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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邓小平是改变中国面貌的伟人。他身体力行，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退休制，顺利实现新老交替的任务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对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
关键词: 邓小平；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退休制；干部年轻化；新老交替
【中图分类号】A7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236-1879(2017)08-0281-04
时间飞逝，永不回头。二十年的光阴转瞬而过。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二十年了。邓小平，这位开创了中国历史新篇章的历史伟人，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重大弊端之一。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以超人的胆略和见识，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任期制和退休制，实现了制度化的新老交替，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业创造了良好的组织基础和干部基础。
1形势严峻——干部队伍老化，人才青黄不接
一个国家的正常发展，不能仅仅建立在个人威信上，而要建立在科学合理的制度之上。如果仅仅建立在个人威信之上，绝对避免不了人亡政息的悲剧。在中外历史上，人亡政息的悲剧不断上演。当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在位的时候，国家和社会能得到很好地发展。但是，当强有力的领导者离去以后，国家和社会就会发生混乱。自从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以来，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了人亡政息的局面。苏联的领导人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以前，全都实行领导职务终身制。列宁病死任上，斯大林病死任上，勃列日涅夫病死任上，之后的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同样病死任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执政27年，同样病死任上。没有任期，没有退休。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必然僵化、凝固，弊端丛生。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干部队伍老化、人才青黄不接的情况已经十分严重。从中共最高层看，年龄结构就十分令人担忧。在1979年，叶剑英已经82岁，邓小平已经75岁，陈云已经74岁，李先念已经70岁。汪东兴已经63岁，陈锡联已经64岁。中共一号领导人华国锋算年轻的，也已经58岁。自然，由于没有退休制度的安排，中共高层以下干部队伍老化情况也十分严重。
干部队伍严重老化，对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人浮于事，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由于实际上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老的下不去，新的上不来。因此，邓小平忧心忡忡，大力呼吁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正常的退休制度，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
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就指出：建立退休制度，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朝气蓬勃的大问题。［1］(p.226)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又指出：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1］(pp.331-332)
1981年7月2日上午，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座谈会上讲话指出：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这个问题，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是十分迫切了，再过三五年，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要来一次灾难。［2］(p.753)
1982年1月13日下午，邓小平在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精简机构时痛切地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這是一场对体制的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下面的干部。这确是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不能容忍，我们党也不能容忍。所有的老干部都要认识到，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也是我们老干部的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是我们对党的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也是对我们每个人党性的一次严重考验。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亡党亡国。如果不进行这场革命，不论党和政府的整个方针、政策怎样正确，工作怎样有成绩，我们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党和政府的机构这样缺少朝气、缺少效率，正确的方针、政策不能充分贯彻，工作不能得到最大的成绩，我们怎能得到人民的谅解，我们自己又怎能安心？这件事情必须解决，而且早就应该解决。［2］(pp.797-798)
2巧妙过渡——设立顾问委员会
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是当务之急。但是，怎样废除这一制度？邓小平对此有深刻的思考。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必然会遇到极大地阻力。对那些刚刚被解放出来的干部来说，更有很多抵触情绪。正当一些干部年富力强、可以好好干一番事业的时候，许多人被打倒了，失去了宝贵的工作机会。正当这些干部被解放、重新出来工作的时候，又要让这些人退休，自然许多人想不通。如果快刀斩乱麻，让年事已高的同志彻底退休，必然引起种种不满和怨气。因此，从当时的干部队伍的实际出发，邓小平等设计了一个变通的办法——设立顾问委员会。这样，老同志既可以发挥顾问和参谋的作用，相对年富力强的新同志也可以走上领导岗位，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1980年6月27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谈对历史决议稿的意见后，在听取准备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汇报时说：赞成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恐怕得立一些庙，菩萨才好安置。老同志安排好以后，就可以把中年同志提拔起来。老同志的安排，一方面组织上要想办法，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要提过高的要求。不在其位了，相应的有些待遇也可以改变一下。［3］(p.650) 1982年7月3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明确指出：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经过两三届党的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1］(p.441)
