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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和朱自清不断总结新文学创作的艺术 经验，作出了创造“现代诗学”的努力，并取得了第一批成果：朱自清的《新诗杂话》和闻 一多的系列诗论，为新诗的理论化和系统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们的新诗研究深受 西方理论的影响，使闻一多和朱自清在“现代诗学”的创造中受益颇多。
关键词：西南联大；新诗研究；外来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08)03-010 1-05
一
作为著名的新月派诗人、理论家和现代西方诗歌的翻译者，闻一多（1899～1946年） 在诗歌理论研究中承接古今、融会中西、推陈出新，在把中国诗歌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 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38年4月，他随“湘黔滇旅行团”到达昆明西南联大校园，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和现 实主义诗歌倾注空前的热情，给予积极关注，写下了《诗与批评》、《时代的鼓手——读田 间的诗》、《新诗的前途》、《艾青和田间》等著名评论文章。
事实上，作为“中国现代诗学的开启者”，闻一多早期是个唯美主义者，主张“为艺 术而艺术”。在1926年，他利用北京《晨报副刊》上的《诗镌》，对中国新诗的“标准化” ——格律化进行过“可行性论证”。《诗镌》第7期发表他的论文《诗的格律》，“他的《 诗的格律》可以说是‘格律诗派’的理论纲领，不仅影响了新月诗派在诗歌形式美学方面的 追求，在诗歌理论史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1〕（P117）。在这篇文章中，闻一多 提出了他 的诗学理论三原则，即诗歌应该具有“三美”：“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辞藻 ）”、“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为中国新诗的格律形式作了具体的、可行的 美学设计。20世纪30年代，闻一多更多地倾向于诗歌的社会价值论，从注重诗歌的浪漫化表 现和诗歌的形式美探索转而注重诗歌对现实生活的表现和对社会矛盾的揭示。因此，在20世 纪40年代严酷的抗战现实中，闻一多在《新诗的前途》、《诗与批评》等作品中反复强调诗 歌审美标准的社会价值与时代价值，强调诗歌对于国家、民族命运的使命感及其社会作用， 以自身的思考和探索触摸现实生活运动的脉搏，以独特的心灵感悟为民族抗战而鼓呼。
首先是新的诗学观念的确立。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闻一多身在边陲昆明， 但却心忧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当他读到“湘黔滇旅行团”学生采集到的民间歌谣、田 间和艾青的诗歌时，他的诗学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连续写出《西南采风录•序》、《时 代的鼓手——谈田间的诗》、《三盘鼓•序》等作品，强调诗歌要关注现实生活、反映人民 的苦痛，强调“诗人要对他的作品负责”、诗歌“要对社会负责”，这种新的诗学观念的确 立，标志着闻一多的诗学思想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诗与批评》中，他明确指出：
“到这里，我应提出我是重视诗的社会价值的了。我以为不久的将来，我们的社会 一定 会发展成为society of individual, individual for society（社会属于个人，个人为了 社会）的，诗是与时代共同呼吸的，所以，我们时代不单要用效率论来批评诗，而更重要的 是以价值论论诗了，因为加在我们身上的将是一个新时代。”〔2〕
可以说，时代造就了批评家，同时时代也造就了新的诗学观念。因此，在《西南采风 录•序》里，他提出“抗战至上”；在《三盘鼓•序》中，他说处于严重危急关头的中华民 族，需要的是药石和鞭策，需要象征搏斗姿态的诗歌，需要负起时代使命的声音：“诗集的 问世，是负起了一种使命的，而且我相信也能完成它的使命，因为这里有药石，也有鞭策。 ”〔3〕（P228）这样，闻一多将诗歌中的表现内容——历史与事实建立在现实与当 下的基础之上，超越了早期诗歌评论中的抽象化与形式化探索，从而实现了自己新的诗学观 念的确立和转变。
其次是对传统诗学进行反思。可以说，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期，闻一多差不 多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潜心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诗歌的历史进行了重新审视 和思考。在回顾自己这段经历时，他说：“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 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药方了。”〔3〕（P380）换句话说，他研 究中国文 学的目的，就是要揭橥中国传统文化的病症，对传统诗学进行反思。因此，他在《三盘鼓• 序》中说：“我在‘温柔敦厚，诗之教也’这句古训里嗅到了数千年的血腥。”同时他还说 ：“历史是循环的，所以我现在提到历史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时代，了解时代赋予诗的意 义，了解我们批评的态度。”〔3〕（P228～229）在他看来，新诗自从诞生以来，那 “一阵朴 质而健康的鼓的声律与情绪”消失了，“接着依然是‘靡靡之音’的传统，在舶来品的商标 的伪装之下，支配了不少年月，疲困与衰竭的半音，似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变本加厉地风行 着”。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他“期待更多的‘时代的鼓手’出现”。因此，当他通 过朱自清的介绍看到田间的诗歌时，对田间的《人民底舞》、《给战斗者》、《多一些》等 诗歌大加赞扬：
“这些都不算成功的诗……但它所成就的那点，却是诗的先决条件——那便是生活 欲， 积极欲、绝对的生活欲。它摆脱了一切诗艺的传统手法，不排解，也不粉饰，不抚慰，也不 麻醉，它不是那捧着你在幻想中上升的迷魂音乐。它只是一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动 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当这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 ，我们得一鼓作气来渡过危机，完成大业。”〔3〕（P197）
