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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4月初，孙中山的告急信飞至他的同志、中国同盟会马来亚瓜拉庇劳分会会长邓泽如手中。
“弟处已绝粮矣，而办事要人，尚有十余人在此相依，而日内又有安徽省与熊成基起事之同志炮兵队长管带洪承点等来星（新加坡），皆不能不招呼。故暹仰二款未到之前，尚须三百元（叻币，英殖民政府发行的货币，下同），乃足支月内之用，此又不得不恳足下等供给一月之费。”
因为有一批国内起义失败撤出的官兵需安顿，而预计的泰国和缅甸汇款还没到，彼时，孙中山捉襟见肘，已经要揭不开锅了。
“这些信一多半都是要钱的”
邓泽如，广东新会人，早年家贫，19岁跟兄长下南洋谋生。他从割胶工干起，后得到南洋富商陆佑的赏识，成为账房先生。此后他开锡矿，种橡胶，开文具店和杂货店，经过十几年的奋斗，拥有了500多亩橡胶园和多间店铺。到辛亥革命前，他已成为马来亚瓜拉庇劳华人圈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然而富足的日子并不能使邓泽如内心平静。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心境：“久侨海外，习见侨胞日受不平等待遇，知由于国势之不振，而满族之歧视也，慨然思所以拯之。”
1906年，37岁的邓泽如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从此成为孙中山的坚定信徒。
也就是自1906年起，孙中山将他的革命运动基地，从日本转移到了南洋。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共领导了10次起义，其中有8次以南洋为指挥中心。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四处奔波，联络革命志士，筹措款项。
1907年的镇南关起义后，孙中山派汪精卫手持他的亲笔函，从越南到马来亚去找邓泽如筹款，恰逢邓泽如出门在外，就留了一个字条给他。
百余年之后，邓泽如的儿子邓光商在北京的寓所里轻轻地打开一个纸包。《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看到，里面保存着当年汪精卫的亲笔：“来访不遇。拟明晨再来，祈少待为荷。精卫。”
“汪精卫没有等到我父亲，就走了。我父亲回来后听说这事，一直追汪精卫追到了新加坡才追上，那次他给了汪精卫几千元。”邓光商说。
这开启了邓泽如大量资助革命事业的序幕。从此，他与孙中山之间来往信札不断。“今天看这些信，一多半都是要钱的。”邓光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邓泽如细心地保存着这些信件。虽然只念过三年私塾，但他天资聪颖，又写得一手好字。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他把与孙中山之间的往来信件汇编成书。看过这本书的人都不难理解，在革命成功前的黑暗日子里，革命事业曾陷入怎样的困窘，而海外华侨又是以怎样的热情捐款支援革命，以致孙中山有“华侨乃革命之母”之叹。
1909年4月中旬，就在孙中山向邓泽如发出告急信不久，邓泽如的汇票寄到了新加坡，5月，又有50元邮票寄到。1910年八九月间，又陆续寄去一千多元。
孙中山在给邓泽如的信中感叹道：“近况如此，真为大事进行之大阻滞也。幸尚有热心如兄者，否则吾等不免有坐困此地之虞矣。”
“卷土重来”的庇能会议
1910年7月11日，孙中山从日本抵达新加坡，8月转往马来亚的庇能（即槟城），在四间店街租下住处。他把中国同盟会南洋支部从新加坡迁至了庇能，决心要以庇能为中心，筹备一场破釜沉舟之战。
此时的孙中山，已经历了9次反满起义的失败。最后的一次，发生在当年2月，革命党人倪映典策动广州新军起事，起义失败。倪映典壮烈牺牲。