1982年9月13日，邓小平出席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他在讲话中对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性质和职能做了清楚的说明：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我们就讲要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这个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恐怕都比我们解决得好。我们干部老化的情况不说十分严重，至少有九分半严重。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就缺乏活力。现在着手来解决，采取顾问委员会这种过渡的形式，比较合乎我们的实际情况，比较稳妥，比较顺当。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在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顾委的任务有四条：一是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二是协助中央委员会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三是在党内外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四是承担中央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任务。顾问委员会的工作，总的说就是要按照新党章办事。顾问委员会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第二，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要联系群众。第三，在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方面以身作则。搞精神文明，关键是以身作则。［4］(pp.5-6)
1983年4月28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日本前外务大臣樱内义雄一行。在谈到干部队伍年轻化时说：我们现在准备花十年的时间，逐步使干部年轻化。我们党的权力机关是中央委员会。为了新老交替，我们设立了顾问委员会，我是这个顾问委员会的主任。世界上别的国家都没有顾问委员会，就我们有。我们这个党是个老党，老人多，不妥善安排也不好。［2］(p.903)
3老干部让贤——新老交替的关键
要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实现新老交替，老干部、老同志的态度极为关键。如果老同志不愿意让贤，那么年轻干部就没有发展和上升的空间。老同志为党和国家工作了一辈子，其精神可圈可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干部、老同志身体状况已无法适应繁重的工作，知识结构也难以跟上时代的发展。因此，老同志必然要退出领导岗位。当然，在马上退出领导岗位的问题上，部分老同志是开明的，当然有不少的老同志思想不通。因此，邓小平大声疾呼、谆谆告诫老同志和老干部：要從党和国家的大局出发，在新老交替中起好模范带头作用。
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中指出：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怎样解决等等。庙只有那么大，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因此，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要从大处着眼，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不要一涉及到自己的具体问题就不通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1］(p.193)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的报告中语重心长地指出：老同志现在的责任很多，第一位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认真选拔好接班人。选得合格，选得好，我们就交了帐了，这一辈子的事情就差不多了。其他的日常工作，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的事情。第一位的事情是要认真选拔好接班人。［1］(p.227)1981年7月2日上午，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座谈会上讲话指出：解决干部年轻化这样一个大问题，关键是老同志带头，真正要开明，真正要从大局着眼。有没有人？我看找十万、二十万都有。问题是我们下不下这个决心，大家是不是好好地去做工作，去了解，去发现。提出选拔中青年干部的任务以后，要着手去做。做，要有个目标，要具体化。现在就是要大家来讨论怎样具体化。不开明可不行呀!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的，老实说，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叫我们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我们两个人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选拔中青年干部这个问题。我希望在座的同志，凡是超过六十岁的同志，都把这个问题当作第一位的任务来解决。［2］(p.753)
4干部四化——选拔新干部的四条标准
如果说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是破旧的话，那么，选拔一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就是立新。
对选拔年轻干部的标准，邓小平开始是提“三化”，即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1980年12月20日和李先念、陈云、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姚依林听取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在谈到选拔中青年干部问题时指出：用先进后出来解决领导班子问题是个有效办法。要充分发挥老干部的积极性，稳定老干部情绪，但要进人，要逐步实现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否则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3］(p.698)
1980年12月25日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并作题为《贯彻调整方针，改善党的工作，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指出：要有步骤地和稳妥地实行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3］(pp.699-700)1981年7月19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谈到中国的干部问题时指出：总的来说，我们干部队伍在老化。过去我们实际上存在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这要废除，要逐步实现干部队伍的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2］(p.761)这是目前所见，邓小平首次提出干部四化问题。此后，邓小平多次谈到干部四化问题。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还谆谆教诲：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 在邓小平看来，干部四化中，革命化是前提和条件，是关系到干部的政治方向和立场的问题。1982年10月19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齐亚?哈克时指出：为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的活力，我们要使各级领导逐步实现年轻化，这是个方向。我们党的十二大在这方面迈出了很大的一步，但是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今后要继续努力，使我们的领导层在革命化的前提下，实现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2］(p.861)1983年6月11日在与来访的金正日会谈中，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准备交班，要找年轻人上来，帮助年轻人接替我们，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任务。由于我们党武装斗争的历史特别长，现在老人很多，这就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因此，我们提出，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要逐步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其中革命化是主要的。［2］(p.912)1984年6月21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缅甸副总理兼计划、财政部部长吴吞丁时指出：我们中国现在存在着干部老化问题，是个很大的弱点，所以我们提出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也叫干部“四化”。这件事不做不行，否则目标是空话。不论怎样难，一定要坚定不移朝这方面走。［2］ (p.982)