可以说，民族生死存亡的现实改变了批评家心中的艺术天平，闻一多放弃了原来坚守 的传统诗学的某些艺术原则，不再坚持“格律化”的主张，提出新诗要走向大众，实现个人 与社会的结合，转而认同和强调诗歌的现实社会功能，号召诗人们以诗歌为武器，加入到抗 日战争的神圣同盟中去。
再次是“非诗化”的思考。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中期，残酷的战争给人们带来了 失望与痛苦。闻一多在经过自己多年的创作实践和对中国新诗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在《新诗 的前途》中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非诗化”主张：
“但新诗——这几乎是完全重新再做起的新诗，也没有生命吗？对了，除非它真能 放弃 传统意识，完全洗心革面，重新做起……少像点诗……这是新诗之所为“新”的第一个也是 主要的理由。”〔4〕（P116）
在一个“非诗化”的时代，诗人只有突破中国 传统诗歌中对格律、音韵等的种种束缚，新诗才可以真正地实现形式上的创新，才可以真正 “获得广大的读者”。可以说，这是中国新诗自“五四”以来创作方法的重要总结，对中国 新诗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理论价值。由此，中国新诗开创了巨大的表现和想象空间， “反讽”、“现实”、“玄学”、“机智”、“非个人化”等开始成为中国新诗创作和阐释 的重要概念，从而为中国新诗发展的丰富性、新颖性、创造性提供了更为充分和实在的内容 。
二
同闻一多极其相似，朱自清（1898～1948年）在抗战爆发后随清华大学西迁云南，先 暂住蒙自，后于1938年8月与西南联大文法学院师生返回昆明，在联大开设“文学批评”、 “文辞研究”等课程，“由于教学的需要，先生开展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自汉字、汉语 语法……以及外国历史文学，无所不谈，无不涉猎研究，‘注重新旧文学与中外文学的融合 ’。而比较集中于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和当代文学评论”〔5〕（P74） 。
在昆明8年的时间里，朱自清独立完成了《经典常谈》、《诗言志辨》和《新诗杂话》 等论著，其中，《新诗杂话》汇集了抗战时期朱自清论现代新诗的15篇论文和1篇译作。可 以说，作为专门讨论现代新诗的重要作品，《新诗杂话》对于我们认识抗战时期诗人的作品 、新诗的发展趋势和新诗与哲理、新诗与幽默、新诗与感觉等关系，以及深刻理解和认识朱 自清的解诗理论及其实践活动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首先是诗是可解的。在抗战爆发前，朱自清就提出过“解诗”的概念，此后他从更新 批评的观念和方法入手，在一些诗歌评论中讨论“解诗”的问题，并尝试解读新诗和古代诗 。1944年，他的《新诗杂话》出版，“十五篇中多半在‘解诗’”，在序言里他认为解诗的 提出是因为自己“相信意义的分析是欣赏的基础”。他说：“作者相信文艺的欣赏和了解是 分不开的，了解几分，也就欣赏几分，或不欣赏几分，而了解得从分析意义下手。”〔 6〕（序）在这一理论原则中，“欣赏”指的是审美体验和审美评价，而“了解”则包含 着“理解 ”和“解释”的内容。在他看来，对诗歌的欣赏是建立在理解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懂得”的 基础之上，“懂得”多少就欣赏多少，懂得与欣赏不是分开的、割裂的，而“解诗”正是实 现懂得的过程。他以林徽因的新诗《别丢掉》为例，首先从意义上判断“这是一首理想的爱 情诗，托为当事人的一造向另一造的说话”，接着对每一行诗句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用他 的解诗理论对这首诗歌进行了生动鲜明的实践验证。但是，诗是可解的，又是难解的，如何 接近“解诗”的最终目标，朱自清提出了“解诗”者的素质问题。他在指导西南联大学生读 诗时说过，读诗要除去成见和偏见，设身处地看去，达到“情感的真切”的境地，这样才能 理解诗人、了解诗作。
其次是对诸多关系的探讨。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西方象征主义、现代派诗歌的影响 下，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美学观念发生着转变：“注意诗歌情绪的新颖性与接近日常生活， 成为现代派诗人们审美意识的核心。”〔7〕（P210）即这些诗人注意及时调整自己 的审美视 角，努力在被人们忽略了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性，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朱自清在探讨诗 与感觉的关系时，就敏锐地涉及到诗歌的题材向日常生活琐事扩大这种审美变化。他在《诗 与感觉》中认为，初期的作者，往往向大自然和人生的悲剧里去寻找诗的感觉：
但是花和光固然是诗，花和光以外也还有诗，那阴暗，潮湿，甚至霉腐的角落儿上 ， 正有着许多未发现的诗。实际的爱固然是诗，假设的爱也是诗。山水田野里固然有诗，灯红 酒酽里固然有诗……平淡的日常生活里也有诗。发现这些未发现的诗，第一步得靠敏锐的感 觉，诗人的触角得穿透熟悉的表面向未经人到的底里去。〔6〕（P7）
这里所说的“穿透熟悉的表面向未经人到的底里去”的诗性“穿透力”，就是诗人对 事物内在的诗性感受和开掘的能力，表现了诗人在普遍的日常生活领域里发现诗性的敏感度 。确实，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诗歌创作中，被朱自清所称道的卞之琳和冯至，他们“更专 向这方面发展；他们走的更远些”〔6〕（P7～8）。卞之琳和冯至具有一种诗歌的独 特发现 力和感受能力，努力在日常生活中发掘富于诗性的情趣，用灵性的笔触构筑起诗歌的天地。 一些似乎毫无诗意的事物，成为他们作品中诗性的象征和载体。如卞之琳的《白螺壳》、《 圆宝盒》等，冯至《十四行集》里的《尤加利树》、《鼠曲草》、《原野的小路》、《看这 一队队的驮马》等，都是这种诗歌的代表性作品。在朱自清看来，诗和哲理广泛存在于我们 生活的自然里，存在于我们生活的身边，关键是看我们能否在熟悉的生活场景中发现诗歌、 发现人生哲理。此外，朱自清还探讨了诗与幽默、诗与建国、朗读与诗等诸多关系，对其进 行了认真的分析和阐述。
再次是对新诗动向的分析。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经过10余年的探索和 发展，步入了它自身艺术蜕变和转折的时期。在这一转折过程中，除了中国现代主义诗人自 身的转变和反思之外，来自一些现实主义诗歌潮流的人们，也对现代主义诗歌进行了清算和 批评。诗人穆木天从“五四”以来新诗发展回顾的视角，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提出了自己的 批评：
中国的新体诗，一部分，受到了英国的绅士诗歌的影响，趋于格律化，而另一部分 ， 在西洋的象征主义的影响之下……在朦胧，缥缈的世界中，去寻求官能的颓废的陶醉，在每 个诗人的心理，所存在的，只是资本主义的没落期的小市民的烟雾般的悲哀了。〔8〕