一次次的失败，让部分革命党人情绪消沉。而这时孙中山面临的更大问题，是资助革命党的资金来源，日见枯竭。以往历次起义，新加坡华侨为孙中山捐款甚多，但是现在，他们甚至难以为孙中山筹措出去欧洲的路费。
革命党人的内部纷争也让孙中山深感头疼。在日本和新加坡，同盟会内部都出现了裂痕。但在马来亚，会员们对他仍是忠心耿耿。
11月，孙中山在庇能四间店街寓所召开了庇能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黄兴、赵声、胡汉民、孙眉等，邓泽如以芙蓉分会（芙蓉即瓜拉庇劳所属森美兰州之首府）代表的身份出席。
会上，孙中山提出，要搞一次新的大行动，在华南“卷土重来”。这次行动，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广州黄花岗起义”。
汲取了以往起义准备仓促、资金不足的教训，会议为此次行动定下筹款目标：新加坡、马来亚等英属殖民地，5万；印度尼西亚等荷属殖民地，5万；越南等法属殖民地，3万。孙中山说：为这场破釜沉舟之战，“款项多一分，则筹备足一分！”
此时，革命刚刚遭受了一连串失败。当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4月，汪精卫在北京刺杀摄政王未遂被捕。党内财政又陷拮据，光是安顿撤下来的革命流亡者就已经让财政“力穷”。据邓泽如后来回忆，会上同志们对要完成这样的任务“众有忧色”。
而在这时候，孙中山显示出他作为一个革命领袖的坚强意志和超强鼓动能量。他对大家道：一次失败不足气馁。我以往经历的失败，比今天更困难百倍。今天我们党虽然穷困，但革命风潮却比以前更甚，华侨的思想已开。从今以后，我所担心的只是我们无计划无勇气。“现在因新军之失败，一般清吏，自以吾党必不敢轻于再战，可以高枕无忧，防御必疏吾党同志，果能鼓其勇气，乘此良机，重谋大事，则克复广州，易如反掌。广州已得，吾党既有此绝好之根据地，以后发展，不难着着进行矣”
“孙中山的此一演讲对于大多数与会的革命人士具有绝大的冲击力量，使他们对于革命开始恢复信心。”华裔学者颜清湟在他的《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一书中这样评论。
会上，革命党人们甚至定下了打下广州后进军全国的路线图：曾在湖南兴办华兴会、人脉甚广的黄兴，统一广州的军队，出湖南，趋湖北；曾任南京新军统领的赵声，率部出江西，直取南京。
绝地筹款
庇能会议后，孙中山打算遍游南洋亲自筹款。但是，荷兰殖民政府不允许他进入印尼。接着，英国殖民当局又令他离开马来亚。他只得再次离开南洋，取道欧洲赴美。筹款重任只能落到邓泽如、胡汉民等人身上了。
然而募款绝非易事。
根据学者颜清湟的研究，南洋华侨中最支持革命的，是其中下层阶级。但他们虽然热情，却财力有限。而富有华商们对革命多持冷漠态度。
当年孙中山看中邓泽如与富商陆佑的特殊关系，曾让邓泽如劝他捐出10万元，回报是革命成功后云南矿业10年的开采特权，但即使这样，也未劝动陆佑。
孙中山还想过各种办法筹款。他曾在美国旧金山设立了一个“革命公司”，华侨可入股，每股为200美金，革命成功后可以折算现金，并可支付红利。1907年9月，他在给邓泽如的信中许诺，凡助款者必厚利偿还。后来，他更开出4倍偿还的条件。但似乎这些办法都未吸引到什么大款。
为广州起义而进行的这次募款，为掩人耳目，以“中国教育捐”的名义进行。胡汉民在新加坡，邓泽如在马来亚，同时筹款。
邓泽如在整整两个月时间里，马不停蹄跑遍马来亚大小16个城市，沿门劝捐。“周历南洋，东讲西说，劝捐募款，常数日数十日不归。”
但是募款的第一阶段相当不成功。胡汉民在新加坡劝捐时，召开筹款会议，有人却避而不见。他们曾去一户富商家里做工作，整整两个小时的劝说后，只得到20元。
近一个月时间过去，他们募到的钱款总数不过12000元，离5万元的任务相差甚远。刚从缅甸募款回来的黄兴，对这个结果非常失望。黄兴对邓泽如等人说：现在荷属殖民地的5万元看来靠不住了，英属殖民地的5万元如果也不能达到预定目标，全局就面临瓦解。我也不打算回香港了，干脆继汪精卫之后，再做一次牺牲生命之举，以暗杀来醒国人！言毕当场泪下。