邓小平对中国干部队伍年轻化充满无限期待。1986年11月3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陈省身教授时指出：“中国目前人才往往从五六十岁的人中挑选，这样就不能体现活力。中国只有出现三四十岁的政治家、科学家、经济管理家和企业家，并由这批人担负重任，国家才有活力，政策才能保持长久。”［2］(p.1151)1986年11月9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指出：“哪一天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就好了。同样，我们也希望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要制定一系列制度包括干部制度和教育制度，鼓励年轻人。”［2］(p.1153)
5先进后出——干部新老交替正确的路径选择
实现新老交替，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在新老交替的路径选择上，邓小平设计了“先进后出”、“先上后下”的科学路径。的确，老干部不下去，新干部不上来，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后继无人。然而，鉴于当时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如果让老同志、老干部马上退下、新干部马上上来，各项工作必然限于混乱与停顿。因此，邓小平科学地设计了新老交替的路径：先让新同志进来、在老同志的帮助指导下工作，最后老同志才退出领导岗位。这样，既可以继续发挥老同志的作用，又可以培养年轻干部。
1980年12月20日，邓小平和李先念、陈云、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姚依林听取中共中央工作會议各组召集人汇报。在谈到选拔中青年干部问题时指出：“用先进后出来解决领导班子问题是个有效办法。要充分发挥老干部的积极性，稳定老干部情绪，但要进人，要逐步实现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否则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不要这一条就难以为继。”［3］(p.698)
1981年7月9日上午，邓小平同杨尚昆、耿飚、韦国清、杨勇等谈话时指出：五年内，老同志要逐步退到第二线，找一些年富力强的同志接替。这个问题很迫切，因为事情总要有人来做。这次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陈云同志提出要着重选拔四十岁以下的领导干部，这就更难了。但难也要做。军队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其他问题好办些。对老干部的安置，最根本的办法还是搞离休、退休制度，着重搞退休制度。顾问要少，堆的人多了，庙腾不出来。要先解决一进二出。所谓进，就是为年轻人上来创造条件，不要搞论资排辈。对离休、退休干部的安置，下决心把条件搞优越些，多花几个钱。［2］(pp.755-756)
直到晚年，邓小平仍念念不忘建立退休制度。1993年9月16日，在与弟弟邓垦的谈话中，邓小平说：“我退休是党中央全会认可和批准的。我的意思是建立退休制度。没有退休制度，我们的事业难以为继。长久下去，会背起一个大包袱，一堆老人。不仅是数量问题，更重要的是活力没有了，战斗力没有了。”［2］(p.1364)
6以身作则——从半退到全退
对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邓小平身体力行。邓小平多次表达过退休的愿望。但是，他的愿望迟迟没有实现。因为在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全党全国需要他的智慧和经验。在当时，没有人的威望和能力可以取代他。因此，每当他提出退休的请求时，在党内都有强烈的挽留之意。作为伟人，他自然也身不由己。因此，他的退休也经历了一个从半退到全退的过程。
1979年7月7日在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作报告时说：我现在实在想退休，也不是真的完全退休，是当顾问，提点意见。［3］(p.533)
1980年在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时，邓小平明确表示准备在一九八五年退休。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迈克?华莱士采访时明确表示：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你也知道，我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谈话时说，我干到一九八五年就行了，现在超过一年了。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希望早退休。但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在党内和人民当中很难说服。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政策能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4］(p.174)
1987年9月11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冢本三郎率领的日本民社党第八次访华团。在谈到十三大使领导机构成员年轻化问题时说：我的本意是完全退休，提了好几年，但大家不赞成。从现在的情况看，从中国人民的愿望来说，还需要我。我搞半退休，这能实现政治局常委的比较年轻化，又能保证自己还能起应该起的作用。这种处理方法是中国式的，别的国家没有，只要在中国行得通，也是可以的。［2］(p.1207)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在北京召开。大会同意邓小平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也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但仍留任党和国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部分实现了邓小平退休的愿望。 1987年12月25日上午，邓小平会见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阿拉伯也门全国人民大会总书记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在谈到中共十三大时说：最近召开的十三大很成功，对我们国家和人民来说，是一个解放的大会，它进一步解放了党和人民的思想，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今后我们的经济会搞得更活，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条件会更好。对我个人来说，也算是一个解放。我现在处于半退休状态，争取过一段时间全退下来。［2］(p.1220)
1989年9月4日上午，邓小平在住地同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杨尚昆、万里谈话，主要商量自己退休的问题。他说：退的决心我已经下了好几年了。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退的方式，越简单越好。［2］(p.1287)
他还说：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上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如果我退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就还能起一点作用。因为在国际上了解我这个人的不少，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影响他们同中国的关系的因素之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考虑到中国的安全，现在退比发生了事情退或者在职位上去世有利。退的决心我已经下了好几年了。我曾多次提出，是真心的。［4］(p.315)