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现代主义诗人并没有放弃原有的艺术观念和象征主义、现代主 义的艺术方法，反而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创造，运用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的方法进行诗歌写作 ，使一些新的诗歌作品更具有艺术深度和表现力。针对当时的现实状况，朱自清对战前的现 代主义诗歌与抗战时期的诗歌进行了分析：
抗战以前新诗的发展可以说是从散文化逐渐走向纯诗化的路。为方便起见，用我在 《 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里假定的名称来说明。自由诗派注重写景和说理，而一般的写 景又只是铺叙而止，加上自由的形式……格律诗派才注重抒情，而且是理想的抒情，不是写 实的抒情……象征诗派倒不在乎格式，只要“表现一切”……抗战以来，一切文艺形式为了 配合抗战的需要，都朝普及的方向走，诗作者也就从象牙塔里走上十字街头。〔6〕（P 25～26）
由此可见，朱自清的分析是非常深刻而准确的。一些中国现代主义诗人，为了适应时 代的需要和丰富自己的诗歌表现形式，积极吸收新的现代主义的外来养分，为现代主义诗歌 参与抗战诗歌的需要和创作而不断努力，以开辟新的艺术表现道路为抗战服务。
三
1943年，在西南联大任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写道：“新文学运动实在是受外国的影响 。胡先生（指胡适）自己的新诗，也是借鉴于外国诗，一翻《尝试集》就看得出。”〔 6〕（P57）他还写道：“新诗不取法于歌谣，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外国的影响，别的原因都 只在这一个影响之下发生作用。外国的影响使我国文学向一条新路发展，诗也不能够是例外 。”〔6〕（P63）朱自清的论断完全正确，综观中国新诗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外国诗 的影响随处可见。李金发与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冯至与里尔克、卞之琳与奥登、袁可嘉与艾 略特的关系都是众所周知的例子。同样，中国现代诗歌研究也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和启示。
闻一多于1922年7月赴美国留学，主攻绘画，但他却对文学特别是诗歌情有独衷。在美 国的科罗拉多大学，他不但选修了两门诗歌课程“丁尼生与勃朗宁”、“英美现代诗”，而 且同当时美国许多著名的现代诗人有着较为密切的来往。因此，他对西方浪漫主义、唯美主 义、意象派诗歌理论有着全面、系统、深入的认识和理解。与闻一多不一样，朱自清1920年 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5年受聘于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此后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 长达16年之久，他虽然没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但却尤其“注重新旧文学与中外文学的融合” ，甚至在任中文系主任时，曾明确提出要把中国文学系与外国语言文学系合并为一个“文学 系”，让学生既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接受西方文化的浸润，以实现中外文学的会通 〔9〕（P177～185）。因此，尽管闻一多、朱自清的求学经历、人生经历不尽相同，但 他们在后来所从事的新诗评论中，都有对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思想的大胆吸纳和借鉴。
首先是英美意象派的影响。在闻一多留学美国的时候，正是美国意象派诗人陆威尔、 劳伦斯、卡洛斯•威廉斯、霍普、门罗的作品风靡诗坛的时候，意象派主张诗歌应当抛弃传 统的诗歌题材和韵律，应该任意选择题材、自由地创造自己的韵律，创造新的节奏和形式， 采用白话和口语。因此，闻一多在意象派诗歌风行的时代，必然受到意象派诗歌理论的影响 。当他在20世纪40年代对当时诗坛的“靡靡之音”不满，认为当时“疲困与衰竭”的声音超 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时，田间那“鼓的节奏”的诗歌对他来说悦耳无比，那个“时代的鼓 手”诗歌中的“鼓的声音”，“整肃，庄严，雄壮”，是“男性的”，他的诗歌作用于人心 ，“不排解，不抚慰，也不麻醉”，而是“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就深受意 象派诗歌理论的影响。同样，朱自清也真诚地受到过英美意象派诗歌理论的启发和感悟，如 在《朗读与诗》中他就认为：“新诗的语言不是民间的语言，而是欧化的或现代化的语言。因此朗读起来不容易顺口 顺耳……所谓顺口顺耳，就是现在一般人说的‘上口’。”〔6〕（P68～69）
《〈意象主义诗人〉（1916）序》是意象派运动调整期的代表性理论文章，其在对意 象派诗歌进行探讨时认为：“诗是一种说的艺术，而不是一种写的艺术。”〔10〕（P1 63）这 篇序言强调诗是“说”的艺术而不是“写”的艺术，不仅强化了诗的自由韵律，而且极大地 强化了口语在诗歌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我们再来回顾朱自清在《朗读与诗》中的“顺口顺 耳”，即要求诗人写诗要用口语，它们之间是何其的相似。
其次是吉伯林的影响。在海外留学3年，给闻一多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无论世界观 还是艺术观都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从对西洋文明满怀憧憬，到深感幻灭并声言决裂，闻一多 从此变成了一位民族主义者”〔11〕，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作为朋友的梁实秋 对此有所记述：
在英诗班上，一多得到很多启示。例如丁尼生的细腻写法theornatemethod和伯朗宁 之 偏重丑陋 thegrotesque的手法，以及现代诗人霍斯曼之简练整洁的形式，吉伯林之雄壮铿 锵的节奏，都对他的诗作发生很大的影响。〔12〕（P33）
作为一名“帝国主义诗人”，吉伯林在他的作品中鼓吹殖民主义思想，强调绝对服从 白人的统治。在他看来，白人有开化异教有色人种的天职，帝国主义的征服乃是一项神圣的 使命。可以说，闻一多正是在异国的土地上，读到吉伯林的作品，在“受到伤害和侮辱之后 才激发出自己的民族主义的”，于是，在民族主义思想的主导下，闻一多从祖国的山水草木 和文化传统中升华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并以此作为抵御西方列强的心理武器，创 作出《太平洋舟中见一明星》、《七子之歌》、《长城下之哀歌》、《我是中国人》等诗歌 ，在里面颂扬历史文化、故国风物、民族传统，高扬民族正气和民族主义精神。到20世纪40 年代，在目睹敌寇入侵、国破家亡的黑暗现实后，他强烈呼唤民族主义的作品。1943年，闻 一多在接触到田间的《人民底舞》之后，称赞道：
这里便不只鼓的声律，还有鼓的情绪。这……是祢衡那喷着怒火的“渔阳掺挝”， 甚 至是，如诗人Robert Lindsey在《刚果》中，剧作家Eugene O’Neil在《琼斯皇帝》中所描 写的，那非洲土人的原始鼓，疯狂，野蛮，爆炸着生命的热与力。〔3〕（P198）
