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正在为金圣叹作出公正的评价——读钱穆先生《评施耐庵<水浒传>及金圣叹批注》一文的感想和补充、商榷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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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一、为金圣叹翻案,海峡两岸,人同此心,心同此感 近十年来,在我国大陆,是古典文学研究的繁茂期,大文学家金圣叹也由反面人物一跃而成为正面人物,而且对他的评价越来越高。最近我又高兴地读到了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增订出版的、著述等身的钱宾四(穆)先生的论文集《中国文学论丛》,深为钱先生对我国历史文化的执着的爱的精神所感动,也接触了生长于江南太湖流域的钱先生“总抹不去的”“一番恋旧思乡之情绪”(原书第213页),特别是在详细阅读其中《中国文化与文艺天地——论评施耐庵水浒传及金圣叹批评》一文后,欣然有感:真没想到在六七十年前被胡适之打入“反动文人”行列,迄今在台湾仍未脱离“华盖运”的金圣叹,却得到了在港、台讲学多年的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这样高度的评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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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一) 古代士人的社会地位,是在群雄竞起,思想活跃解放的春秋战国时期才开始确立的。社会地位的确为他们人格的最后形成奠定了基础,而人格理想的形成则标志着古代士人的生存意义追求已经开始了,隐逸便是士人人格与生存意义双重追求的结果。 西周时期,作为萌芽状态里的士人,还是贵族宗法制度里依附卿大夫的底层力量,还不能参与政治,社会的各种规范要求他们不得超出礼制的藩篱,从事越权的社会活动。进入春秋战国时代,传统的宗法体制逐渐解体,束缚人们身心自由的礼法制度也逐渐松弛起来,贵族士大夫失去对士人的支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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