1989年11月6日至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全会高度评价邓小平对党和国家建立的卓著功勋。全会通过了《关于调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由江泽民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90年3月21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举行。会议决定接受邓小平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江泽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这样，邓小平提倡的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愿望终于在自己身上得到了完全的实现。
7成果丰硕——党章和宪法废除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起了任期制和退休制
邓小平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努力变成的实实在在的制度。
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公布，这是中共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文件，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该决定指出：妥善地安排新老干部有秩序有步骤地实行适当的交替，已经成为当前摆在我们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成为新的历史时期中，党和国家干部制度根本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证新老干部适当交替的顺利进行，并使一切将要退下来的老干部都能得到妥善的安排，中央认为，建立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是必要的。
《决定》对老干部离休退休年龄的界限作出了规定：担任中央、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书记、省政府省长、副省长，以及省、市、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干部的，正职一般不超过65岁，副职一般不超过60岁。担任司局长一级的干部，一般不超过60岁。决定同时明确指出：选拔中青年干部，必须坚持德才兼备、年富力强这个正确标准。如果选拔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国家机关领导干部时总是在60岁以上的同志当中打圈子，拿不出魄力，打不开局面，就会贻误我们的事业，就会犯不可原谅的历史性错误。
1982年9月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中央顾问委员会每届任期和中央委员会相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因年龄和健康状况不适宜于继续担任工作的干部，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或者离职休养，或者退休；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每届任期和同级党的委员会相同。党章的规定，也从理论上终止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1982年12月2日通过和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任期制作出了科学的规定：委员长、副委员长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中央军事委员会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些规定从神圣宪法的角度，终止了长期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是中国政治文明的重大进步。
1985年9月16日，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同意一部分老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三个委员会成员的请求提请全国代表会议审议的报告》。
1985年9月18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认真讨论了局部调整中央领导机构成员问题。会议认为，为使党的领导机构保持旺盛的活力和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已成为关系全局的重要问题。会议高度评价了请求退出中央三个委员会的老同志的高尚风格。会议一致赞同十二届四中全会《关于同意一部分老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三个委员会成员的请求提请全国代表会议审议的报告》，同意叶剑英、邓颖超等64位同志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李井泉、肖劲光等36位同志不再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黄克诚、王从吾等31位同志不再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会议增选了中央委员56人，候补中央委员35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56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31人。这次局部调整后，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员分别为343人、182人、129人。鄧小平高度评价这次新老交替的成果：“一批老同志以实际行动，带头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干部制度的改革，这件事在党的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4］(p.145) 结语
纪念邓小平，继承和发扬他的伟大思想，对我们正在深化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推动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已经近四十年了。回顾邓小平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干部职务任期制和退休制、实现新老交替的伟大改革，给我们以无限的启迪。
第一，改革要有坚定的信心。任何一项改革都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意见和阻力。只要认准了的事情，就应该信心百倍地干下去。邓小平在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正常的退休制度方面，曾经遇到了强大的阻力。1982年2月25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摩洛哥首相马蒂?布阿比德介绍中国机构改革问题时指出：“机构改革首先涉及到一批对革命有贡献的老干部、老同志，他们要离开工作岗位，退休、离休，或到荣誉岗位上去。这不是涉及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的问题，而是几十万、几百万人的事情。这也是得罪人的事，而且得罪的是大批的好人、有功的人。”［2］(p.802)但是，邓小平没有向阻力和压力屈服，而是坚定地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如果他屈服于阻力和压力，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大事就不可能比较顺利的完成。因此，改革者在改革的过程中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心和决心，不可瞻前顾后、错失良机。
第二，改革要有科学的方法。改革固然是好事，但是，如果改革的过程中，不注意采取科学灵活的手段和方法，改革也难以取得成效甚至有失败的可能。古今中外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明明一个好端端的改革，就因为方法和手段不当而失败。邓小平不愧为有大智慧的改革家，他就很好地把握了科学的改革方法。如果他不设立顾问委员会作为过渡，不作出暂时的妥协和让步，最终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就会异常艰难。而恰恰是他把握了科学的方法，经过十年左右，中国实现了正常的新老交替，最终废除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作者简介：蒋华志，男，1963年生，四川苍溪县人。乐山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国际关系史。