闻一多要借助鼓声——田间的诗，激发起民族主义，来实现抵御外侮，振奋民族精神 的目的。勿庸质疑，在英国，吉伯林是位“爱国主义”诗人。因此，有人说，吉伯林的事业 在英联邦的历史上，比起在英语文学史上，来得更为重要。在殖民主义时代，“其声名普及 于整个英语世界；在爱德华时代的英国，一般家庭里的读物，除了圣经，便是吉伯林” 〔13〕（P262）。可以说，吉伯林是深爱他的国家的，要不然他不会在诗篇中赞美大英 帝国的事业。同样，朱自清更是位可贵的爱国主义者，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 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 …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14〕（P1 384～1385）在2 0世纪40年代，朱自清除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爱国主义外，还以“爱国诗”为题谈论战时 的诗歌，他认为，“抗战以后，我们的国家意念迅速地发展而普及，对于国家的情绪达到高 潮”，许多诗人在作品里赞扬“民众的英勇”，“预言最后的胜利”，同时“第一次我们每 个国民都感觉到有一个国家——第一次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中国是自己的”〔6〕（P38 ）。 对于朱自清来说，他的人生、文艺和学术都是与爱国主义紧密相连的，爱国主义是他人生实 践活动中始终存在的思想理念，这与吉伯林在文学创作中实践的“帝国主义”思想和理念是 相似的。
再次是新批评的影响。20世纪的西方文学，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已经衰落，浪漫 主义更趋于末流，现代主义文学成为文学的主流。现代主义文学重象征，语言晦涩玄奥，用 实证的批评方法根本无法应付，批评家不得不通过细读来探索、猜测它的涵义，这无形中促 进了新批评的兴起。“以瑞恰慈和艾略特为发端的‘新批评’理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 在英、美文学研究界占据主导地位。它反拨的矛头直指张扬感情和个性的浪漫主义文学批评 ，反对克罗齐的表现论和柏格森的直觉论。”〔15〕（P88）瑞恰慈的“语义分析学 ”和艾略 特的“有机形式主义”文学观直接从方法论的角度影响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新诗理论 家。事实上，作为“新批评”的鼻祖之一，瑞恰慈与中国有着深厚而密切的关系，那就是他 曾于1929～1931年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在清华大学任教时的瑞恰慈，由于其批评理论已 经形成并在欧美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因此，“瑞恰慈不仅对学生有影响，对当时文学院 教师亦有影响。朱自清先生至少有三篇文章中指名谈到瑞恰慈和另一位西南联大执教的新批 评派大师燕卜荪……《诗多义举例》是朱自清运用瑞恰慈的理论分析中国古诗的‘细读’实 践”〔15〕（P262）。此外，朱自清还运用“语义分析学”的方法在《新诗杂话》中 对冯至的《十四行集》、卞之琳的《距离的组织》、闻一多的《死水》、孙大雨的《纽约城 》、杜运燮的《滇缅公路》等作品进行了细致的解读。
当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新批评理论和西方诗歌理论发展进行关注和研究的， 不单单有朱自清。吴艳曾经指出，闻一多与艾略特在诗歌理论主张上有许多相通之处，两人 都看到传统对现代的影响，又都站在现代开放的立场展开文学评论〔16〕。确实， 闻一多的 文学批评，总是站在全球化的局势中既看到外国文化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严重的冲击，同 时还看到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中受世界思潮影响后的新生，看到中国文化与世界文 化共同发展进步的共同规律。他不仅在开放意识很强的“五四”时期强调“20世纪文学尤当 含有世界的气息”，“新诗径直是新的……要尽量的吸收外洋诗的长处”，即使在20世纪40 年代注重民族文化本位、政治文化领域复古空气浓郁时，他仍然强调要站在现代的立场上勇 于接受外来文化，即他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所说的，不仅要“勇于‘予’”，“不怯于 ‘受’”，而且要“真正勇于‘受’”，并将受看作是“我们能否继续自己文化的主人的测 验”〔17〕（P21）。正是受到以艾略特为代表的新批评理论家的影响，使得他在诗 艺理论的探索上，构建出了相对完整的对现代新诗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诗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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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New Poetry of the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and the Influences from Outside
——A discussion on the literary groups headed by Wen Yiduo
and Zhu Ziqing
YANG Shao-jun
(Institute of Ethnic Literature Studies,Yun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Kunming,650034,Yunnan,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Professors Wen Yiduo and Zhu Ziqing, exp loiting the artistic experiences in new literary creation, had succeed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poetics”. Zhu’s On New Poetry and Wen’s theorie s of
poetry ha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theorization and systemization of th e new poetry. Meanwhile, the two scholars, influenced by the Western theories in
their studies of the new poetry, had been greatly benefited from the creation o f the “modern poetics”.
