声地开玩笑：“好好割哦，动作优雅一点，看照相的来了。”
我过去征询他们的意见，说想拍点他们收割青稞的照片。他们爽快地答应了。接下来，他们继续干他们的活儿，我们一边跟他们闲谈，一边各自找角度，按快门。在镜头的注视下，他们开始还显得有点忸怩和局促，不过很快就适应了。
阳光渐渐强烈起来，空气中飘散着麦草的香味。割青稞的人都是照传统的方式使用镰刀，只有一个小伙子除外，他手上的收割机让人眼前一亮，这种机器我还是第一次见。一根斜背的肩带，身后挂着嗡嗡作响的机器，前面的长金属杆上有两个扶手，末端是带齿的圆形刀片，还有一个凹形的遮挡板。手握现代化的机械，小伙子的架势看上去有些气度，他不慌不忙地移动着，割倒的青稞在他身后整齐地排成一溜。两三个人跟在他身后，将割好的青稞打成捆，堆成垛，速度比用镰刀收割快多了。
想不到如今还有这样的收割工具。我看着使用镰刀的人不断被机械超越，最后他们干脆避开机械的逼迫，移到地的另一角，开辟一个全新的阵地，心里蓦然升腾起一股久违的无力感。这种感觉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过了，但从前在村寨里却处处陪伴着我，如影随形，避无可避。
那时候还没有这样的机械出现，收割庄稼都是用最原始的方法。我跟着父母和那些来帮忙的人，从地边开始，一字摆开站成排，各自负责左右两米见方的距离。跟干其他的农活一样，我毫无悬念地落后于人。两边的人挥舞着镰刀“刷刷刷”地割着，捆着，像蚕食桑叶般地向前移动着。我被他们甩在后面，距离越变越长，留给我的青稞、小麦或者胡豆像条尾巴直直地伸到我的面前。有时候，这让人感到害臊的“尾巴”拖得太长了，左右两边的人看不过去，揶揄中几镰刀将“尾巴”连根切断，留给我一座狭长的“孤岛”，这时我的脑海中总会想起地理课本上宝岛台湾版图的模样。面子是个很累人的东西。我对他们疲倦一笑，只能更加卖力。
一年又一年，我在大人们的戏谑中铆足了劲干活，学习怎么割一把就能捆成一个“把子”，怎样捆“把子”才不会松散，能安全驮到家里，架上晾架。可是一来还没成人，二来身体也弱，尽管割的时候按照他们传授的方法，除了食指和拇指间，在中指、无名指和小指间也抓满麦杆，但直到我离开家乡的土地，远离那些从小干大的农活，一大把割下来从来都没有捆成过一个“把子”。
那时候我总盼着赶紧到点吃午饭。吃过中午，我的任务就是赶着两头黄牛驮运，活儿相对轻松一点。
庄稼地有远有近，最远的一天也就两个来回。黄牛是疲性子，走在路上慢慢悠悠地能急死人，为了赶时间只能拿条子狠狠地抽打，可要是把它们惹急了，发起脾气来，一头钻进路边的灌木丛里，十有八九拱翻驮子，徒增麻烦。
然而，再困难的事情一旦被环境所逼迫，不得不咬紧牙关面对时，许多以前干不了的事情也就无可推卸地承担下来了。父亲的离世成了一条时间的分界线，前面的事情在记忆中都很模糊，有的更像是梦境，但后面发生的事情却是无比清晰，桩桩件件，历历在目。
我是家里的长子，按说父亲走后该退学回去当家的。那年我十六岁，已经算是成年，结婚成家也是理所当然。很多亲戚都这样劝我。他们也这样劝母亲。可是在母亲的坚持下，我还是继续上学。毕业在即。
我考进了州内中专马尔康民族师范学校，离家四百多公里。许多农活成了新的考验。春耕时节，我正在学校，弟弟最初几年还掌不了犁，他和母亲只能跟人“对工”——他们去帮别人家干一天活儿，别人帮我们家耕一天地——如此把所有的地播完。那时候，要是有亲戚赶着牦牛来帮忙，那份恩情让人感激涕零。
暑假回家后，该是我忙碌的时候了。两个弟弟跟人上山挖贝母，直到九月份才回来，这期间的农活得靠我跟母亲去完成。
先是储备冬草。草山离村寨有几个小时的路程。割草的日子是定下的，每年都一样，而草场却没有分配，得自己去打记号抢占，因此天一擦黑表示这一天过去，大伙儿就拿着镰刀像受惊的野兔朝草山上狂奔。有人快，就有人慢，如果落在后面没有占到多少草场，只好央求关系好的人家分一点。每年开春大雪一场接一场，铺天盖地，笼山罩水，谁都怕在那个时候断了牲口的草料。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守规矩。有两年某些人耍奸猾，白天装作去砍柴，将卸下的镰刀藏在怀里，傍晚时分偷偷来到草山附近，砍根树枝装好镰刀，等天擦黑大家才从村寨里出发，他们已经在草最茂盛的地方做标记了。后来，这样欺瞒失信的事情被人发现后，那些人受到全村人的非议，最终被制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