关键词: 邓小平；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退休制；干部年轻化；新老交替
【中图分类号】A7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2236-1879(2017)08-0281-04
时间飞逝，永不回头。二十年的光阴转瞬而过。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二十年了。邓小平，这位开创了中国历史新篇章的历史伟人，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重大弊端之一。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以超人的胆略和见识，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任期制和退休制，实现了制度化的新老交替，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业创造了良好的组织基础和干部基础。
1形势严峻——干部队伍老化，人才青黄不接
一个国家的正常发展，不能仅仅建立在个人威信上，而要建立在科学合理的制度之上。如果仅仅建立在个人威信之上，绝对避免不了人亡政息的悲剧。在中外历史上，人亡政息的悲剧不断上演。当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在位的时候，国家和社会能得到很好地发展。但是，当强有力的领导者离去以后，国家和社会就会发生混乱。自从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以来，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了人亡政息的局面。苏联的领导人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以前，全都实行领导职务终身制。列宁病死任上，斯大林病死任上，勃列日涅夫病死任上，之后的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同样病死任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执政27年，同样病死任上。没有任期，没有退休。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必然僵化、凝固，弊端丛生。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干部队伍老化、人才青黄不接的情况已经十分严重。从中共最高层看，年龄结构就十分令人担忧。在1979年，叶剑英已经82岁，邓小平已经75岁，陈云已经74岁，李先念已经70岁。汪东兴已经63岁，陈锡联已经64岁。中共一号领导人华国锋算年轻的，也已经58岁。自然，由于没有退休制度的安排，中共高层以下干部队伍老化情况也十分严重。
干部队伍严重老化，对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人浮于事，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由于实际上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老的下不去，新的上不来。因此，邓小平忧心忡忡，大力呼吁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正常的退休制度，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
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就指出：建立退休制度，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朝气蓬勃的大问题。［1］(p.226)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又指出：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1］(pp.331-332)
1981年7月2日上午，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座谈会上讲话指出：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这个问题，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是十分迫切了，再过三五年，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要来一次灾难。［2］(p.753)
1982年1月13日下午，邓小平在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精简机构时痛切地指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這是一场对体制的革命。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下面的干部。这确是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不能容忍，我们党也不能容忍。所有的老干部都要认识到，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也是我们老干部的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是我们对党的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也是对我们每个人党性的一次严重考验。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亡党亡国。如果不进行这场革命，不论党和政府的整个方针、政策怎样正确，工作怎样有成绩，我们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党和政府的机构这样缺少朝气、缺少效率，正确的方针、政策不能充分贯彻，工作不能得到最大的成绩，我们怎能得到人民的谅解，我们自己又怎能安心？这件事情必须解决，而且早就应该解决。［2］(pp.797-798)
2巧妙过渡——设立顾问委员会
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是当务之急。但是，怎样废除这一制度？邓小平对此有深刻的思考。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必然会遇到极大地阻力。对那些刚刚被解放出来的干部来说，更有很多抵触情绪。正当一些干部年富力强、可以好好干一番事业的时候，许多人被打倒了，失去了宝贵的工作机会。正当这些干部被解放、重新出来工作的时候，又要让这些人退休，自然许多人想不通。如果快刀斩乱麻，让年事已高的同志彻底退休，必然引起种种不满和怨气。因此，从当时的干部队伍的实际出发，邓小平等设计了一个变通的办法——设立顾问委员会。这样，老同志既可以发挥顾问和参谋的作用，相对年富力强的新同志也可以走上领导岗位，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1980年6月27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谈对历史决议稿的意见后，在听取准备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汇报时说：赞成成立中央顾问委员会。恐怕得立一些庙，菩萨才好安置。老同志安排好以后，就可以把中年同志提拔起来。老同志的安排，一方面组织上要想办法，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要提过高的要求。不在其位了，相应的有些待遇也可以改变一下。［3］(p.650) 1982年7月3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明确指出：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经过两三届党的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1］(p.441)