Key words: the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studies of the n ew poetry; the influences from outside
〔责任编辑： 燕 妮〕
关键词：西南联大；新诗研究；外来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08)03-010 1-05
一
作为著名的新月派诗人、理论家和现代西方诗歌的翻译者，闻一多（1899～1946年） 在诗歌理论研究中承接古今、融会中西、推陈出新，在把中国诗歌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 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38年4月，他随“湘黔滇旅行团”到达昆明西南联大校园，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和现 实主义诗歌倾注空前的热情，给予积极关注，写下了《诗与批评》、《时代的鼓手——读田 间的诗》、《新诗的前途》、《艾青和田间》等著名评论文章。
事实上，作为“中国现代诗学的开启者”，闻一多早期是个唯美主义者，主张“为艺 术而艺术”。在1926年，他利用北京《晨报副刊》上的《诗镌》，对中国新诗的“标准化” ——格律化进行过“可行性论证”。《诗镌》第7期发表他的论文《诗的格律》，“他的《 诗的格律》可以说是‘格律诗派’的理论纲领，不仅影响了新月诗派在诗歌形式美学方面的 追求，在诗歌理论史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1〕（P117）。在这篇文章中，闻一多 提出了他 的诗学理论三原则，即诗歌应该具有“三美”：“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辞藻 ）”、“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为中国新诗的格律形式作了具体的、可行的 美学设计。20世纪30年代，闻一多更多地倾向于诗歌的社会价值论，从注重诗歌的浪漫化表 现和诗歌的形式美探索转而注重诗歌对现实生活的表现和对社会矛盾的揭示。因此，在20世 纪40年代严酷的抗战现实中，闻一多在《新诗的前途》、《诗与批评》等作品中反复强调诗 歌审美标准的社会价值与时代价值，强调诗歌对于国家、民族命运的使命感及其社会作用， 以自身的思考和探索触摸现实生活运动的脉搏，以独特的心灵感悟为民族抗战而鼓呼。
首先是新的诗学观念的确立。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闻一多身在边陲昆明， 但却心忧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当他读到“湘黔滇旅行团”学生采集到的民间歌谣、田 间和艾青的诗歌时，他的诗学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连续写出《西南采风录•序》、《时 代的鼓手——谈田间的诗》、《三盘鼓•序》等作品，强调诗歌要关注现实生活、反映人民 的苦痛，强调“诗人要对他的作品负责”、诗歌“要对社会负责”，这种新的诗学观念的确 立，标志着闻一多的诗学思想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诗与批评》中，他明确指出：
“到这里，我应提出我是重视诗的社会价值的了。我以为不久的将来，我们的社会 一定 会发展成为society of individual, individual for society（社会属于个人，个人为了 社会）的，诗是与时代共同呼吸的，所以，我们时代不单要用效率论来批评诗，而更重要的 是以价值论论诗了，因为加在我们身上的将是一个新时代。”〔2〕
可以说，时代造就了批评家，同时时代也造就了新的诗学观念。因此，在《西南采风 录•序》里，他提出“抗战至上”；在《三盘鼓•序》中，他说处于严重危急关头的中华民 族，需要的是药石和鞭策，需要象征搏斗姿态的诗歌，需要负起时代使命的声音：“诗集的 问世，是负起了一种使命的，而且我相信也能完成它的使命，因为这里有药石，也有鞭策。 ”〔3〕（P228）这样，闻一多将诗歌中的表现内容——历史与事实建立在现实与当 下的基础之上，超越了早期诗歌评论中的抽象化与形式化探索，从而实现了自己新的诗学观 念的确立和转变。
其次是对传统诗学进行反思。可以说，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初期，闻一多差不 多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潜心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诗歌的历史进行了重新审视 和思考。在回顾自己这段经历时，他说：“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 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药方了。”〔3〕（P380）换句话说，他研 究中国文 学的目的，就是要揭橥中国传统文化的病症，对传统诗学进行反思。因此，他在《三盘鼓• 序》中说：“我在‘温柔敦厚，诗之教也’这句古训里嗅到了数千年的血腥。”同时他还说 ：“历史是循环的，所以我现在提到历史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时代，了解时代赋予诗的意 义，了解我们批评的态度。”〔3〕（P228～229）在他看来，新诗自从诞生以来，那 “一阵朴 质而健康的鼓的声律与情绪”消失了，“接着依然是‘靡靡之音’的传统，在舶来品的商标 的伪装之下，支配了不少年月，疲困与衰竭的半音，似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变本加厉地风行 着”。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他“期待更多的‘时代的鼓手’出现”。因此，当他通 过朱自清的介绍看到田间的诗歌时，对田间的《人民底舞》、《给战斗者》、《多一些》等 诗歌大加赞扬：
“这些都不算成功的诗……但它所成就的那点，却是诗的先决条件——那便是生活 欲， 积极欲、绝对的生活欲。它摆脱了一切诗艺的传统手法，不排解，也不粉饰，不抚慰，也不 麻醉，它不是那捧着你在幻想中上升的迷魂音乐。它只是一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动 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当这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 ，我们得一鼓作气来渡过危机，完成大业。”〔3〕（P197）
可以说，民族生死存亡的现实改变了批评家心中的艺术天平，闻一多放弃了原来坚守 的传统诗学的某些艺术原则，不再坚持“格律化”的主张，提出新诗要走向大众，实现个人 与社会的结合，转而认同和强调诗歌的现实社会功能，号召诗人们以诗歌为武器，加入到抗 日战争的神圣同盟中去。