农历11月29日这天，离家已经一个多月的邓泽如回了趟家。第二天，黄兴也从马六甲、芙蓉等地辗转到了邓家。
“弟处已绝粮矣，而办事要人，尚有十余人在此相依，而日内又有安徽省与熊成基起事之同志炮兵队长管带洪承点等来星（新加坡），皆不能不招呼。故暹仰二款未到之前，尚须三百元（叻币，英殖民政府发行的货币，下同），乃足支月内之用，此又不得不恳足下等供给一月之费。”
因为有一批国内起义失败撤出的官兵需安顿，而预计的泰国和缅甸汇款还没到，彼时，孙中山捉襟见肘，已经要揭不开锅了。
“这些信一多半都是要钱的”
邓泽如，广东新会人，早年家贫，19岁跟兄长下南洋谋生。他从割胶工干起，后得到南洋富商陆佑的赏识，成为账房先生。此后他开锡矿，种橡胶，开文具店和杂货店，经过十几年的奋斗，拥有了500多亩橡胶园和多间店铺。到辛亥革命前，他已成为马来亚瓜拉庇劳华人圈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然而富足的日子并不能使邓泽如内心平静。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心境：“久侨海外，习见侨胞日受不平等待遇，知由于国势之不振，而满族之歧视也，慨然思所以拯之。”
1906年，37岁的邓泽如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从此成为孙中山的坚定信徒。
也就是自1906年起，孙中山将他的革命运动基地，从日本转移到了南洋。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共领导了10次起义，其中有8次以南洋为指挥中心。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四处奔波，联络革命志士，筹措款项。
1907年的镇南关起义后，孙中山派汪精卫手持他的亲笔函，从越南到马来亚去找邓泽如筹款，恰逢邓泽如出门在外，就留了一个字条给他。
百余年之后，邓泽如的儿子邓光商在北京的寓所里轻轻地打开一个纸包。《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看到，里面保存着当年汪精卫的亲笔：“来访不遇。拟明晨再来，祈少待为荷。精卫。”
“汪精卫没有等到我父亲，就走了。我父亲回来后听说这事，一直追汪精卫追到了新加坡才追上，那次他给了汪精卫几千元。”邓光商说。
这开启了邓泽如大量资助革命事业的序幕。从此，他与孙中山之间来往信札不断。“今天看这些信，一多半都是要钱的。”邓光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邓泽如细心地保存着这些信件。虽然只念过三年私塾，但他天资聪颖，又写得一手好字。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他把与孙中山之间的往来信件汇编成书。看过这本书的人都不难理解，在革命成功前的黑暗日子里，革命事业曾陷入怎样的困窘，而海外华侨又是以怎样的热情捐款支援革命，以致孙中山有“华侨乃革命之母”之叹。
1909年4月中旬，就在孙中山向邓泽如发出告急信不久，邓泽如的汇票寄到了新加坡，5月，又有50元邮票寄到。1910年八九月间，又陆续寄去一千多元。
孙中山在给邓泽如的信中感叹道：“近况如此，真为大事进行之大阻滞也。幸尚有热心如兄者，否则吾等不免有坐困此地之虞矣。”
“卷土重来”的庇能会议
1910年7月11日，孙中山从日本抵达新加坡，8月转往马来亚的庇能（即槟城），在四间店街租下住处。他把中国同盟会南洋支部从新加坡迁至了庇能，决心要以庇能为中心，筹备一场破釜沉舟之战。
此时的孙中山，已经历了9次反满起义的失败。最后的一次，发生在当年2月，革命党人倪映典策动广州新军起事，起义失败。倪映典壮烈牺牲。
一次次的失败，让部分革命党人情绪消沉。而这时孙中山面临的更大问题，是资助革命党的资金来源，日见枯竭。以往历次起义，新加坡华侨为孙中山捐款甚多，但是现在，他们甚至难以为孙中山筹措出去欧洲的路费。