1982年9月13日，邓小平出席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他在讲话中对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性质和职能做了清楚的说明：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我们就讲要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这个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恐怕都比我们解决得好。我们干部老化的情况不说十分严重，至少有九分半严重。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就缺乏活力。现在着手来解决，采取顾问委员会这种过渡的形式，比较合乎我们的实际情况，比较稳妥，比较顺当。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在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顾委的任务有四条：一是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二是协助中央委员会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三是在党内外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四是承担中央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任务。顾问委员会的工作，总的说就是要按照新党章办事。顾问委员会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第二，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要联系群众。第三，在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方面以身作则。搞精神文明，关键是以身作则。［4］(pp.5-6)
1983年4月28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日本前外务大臣樱内义雄一行。在谈到干部队伍年轻化时说：我们现在准备花十年的时间，逐步使干部年轻化。我们党的权力机关是中央委员会。为了新老交替，我们设立了顾问委员会，我是这个顾问委员会的主任。世界上别的国家都没有顾问委员会，就我们有。我们这个党是个老党，老人多，不妥善安排也不好。［2］(p.903)
3老干部让贤——新老交替的关键
要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实现新老交替，老干部、老同志的态度极为关键。如果老同志不愿意让贤，那么年轻干部就没有发展和上升的空间。老同志为党和国家工作了一辈子，其精神可圈可点。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干部、老同志身体状况已无法适应繁重的工作，知识结构也难以跟上时代的发展。因此，老同志必然要退出领导岗位。当然，在马上退出领导岗位的问题上，部分老同志是开明的，当然有不少的老同志思想不通。因此，邓小平大声疾呼、谆谆告诫老同志和老干部：要從党和国家的大局出发，在新老交替中起好模范带头作用。
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中指出：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怎样解决等等。庙只有那么大，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因此，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要从大处着眼，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不要一涉及到自己的具体问题就不通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1］(p.193)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的报告中语重心长地指出：老同志现在的责任很多，第一位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认真选拔好接班人。选得合格，选得好，我们就交了帐了，这一辈子的事情就差不多了。其他的日常工作，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的事情。第一位的事情是要认真选拔好接班人。［1］(p.227)1981年7月2日上午，邓小平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座谈会上讲话指出：解决干部年轻化这样一个大问题，关键是老同志带头，真正要开明，真正要从大局着眼。有没有人？我看找十万、二十万都有。问题是我们下不下这个决心，大家是不是好好地去做工作，去了解，去发现。提出选拔中青年干部的任务以后，要着手去做。做，要有个目标，要具体化。现在就是要大家来讨论怎样具体化。不开明可不行呀!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的，老实说，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叫我们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我们两个人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选拔中青年干部这个问题。我希望在座的同志，凡是超过六十岁的同志，都把这个问题当作第一位的任务来解决。［2］(p.753)
4干部四化——选拔新干部的四条标准
如果说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是破旧的话，那么，选拔一批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就是立新。
对选拔年轻干部的标准，邓小平开始是提“三化”，即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1980年12月20日和李先念、陈云、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姚依林听取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在谈到选拔中青年干部问题时指出：用先进后出来解决领导班子问题是个有效办法。要充分发挥老干部的积极性，稳定老干部情绪，但要进人，要逐步实现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否则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3］(p.698)
1980年12月25日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并作题为《贯彻调整方针，改善党的工作，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指出：要有步骤地和稳妥地实行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3］(pp.699-700)1981年7月19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谈到中国的干部问题时指出：总的来说，我们干部队伍在老化。过去我们实际上存在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这要废除，要逐步实现干部队伍的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2］(p.761)这是目前所见，邓小平首次提出干部四化问题。此后，邓小平多次谈到干部四化问题。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还谆谆教诲：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 在邓小平看来，干部四化中，革命化是前提和条件，是关系到干部的政治方向和立场的问题。1982年10月19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齐亚?哈克时指出：为了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的活力，我们要使各级领导逐步实现年轻化，这是个方向。我们党的十二大在这方面迈出了很大的一步，但是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今后要继续努力，使我们的领导层在革命化的前提下，实现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2］(p.861)1983年6月11日在与来访的金正日会谈中，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准备交班，要找年轻人上来，帮助年轻人接替我们，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任务。由于我们党武装斗争的历史特别长，现在老人很多，这就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因此，我们提出，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要逐步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其中革命化是主要的。［2］(p.912)1984年6月21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缅甸副总理兼计划、财政部部长吴吞丁时指出：我们中国现在存在着干部老化问题，是个很大的弱点，所以我们提出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也叫干部“四化”。这件事不做不行，否则目标是空话。不论怎样难，一定要坚定不移朝这方面走。［2］ (p.982)