再次是“非诗化”的思考。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中期，残酷的战争给人们带来了 失望与痛苦。闻一多在经过自己多年的创作实践和对中国新诗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在《新诗 的前途》中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非诗化”主张：
“但新诗——这几乎是完全重新再做起的新诗，也没有生命吗？对了，除非它真能 放弃 传统意识，完全洗心革面，重新做起……少像点诗……这是新诗之所为“新”的第一个也是 主要的理由。”〔4〕（P116）
在一个“非诗化”的时代，诗人只有突破中国 传统诗歌中对格律、音韵等的种种束缚，新诗才可以真正地实现形式上的创新，才可以真正 “获得广大的读者”。可以说，这是中国新诗自“五四”以来创作方法的重要总结，对中国 新诗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理论价值。由此，中国新诗开创了巨大的表现和想象空间， “反讽”、“现实”、“玄学”、“机智”、“非个人化”等开始成为中国新诗创作和阐释 的重要概念，从而为中国新诗发展的丰富性、新颖性、创造性提供了更为充分和实在的内容 。
二
同闻一多极其相似，朱自清（1898～1948年）在抗战爆发后随清华大学西迁云南，先 暂住蒙自，后于1938年8月与西南联大文法学院师生返回昆明，在联大开设“文学批评”、 “文辞研究”等课程，“由于教学的需要，先生开展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自汉字、汉语 语法……以及外国历史文学，无所不谈，无不涉猎研究，‘注重新旧文学与中外文学的融合 ’。而比较集中于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和当代文学评论”〔5〕（P74） 。
在昆明8年的时间里，朱自清独立完成了《经典常谈》、《诗言志辨》和《新诗杂话》 等论著，其中，《新诗杂话》汇集了抗战时期朱自清论现代新诗的15篇论文和1篇译作。可 以说，作为专门讨论现代新诗的重要作品，《新诗杂话》对于我们认识抗战时期诗人的作品 、新诗的发展趋势和新诗与哲理、新诗与幽默、新诗与感觉等关系，以及深刻理解和认识朱 自清的解诗理论及其实践活动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首先是诗是可解的。在抗战爆发前，朱自清就提出过“解诗”的概念，此后他从更新 批评的观念和方法入手，在一些诗歌评论中讨论“解诗”的问题，并尝试解读新诗和古代诗 。1944年，他的《新诗杂话》出版，“十五篇中多半在‘解诗’”，在序言里他认为解诗的 提出是因为自己“相信意义的分析是欣赏的基础”。他说：“作者相信文艺的欣赏和了解是 分不开的，了解几分，也就欣赏几分，或不欣赏几分，而了解得从分析意义下手。”〔 6〕（序）在这一理论原则中，“欣赏”指的是审美体验和审美评价，而“了解”则包含 着“理解 ”和“解释”的内容。在他看来，对诗歌的欣赏是建立在理解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懂得”的 基础之上，“懂得”多少就欣赏多少，懂得与欣赏不是分开的、割裂的，而“解诗”正是实 现懂得的过程。他以林徽因的新诗《别丢掉》为例，首先从意义上判断“这是一首理想的爱 情诗，托为当事人的一造向另一造的说话”，接着对每一行诗句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用他 的解诗理论对这首诗歌进行了生动鲜明的实践验证。但是，诗是可解的，又是难解的，如何 接近“解诗”的最终目标，朱自清提出了“解诗”者的素质问题。他在指导西南联大学生读 诗时说过，读诗要除去成见和偏见，设身处地看去，达到“情感的真切”的境地，这样才能 理解诗人、了解诗作。
其次是对诸多关系的探讨。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西方象征主义、现代派诗歌的影响 下，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美学观念发生着转变：“注意诗歌情绪的新颖性与接近日常生活， 成为现代派诗人们审美意识的核心。”〔7〕（P210）即这些诗人注意及时调整自己 的审美视 角，努力在被人们忽略了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性，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朱自清在探讨诗 与感觉的关系时，就敏锐地涉及到诗歌的题材向日常生活琐事扩大这种审美变化。他在《诗 与感觉》中认为，初期的作者，往往向大自然和人生的悲剧里去寻找诗的感觉：
但是花和光固然是诗，花和光以外也还有诗，那阴暗，潮湿，甚至霉腐的角落儿上 ， 正有着许多未发现的诗。实际的爱固然是诗，假设的爱也是诗。山水田野里固然有诗，灯红 酒酽里固然有诗……平淡的日常生活里也有诗。发现这些未发现的诗，第一步得靠敏锐的感 觉，诗人的触角得穿透熟悉的表面向未经人到的底里去。〔6〕（P7）
这里所说的“穿透熟悉的表面向未经人到的底里去”的诗性“穿透力”，就是诗人对 事物内在的诗性感受和开掘的能力，表现了诗人在普遍的日常生活领域里发现诗性的敏感度 。确实，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诗歌创作中，被朱自清所称道的卞之琳和冯至，他们“更专 向这方面发展；他们走的更远些”〔6〕（P7～8）。卞之琳和冯至具有一种诗歌的独 特发现 力和感受能力，努力在日常生活中发掘富于诗性的情趣，用灵性的笔触构筑起诗歌的天地。 一些似乎毫无诗意的事物，成为他们作品中诗性的象征和载体。如卞之琳的《白螺壳》、《 圆宝盒》等，冯至《十四行集》里的《尤加利树》、《鼠曲草》、《原野的小路》、《看这 一队队的驮马》等，都是这种诗歌的代表性作品。在朱自清看来，诗和哲理广泛存在于我们 生活的自然里，存在于我们生活的身边，关键是看我们能否在熟悉的生活场景中发现诗歌、 发现人生哲理。此外，朱自清还探讨了诗与幽默、诗与建国、朗读与诗等诸多关系，对其进 行了认真的分析和阐述。
再次是对新诗动向的分析。20世纪40年代初，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经过10余年的探索和 发展，步入了它自身艺术蜕变和转折的时期。在这一转折过程中，除了中国现代主义诗人自 身的转变和反思之外，来自一些现实主义诗歌潮流的人们，也对现代主义诗歌进行了清算和 批评。诗人穆木天从“五四”以来新诗发展回顾的视角，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提出了自己的 批评：
中国的新体诗，一部分，受到了英国的绅士诗歌的影响，趋于格律化，而另一部分 ， 在西洋的象征主义的影响之下……在朦胧，缥缈的世界中，去寻求官能的颓废的陶醉，在每 个诗人的心理，所存在的，只是资本主义的没落期的小市民的烟雾般的悲哀了。〔8〕
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现代主义诗人并没有放弃原有的艺术观念和象征主义、现代主 义的艺术方法，反而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创造，运用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的方法进行诗歌写作 ，使一些新的诗歌作品更具有艺术深度和表现力。针对当时的现实状况，朱自清对战前的现 代主义诗歌与抗战时期的诗歌进行了分析：