革命党人的内部纷争也让孙中山深感头疼。在日本和新加坡，同盟会内部都出现了裂痕。但在马来亚，会员们对他仍是忠心耿耿。
11月，孙中山在庇能四间店街寓所召开了庇能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黄兴、赵声、胡汉民、孙眉等，邓泽如以芙蓉分会（芙蓉即瓜拉庇劳所属森美兰州之首府）代表的身份出席。
会上，孙中山提出，要搞一次新的大行动，在华南“卷土重来”。这次行动，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广州黄花岗起义”。
汲取了以往起义准备仓促、资金不足的教训，会议为此次行动定下筹款目标：新加坡、马来亚等英属殖民地，5万；印度尼西亚等荷属殖民地，5万；越南等法属殖民地，3万。孙中山说：为这场破釜沉舟之战，“款项多一分，则筹备足一分！”
此时，革命刚刚遭受了一连串失败。当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4月，汪精卫在北京刺杀摄政王未遂被捕。党内财政又陷拮据，光是安顿撤下来的革命流亡者就已经让财政“力穷”。据邓泽如后来回忆，会上同志们对要完成这样的任务“众有忧色”。
而在这时候，孙中山显示出他作为一个革命领袖的坚强意志和超强鼓动能量。他对大家道：一次失败不足气馁。我以往经历的失败，比今天更困难百倍。今天我们党虽然穷困，但革命风潮却比以前更甚，华侨的思想已开。从今以后，我所担心的只是我们无计划无勇气。“现在因新军之失败，一般清吏，自以吾党必不敢轻于再战，可以高枕无忧，防御必疏吾党同志，果能鼓其勇气，乘此良机，重谋大事，则克复广州，易如反掌。广州已得，吾党既有此绝好之根据地，以后发展，不难着着进行矣”
“孙中山的此一演讲对于大多数与会的革命人士具有绝大的冲击力量，使他们对于革命开始恢复信心。”华裔学者颜清湟在他的《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一书中这样评论。
会上，革命党人们甚至定下了打下广州后进军全国的路线图：曾在湖南兴办华兴会、人脉甚广的黄兴，统一广州的军队，出湖南，趋湖北；曾任南京新军统领的赵声，率部出江西，直取南京。
绝地筹款
庇能会议后，孙中山打算遍游南洋亲自筹款。但是，荷兰殖民政府不允许他进入印尼。接着，英国殖民当局又令他离开马来亚。他只得再次离开南洋，取道欧洲赴美。筹款重任只能落到邓泽如、胡汉民等人身上了。
然而募款绝非易事。
根据学者颜清湟的研究，南洋华侨中最支持革命的，是其中下层阶级。但他们虽然热情，却财力有限。而富有华商们对革命多持冷漠态度。
当年孙中山看中邓泽如与富商陆佑的特殊关系，曾让邓泽如劝他捐出10万元，回报是革命成功后云南矿业10年的开采特权，但即使这样，也未劝动陆佑。
孙中山还想过各种办法筹款。他曾在美国旧金山设立了一个“革命公司”，华侨可入股，每股为200美金，革命成功后可以折算现金，并可支付红利。1907年9月，他在给邓泽如的信中许诺，凡助款者必厚利偿还。后来，他更开出4倍偿还的条件。但似乎这些办法都未吸引到什么大款。
为广州起义而进行的这次募款，为掩人耳目，以“中国教育捐”的名义进行。胡汉民在新加坡，邓泽如在马来亚，同时筹款。
邓泽如在整整两个月时间里，马不停蹄跑遍马来亚大小16个城市，沿门劝捐。“周历南洋，东讲西说，劝捐募款，常数日数十日不归。”
但是募款的第一阶段相当不成功。胡汉民在新加坡劝捐时，召开筹款会议，有人却避而不见。他们曾去一户富商家里做工作，整整两个小时的劝说后，只得到20元。
近一个月时间过去，他们募到的钱款总数不过12000元，离5万元的任务相差甚远。刚从缅甸募款回来的黄兴，对这个结果非常失望。黄兴对邓泽如等人说：现在荷属殖民地的5万元看来靠不住了，英属殖民地的5万元如果也不能达到预定目标，全局就面临瓦解。我也不打算回香港了，干脆继汪精卫之后，再做一次牺牲生命之举，以暗杀来醒国人！言毕当场泪下。
农历11月29日这天，离家已经一个多月的邓泽如回了趟家。第二天，黄兴也从马六甲、芙蓉等地辗转到了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