邓小平对中国干部队伍年轻化充满无限期待。1986年11月3日上午，邓小平会见美籍华人陈省身教授时指出：“中国目前人才往往从五六十岁的人中挑选，这样就不能体现活力。中国只有出现三四十岁的政治家、科学家、经济管理家和企业家，并由这批人担负重任，国家才有活力，政策才能保持长久。”［2］(p.1151)1986年11月9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指出：“哪一天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就好了。同样，我们也希望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要制定一系列制度包括干部制度和教育制度，鼓励年轻人。”［2］(p.1153)
5先进后出——干部新老交替正确的路径选择
实现新老交替，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在新老交替的路径选择上，邓小平设计了“先进后出”、“先上后下”的科学路径。的确，老干部不下去，新干部不上来，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后继无人。然而，鉴于当时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如果让老同志、老干部马上退下、新干部马上上来，各项工作必然限于混乱与停顿。因此，邓小平科学地设计了新老交替的路径：先让新同志进来、在老同志的帮助指导下工作，最后老同志才退出领导岗位。这样，既可以继续发挥老同志的作用，又可以培养年轻干部。
1980年12月20日，邓小平和李先念、陈云、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姚依林听取中共中央工作會议各组召集人汇报。在谈到选拔中青年干部问题时指出：“用先进后出来解决领导班子问题是个有效办法。要充分发挥老干部的积极性，稳定老干部情绪，但要进人，要逐步实现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否则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不要这一条就难以为继。”［3］(p.698)
1981年7月9日上午，邓小平同杨尚昆、耿飚、韦国清、杨勇等谈话时指出：五年内，老同志要逐步退到第二线，找一些年富力强的同志接替。这个问题很迫切，因为事情总要有人来做。这次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陈云同志提出要着重选拔四十岁以下的领导干部，这就更难了。但难也要做。军队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其他问题好办些。对老干部的安置，最根本的办法还是搞离休、退休制度，着重搞退休制度。顾问要少，堆的人多了，庙腾不出来。要先解决一进二出。所谓进，就是为年轻人上来创造条件，不要搞论资排辈。对离休、退休干部的安置，下决心把条件搞优越些，多花几个钱。［2］(pp.755-756)
直到晚年，邓小平仍念念不忘建立退休制度。1993年9月16日，在与弟弟邓垦的谈话中，邓小平说：“我退休是党中央全会认可和批准的。我的意思是建立退休制度。没有退休制度，我们的事业难以为继。长久下去，会背起一个大包袱，一堆老人。不仅是数量问题，更重要的是活力没有了，战斗力没有了。”［2］(p.1364)
6以身作则——从半退到全退
对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邓小平身体力行。邓小平多次表达过退休的愿望。但是，他的愿望迟迟没有实现。因为在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全党全国需要他的智慧和经验。在当时，没有人的威望和能力可以取代他。因此，每当他提出退休的请求时，在党内都有强烈的挽留之意。作为伟人，他自然也身不由己。因此，他的退休也经历了一个从半退到全退的过程。
1979年7月7日在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作报告时说：我现在实在想退休，也不是真的完全退休，是当顾问，提点意见。［3］(p.533)
1980年在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时，邓小平明确表示准备在一九八五年退休。
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接受迈克?华莱士采访时明确表示：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你也知道，我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谈话时说，我干到一九八五年就行了，现在超过一年了。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希望早退休。但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在党内和人民当中很难说服。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政策能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4］(p.174)
1987年9月11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冢本三郎率领的日本民社党第八次访华团。在谈到十三大使领导机构成员年轻化问题时说：我的本意是完全退休，提了好几年，但大家不赞成。从现在的情况看，从中国人民的愿望来说，还需要我。我搞半退休，这能实现政治局常委的比较年轻化，又能保证自己还能起应该起的作用。这种处理方法是中国式的，别的国家没有，只要在中国行得通，也是可以的。［2］(p.1207)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在北京召开。大会同意邓小平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也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但仍留任党和国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部分实现了邓小平退休的愿望。 1987年12月25日上午，邓小平会见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总统、阿拉伯也门全国人民大会总书记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在谈到中共十三大时说：最近召开的十三大很成功，对我们国家和人民来说，是一个解放的大会，它进一步解放了党和人民的思想，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今后我们的经济会搞得更活，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条件会更好。对我个人来说，也算是一个解放。我现在处于半退休状态，争取过一段时间全退下来。［2］(p.1220)
1989年9月4日上午，邓小平在住地同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杨尚昆、万里谈话，主要商量自己退休的问题。他说：退的决心我已经下了好几年了。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退的方式，越简单越好。［2］(p.1287)
他还说：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上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如果我退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就还能起一点作用。因为在国际上了解我这个人的不少，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影响他们同中国的关系的因素之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考虑到中国的安全，现在退比发生了事情退或者在职位上去世有利。退的决心我已经下了好几年了。我曾多次提出，是真心的。［4］(p.315)