抗战以前新诗的发展可以说是从散文化逐渐走向纯诗化的路。为方便起见，用我在 《 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里假定的名称来说明。自由诗派注重写景和说理，而一般的写 景又只是铺叙而止，加上自由的形式……格律诗派才注重抒情，而且是理想的抒情，不是写 实的抒情……象征诗派倒不在乎格式，只要“表现一切”……抗战以来，一切文艺形式为了 配合抗战的需要，都朝普及的方向走，诗作者也就从象牙塔里走上十字街头。〔6〕（P 25～26）
由此可见，朱自清的分析是非常深刻而准确的。一些中国现代主义诗人，为了适应时 代的需要和丰富自己的诗歌表现形式，积极吸收新的现代主义的外来养分，为现代主义诗歌 参与抗战诗歌的需要和创作而不断努力，以开辟新的艺术表现道路为抗战服务。
三
1943年，在西南联大任中文系主任的朱自清写道：“新文学运动实在是受外国的影响 。胡先生（指胡适）自己的新诗，也是借鉴于外国诗，一翻《尝试集》就看得出。”〔 6〕（P57）他还写道：“新诗不取法于歌谣，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外国的影响，别的原因都 只在这一个影响之下发生作用。外国的影响使我国文学向一条新路发展，诗也不能够是例外 。”〔6〕（P63）朱自清的论断完全正确，综观中国新诗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外国诗 的影响随处可见。李金发与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冯至与里尔克、卞之琳与奥登、袁可嘉与艾 略特的关系都是众所周知的例子。同样，中国现代诗歌研究也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和启示。
闻一多于1922年7月赴美国留学，主攻绘画，但他却对文学特别是诗歌情有独衷。在美 国的科罗拉多大学，他不但选修了两门诗歌课程“丁尼生与勃朗宁”、“英美现代诗”，而 且同当时美国许多著名的现代诗人有着较为密切的来往。因此，他对西方浪漫主义、唯美主 义、意象派诗歌理论有着全面、系统、深入的认识和理解。与闻一多不一样，朱自清1920年 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5年受聘于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此后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 长达16年之久，他虽然没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但却尤其“注重新旧文学与中外文学的融合” ，甚至在任中文系主任时，曾明确提出要把中国文学系与外国语言文学系合并为一个“文学 系”，让学生既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接受西方文化的浸润，以实现中外文学的会通 〔9〕（P177～185）。因此，尽管闻一多、朱自清的求学经历、人生经历不尽相同，但 他们在后来所从事的新诗评论中，都有对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思想的大胆吸纳和借鉴。
首先是英美意象派的影响。在闻一多留学美国的时候，正是美国意象派诗人陆威尔、 劳伦斯、卡洛斯•威廉斯、霍普、门罗的作品风靡诗坛的时候，意象派主张诗歌应当抛弃传 统的诗歌题材和韵律，应该任意选择题材、自由地创造自己的韵律，创造新的节奏和形式， 采用白话和口语。因此，闻一多在意象派诗歌风行的时代，必然受到意象派诗歌理论的影响 。当他在20世纪40年代对当时诗坛的“靡靡之音”不满，认为当时“疲困与衰竭”的声音超 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时，田间那“鼓的节奏”的诗歌对他来说悦耳无比，那个“时代的鼓 手”诗歌中的“鼓的声音”，“整肃，庄严，雄壮”，是“男性的”，他的诗歌作用于人心 ，“不排解，不抚慰，也不麻醉”，而是“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就深受意 象派诗歌理论的影响。同样，朱自清也真诚地受到过英美意象派诗歌理论的启发和感悟，如 在《朗读与诗》中他就认为：“新诗的语言不是民间的语言，而是欧化的或现代化的语言。因此朗读起来不容易顺口 顺耳……所谓顺口顺耳，就是现在一般人说的‘上口’。”〔6〕（P68～69）
《〈意象主义诗人〉（1916）序》是意象派运动调整期的代表性理论文章，其在对意 象派诗歌进行探讨时认为：“诗是一种说的艺术，而不是一种写的艺术。”〔10〕（P1 63）这 篇序言强调诗是“说”的艺术而不是“写”的艺术，不仅强化了诗的自由韵律，而且极大地 强化了口语在诗歌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我们再来回顾朱自清在《朗读与诗》中的“顺口顺 耳”，即要求诗人写诗要用口语，它们之间是何其的相似。
其次是吉伯林的影响。在海外留学3年，给闻一多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无论世界观 还是艺术观都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从对西洋文明满怀憧憬，到深感幻灭并声言决裂，闻一多 从此变成了一位民族主义者”〔11〕，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作为朋友的梁实秋 对此有所记述：
在英诗班上，一多得到很多启示。例如丁尼生的细腻写法theornatemethod和伯朗宁 之 偏重丑陋 thegrotesque的手法，以及现代诗人霍斯曼之简练整洁的形式，吉伯林之雄壮铿 锵的节奏，都对他的诗作发生很大的影响。〔12〕（P33）
作为一名“帝国主义诗人”，吉伯林在他的作品中鼓吹殖民主义思想，强调绝对服从 白人的统治。在他看来，白人有开化异教有色人种的天职，帝国主义的征服乃是一项神圣的 使命。可以说，闻一多正是在异国的土地上，读到吉伯林的作品，在“受到伤害和侮辱之后 才激发出自己的民族主义的”，于是，在民族主义思想的主导下，闻一多从祖国的山水草木 和文化传统中升华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并以此作为抵御西方列强的心理武器，创 作出《太平洋舟中见一明星》、《七子之歌》、《长城下之哀歌》、《我是中国人》等诗歌 ，在里面颂扬历史文化、故国风物、民族传统，高扬民族正气和民族主义精神。到20世纪40 年代，在目睹敌寇入侵、国破家亡的黑暗现实后，他强烈呼唤民族主义的作品。1943年，闻 一多在接触到田间的《人民底舞》之后，称赞道：
这里便不只鼓的声律，还有鼓的情绪。这……是祢衡那喷着怒火的“渔阳掺挝”， 甚 至是，如诗人Robert Lindsey在《刚果》中，剧作家Eugene O’Neil在《琼斯皇帝》中所描 写的，那非洲土人的原始鼓，疯狂，野蛮，爆炸着生命的热与力。〔3〕（P198）