1989年11月6日至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全会高度评价邓小平对党和国家建立的卓著功勋。全会通过了《关于调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由江泽民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90年3月21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举行。会议决定接受邓小平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江泽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这样，邓小平提倡的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愿望终于在自己身上得到了完全的实现。
7成果丰硕——党章和宪法废除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起了任期制和退休制
邓小平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努力变成的实实在在的制度。
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公布，这是中共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文件，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奠定了极为重要的基础。该决定指出：妥善地安排新老干部有秩序有步骤地实行适当的交替，已经成为当前摆在我们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成为新的历史时期中，党和国家干部制度根本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保证新老干部适当交替的顺利进行，并使一切将要退下来的老干部都能得到妥善的安排，中央认为，建立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是必要的。
《决定》对老干部离休退休年龄的界限作出了规定：担任中央、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书记、省政府省长、副省长，以及省、市、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干部的，正职一般不超过65岁，副职一般不超过60岁。担任司局长一级的干部，一般不超过60岁。决定同时明确指出：选拔中青年干部，必须坚持德才兼备、年富力强这个正确标准。如果选拔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国家机关领导干部时总是在60岁以上的同志当中打圈子，拿不出魄力，打不开局面，就会贻误我们的事业，就会犯不可原谅的历史性错误。
1982年9月6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中央顾问委员会每届任期和中央委员会相同；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因年龄和健康状况不适宜于继续担任工作的干部，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或者离职休养，或者退休；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每届任期和同级党的委员会相同。党章的规定，也从理论上终止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1982年12月2日通过和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任期制作出了科学的规定：委员长、副委员长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中央军事委员会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些规定从神圣宪法的角度，终止了长期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是中国政治文明的重大进步。
1985年9月16日，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同意一部分老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三个委员会成员的请求提请全国代表会议审议的报告》。
1985年9月18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认真讨论了局部调整中央领导机构成员问题。会议认为，为使党的领导机构保持旺盛的活力和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进一步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新老交替，已成为关系全局的重要问题。会议高度评价了请求退出中央三个委员会的老同志的高尚风格。会议一致赞同十二届四中全会《关于同意一部分老同志不再担任中央三个委员会成员的请求提请全国代表会议审议的报告》，同意叶剑英、邓颖超等64位同志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李井泉、肖劲光等36位同志不再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黄克诚、王从吾等31位同志不再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会议增选了中央委员56人，候补中央委员35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56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31人。这次局部调整后，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员分别为343人、182人、129人。鄧小平高度评价这次新老交替的成果：“一批老同志以实际行动，带头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干部制度的改革，这件事在党的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4］(p.145) 结语
纪念邓小平，继承和发扬他的伟大思想，对我们正在深化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推动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已经近四十年了。回顾邓小平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干部职务任期制和退休制、实现新老交替的伟大改革，给我们以无限的启迪。
第一，改革要有坚定的信心。任何一项改革都会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意见和阻力。只要认准了的事情，就应该信心百倍地干下去。邓小平在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正常的退休制度方面，曾经遇到了强大的阻力。1982年2月25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摩洛哥首相马蒂?布阿比德介绍中国机构改革问题时指出：“机构改革首先涉及到一批对革命有贡献的老干部、老同志，他们要离开工作岗位，退休、离休，或到荣誉岗位上去。这不是涉及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的问题，而是几十万、几百万人的事情。这也是得罪人的事，而且得罪的是大批的好人、有功的人。”［2］(p.802)但是，邓小平没有向阻力和压力屈服，而是坚定地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如果他屈服于阻力和压力，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大事就不可能比较顺利的完成。因此，改革者在改革的过程中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心和决心，不可瞻前顾后、错失良机。
第二，改革要有科学的方法。改革固然是好事，但是，如果改革的过程中，不注意采取科学灵活的手段和方法，改革也难以取得成效甚至有失败的可能。古今中外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明明一个好端端的改革，就因为方法和手段不当而失败。邓小平不愧为有大智慧的改革家，他就很好地把握了科学的改革方法。如果他不设立顾问委员会作为过渡，不作出暂时的妥协和让步，最终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就会异常艰难。而恰恰是他把握了科学的方法，经过十年左右，中国实现了正常的新老交替，最终废除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作者简介：蒋华志，男，1963年生，四川苍溪县人。乐山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国际关系史。