闻一多要借助鼓声——田间的诗，激发起民族主义，来实现抵御外侮，振奋民族精神 的目的。勿庸质疑，在英国，吉伯林是位“爱国主义”诗人。因此，有人说，吉伯林的事业 在英联邦的历史上，比起在英语文学史上，来得更为重要。在殖民主义时代，“其声名普及 于整个英语世界；在爱德华时代的英国，一般家庭里的读物，除了圣经，便是吉伯林” 〔13〕（P262）。可以说，吉伯林是深爱他的国家的，要不然他不会在诗篇中赞美大英 帝国的事业。同样，朱自清更是位可贵的爱国主义者，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 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 …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14〕（P1 384～1385）在2 0世纪40年代，朱自清除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爱国主义外，还以“爱国诗”为题谈论战时 的诗歌，他认为，“抗战以后，我们的国家意念迅速地发展而普及，对于国家的情绪达到高 潮”，许多诗人在作品里赞扬“民众的英勇”，“预言最后的胜利”，同时“第一次我们每 个国民都感觉到有一个国家——第一次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中国是自己的”〔6〕（P38 ）。 对于朱自清来说，他的人生、文艺和学术都是与爱国主义紧密相连的，爱国主义是他人生实 践活动中始终存在的思想理念，这与吉伯林在文学创作中实践的“帝国主义”思想和理念是 相似的。
再次是新批评的影响。20世纪的西方文学，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已经衰落，浪漫 主义更趋于末流，现代主义文学成为文学的主流。现代主义文学重象征，语言晦涩玄奥，用 实证的批评方法根本无法应付，批评家不得不通过细读来探索、猜测它的涵义，这无形中促 进了新批评的兴起。“以瑞恰慈和艾略特为发端的‘新批评’理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 在英、美文学研究界占据主导地位。它反拨的矛头直指张扬感情和个性的浪漫主义文学批评 ，反对克罗齐的表现论和柏格森的直觉论。”〔15〕（P88）瑞恰慈的“语义分析学 ”和艾略 特的“有机形式主义”文学观直接从方法论的角度影响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新诗理论 家。事实上，作为“新批评”的鼻祖之一，瑞恰慈与中国有着深厚而密切的关系，那就是他 曾于1929～1931年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在清华大学任教时的瑞恰慈，由于其批评理论已 经形成并在欧美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因此，“瑞恰慈不仅对学生有影响，对当时文学院 教师亦有影响。朱自清先生至少有三篇文章中指名谈到瑞恰慈和另一位西南联大执教的新批 评派大师燕卜荪……《诗多义举例》是朱自清运用瑞恰慈的理论分析中国古诗的‘细读’实 践”〔15〕（P262）。此外，朱自清还运用“语义分析学”的方法在《新诗杂话》中 对冯至的《十四行集》、卞之琳的《距离的组织》、闻一多的《死水》、孙大雨的《纽约城 》、杜运燮的《滇缅公路》等作品进行了细致的解读。
当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新批评理论和西方诗歌理论发展进行关注和研究的， 不单单有朱自清。吴艳曾经指出，闻一多与艾略特在诗歌理论主张上有许多相通之处，两人 都看到传统对现代的影响，又都站在现代开放的立场展开文学评论〔16〕。确实， 闻一多的 文学批评，总是站在全球化的局势中既看到外国文化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严重的冲击，同 时还看到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中受世界思潮影响后的新生，看到中国文化与世界文 化共同发展进步的共同规律。他不仅在开放意识很强的“五四”时期强调“20世纪文学尤当 含有世界的气息”，“新诗径直是新的……要尽量的吸收外洋诗的长处”，即使在20世纪40 年代注重民族文化本位、政治文化领域复古空气浓郁时，他仍然强调要站在现代的立场上勇 于接受外来文化，即他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所说的，不仅要“勇于‘予’”，“不怯于 ‘受’”，而且要“真正勇于‘受’”，并将受看作是“我们能否继续自己文化的主人的测 验”〔17〕（P21）。正是受到以艾略特为代表的新批评理论家的影响，使得他在诗 艺理论的探索上，构建出了相对完整的对现代新诗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诗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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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the New Poetry of the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and the Influences from Outside
——A discussion on the literary groups headed by Wen Yiduo
and Zhu Ziqing
YANG Shao-jun
(Institute of Ethnic Literature Studies,Yun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Kunming,650034,Yunnan,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Professors Wen Yiduo and Zhu Ziqing, exp loiting the artistic experiences in new literary creation, had succeed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poetics”. Zhu’s On New Poetry and Wen’s theorie s of
poetry had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theorization and systemization of th e new poetry. Meanwhile, the two scholars, influenced by the Western theories in
their studies of the new poetry, had been greatly benefited from the creation o f the “modern poetics”.
Key words: the Southwest Associated University; studies of the n ew poetry; the influences from outside
〔责任编辑： 燕 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